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X年4月)合集

2009年4月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概要全球金融体系仍处于严重压力之下，因为危机正扩大到包括先进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住户、公司和银行部门。

经济活动的收缩正在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造成进一步压力，因为资产价值继续下降，威胁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并进一步阻碍新的贷款。

因此，信贷增长正在放缓甚至变为负增长，对经济活动进一步造成向下的压力。

私人部门大幅调整和公共支持计划已经在实施，促使出现了一些早期的稳定迹象。

即便如此，需要进一步采取果断和有效的政策行动和国际协调，以便恢复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并恢复市场的正常状况。

主要的挑战是打破金融体系与全球经济之间的螺旋式下降趋势。

在重新设计全球金融体系方面已经做出了可喜的努力，这应为持续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更加稳定、更有弹力的平台。

为了修复金融部门，需要采取政策消除银行和公司融资市场的压力，修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恢复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并限制为抗击危机而实施的政策所产生的非计划中的副作用。

所有这些目标都需要在困难的形势下做出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并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应对危机挑战的这种国际承诺和决心正在增强，正如二十国集团4月初峰会的成果所显示的。

如果不能彻底清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受损资产，并伴以重组及在必要时进行注资，那么，银行的问题有可能继续对经济活动施加向下的压力。

虽然受一些假设的限制，我们对从危机爆发到2010年所有持有者将承担的源于美国的资产的减记数额的最佳估计从2009年1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最新预测”的2.2万亿美元增加到2.7万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基线预测情景恶化。

在本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对减记额的估计已扩大到包括源于其他成熟市场的资产，尽管这些预测依据的信息更加不确定，但这种估计显示减记总额可达约4万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二将由银行承担。

过去几个月来，银行同业市场有所改善，但融资压力依然存在，银行在融资到期时获得更长期资金的渠道在减少。

虽然在许多司法管辖区，银行现在可以发行政府担保的较长期债务，但其融资缺口仍然很大。

结果是，许多公司无法获得银行提供的营运资本，一些公司难以通过发行较长期债务筹资，除非提供高得多的收益率。

因资产价格下跌，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危机期间面临压力。

养老基金受到严重打击——其资产价值迅速下跌，而政府债券收益率下降（许多养老基金用该收益率对其负债进行贴现）同时增加了其融资不足的程度。

人寿保险公司所持有的股票和公司债券遭受损失，在某些情况下显著消耗了其监管资本盈余。

尽管这些机构的大多数可能审慎地管理风险，但一些机构承担了更大风险，而没有充分意识到前面可能出现的潜在压力。

从国外市场撤资的步伐目前超过了总体去杠杆化过程，跨境融资的急剧下降加剧了几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

事实上，外国投资者和银行的撤资加上出口市场的崩溃，给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了融资压力，需要迫切予以关注。

新兴市场的再融资需求很大，估计2009年大约为1.8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需求来自公司，包括金融机构。

虽然很难预测，目前的估计是，2009年流向新兴市场的净私人资本将为负值，并且今后资本流入不太可能回到危机前的水平。

依赖这种资本流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在削弱，使官方补偿性支持变得更加重要。

尽管先进经济体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官方行动来制止螺旋式下降趋势，包括提供大规模财政支持和一系列流动性贷款机制，但需要进一步采取果断的政策行动，帮助恢复信心，并减轻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正在破坏经济复苏的前景。

但是，金融风险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转移带来挑战。

人们继续担心意外的扭曲，以及短期刺激成本（包括开放式银行支持计划）是否会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较长期压力合在一起，对一些先进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负担造成强大的向上压力。

另外，本国偏向正在形成，因为政府鼓励银行在本地贷款，并鼓励消费者保持本国导向的消费。

第一章讨论的这些风险代表了公共部门半个世纪以来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

我们在下面概述我们所认为的打破金融部门与实际经济之间的螺旋式下降趋势的关键要素。

当前的政策建议即使迅速采取政策行动，并以预想方式实施计划，去杠杆化过程将是缓慢而痛苦的，经济复苏可能会旷日持久。

估计伴随发生的去杠杆化和经济收缩在近期内将使美国、英国和欧元区的信贷增长收缩甚至变为负增长，在若干年后才会恢复。

鉴于这种困难的前景，需要果断地实施既定政策，并在必要的政策领域采取更为果断的行动。

然而，对这种行动的政治支持正在减弱，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公众因认为纳税人资金被滥用而日益感到失望。

确实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政府将不愿拨出足够的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政治反应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降低私人部门为有序缓解金融压力而建设性地参与融资的可能性。

因此，恢复信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政策回应的明确性、一致性和可靠性。

过去发生的金融危机已经表明，恢复银行体系正常运作需要数年，伴随金融危机的经济衰退往往更深入和更持久（见2009年4月期《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

同样的经历表明，如果政策不明确，未得到有力和迅速的实施，或未针对根本问题，那么，恢复过程会进一步拖延，按纳税人资金和经济活动衡量的成本会更大。

鉴于本次危机触及全球，如果受影响的国家以协调方式实施本国政策，则能增强政策效果。

协调与合作应建立在最近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创造的积极势头上。

金融政策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尤为重要，以避免各国行动带来不利的国际外溢效应。

具体而言，开展跨境协调时，如果能以更加一致的方法解决银行体系的问题，包括处理不良资产，那么更容易建立信心，并避免监管套利和竞争扭曲。

从短期来看，上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确定的、2009年2月七国集团公报明确认可的三个优先事项仍然是适当的：（一）确保银行体系能够获得流动性；（二）确定和处理受损资产；（三）对薄弱但有生存力的银行进行注资，并迅速清理无生存力的银行。

一般而言，第一项任务是针对中央银行的，而后两者是监管者和政府的责任。

第一个领域已经取得进展，但其他两个领域的政策举措似乎比较零碎和被动。

最近各国当局宣布的政策认识到需要处理问题资产，并评估银行对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的抵御能力，以确定注资需要。

这些是值得欢迎的步骤，随着详细措施出台，可能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和公众的怀疑。

以往危机的教训表明，当局需要采取更有力和有效的措施，来处理和解决金融部门的薄弱环节。

迅速评估银行生存能力并对银行进行注资。

需要重新评估机构的长期生存能力，以评估其资本需求，既要考虑到对迄今为止产生的损失的现实评估，也要考虑到目前进一步减记的前景。

为了把握西方银行体系总资本需求的数量级，我们进行了两组说明性计算，考虑到这些银行在2009-2010年的潜在进一步减记数额以及可能获得的收入。

计算依赖若干假设，其中有些是相当不确定的，因此，银行所需资本应被视作表示问题的严重程度。

第一组计算假设杠杆率（以有形普通股对有形资产的比率衡量）回到危机前的水平（4%）。

即使达到这种水平，美国银行需要约2750亿美元的注资，欧元区银行需要约3750亿美元，英国银行需要约1250亿美元，其他欧洲成熟经济体的银行需要约1000亿美元。

第二组说明性计算假设杠杆率回到90年代中期的水平（有形普通股对有形资产的比率为6%）。

为达到这一更高水平，美国银行需要约5000亿美元的注资，欧元区银行需要约7250亿美元，英国银行需要约2500亿美元，其他欧洲成熟经济体的银行需要约2250亿美元。

根据我们的预测情景做出的这种粗略估计表明，除了弥补损失外，额外的资金需求来自于市场目前根据资产价值和资本质量的不确定性而要求达到的更苛刻的杠杆率和更高的资本比率。

在不对使用有形普通股对有形资产比率的适当性做出判断的情况下，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如果优先股转成普通股（产生更多的能够吸收损失的一类资本），并且政府已对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某些不良资产的进一步损失提供担保，则上述数额将减少。

例如，在美国，近年发行的优先股数额相当大，如果转成普通股，则能帮助提高有形普通股对有形资产的比率。

在一些国家，政府已同意承担一些银行部分资产的未来损失的很大一部分。

因此，为了稳定银行体系并减少这种不确定性，需要三个要素：•监管者发挥更大的作用，确定机构的生存力和适当的纠正行动，包括根据今后两年的预期减记额确定资本需求。

•详尽和透明地披露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受损状况，由监管者根据一组具有一致性的标准进行审查。

•监管者明确所需资本类型（有形普通股或一级资本）以及为达到新资本比率要求而分配的时间。

公共注资的条件应当严格。

除了估计减记数额和可得资本外，银行监管者在评估银行的生存力时，还需要确信银行的融资结构、业务计划和风险管理过程是稳健的，报酬政策是适当的，管理是有力的。

具有生存力、但资本不足的银行应当得到政府注资，最好是鼓励私人资本参与，使资本比率回到足以恢复市场对银行信心的水平，并且，应当进行谨慎的重组。

在这些机构持有政府资本期间，其业务应受到仔细监测，股息的支付应受到限制。

应当认真审查报酬计划和可能对高层管理人员做出的更换。

需尽快清理无生存力的金融机构。

这种清理可能涉及合并，也可能实行有序关闭，只要不危及整个体系的金融稳定。

重组可能需要政府临时行使所有权。

目前无法吸引私人资金的状况表明，危机已深化到需要政府采取更大胆的步骤，不怕以普通股的形式进行注资，即使这意味着对机构行使多数甚至是完全的控制。

因此，政府可能有必要临时行使所有权，但必须打算对机构进行重组，以便尽快使其返回私人部门。

最重要的是，需要有足够的有形普通股使银行恢复运作，因为这是市场所要求的针对潜在减记持有的一类资本。

迄今为止，政府的多数注资采取优先股的形式，成本很高，可能损害银行吸引其他形式的私人资本的能力。

可以考虑将这些股票转换成普通股，以减轻这一负担。

进一步政策干预的不确定性也阻碍私人资本介入，因此，需要发出明确的信息，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

在系统性银行危机中，给予新债券持有人优惠待遇、使老债券持有人处于不利地位很可能破坏稳定，因为许多债券持有人本身是面临压力的金融机构。

当局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干预根据某些法律条件可能被视作“信用事件”从而引发信用衍生产品的交割，以避免对其他机构或市场造成进一步的系统性影响。

跨境合作和一致性非常重要。

对公共部门决定提供注资所依据的原则和注资条件进行跨境协调对于避免监管套利或竞争扭曲至关重要。

虽然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很难协调政策，但当局可以力图提供关于他们的建议与国外建议之间的比较，以提高明确性。

系统性地处理“坏资产”——资产管理公司与担保。

鉴于各国银行体系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持有不良资产的程度不同，采用了各种办法。

最重要的优先任务是选择一个适当的方法，确保它得到充分的融资，并以明确的方式实施。

然而，由于各国使用不同的技术，在评估资产价值及确定公共部门将承担的损失份额时，对所运用的原则进行协调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