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鲁迅论战
意气中的逻辑——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证浅析
双方都把 “ 资本家 的走狗 ” 当作论辩 的焦点和突破 口。 （ Ｐ Ａ Ａ ） ＭＡ ＾ｓ Ｍ— Ｓ Ｐ 粱 实 秋 对 冯 乃 超 的 反 驳 以 “ 凡 做 走 狗 的都 是 想 讨 主子 大 这个 三段 论 不 仅 形 式 有 效 ， 而且 也 是 意 气 浓 烈 ， 梁 实 秋 和 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 这个定义 为原理依据 ， 以“ 又 我还 针锋 相 对 。 不 知 道 我 的 主 子 是 谁 ” 事 实 根 据 ， 逻 辑 上 构 建 了 以 下 两个 为 在 从形式逻辑 的角度看 ， 方的推理都是合乎逻辑 的， 双 却又 三段论作为论 战的核心工事 。 是 相 互 矛 盾 、 互 否 定 的 。 既 然 如 此 ， 么 ， 们 凭 什 么 断 言 相 那 我 第一个三段论 ： 谁是谁非呢？关键在于双方 的大前 提是否正 确 ， 否为读者 是 收稿 日期 ：０ ０— １一ｌ ２１ ０ Ｏ
所以， 我不是资本 家的走 狗。
（ Ａ ＾Ｓ Ｍ－ Ｓ Ｐ ＰＭ Ｅ － Ｅ ） ￣
“ 拓荒者》 我是 资本家 的走狗 ， 《 说 是那一个 资本 家 ， 还是 所有 这两个推理既形式有效 ， 又守 中有攻 ， 严谨 的逻辑 中暗藏 的资本 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 ， 我若知道 ， 我一定 要带 着凌厉的“ 意气” 反击 ， 充分体现 了梁实秋 的功力 。 着 几分 杂 志 去 到 主 子 面前 表 功 ， 者 还 许 得 到 几 个 金 镑 或 卢 或 但 在鲁 迅看来 ， 这两个推 理 ， 与其说 是对手 稳 固的要 塞 ， 布的赏赍 呢。……我只知道不 断的劳 动下去 ， 便可 以赚 到钱 还 不 如 说是 致 命 的要 害 。 来维持生计 ， 至于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 去领金镑 ， 如何 可 鲁迅先 以其第二个三段论为突破 口： 这正 是 ‘ “ 资本 家的 以到 Ｘ Ｘ党 去 领 卢 布 ， 一 套 本 领 ， 可 怎 么 能 知 道 呢？ 走狗 ’ 这 我 的活写 真。凡走 狗 ， 虽或 为一个 资本家豢 养 ， 其实是 属 ” 反驳得不 同凡响 ， 俏皮 、 老辣 而意气颇盛 ， 且大有深 意。 于 所 有 的资 本 家 的 ， 以 它遇 见 所 有 的 阔人 都 驯 良 ， 见 所 有 所 遇 据说 ， 迅 读 到 此 文后 的反 应 是 ， 是 冷 冷一 笑 ， 后 道 ： 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 的主子 ， 鲁 先 随 正是 它遇见所 有阔人 乃超 还嫩一些 ， 这回还得我来 。（ 宋益乔《 梁实秋传》， 花文 都驯 良的原因 ， 百 也就是属 于所有 的资本家 的证据 。即使无人 艺出版社 ２０ ０ ５年出版 ） 于是就写下 了这篇传世经典 。 豢养 ， 饿得精瘦 ， 变成野狗 了， 但还是遇见所有 的阔人 都驯 良， 平心而论 ， 比较起来 ， “ 《 丧家 的…‘ 资本家 的乏走狗 ” 在 遇见所有 的穷人都狂 吠的 ， 过这时 它就愈不 明 白谁是 主子 》 不 论辩 的逻辑和技巧上 ， 都显得 比对手更成熟 、 更完美 、 更严谨 ， 了 。 这 段 话 的核 心 也 包 含 着 一 个 三 段 论 ： ” 因而 也 更 具 杀 伤 力 。 在 论 证 时 ， 迅 不 仅 熟 练 地 运 用 形 式 逻 鲁 不知道 主子是谁 的是所有资本家的走狗 ， 辑 ， 且 还 巧 妙 地 运 用 非形 式 逻 辑来 火 力 互 补 、 而 相辅 相 成 地 进 论敌不知道主子是谁 ， 行 推 理 ， 而 无 论 是证 明还 是 反 驳 都 具 有 强 大 的 、 容 置 疑 的 故 不 说服力和引导力 ， 使得 “ 意气” 的消长有利于 己方。 所 以 ， 敌 是 所 有 资 本 家 的走 狗 。 论
2021梁实秋与鲁迅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辩驳范文1
2021梁实秋与鲁迅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辩驳范文 在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坛上, 两位文学巨擘———梁实秋先生与鲁迅先生, 为各自的文艺理念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他们以 “硬译” 为导火索, 围绕着文学的“阶级性” 和 “超阶级” 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论战, 最终因鲁迅的辞世而作罢。
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文学是否具有阶级性。
梁实秋作为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领袖白璧德的入室弟子,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等西方文学家的影响, 对当时世界主流的资产制度是相当认可的,对方兴未艾的共产主义运动持否定态度。
他倾向于理解现实, 接受现实, 改良社会, 认为人类社会具有共同价值、普世价值。
鲁迅生活在苦难的旧中国,早年留学日本,尝试学医救国, 但未能学成。
后意识到中国人民的苦难不在于身体的羸弱, 而是思想的落后与麻木所致, 遂弃医从文, 试图唤醒国人。
他对旧有社会制度的腐朽和颟顸深恶痛绝, 认为与其在旧有世界上修修补补, 倒不如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他的观点与共产主义运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鸣。
他主张用对立和斗争的思维方式看待人类世界, 认为人类之间除了斗争和利用, 别无他物。
“1926 年, 刚从哈佛大学学成归来的梁实秋在《晨报副镌》上陆续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评〈华盖集续编〉》等文章”, 开始针对鲁迅的理念发难。
1927年, 梁实秋又在《复旦月刊》上刊发了《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 发表了与鲁迅观点背道而驰的不同意见。
稍后鲁迅便发表了《卢梭与胃口》一文予以回击辩驳。
至此, 两人开始为各自的世界观、文学观进行针尖对麦芒的辩论。
1929年, 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了《文学有阶级性吗》一文, 该文否定了文学具有阶级性,认为其论述的错误在于 “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
错误在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 同时强调 “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 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文学。
2021鲁迅与梁实秋信顺之争的原因探析范文3
2021鲁迅与梁实秋信顺之争的原因探析范文 摘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翻译界就翻译标准的“信”“顺”发生了激烈论战。
其中,林纾、严复为代表的近代译论体系在论战双方的翻译观念中都有所体现,成为了论战的依据;双方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存在文化、政治等利益上的矛盾,使得论战成为必然;而论战的两位主将在不同的文化教育环境中形成的迥异的个人翻译理念,成为论战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 信顺之争;鲁迅; 梁实秋; 翻译观; Abstract： Inthe 1930 s,fierce debates took place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regarding the “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 of translation standards.The system of translation theory mainly constructed by Lin Shu and Yan Fu was embodied in the translation views of both sides,which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debate,different social class stances of the two sid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made the debate inevitable,different personal translation views of the two leaders formed in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debate. Keyword： debatebetween 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 Lu Xun; Liang Shiqiu; views on translation;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中,中国近代新文学发展繁盛,这一时期的作家学者不仅进行文学创作,亦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
鲁迅梁实秋_人性_论战评议
・序跋与书评・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六期 鲁迅梁实秋“人性”论战评议● 蔡清富 发生于70年前的鲁迅、梁实秋论战,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但时代的风雨并没有洗刷掉这次论战的意义。
它像一块磁石,依然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1997年华龄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还有着不少的销售量,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呢?这是因为这次论战涉及的文化问题很多,如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民众与天才的问题,文艺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关于文学的翻译问题,等等。
其中,尤其是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理论意义。
而这个问题又是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人们总希望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中获取某种教益。
我国以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鲁梁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大多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的观点是正确的,梁实秋的观点是错误的。
海外有的研究者,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如挪威奥斯陆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说:“我多年前研读这场争论的印象是,鲁迅并不公平,论辩也有欠逻辑,文字上很不客气,还有人身攻击。
相形之下,梁实秋就理性得多,公平而且有耐心。
这场笔战的结果,就我的印象而言,是鲁迅得胜,但并不是他有理,而是因为他的文笔比较犀利。
不过,道理是在梁实秋这边的。
”(转引自《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7期)近年我国的研究者,也有人对过去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
1997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认为,鲁迅等人与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论战,是一种“错位的对话”,其理由是:“这场论争涉及面甚广,新文学的政治选择、文化选择、审美选择诸问题都在论争中被提了出来,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本质、功用、价值等问题,更应认真讨论、深入论争。
但是,由于当时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这次论争基本上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忽视了其他层面。
梁实秋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结论,在政治上自然是荒谬悖时的,但他立论的理论基础———新人文主义却主要根植于文化范畴和审美范畴,在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建设中,自有其参考性价值,绝非一无是处,比如追求审美的普遍性、永恒性,就本是古今中外文学的一个共同目标。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
梁实秋回国后发表文章，把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
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不满，撰文反驳，揭开了鲁梁论战序幕。
后来撰文又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
梁实秋不得不应战。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现在，凭借直感，他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
论战进入最高潮是鲁迅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文中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
鲁迅和梁实秋的笔战主要是围绕关于文学的阶级性和资本家的走狗、还有硬译、关于女子人格、关于不满现状、吐半口血看秋海棠等问题，一直持续到鲁迅逝世。
浅析鲁迅与梁实秋翻译论战
浅析鲁迅与梁实秋翻译论战摘要：本文拟从鲁迅与梁实秋关于翻译的论战入手，对比分析鲁、梁不同的个人经历政治立场，通过对鲁、梁关于“硬译”论战的追述，来阐释鲁、梁的翻译思想不同的原因，以期更好的理解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观。
关键词：鲁迅;梁实秋;硬译引言鲁迅与梁实秋，展开了一场持久论战。
论战始于梁实秋于1926年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表达了对新文学运动的不满。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反对当时文人们所强调的翻译文学的社会功利性。
然而鲁迅却强调文学应该具有社会和政治价值。
由梁实秋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而引发了鲁迅与梁实秋的持久论战。
长期以来，关于探讨鲁迅与梁实秋论战的文章也不少，他们大多以论战为着眼点来探讨鲁、梁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如“直译”“意译”“转译”，以及翻译标准的“信”“顺”问题，或者对鲁、梁论战本身进行梳理。
但是对探讨关于鲁迅与梁实秋论战的原因的文章为数不多，大多数文章都撇开政治原因，专谈文学或翻译思想;把鲁迅与梁实秋论战的原因和他们的翻译观放到一起来分析的文章较少。
所以，本文拟通过对鲁迅与梁实秋关于“硬译”论战的过程的追述，对比分析鲁迅与梁实秋不同的个人经历、政治立场等以此来揭示鲁、梁论战的原因，以期更好的理解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观。
一、鲁迅与梁实秋“硬译”争论的起始1.1鲁迅与梁实秋争论第一回合鲁、梁的论战始于1926年梁实秋在北京《晨报副镌》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文中将五四文学描写“人力车夫”说成是肤浅的人道主义，不符合理性的尺度。
1这引起了鲁迅的不满。
于是，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对梁实秋进行了批评“小说描写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学教授看了就不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下流人。
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 ”2这里大学教授和文人主要是指梁实秋和新月社的人。
3这可以算作他们论战的第一回合，鲁、梁结怨。
梁实秋1927年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说道：“鲁迅先生是小说家及…杂感家‟。
“信”与“顺”的交锋——鲁迅和梁实秋翻译论战的分歧探析
2412019年03期总第443期ENGLISH ON CAMPUS“信”与“顺”的交锋——鲁迅和梁实秋翻译论战的分歧探析文/宋柳霖【摘要】鲁迅和梁实秋在30年代的翻译大论战中存在很大分歧，存在分歧的方面涵盖翻译标准、欧化与归化、汉语发展以及重译等。
其中，鲁迅主张“硬译”、“宁信而不顺”，不仅倾向于欧化文，而且认为汉语需要凭借“拿来主义”来优化自身。
梁实秋则批判“硬译”，提倡“信”与“顺”兼顾，不赞成使用欧化文，而且认为中文文法不存在不精密一说。
论战的原因，是两人对翻译的认识不同，即翻译是该注重保持原文的感染性以启发国人还是注重通俗易懂以适用于大众。
【关键词】鲁迅；梁实秋；硬译；异化与归化【作者简介】宋柳霖，湖南师范大学。
目的；梁实秋的翻译目的是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种文字忠实地表现出来，给不懂原文的人看。
综上所述，鲁迅和梁实秋争论只因两人对翻译的理解不同，对保留原作风格的理解和主张有区别，争论焦点在于文句是否通顺，或者说行文是否欧化。
2.汉语不精密之争。
1931年在鲁迅与瞿秋白的翻译讨论中，鲁迅认为翻译过程中之所以“不顺”是因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
而解决汉语不精密的问题，鲁迅认为“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后来便可以占为己有”(黎照，1997：589)。
鲁迅提出对待翻译过程中这些“新造”的表达应“一方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因为这些表达也存在优胜劣汰，“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陈福康，2000：297)。
因而他在翻译上主张译文“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这点不仅出于“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李富根，1996：270)，还出于“输入新的内容，新的表现法”(陈富康，2000：296)以促进汉语发展、丰富民众表达。
而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汉语曾吸收佛教翻译表法，日语曾吸收西方文法表达，据此而论，鲁迅的观点有其可取性。
第8讲 鲁迅的文化论战
杂文的生命在于它的战斗性，在于它能够对各种时 弊迅速作出反应，加以抨击。 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 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 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
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小品文的危机》， 《南腔北调集》)
劣败的自然定律起作用的结果。
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 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
生活争斗的手段。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所以，无产者不能寄希望于通过革命暴动来改变自己的被 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否则，即使取得一时的成功，也还 是不能抗御优胜劣败的自然定律，因为经过自然进化后， 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据优越的位置，而无产者则仍是
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
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
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 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 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 平允……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 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
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 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 呐喊救不了国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国运动的一 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 百倍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 有能力的人才。(《胡适文存三集·卷八》)
什么事情都要干，干，干！那当然是名言，但是
大钊投身于激进的政治运动，胡适等人则信奉杜威的实用
主义，埋头做学问去了。对胡适之流，鲁迅却一直颇有微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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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与鲁迅论战梁实秋与鲁迅都是中国的著名文学家，他们为何会论战?论战的内容是什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与翻译的激烈论战，论战震撼了当时整个文坛，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
不仅如此，这场论战还史无前例地涉及到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文学作品中普遍的人性、文学的阶级性、文学批评的态度、翻译的标准等等。
除此之外，论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掺进了政治斗争的敏感因素，而这一点无疑会使论战双方的态度变得严厉甚至敌对起来。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鲁、梁论战过程中，两人一个似匕首、投枪奋勇向前，一个则如丈八长矛大摆天门阵，其战辞之激烈，战文之繁密，实为中国文史所罕见。
鉴于论战内容太过宽泛，论战背景极其复杂，本文拟尽量避开与政见有关的种种纠葛，只就论战所涉及到的翻译问题进行穷原竟委的分析，分析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翻译论战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上。
鲁、梁翻译论战始于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这篇文章发难的对象是刚刚出版的《文艺与批评》一书，《文艺与批评》是鲁迅从日译本编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
在译者附记中，鲁迅这样写道：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
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
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通过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找出鲁、梁翻译论战所涉及到的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句话是说本书不是直接从俄语翻译的，这将引出下文中的重译问题;在第二句话中，译者的能力不够是自谦语，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才是中心内容，它将引起下文中的翻译与汉语的发展问题;最后，鲁迅重申了本书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即自己历来所坚持的硬译这一翻译标准，它又将引出下面首先要讨论的翻译标准问题。
一、关于翻译标准问题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梁实秋指出，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文笔是极为简练流利的，而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或者说根本就没什么区别。
这里所谓的死译，实际上是针对曲译而言的，死译和曲译分别是直译和意译的极端表现形式，历来一直被译界所深恶痛绝。
梁实秋当然也英雄所见略同，他在文章的开头首先引用了陈西滢《论翻译》中的一句话：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
明眼人一看便知，陈氏这里只不过是在以讥讽的口吻点明死译和曲译实则是半斤对八两，死译与曲译之风一样断不可长。
而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梁实秋一方面认为曲译断乎要不得，另一方面却又从反面入手，指出一本书决不会从头到尾的曲译，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害人不浅的错误，读者终究还落个爽快，而死译一定是从头到尾的死译，读了也等于不读; 况且犯曲译的毛病同时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
梁氏如此阔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给下文作好铺垫，但他却于无形中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
我们知道，误译有悖于原文语意，传递的是错误信息，而作为不懂原文的读者，则很少能对这些错误信息加以识别，就此而言，上了译者的当，受了译文的骗，读者即使落个爽快，其危害无疑更甚于令人看不懂的死译。
此外，从客观上讲，犯了曲译的毛病，不见得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诚如死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我们同样可以说，曲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也是死译。
显而易见，梁实秋的这些论断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
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从《文艺与批评》中挑出三段译文，并指出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时，即遭到了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强有力的反驳：梁实秋的这些话，在我也觉得是废话，他认为要读这样的书，就是要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但地图并不是死图，而硬译即使离死译不远，照此类推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
其实硬译这一概念对鲁迅和梁实秋来说是具有不同含义的。
鲁迅将自己的翻译谓之硬译，显然并没有任何贬义，而只是把它作为直译的代替说法，这里的硬字，实际上是针对某些句法词法而言的。
他指出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而一经使用也就懂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需新造，或者说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
由此可见，鲁迅之所以要提倡硬译，无非是想更加忠实于原文，也就是对原文的信，至于他后来提出的宁信而不顺一语，只不过是针对宁顺而不信所表现出的暂时的意气用事罢了，因为他接着又进一步指出，这里的不顺，并非指要像赵景深那样把天河译作牛奶路，而是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
之所以如此，他在与瞿秋白的通信中说明了部分原因：译者面对的读者要分为不同的层次，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乙是略能识字的，丙是识字无几的，其中丙被排除在译文读者的范围之外，给乙类读者的译文要用一种特殊的白话，至于甲类读者，则不妨运用直译，或者说不妨容忍译文中出现多少的不顺。
早于1928年，梁实秋就在《论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的头一个条件就是要使人看得懂。
在他看来，硬译无异于死译，其危害更甚于曲译。
他曾不只一次地枚举过鲁迅硬译的例子，并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分析与批评。
他指出，之所以会出现硬译，主要是译者或于外国文无把握，或译不出来时勉强为之，或生造出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句法词法之类，或以硬译的方法跨过自己不懂的原文，或把改良国文和翻译搅成一团等等，他的这些指责显然都具有针对性，矛头所指就是被他称为硬译大师的鲁迅先生。
事实上，他的一些翻译观点可以说就是在对鲁迅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在《论翻译的一封信》中，他首先指责了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中的一例译文错误，然后指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如能不但对于原文的意思忠实，而且还对语气忠实，这自然是好的翻译;虽然能让读者懂，而误译原文，这种翻译是要不得的;既误译原文，而且还要读者硬着头皮去读，这是太霸道了。
他还为坏的翻译界定了三个条件: (一)与原文意思不符。
(二)未能达出原文的强悍的语气。
(三)令人看不懂。
并称三条有其一，便是不好的翻译，若三者俱备，便是最坏的翻译，可以看出，这里的三个条件显然也是针对鲁迅的译文而总结出来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梁实秋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一味地意气用事，比如在对鲁迅大加讨伐的同时，他也不失确当地对各种错误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与批评。
他指出：顺而不信与信而不顺都是极为错误的。
然后他又接着说道：硬译不必即信，顺译也不必即误。
误译，曲译，死译，硬译，都是半斤八两。
误译者不要笑硬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硬便能遮盖自己译的误;硬译者也不要笑误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误便能遮盖自己译的硬。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梁实秋批判鲁迅的硬译，他却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翻译标准，事实上，他当时的译作大部分也是以直译的形式出现，其特点是采用以句为单位的散文体，力求忠实地传达原文的语义，这从他后来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中也可以看到。
仅从理论上分析，我们看到的显然只能是婆理公理之争。
下面不妨将两人的翻译各引一段，让事实来印证其理论的可行性：It may be well first to premise that I do not wish to maintain that any strictly social animal, if its intellectual faculties were to become as active and as highly devel-oped as in man, would acquire exactly the same moral sense as ours. In the same as various animals have some sense of beauty, though they admire widely different objects, so they might have a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though led by it to follow widely different lines of conditions.Charles Darwin鲁迅译：我想，在最初，是有将(我)和恰如各各的群居底动物，如果那知底能力而发达到在人类似的活动和高度，便将获得和我们一样的道德底概念那样的思想，是(距离)很远的事，宣言出来的必要的。
正如在一切动物，美的感情是天禀的一样，虽然它们也被非常之多的种类的事物引得喜欢，它们〔也〕会有关于善和恶的概念，虽然这概念也将它们引到和我们完全反对的行动去。
梁实秋译：我首先要声明，我并不愿主张说，任何严格的群居动物，假如它的智力变得和人类一样活泼，并一样高度的发达，便能得到和我们完全相同的道德的感念。
同样的，各种动物都有一些美感，虽然它们所欣赏的是颇不相同的东西，故它们也许有是非的感念，虽然会被这是非的感念引导着去做颇不相同的行动。
对于鲁迅的译文，梁实秋说他看不很懂，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也会发现译文中的确有不少令人看不懂的地方，尤其是是(距离)很远的事和宣言出来的必要的两个成分，几乎和上下文联系不起来，可见梁实秋谓之硬译不能说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比较而言，梁实秋的译文虽然也运用了一些欧化句式，但读上去还是能够一目了然的。
此外鲁迅的译文在用词上显得过于生僻，梁实秋的译文则要通俗得多。
这里虽然不排除重译和直译而造成的差异，但译文本身基本上反映了两人的翻译风格，作为读者，我们当然也能够从中看出孰优孰劣。
然而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鲁迅的翻译在质量上历来都是有口皆碑的。
以俄国阿尔跋绥夫所著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段译文为例：那女人仍旧大叫，伊的病的悲痛的叫声响彻了全家，极像一个将要淹死的人的求救。
伊虽然诅咒，骂詈，责备，但其间并不夹着一些特别的憎恶。
这只是绝顶的无法的绝望的悲鸣。
在这本书的译后记中，鲁迅附有这样的声明：《工人绥惠略夫》一书几乎是逐字硬译的。
然而通读所引译例，我们却不能说它是死译。
正如李季在《鲁迅对于翻译工作的贡献》一文中所言：像这样的逐字译自然带有浓厚的译文气味，但显示了原文描写的细密，并不拖泥带水，这种风格是应该保持的。
的确，鲁迅在自己的翻译中所保持的基本上也就是这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