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刻本《两镇三关通志》
跋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刻本《两镇三关通志》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7-31 14:57:00 ] 作者：特木勒 居蜜 编辑：凌月仙仙
【内容提要】
本文在比较国会图书馆、天一阁和东洋文库本的基础上判定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刻本《两镇三关通志》是迄今所见存世最好的刻本。同时围绕和田清和司律义有关明代蒙古史研究的成就与缺憾，检讨《两镇三关通志》的史料价值。以明朝为正统的“华夷之辨”思想是《两镇三关通志》文本产生过程中的重要的制约因素。
【关键词】 《两镇三关通志》/尹耕/翁万达
一、国会图书馆所藏《两镇三关通志》
从1918年4月到1919年7月，美国农业部植物学专家施永高（Walter T. Swingle，或译“施永格”）在中国和日本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以下简称“国会”）搜购了大量典籍。在中国，他通过张元济等版本目录学专家的帮助，收集了413种地方志，其中包括2种省志、87种府志、324种县志。根据《国会图书馆馆员1919年年度报告》（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and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Library, 1919.以下简称《报告》）的描述，在上述400余种方志中，有很多种在当时“即使在中国都已经非常稀罕”，《两镇三关通志》（以下简称《通志》）就是其中之一。关于《通志》的价值和入藏“国会”的由来，《报告》说得很简略：
除了官修地方志，（施永高）还购买了大量的非官修地理著作，其中很多即使在中国都已经非常稀罕，佚名明朝官员纂修的《两镇三官通志》就是一例。该书是有关中国北方边界的记录，记载了迄至十六世纪上半叶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的入侵。也许是由于书中的反满倾向，此书没有被列入乾隆的帝国文献目录。①《报告》所谓“乾隆的帝国文献目录（Ch'ien Lung's
imperial catalogue）”，应该是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没有收录《通志》的原因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原因绝非所谓“反满倾向”（anti- Manchu tendencies）。《通志》是产生于16世纪中期明朝西北边镇的地方志，所反映的是长城中部沿线地方的历史沿革，其重点是明朝开国迄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明朝西北长城沿线的明蒙关系。《通志》虽然片言只语提及北宋末年金朝军队对北方边镇的占领，却完全没有涉及，也不可能涉及远在辽东边外，迟至17世纪初才崛起的满洲。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讲，《通志》都不会出现什么“反满倾向”，对于上引《报告》的后一段话，我们不必过于认真，但是《报告》的前一句话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诚如《报告》所说，在施永高搜购的大量方志中，《通志》的确是一种非常珍稀的中国地方志。近来的共同研究使我们对“国会”所藏《通志》数量上的稀有程度和精良的版本质量有了新的更多的认知。
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为国会善本书撰写提要，他最早研究了“国会”所藏《通志》，现征引他的描述如下：
《两镇三关通考》，残，存十三卷，八册，（国会）。明嘉靖刻本［十行二十一字（23*
16.2）］。按千顷堂书目卷八载是书作二十三卷，后来殊少著录，日本东洋文库亦有残本，缺卷十四至十八，比此书犹多五卷。考卷内叙事至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当即纂于是年。《凡例》云“志必有纪，所以具兴废制置之实，举政理得失之故，存规划谋议之概，寓劝善惩恶之微。兴废制置，事同于沿革官职表，而具其大；政理得失，详著于教化风俗考，而举其纲；规划谋议，散备于法制经略考，而存其概；劝善惩恶，杂见于名宦人物昭鉴传，而寓其微。”然则全书凡五纪、二表、四考、三传。此仅存五纪：卷一至四为宣府纪，卷五至十大同府纪，卷十一雁门关纪，卷十二宁武关纪，卷十三偏头关纪。即所谓两镇三关也。卷内有“中岳山人戚希仲氏”长方印记。②除了这些，我们还注意到，该书每一册封面均有一满文印记，经过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齐木德道尔吉教授识读，其读音为“yang shu yihun i doron”，义为“杨书勋之印”。以往我们所知道的“国会”所藏《通志》的基本情况就是这些。
《千顷堂书目》卷八说《通志》全书凡五纪、二表、四考、三传，共23卷。但是现今存世的《通志》都已经残缺不全。早在明崇祯丁丑（1637）年时就有人说：“顷读《两镇三关志》及《乡约》、《塞语》诸书，恍见莘野尹先生留心经济，意其博综君子也。然不无怅怅于残编阙帙云……”。③ 这样看来，《通志》早在明朝末年就可能成为“残编阙帙”而令读者抱憾了。“国会”所藏《通志》是缺帙，中国内地和日本的图书馆的藏本也都残缺不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所藏《通志》是明抄本，只有二、三、七、九、十四共5卷；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所藏抄本是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抄录的；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存有卷一至十三胶卷，是根据“国会”藏本摄制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通志》也是胶片，与南京图书馆相同。
仅就卷数而言，诚如王重民先生所说，现存《通志》中以东洋文库（以下简称“东洋”）所藏《通志》卷数最多，比“国会”藏本还多五卷。《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描述：“两镇三关通志，二十三卷，不著撰人。明嘉靖刊。十四册，缺卷一四至一八，其他有缺丁”云，与王重民先生所说一致。我们可以肯定，“东洋”藏本最有价值的部分应该是最后五卷（卷十九至二十三）的内容，这是“国会”藏本所没有的。就利用《通志》的角度考虑，将这五卷内容和国会藏本结合起来阅读应该是学者最好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藏书机构陆续组织出版了一批规模大小不等的方志丛书，例如《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孤本方志选刊》、《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及其《续集》等。但是，这些地方志《丛刊》、《选刊》或者《汇刊》无一例外都没有收录《通志》。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也没有收录东洋所藏《通志》。200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大型类书《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其中的第17辑收录了“东洋”藏本《通志》。《集成》的编者说“天一阁范氏所藏全帙则在日本东洋文库。近得其缩影胶片，爰嘱复制还护。原书漫漶，拍摄后更难辨识。”④ 根据这段话分析，《集成》收录的《通志》底本胶片来自东洋文库。“东洋”所藏《通志》是否得自天一阁，不得而知。东洋藏本并非“全帙”，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如果《集成》所收《通志》是“东洋”藏本的全部，这应该是一件可喜的事。但令人费解的是，《集成》收录的这部《通志》只有四卷，也就是《宣府纪》部分。再加上“原书漫漶”也就是“缺丁”甚多，经过拍摄和还原等多重工序，清晰度并不是很好。更令人费解的是，《集成》收录的《通志》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刊本，而更像是抄本。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东洋藏本不止一种，除了刊本之外，另有一抄本，他们把抄本制成胶片并借给了《集成》编者；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洋文库的藏本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抄本，他们把其中四卷制成胶片借给《集成》编者。当然，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集成》收录《通志》，远没有达到方便学人，推进学术的预期目标。
天一阁博物馆藏有《通志》，是明刻本，存卷一至十三，十二册。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描述，天一阁藏本与“国会”藏本卷数相同。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古籍书店出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收录天一阁所藏明方志107种；1990年上海书店组织出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收录109种明方志。至此，“天一阁明方志精华尽在于此”，谭其骧先生盛赞其事“造福士林，阙功匪细”。⑤ 遗憾的是，我们在《选刊》和《续编》都没有发现《通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2005年12月，我们奔赴宁波，在天一阁博物馆终于得以亲眼目睹该馆所藏《通志》。此《通志》是天一阁20世纪50年代访归书之一部。每册卷首都有“范氏天一阁藏书”印。我们看到，虽然经过修补，该书第5、10、11、12册有多处残缺。这应该是天一阁连续出版《选刊》及《续编》却都没有收录《通志》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大学的王雄和薄音湖两位教授在《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述略》中指出明代蒙古史的学者利用汉籍，尤其是稀见汉籍之艰难。他们说：“许多包含有丰富的明代蒙古史料的孤本秘笈、佳刊名钞，或束之高阁，酣然大睡；或遭虫蠹鼠啮，日渐泯灭，不得印行，学人难得使用，诚为至憾。”他们还说到：“明版书现在多已列入善本，管理较严，取阅既已不易，而一些海内孤本，庋藏者视为珍秘，更是轻易不示于人。有的国内只有残卷，全帙存于海外，一般人更是无由得见。有的一书分藏数馆，求阅起来十分不便。有的只见后来的排印本，原刻版则不知藏于何所，难于校勘。最困难的是目前国内多数图书馆善本书目或编纂未就，或秘不示人，使许多据文献考证可知其为有关明代蒙古史料的书籍，却无法查清其藏于何所，求借无门。”⑥ 这篇文章发表于1982年，讨论问题的视角是明代蒙古史。实际上中国内地历史研究的其他方向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同样的问题。在那以后的20余年中，中国内地出版了一批大型类书，例如《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等。王、薄两位先生所说的情况已经得到相当的改观。但是，仍然有一批中国内地图书馆所藏孤本秘笈未能收入所出版的上述类书中，文史学者研究的不便仍然存在。“国会”所藏《通志》虽然不是全帙，可以视为“国内只有残卷，全帙存于海外，一般人更是无由得见”这一类。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就《通志》前13卷来看，国会所藏《通志》是存世最好的刻本，非常珍稀。迄今为止所见的大量新出版的方志丛刊都没有收录《通志》；天一阁藏本已经残破；而《集成》收录的东洋所藏《通志》效果又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图书馆亚洲部能够拿出馆藏珍稀的《通志》，用现代高技术影印出版，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古籍善本丛刊》，其造福学林的重大学术意义自然毋须多言了。
二、《通志》的史料价值举隅
“国会”所藏《通志》只有十三卷的五《纪》。宣府、大同两镇和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各为一纪，但是内容和篇幅并不均衡。《通志》详于宣、大两镇，而略于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宣府纪》四卷；《大同纪》六卷，而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各仅占一卷。在五《纪》中，作者以编年体叙述两地的从先秦到明嘉靖时期的史事沿革。略于远而详于近，全书内容最丰富且最有价值的应该是明代部分，特别是距离作者生活年代较近的弘治、正德、嘉靖时期的记录。
“两镇”和“三关”都是明朝长城沿线的重要关口。这一带地区是北方游牧部族和中原农业王朝长期进行对峙、战争、贸易的地区。在明代，两镇三关是明朝长城中三边的重要关口，也是明朝总督、巡抚和总兵官等军官驻守的重要防地。《通志》所反映的主要是这一地区的历史沿革。众所周知，《明实录》是明史研究的渊薮，也是明代蒙古史、明蒙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通志》作为明蒙边界地区的地方视角下产生的文本，该书关于明代西北宣府大同等地长城边镇社会的记录，关于明代蒙古部落变迁和明蒙关系的记载都显示出《明实录》所不能替代的史料价值，在很多问题上都可以补充《明实录》的不足。这里，我们仅就所熟悉的明代蒙古史研究为例，讨论《通志》的史料价值。
吴郡志
武汉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地方志目录
序号 索书号 书名 责任者 版本 册[函] 备注 45
823 [绍定]吴郡志五十卷 (宋)范成大纂 汪泰亨等增订 民国十年影印 E081.17/1137第8函
824 0614 [绍定]吴郡志五十卷 (宋)范大成纂 汪泰亨等增订 民国十五年吴兴张氏刻本 12册 [2函] 另 E081.5/1118 /另宋元(京)1
825 续吴郡志二卷 (明)李詡纂 民国五年刻本 E081.17/1182第10函
826 [正德]姑苏志六十卷 (明)王鏊等纂 明正德刻本 /嘉靖间增刻本影印 天一阁续11-14 /北图珍本26-27
827 0618 吴门补乘十卷首一卷续编一卷 (清)钱思元纂 钱士錡补辑 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6册 [1函] 不全
828 0619 [道光]苏州府志一百五十卷首一卷 (清)宋如林等修 石韫玉纂 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 65册 [8函]
829 0620 [同治]苏州府志一百五十卷首三卷 (清)李铭皖等修 冯桂芬纂 清光绪八年(1882)江苏书局刻本 80册 [12函] 又0620A80册[13函]
830 [嘉靖]吴邑志十六卷图说一卷 (明)杨循吉等纂 图说曹自守撰 影印本 天一阁续10/四库存目:史181
831 [崇祯]吴县志五十四卷首一卷 (明)牛若麟修 王焕如纂 影印本 天一阁续15—19
832 0621 [民国]吴县志八十卷 曹允源 李根源纂 民国二十二年苏州文新公司铅印本 40册 [6函]
833 [隆庆]长洲县志十四卷 (明)张德夫修 皇甫汸纂 影印本 天一阁续 23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详目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详目
册次 种次 书名及著录
1
1 高州府志: 十卷 / (明)曹志遇等纂修影印本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编.--影印本.--北京:编者,1990.2.--第1册(1-149页)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刻本影印
2 雷州府志: 二十二卷 / (明)欧阳保等纂修影印本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编.--影印本.--北京:编者,1990.2.--第1册(151-416页)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42年(甲寅1614)刻本影印
2 3 粤大记: 三十二卷 / (明)郭棐纂影印本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编.--影印本.--北京:编者,1990.2.--第2册(545页)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间刻本影印
3 4 南宁府志: 十一卷 / (明)方瑜纂修影印本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编.--影印本.--北京:编者,1990.2.--第3册（341-549页）据日本内文库藏明嘉靖43年(甲子1564)刻本影印
5 太平府志: 三卷 / (明)蔡迎恩,(明)甘东阳纂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影印本//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编.--影印本.--北京:编者,1990.2.--第3册(159-340页)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5年(丁丑1577)刻本影印
6 宾州志: 十四卷 / (明)郭棐纂修影印本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编.--影印本.--北京:编者,1990.2.--第3册(1-157页)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15年(丁亥1587)刻本影印
4 7 严州府志: 二十五卷 / (明)杨守仁修 ; (明)徐楚纂影印本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编.--影印本.--北京:编者,1990.2.--第4册(563页)据日本德山毛利家藏明万历6年(戊寅1578)刻本影印
1927―1928年到日本内阁文库访书的中国学者
1927―1928年到日本内阁文库访书的中国学者
摘要自1880年杨守敬首开赴日访书之先河以来，日本的各大书肆、图书馆成为中国学者访书的必到之地，内阁文库就是其中之一，从1927年至1928年底先后有董康、胡适、袁同礼、马宗荣、张元济、郑贞文等多名中国著名学者到内阁文库访书。作为内阁文库司书，?靠诹?太郎有机会接待了他们，并写下了详细记录，包括这些学者所看书目，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对来访者的评价等，从一个不同以往的角度给这段广为人知的访书史料提供了佐证和补充。该文将这些记录系统收集并整理出来，以期给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访书内阁文库中国学者 ?靠诹?太郎
清末，杨守敬到日本访书在中日两国掀起了巨大波澜，开启了双方文化和学术交流的新纪元。从此，两国著名学者纷纷到对方国家访书，日本方面如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等人，他们的访书事迹见于钱婉约教授辑译的《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1]；中国方面如董康、傅增湘、张元济、孙楷第等人，不仅访书者本人记载了访书的详情，而且他们所接触到的人也留下了不少记录。国内的研究者可能对于这方面的中文资料比校熟悉，实际上他们的访书活动在日本的出版物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反映，这要归功于日本当时的一些图书馆员，如?靠诹?太郎对董康等人访书的记载、田中敬对杨维新访书的记载、长泽规矩也对杨守敬访书情况的研究等，其中以?靠诹?太郎的记录涉及的学者人数最多、最详细，且富有感情色彩。
l ?靠诹?太郎简介
熟悉这段访书历史的人，也许已经注意到?靠诹?太郎在上述访书学者的笔下曾经多次出现，如董康日记、张元济和马宗荣的来往书信中不止一次提到过他。根据王君南教授为《书舶庸谭》编制的索引统计，董康在日记中一共5次提到了?靠诹?太郎，两人的交情非同寻常。董康日记1927年3月23日记载：“十一时，偕田中、张杏生参赞及杨雪伦赴内阁文库。?靠诹?太郎出应客。”1935年5月6日记载：“与典藏主任?靠诹?太郎交契尤深。近年?靠诰?另畀他职，吾国凡参观者必须由使署开列所阅书名，函知外务省订期前往，不复如曩时之便利。”[2]而马宗荣给张元济的书信中则称“?靠谑衔?弟曾晤面过之友人。”[3]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目录
北图古籍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全120册,DJVU
【作 者】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丛书名】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出版项】 书目文献出版社 , 1998
【ISBN号】 7-5013-1388-1 / Z121.7
【原书定价】 ￥
【大 小】9.53GB
【格式】DJVU
【书 签】简单书签
【完整性】120册全,无缺页.收古籍473种,约8千卷,20万页
【清晰度】清晰(2274*3136*30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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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文本目录
经部
01(经)经部?周易集解/略例注(唐)李鼎祚邢涛辑纂
01(经)经部?尚书考异(明)梅鷟撰
01(经)经部?尚书谱(明)梅鷟撰
01(经)经部?三礼考注/序录/纲领(元)吴澄撰
01(经)经部?孟子节文(明)刘三吾辑
02(经)经部?诗辑(明)严灿撰
02(经)经部?春秋正旨(明)高拱撰
02(经)经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汉)何休撰
02(经)经部?春秋繁露(汉)董仲舒撰
03(经)经部?礼书(宋)陈祥道撰
03(经)经部?纬纤候图校辑(清)殷元正辑，陆明睿增订
04(经)经部?乐律全书(明)朱载堉撰
05(经)经部?续复古编(元)曹本撰
05(经)经部?集钟鼎古文韵选(明)释道泰撰
05(经)经部?埤雅(宋)陆佃撰
05(经)经部?增修复古编(宋)张有撰
05(经)经部?增广钟鼎篆韵(元)杨钧撰
05(经)经部?尔雅(宋)郑樵注
05(经)经部?集篆古文韵海(宋)杜从古撰
05(经)经部?博雅(魏)张揖撰
05(经)经部?尔雅新义/叙录(宋)陆佃撰(清)宋大樽校
06(经)经部?译语?不详
06(经)经部?增订华夷译语(明)火原洁撰
06(经)经部?西番译语?不详
06(经)经部?西天馆译语?不详
06(经)经部?暹罗馆译语?不详
06(经)经部?高昌馆译书?不详
06(经)经部?八馆馆考?不详 06(经)经部?百译馆译语?不详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
主编作者：林则徐、魏源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被遣戍伊犁，途经镇江，与老友魏源相会。那是1841年7月的一天，当晚两人同宿一室。此前一年，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曾指挥他的“翻译小组”编译英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集成《四洲志》，未及出版。当晚，林则徐将书稿全部交给魏源，希望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接受嘱托，一年后成书 ,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
《海国图志》主旨，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已是开风气之先的改革思想，而近代的军事科技资料，但凡能搜集到手，无不汇聚书中。可惜，这一切都未被国人重视
原序
《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林则徐)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
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
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
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修订稿
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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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
张献忠
2013-01-21 09:18:40 来源：《江汉论坛》2012年8期
内容提要：明中后期，商业性的出版空前发达，书商的市场竞争意识大大增强，很多书商在图书产品的开发、图书价格的制定、发行渠道和广告促销等方面都采取了积极灵活的竞争策略。至迟从万历元年开始，很多坊刻本图书的封面或扉页上还出现了“发行”、“发兑”等词，标志着商业出版已经出现刊刻与销售分离的情况，独立的发行商开始形成。
关 键 词：明中后期 书商 竞争策略
作者简介：张献忠，男，1973年生，山东平邑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编审。
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在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中，以盈利为目的的坊刻在出版业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除了建阳、杭州等传统的刻书中心外，还出现了南京、苏州、湖州、徽州等新兴的刻书中心，其中万历年间仅南京一地就有150家左右的书坊①。政府对书坊的经营一般不予干预，对商业出版来说，基本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没有敏锐的市场意识就会被市场淘汰。明中后期大部分书商都深谙市场经济之道，他们为了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胜，采取了各种竞争策略，积极开展市场营销。我们借鉴市场营销学的4P理论及相关知识，从产品(Product)开发及价格策略(Price)、发行渠道(Place)和广告促销(Promotion)几个方面阐述了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
一、营销学4P理论简述
4P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杰瑞·麦卡锡(Jerry McCarthy)教授最早提出的。所谓4P，是指包括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和促销(Promotion)在内的一整套营销系统。麦卡锡认为营销并不是简单的销售行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市场营销活动，实际上是将适当的产品和服务以适当的价格、适当的渠道和适当的传播和推广手段，投放到特定市场，从而促成特定目标受众购买的行为。
同治《袁州府志》版本问题
同治《袁州府志》版本问题
甘也达
【摘 要】Complexity has been revealed when several editions of Records of
Yuanzhou Government were collected during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One edition includes more pages in it; one has prints that read
“Mayor of Yuanzhou , Twenty-second Year of Guangxu”; the illustrations
of another edition are slightly different than the others’.Some scholars on
local records have listed two editions of Records of Yuanzhou Government
by Tongzhi -one printed in 1874, the other 1896, which renders
misunderstandings that there were two editions.Through de-tailed
research and comparison ,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edition –printed by Yuanzhou Government Department in 1874.The 1896 edition is
only a reprint from the original.%整理古籍过程中搜集到的同治《袁州府志》的几个馆藏原始文本呈现出复杂情况：有的本子比其他本子多出了几十个页码，有的本子某些书页版心刻有“光绪二十二年知袁州府长白惠格嵌补”字样，有的本子某些书页的文字绘图与其他本子有细微差别。而一些地方志研究者在其专著中则罗列了同治《袁州府志》的两个刻本，一为“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一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补刻本”。这使人觉得同治《袁州府志》似乎有两个版本。经过调查研究，比对分析，深入细节，廓清迷雾，可以确认同治《袁州府志》只有一个版本，即“同治十三年（1874）袁州府署刻本”。而所谓“光绪二十二年（1896）袁州府署补刻本”只是依照原文原图重刻了“同治十三年（1874）袁州府署刻本”中的几个书版，按今之说法只能算是对原版本作局部小修补后的第二次印刷本，而非同治《袁州府志》的另一版本。 【期刊名称】《宜春学院学报》
明代城池修筑管理述略
明代城池修筑管理述略
明代城池修筑管理述略
明代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视城池修建的王朝，学界研究明代城池修筑管理的力作主要有《中国城郭都市社会史研究》、《南京城墙志》等①。前者第二部第四章以《诸司职掌》和两《大明会典》为中心，考察与国都及其城郭建设相关的政府机构的职能，还着眼于剖析明代的匠户制及匠役制度。研究发现，两《大明会典》中关于南京、北京两京城郭等营造工程的记载较少，且所述内容大体相同；而对各地府州县城郭建设情况则没有只言词组。第五章以地方志中相关材料作为论述依据，对江南府州县城池建设进行研究。据其分析，各府州县的地方官在着手进行城池工程施工时存在严重的挪用公款现象，而到了嘉靖以后，府州县官员通过捐俸以筹措资金，地方乡绅也赞同此举，于是很多工程得以进行。《南京城墙志》有一章零一节介绍修筑明代南京城墙的督造职官、役作与建材、负责修缮南京城墙的管理部门、具体实施部门、有明一代的修缮经过。在前人基础上，本文对明代，特别是地方城池修筑的管理与措施、具体运作等情况，试图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政府态度与筑城活动概述
(一)政府态度
较之宋元，明代修筑城池的策略基本是一贯、积极而严厉的。其开国之君既以广筑墙等策略，驱元朝政权与各路英雄而立国。洪武三年(1370)，“朝廷视城为最重，岁必遣使巡行天下。凡偷惰者，重罪
之，弗贷”②。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宣敕谕武臣要求他们逐渐葺理所守城池。其它诸帝也多有训辞。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谕天下文武官员敕：“且如设立军卫城池，将御盗贼，军旅不练，城堡不修，队伍空缺，关防不谨，将何防御？”③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诏天下都司卫所修治城池，各地城池“遇有坍塌损坏，随即修理，合用材料支给官钞买办，不许因而生事扰人。若有坐视不行修理者，听风宪官纠举”④。正统六年(1441)，敕谕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门正官，因灾修政：“各处城池颓塌者，(都察院其行各处巡按御史、按察司官)亦督令于农闲时月，军民相兼修筑，不许违误。”⑤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尊立后妃诏中指出“城池之设，所以御暴卫民”⑥，要求各地修筑葺理城池。景泰二年(1451)，敕永平、山海、密云、居庸、白羊、紫荆、倒马诸关口守备都督、同知等官顾兴祖等曰：“即今春暖冻消，恐新修城堡壕堑坍损淤塞，尔等其巡视修浚，务在坚厚深阔，经久无虞，不许徒事虚文，以取罪愆。”
陈文烛生卒年确考及刻书考
陈文烛生卒年确考及刻书考
王波
【摘 要】陈文烛是明中晚期著名的作家,关于他的生卒年学界一直没有定论,考证其生卒年对研究他的生平经历与文学创作具有重要作用.另外,他在地方为官期间,有许多刻书,达二十一种,这也反映了他的特殊贡献.
【期刊名称】《山东图书馆学刊》
【年(卷),期】2019(000)004
【总页数】7页(P95-101)
【关键词】陈文烛;生卒年;刻书
【作 者】王波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256.22
陈文烛，字玉叔，号五岳山人，湖广沔阳(今湖北仙桃)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中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历寺副、寺正。隆庆四年(1570)，出任淮安知府。万历二年(1574)迁为四川提学副使，五年(1577)升任山东左参政，转漕储参政。官至南大理寺卿，致仕归，年六十岁而卒。陈文烛平生交友广泛，其来往友人中不仅有谢榛、王世贞、吴国伦、徐中行等复古派巨匠，也有茅坤、归有光等“唐宋派”大家。
1 陈文烛的生卒年考 作为明代中晚期一位重要的作家，陈文烛的生卒年一直没有确论。据笔者所知，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一)在谭正璧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标注陈文烛生卒年不详，约万历八年前后在世，这是一种很模糊的表达。(二)在王学范主编的《王世贞抚郧诗文集》中，将陈文烛生年标注为1525年(此疑为其兄陈文燮的生年)，卒年未注。(三)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洪湖县志》谓其生于1542年，卒于1609年。而根据陈文烛同时代的李维桢《祭陈大理》一文，知陈文烛得年六十，因此《洪湖县志》的记载错误就显而易见了。(四)傅璇琮主编的《中国诗学大辞典》标注其生年为1535年，卒年未标。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明中期卷)也采用此说。(五)现在普遍采用的说法来自刘烈学先生的论文《陈文烛与〈二酉园集〉》，该文章称陈文烛生于1535年，卒于1594年，享年60岁。刘先生考证其生卒年依据的材料主要来自于费尚伊《市隐园集》。刘先生首先根据《寿大廷尉陈玉叔先生六十序》推论出陈文烛享年六十。再根据《故礼部仪制司主事陈立甫行传》载：“立甫生丙辰年(1556)某月日，卒戊戌年(1598)某月日。”[1]781以及《南京大理寺卿陈玉叔先生墓表》载：“立甫后公四年死于官，别有述。”[1]719得知陈立甫卒于陈文烛四年之后，陈立甫的卒年为1598年，刘先生据此推论出陈文烛卒于1594年。最后倒推，按虚岁算，陈文烛生于1535年。费尚伊是陈文烛的姻亲，曾受学于陈氏，并且与其子陈汝壁交好。因此这些记载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可是，细究“立甫后公四年死于官”这句话，这里的“四年”有一定的伸缩性。而且，没有明确的对其本人的生卒年时间记载，这种推论并不足以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