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积淀博大精深。
自古以来，先贤智者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诸多理论和观点，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独有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它反映了古代先民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和感悟。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代表了自然界的万物，人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了宇宙与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人们应该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界和谐共处。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发展，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
人们对自然界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和认知也越来越深刻。
同时，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也为不同文化和思想的交流提供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平台。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和观察已经远远超越了古代。
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联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
我们应该尊重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且要逐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环境。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始终是与自然环境的演变息息相关的，人类社会必须不断适应和应对环境变化。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社会不仅需要面对自然灾害等环境挑战，还要应对人口增长、能源紧缺、资源消耗等经济和社会问题，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不仅在古代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在现代成为了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
通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打造和谐社会、美好家园。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际-------社会发展学院哲学0801周艳内容摘要：天人关系古来有之，诸子百家各执一词，但他们都凸显出“从天而颂这一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从天而颂逐渐发展为人定胜天，天人合一，现今的社会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天人合一这一思路来处理好天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出尽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字：天人关系先秦儒墨道道自然从天而颂人定胜天天人合一和谐正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后成一家之言。
”似乎，天人关系在古代已经显现出了它的重要性，它曾是古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第一课题。
就如司马迁所言，他写《史记》并不是为了记述历史，也非“通古今之变”，而是为了探究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何谓天人关系？古往今来，天人关系无非就是指天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中，“天”主要指人所涉及的周遭环境的“自然之天”和人自身生命存在系统的“性命之天”，而“人”则指我们人类自身及其自身的理性。
对于天人关系的探讨，寻着历史的足迹，也逐渐鲜明起来。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在探讨如何治国时大都或多或少的涉及了“天人关系”这一领域。
其中，儒墨道三家比较凸显。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处理天人关系的时候对大自然也就是这个“天”表现出深深的敬畏之情，同时呢，也不反对人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一定要在遵循“天”的前提下。
孔子认为“天”指自然界，它是一切事物最后的主宰或终极根源，这是他的天命说里的理论，同时他还坚持要保持一种积极而理性的人生态度，主张要在限定的条件中积极有为，正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的天命观基本思想与孔子的类似，他也认为天是“人世之主宰”，同时他还指出人性善的根据在于“天”，而人要做的就是要“知天”、“事天”，要学着“尽人事知天命”，同时也要做到“立命”与“正命”，也就是说要致力于修身，对人生尽其道，依据礼义而行；而荀子则比较突出，他强调要“制天命而用之”，他虽然也觉得“天行有常”、“天人相分”，但是人与天是平等的，取消了“天”的神圣性，甚至将“天”看做人可征服的对象，当然这也不是指人可以任意妄为。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底指的是什么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底指的是什么展开全文“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句话被后来多次引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究天人之际：探索合理的天人观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人在思想领域进行探索的一个问题。
这里的“天”并非是大自然的意思，因此这里的天人关系也并非是人和自然的关系。
商朝时期，“天”也就是“帝”，是世界万物的主宰。
因此，这里的天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它具有神秘的力量。
天的意志被称为“天意”，天的行为法则被称为“天道”、“天理”。
三代时期，中国人认为天帝主宰万物，因此有了祭祀、占卜等迷信活动，由此也出现了“泄露天机”等词汇。
从周代以来，民本思想崛起，中国的主流思想从“尊天事鬼”变成了“尊天事人”，民本思潮出现。
到了春秋时期，先进的思想家不太重视对“天道”的探究，而是重点探究人类和社会。
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龟兆原意为占卜时龟甲受炙灼所呈现的坼裂之纹.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们并非否定天命，而是不去探究。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也就是承认天命、天道的存在。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兴起，天命学说又开始被重视起来。
就连从不说天命的儒家也开始说天命，如荀子就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也就是强调国君要利用天命为自己服务。
荀子的学说实际上就开启了新儒学的先河。
董仲舒汉朝时期，儒家开始大量吸收其他学派的学生，其中就包括阴阳学派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
董仲舒就是这一种学说的继承人，他的《春秋繁露》也就是让天命为君权服务。
司马迁生活在这个时代，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作为太史，具有记载历史、观测天象的职责，因而探究天人关系也是司马迁的一大目标。
司马迁未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他认为天上和人间的确有对应的关系，并且认为天有法则，也就是“天命”，他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载大变……为国者比贵三五。
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无疑是继承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观。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 引言1.1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思想与文化交流的过程。
人类自古以来就在探讨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探寻宇宙的奥秘，思考人生的意义。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各自探讨着道德、政治、宇宙等诸多问题，形成了多元的思想体系。
这些思想的交流碰撞，为后世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宋明时代，中国的文化达到了顶峰，各种学术思想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交流与融合。
多样的学术流派相互借鉴，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近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文化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
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为中国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通古今的交流更加频繁和紧密。
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地接触到各种古今文化，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思想火花。
通古今之变，不仅是历史的延续，更是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穿越时空的交流是历史的必然，尊重历史，传承文明，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与使命。
只有在通古今的交流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
【引言完】2. 正文2.1 先秦时期的思想碰撞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蓬勃发展期，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为后世的文化积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纷纷涌现，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都展现出了独特的见解和理论。
儒家注重礼仪和人伦道德，主张以仁义为本；道家强调“无为而治”，追求自然无为的境界；墨家提倡“兼爱”、“非攻”的思想，主张兼爱社会大众，反对战争；法家则倡导严苛的法治和严格的制度管理，认为人性本恶需依法治国。
这些不同的思想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和辩论，在争鸿渐渐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为后来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在后来中国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的自然主义与“无为而治”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影响了中国文化和政治；墨家的兼爱思想在后来的社会运行和道德伦理中也有所体现；法家的法治思想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史记全文言文翻译
太史公曰：夫学者载籍极博，考信于稽古。
吾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卒述先人之志。
夫学者载籍，多矣！吾所以著述，非敢自矜，盖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
吾闻之，黄帝、尧、舜，其兴也天也，其衰也天也。
故天有五行，以生以成，有刑德，以御四时，各有胜负，而相生相克。
是以黄帝、尧、舜，得之以成帝业，汤、武、文、武，得之以成王业。
至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莫不有述作，而其道不同，或以刑名，或以道德，或以仁义，或以法术，或以阴阳，或以纵横，或以农战，或以纵横，各以其道，欲求其志，而世之学者，莫能通其说。
吾故论其得失，而著其成败，以俟后世之君子。
吾读《春秋》，见其微言大义，若存若亡，使人有悲夫。
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吾读《尚书》，见其纪事详赡，言辞典则，使人有敬夫。
吾读《诗经》，见其言志抒情，美刺咸备，使人有怀夫。
吾读《易经》，见其变化无穷，包罗万象，使人有惊夫。
吾读《礼记》，见其礼义法度，详明备至，使人有畏夫。
吾读《春秋左氏传》，见其事详文富，议论精深，使人有服夫。
吾读《战国策》，见其辞采飞扬，策略巧妙，使人有叹夫。
吾读《楚辞》，见其辞藻华丽，情感真挚，使人有慕夫。
吾读《史记》，见其纪事详赡，文辞雄健，使人有叹夫。
吾读《汉志》，见其典籍详备，制度详明，使人有敬夫。
吾读《汉书》，见其文采斐然，议论深刻，使人有服夫。
夫学者，所以求道也。
道者，所以成圣也。
圣者，所以立教也。
吾欲以吾之学，求吾之道，成吾之圣，立吾之教。
吾闻之，孔子曰：“学而优则仕。
”吾故述吾之学，以求吾之仕，以成吾之教。
吾自幼好学，博览群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吾之志，在天下之治也。
吾之学，在圣人之道也。
吾之教，在吾之志也。
吾欲以吾之学，成吾之教，以教天下之贤士，使天下之贤士，皆成圣人之道，以治天下，此吾之志也。
吾之述作，非敢自矜，盖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俟后世之君子。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摘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对天文学的探索从古代就开始了。
古代天文学与现代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事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天文现象的影响。
文化传承与发展是人类持续探索宇宙奥秘的动力源泉，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在这一领域尤为突出。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深入挖掘历史智慧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为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个人思考与感悟是我们应该持续进行的探索，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和思考，我们才能更好地领略人类智慧的博大与深远。
【关键词】古代天文学, 现代科学, 历史事件, 影响, 文化传承, 发展, 科技创新, 历史智慧, 意义, 未来发展方向, 个人思考, 感悟1. 引言1.1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句话蕴含着对人类与宇宙、古代与现代之间关系的深刻探究和交流的意味。
人类自古以来就对天体运行规律和自然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探索着宇宙的奥秘，试图解开时间与空间的谜团。
古代的天文学家借助简陋的仪器和观测方法，勉力探索宇宙之谜，积累了丰富的观测数据和理论体系；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则进一步揭示了宇宙的奥秘，扩展了人类的认知边界。
通过对古代天文学与现代科学的联系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之路，以及古代智慧在现代科技中的传承与发展。
历史事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古代的智慧与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仍然深远。
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对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一主题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当今信息时代，只有不断创新、深入挖掘历史智慧，才能推动人类社会向更广阔的未来迈进。
2. 正文2.1 古代天文学与现代科学的联系古代天文学与现代科学的联系可以说是一门跨越千年的学科，虽然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时间跨度和发展差异，但它们之间却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和脉络。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摘要】人类历史的变迁中，究天人之际的探索与古今变迁的联系日益凸显。
历史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起伏，而文明交融则展现了灿烂多元的文化景观。
科技创新推动了社会发展，不断为人类提供动力与可能性。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因为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与认同。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反映出其对于整体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种探索与联系，激励着人类不断追求进步与发展，为未来的前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启示。
我们应当以史为鉴，不断思考与探索，不断传承与创新，始终坚信究天人之际，必将通古今之变，为人类的未来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关键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变迁、文明交融、科技创新、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意义、启示、发展、动力、人类前进。
1. 引言1.1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意味着探寻人类与天地之间的关系，探索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
通古今之变，则是指沿着历史的长河，观照古今变迁的脉络。
这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也是人类进步与创新的源泉。
通过究天人之际，人类得以深入探索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不断优化自身的发展路径。
与此通过通古今之变，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借鉴前人的成就与教训，指导我们更好地应对当下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只有不断深入思考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才能推动社会的持续进步，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必须不断学习、创新，才能不断超越自我，实现个体与整体的共同发展。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驱使人类迈向更高层次的力量，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
让我们共同努力，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之路，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2. 正文2.1 历史变迁的见证历史变迁的见证是我们理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重要方面。
历史是一部永恒的长卷，记录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见证着时代的更迭与演进。
浅析究天人之际
浅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生于西汉，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
司马迁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这是一部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至汉武帝元狩元年之间3000多年历史的巨著，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写作《史记》，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探究自然界与人事的关系，贯通古今社会变革的规律，形成自成体系的独特言论。
《史记》共130篇，包括十二本纪、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
《史记》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被称为“实录”“信史”，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出自《报任安书》，表达了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而决定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
不过，壮志之心终得偿所愿，司马迁为人类历史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终使其名垂青史，永为人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仅是《史记》精华所在，更是其学术思想的精华。
那么，《史记》是从哪些方面体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
所谓“究天人之际。
，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
这一直是古代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结论总是天能支配人事，天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司马迁早年所崇敬的老师董仲舒，就曾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自然与人事互相关联、互相影响。
他又以自然界有。
阴阳”、“上下”，比附封建等级制度，将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的一套封建伦理说成是永恒的法则。
他还将天描绘成是有意志的，鼓吹君权神授。
他同时认为山崩、地震、日蚀、月蚀等异常自然现象，都是上天对人们发出的某种警告。
董仲舒的这一套理论既含有将儒学宗教化的意图，又能为大一统的封建等级制提供理论的根据，理所当然地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风靡一时。
司马迁曾拜董仲舒为师学习《公羊春秋》，老师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有不少为司。
马迁所接受，然而，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本句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意思是：想要用它来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的学说。
全文如下：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
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
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
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
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
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
请略陈固陋。
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
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
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
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
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与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作为地球上最为高等智慧的生物，人类一直在探求自己与宇宙之间的关系，思考如何在变幻无常的世界中不断成长和进步。
而人类的探索之旅，正是一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程。
古代先哲曾经有过许多精妙的思考和深厚的智慧。
他们探求宇宙之大，追求心灵之高，踏过鱼跃龙门，穿过荆棘丛生之路。
他们以哲学思辨，将时间量化、天命轮转，指导着古代文明的发展。
其中的《易经》至今都被广泛应用。
从宇宙的发展规律，到人生的发展轨迹，都有生动的诠释和指导。
而随着科技不断进步，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也随之不断深入。
现代的科学家通过探讨各种科学实验，可视范围内的天体观测，以及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的隐形天体探测等等，开创了一段新的天人交往历程。
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量子力学到弦理论，每一次科学的进步都让人类对宇宙和人的认识不断深化。
在科学家的努力和不断创新之下，可能有一天我们也能看见宇宙的缩影，抵达宇宙的尽头，解密宇宙的本质。
思考古代智慧如何应用于当今社会的发展，不难发现，科技和文化，是两条不同的进步道路，却又相辅相成，缔结成了人类进步的一体化之路。
科技的快速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安全保障；文化的多元化则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精神享受和思想启迪。
这正是天人之间的深刻交往。
而当我们深入探究天人之间的交互作用时，不难发现，跨越千年的古代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现代社会的文化中。
比如，关于勤勤恳恳，勇往直前的传统美德还被广泛传承；关于尊老敬幼的优良家风仍然受到大多数人们的推崇；关于珍爱生命的观念则被每个人深深铭刻在心中。
这些都是古代先哲智慧的传承和发扬。
可以说，古代与现代的人类智慧之间虽然隔了千年，跨越了时空巨大的鸿沟，但它们之间的血脉联系却愈发紧密。
古代的思想和现代的科技虽然表面上不同，但内在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却不约而同。
在这个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回归古代智慧，返璞归真，摆脱表面虚华，重拾历史传统，让民族文化以更加精神的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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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天人之际”??关于《“究天人之际”?? 》，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究天人之际”??作者：未知内容提要上古时代“巫史同源”，天人相与的大主题，即是史家的份内事；本体论上的探讨，虽朴拙，但坚守之。
文字盛世后，一是史以文存，“文史不分”；二是经学独尊，史附于经。
受此两股变动之冲击，史学日渐把守不住本体论上的向度――先是让“天人之事”陷入汉唐谶纬神学之股掌，后又转手令其沦为宋明理学之专利。
迄至近世，史学“科学化”急流勇进，但偏好“阶级关系”之时代倾向，又让史学诸家讳言天人。
相反，受近现代“人本主义”激变的史学思潮，重人轻天，终让“天人和合”之史学本体论传统，卒成绝响。
故此，21世纪的“大众化”史学，基于“人性论”层面上的已有成就，重建宇宙本体论，它既要引入科学的“天命观”，和合天人；又要培育起基层民众的公共意识，推进公共历史学的现代发展；更要“送史下乡”，启蒙乡村，合理改写中国民间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史学天人关系宇宙本体论人性论??〔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132-05?おお?21世纪以来，中国史界已在“补课”和“超越”两点上――补“实证史学”之不足，超越西方史论――达成发展共识。
（周祥林：《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但取长补短也好，后来居上也罢，源头未清，则流绪何堪！相反，基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生发原型、初始学性及其“元问题”和问学本旨的历代衍变，逐一检讨史学本体论的建构流变史，进而拷问并重整史学“现代化”的本体论根基，当属关键。
??一、天人相与：“巫史同源”的古风及其意义??近世以降，学者论及中国“史原”，皆已关注“巫史同源”的原始习俗。
例如，梁启超先生要将三代时期列为中国学术的“胚胎时代”，证据就是说它孕育了中华民族一切的道德法律和制度学艺，而其学术特点，“全在天人相与之际，而枢纽于两者之间者，则祝与史皆有力也。
”此中，祝、史二者，是上古学术一水分流的两大亚种。
发展到后世，事繁业精，人员日盛，分工趋密，差距渐远。
对此，梁先生又发现，二者虽各有衍变和侧重――前者主天，有司祭、司历之别；后者近人，花开两枝――“志事的史家”（儒家之祖）和“推理的史家”（道家之祖）。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六》，《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年，第9页。
）但是，“天人相与”的主题和巫史共学的格局，依旧未大变。
有了梁先生的学术史发见，我们就可以理解，孙诒让先生整理《墨子》，洞悉出司马迁史学的一个最原本格调――“论六家之旨，尊儒而宗道”（孙诒让：《墨子传略第一》，《墨子后语上》，《墨子闲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
）它就不再仅仅只是秉承父志的家学结果了。
因为无论是“志事”者之“尊儒”倾向，还是“推理”者之“宗道”情结，二者在根源处，并无大异，早就是上古史学的合理遗存。
??初民时代，天灾盛于人祸，人类命运之厄，大体皆系于以天为代表的自然外界，故天人关系才是整个时代的“真问题”。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为解决这个“真问题”，人类也就催生了诸如此类“天人”对应式的叙说方式和思维格式。
此中，巫史之流辈出――他们总纳社会经验，基于方术迷信、神话故事、传说风谣等知识单元，由术及学，建构了最初口耳相传的学问――一种基于天人关系的原生态的“天学”，也就成长为中国上古史学之初型；传说时代的知识垄断集团――巫祝及其学术分野，亦浮出水面。
其实，冯天瑜先生通论中国学术流变，已将这些巫、史、祝、卜，称誉为“中华第一代学人”。
（冯天瑜：《中国学术流变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这些“天学”经营者，受神本文化熏染，亦巫亦史，身份诡秘，概以“天人关系问题”为中国学问的“元问题”，进而体天法地，依神道设教，亲自尝试着解读并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以期于消灾弥乱。
所以，在生民眼中，巫史“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足堪“沟通天人”的权威。
大凡祭祀、战争等部落要事，皆必请询于此辈，他们确然是当时最紧要、最务实和最受欢迎的人物。
从字源学上来看，“际”古体为“?H”，构字本意，强调的无非就是需要选择一个中介人，祭告上苍，通天达神，虚实相应，好去为生民提供出种种际遇和启示。
《国语•楚语》载，“民神杂糅，不可方物”，而左史倚相“能上下说于鬼神，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
”即其活例。
??总之，中国上古史学一直都有“究天人之际”的传统。
三代之世，“政”“教”难分，以“天学”演绎人事，顺从天地自然之理而确立人伦之序，由天及人，借史明道，实又开启后世“史学即道学”、“史学即仁学”之滥觞，而正统学问所要坚持的“敬天法祖”、“言道不言器”等诸多原则范畴，亦在成熟之中……20世纪里，德国人雅斯贝斯提出“轴心理论”后，众多国人受其启发刺激，试着要在这个“巫史不分”的时代，去为中国哲学寻求出一个远古的“突破”，故屡言“回归轴心”，概视三代哲学为“天学”。
殊不知，“巫史同源”的史学意义，实远在“东方哲学的选择与困惑”之上！（余敦康：《回到轴心时期――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三先生关于易道的探索》，《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附录三，学林出版社，1997年。
）??二、变异与离合：从“文史不分”到“经史不分”??文字兴盛之后，上古史学借助巫史口耳相传的发展范式突生转变――以文记事，载之方册，文章笺注之学应运而生；口述史学终成式微。
更重要的是，此等器物层面上的技术翻新、知识传播上的样式革命，同时还激起知识载体、形态、属性、观念、制度等多方面的连锁反应：一是文字崇拜之社会风气和魏晋时期中国文学走向自觉等诸多因缘，渐次又新造出一个“文史不分”的统系，贯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始终。
自此，史以文存，无文则无史！二是历史知识世俗化――知识从巫师的神殿庙堂中走出来，进入公私学堂、散诸江湖之后，“巫史二分”，势不可挡。
迄于魏晋时代，史官文化日见成熟，制度安排之下，史有定官定职，巫史终告分离。
??但是，史学在走出神本文化、剥脱宗教性外壳时，却未能趁机自觉长成“自为”的独立主体。
相反，与其同时代为世俗化激励的“诸子学”，各引一端，迭相登台竞技；迄于两汉，诸子之一的儒学脱颖而出。
自此，儒术独尊，经学大盛。
原本记事、记言之史，尽皆流为儒学“经典”；巫史的天人之论，从早期“巫术化”的神秘梦境，亦转入另一个“经学化”的王国。
汉唐学人标榜“五德始终说”和“三统说”等观念时，无一不概言“天人感应”。
于是，在终结“巫史同源”格局的同时，一种“经史不分”的新格局，日趋成型；以“谶纬神学”形态占据时代主流的汉唐经学，实质上已渐次将天人主题据为己有！??此间，司马迁著《史记》，首度表彰三个层面上的史学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依旧坚持了探究“天人关系”的上古传统。
但事实上，他充分运用诸多后起学问――历史编纂学和古代文学的多项技能，去更好地表达个人的今文经学理念，结果就将一切的重点，悉数滑落到“成一家之言”的层面上。
难怪从发生学上来看，说《史记》是一部史书，倒不如说原本就是一部属于儒者的“子书”！（张京华：《子家司马迁与史家司马迁》，《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同理，接下来班固编撰《汉书》，所要抒发的，也还是那份挥之不去的经学观，不同的只是他选择了“古文经学观”而已。
钱穆先生说：“汉廷之经学，就其实而论之，即当时之史学，而董仲舒司马迁为其选。
董马皆治《春秋》，皆史学也。
”（钱穆：《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4年，第112-114页。
）既然“通经”之职事，已成主流，史学归附于经学的“经史不分”格局自然在所难免！换言之，自汉迄唐中国史学原生主题――“究天人之际”，反倒一直都是经学家的专利。
失落了“天人”主题，难怪汉唐史学基本就是经学论争的注脚和附庸。
中国史学唯经学马首是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既可笑且又可悲的结局！??忘却了“究”的使命，汉唐史学诸家退而求其次，于是，“通变古今”，一时就积累了数个世纪的心智努力。
对此变故，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580-617）一针见血地指出，“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王通：《中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天地》“史志”之失，已成诟病――论争今古，记述繁盛，得“人事”而失“天事”，得经学而失史学。
而近期何兹全先生也认为：“‘通’和‘究’，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中两盏高照的明灯。
他‘通’的更透，‘究’的稍逊。
”（何兹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读〈史记〉札记》，《人民日报》，2003年7月29日。
）可见，古今前后的两次学术质问，皆强调了“究天人之际”的史学本旨！??唐宋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又焕新篇。
“汉宋学变”――“汉学”式微、“宋学”出台之际，中国学术思想转向“内敛”和精致化――“道德性命之学”成为主流（难怪就有人在考察本体论时，尝试要以“宋学”为中国哲学的真开端）。
于是，一方面，“内圣化”的哲学发展后来居上，将“天人”收归己有。
例如，宋初易学家邵雍响亮提出，“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张行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
）此语足为新时代之宣言。
另一方面，受“读史为玩物丧志”、“读史令人心粗”等诸多宋儒新论调的折杀，史部经籍著述之位次剧降，甚或讥为专以博闻强记之术去娱人误智的“断烂朝报”；而“程朱”等理学大师，更视史学为“小品之学”，且不遗余力地要逐一将其“义理化”，好炼成“哲学正果”。
所以，中国迎来了一个史学“黑暗时代”――“陋史荣经”之格局，“义理史学”之变异，气候昌炽！（向燕南：《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宋明经史关系说的演化及意义之探讨》，《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
）??魏晋以降，佛、道尽言“天命神道”，又因其本体论上的优势，中国士人十之***，不入佛堂寺宇，即会求仙问庙。
有鉴于此，新诞生的“宋学”希图重整江山，自建儒学本体与之作一抗衡，故重拾“天人”之论，大肆研治，以固根本，这的确有其时代价值和思想史意义。
不过，宋明理学诸家在探讨哲学主题时，说的虽然都是“天理人心”，但效果并不理想，本体论的收束依然跌落在“人性论”层面。
这之中的原因，一是中国儒学“天命观”本身犯有先天性不足的毛病――“不语怪力乱神”，二是宋儒建构本体论上的种种努力，常常不得门径。
例如，康有为先生坦称：“朱子不治《春秋》，而但言义理，通孔子之人学，而不通孔子之天学。
”（康有为：《口说》，《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吴根梁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