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目的论纲(上)

民事诉讼目的论纲（上）一般说来，民事诉讼具有实现法律和解决纠纷的功能，但此二者究竟谁是民事诉讼的目的，二者兼而有之，还是二者之外另有目的？学者间存在着多种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

以实现法律为民事诉讼目的者，即识解决纷争为民事诉讼的后果；以解决纠纷为民事诉讼目的者，却识法律的实现为解决纷争的手段。

如此大异其趣的两种见解连同诸多其他诉讼目的学说一起，相互“交火”和“对抗”，经久不息，使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圣殿里峰烟弥漫，学术高潮绵延不断。

（注：三ク月章《民事诉讼之目的》（民事诉讼法研究第八卷，1981年）第43页；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的目的与司法的作用》（民事诉讼杂志第40号，1994年）第1页；新堂幸司《民事诉讼制度目的论的意义》（民事诉讼制度的作用，1993年）第47、101、374页；高桥宏志《民事诉讼的目的论》（法学教室103号及104号，1989年第64页及52页；木川流一郎《诉讼制度的目的与机能》（民诉讲座1，1984年）第29页；住吉博《民事诉讼的目的》（三个月古稀文集，1991年）第67页；中村英郎《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本川古稀论集9上，1994年）第1页。

在台湾民事诉讼理论中，有主张私权保护说的（如：张学尧《中国民事诉讼法论》，1957年，第1页）；石志泉《民事诉讼法释义》1960年，第1页；王甲乙、杨建华、郑健才《民事诉讼法新论》1968年第1页；吴明轩《中国民事诉讼法》1993年第1-3页）；有主张纠纷解决说的（如曹伟修《民事诉讼法释论（上）》1972年第1-2页）；还有主张民事诉讼的目的既为保护私权，又为法律秩序维持说的，如姚瑞光《民事诉讼法论》1966年第1-2页。

）的确，民事诉讼目的论的研究，对于廓清民事实体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非讼与诉讼的区别、既判力本质理论等民事诉讼基础理论问题；对于深刻认识民事司法制度的实质、审制机能、诉讼体制构造、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均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

与国外诉讼目的论研究的一派热烈气氛相比，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对民事诉讼目的论的研究则显得较为冷清和平静。

所幸的是，该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部分民事诉讼法学者的关注，几种法学刊物上已可以看到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议论。

（注：参见刘荣军《论民事诉讼的目的》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5期；江伟《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此外，《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还刊登了（日）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竹下守夫所著《民事诉讼法的目的与司法的作用》。

陈刚、翁晓斌《论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载南京大学《法学评论》，1997年春季号。

）但离应有的“学派林立、众说纷纭”的学界繁荣景象还相距甚远，标新立异、体系完整的诉讼目的学说尚未形成。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对此进行研究并略陈己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民事诉讼目的概念辨析作为哲学范畴，目的是主体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对象本身的固有属性预先设计，并以观念形态存在于主体间脑中的某种结果，它体现了主体对自己身的需求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内在。

人与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在于，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

马克思指出：“蜂蛛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

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用蜂蜡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劳动过程结束是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马克思这段关于人类目的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区别的精辟论述对我们研究目的概念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据此可以认为，只有人的活动才真正是有目的的活动，因为只有人才能自觉地预先设定活动的目的。

人们只有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反复实践中，充分认识自身需求和对象的固有属性并发现、掌握对象的有用价值方能提出并实现自觉的目的。

民事诉讼目的具有一般目的的共同属性，民事诉讼的主体也是人或人的集合体（国家），同样具有人类的自觉活动能力。

但民事诉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活动，而是特殊主体在特殊领域中实现的，查清事实，适用法律而定纷止争的活动。

因此，民事诉讼目的的界定，不仅应当反映民事诉讼自身的规律，还应揭示作为主体的国家的需要。

据此，我们认为民事诉讼目的，就是以观念形态表达的，国家进行民事诉讼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或结果。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

”（注：耶林语。

引自（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文版），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

）民事诉讼法律规则也不例外。

当我们进一步将民事诉讼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的各种行为（含制订和颁布民事诉讼程序规范、司法机关受理裁判各种民事纠纷、强制执行各种民事判决和裁定等）结合起来考察，便会更加明确诉讼目的的本质。

从哲学角度看，诉讼目的与诉讼行为之间是目的与手段间的关系。

所谓手段就是为实现目的而置于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切中介的总和，包括实现目的的工具和运用工具的活动方式或操作方式、方法等。

（注：一般说来，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的工具包括诉讼法律规范、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运用工具的活动方式则指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或职权主义）。

）手段是达到或实现目的的桥梁、媒介、方法、工具，是为实现一定目的的对象性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注：夏甄陶：《关于目的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9-330页。

）因此，就民事诉讼目的与实现目的的行为间关系而言，实现目的的行为从属并服务于诉讼目的，受诉讼目的的制约和支配。

民事诉讼目的或是保护私权，或是维护私权秩序，或是解决纠纷，或是采多元共存学说，都将直接制约和支配民事司法制度、审判机能、当事人诉讼权能、诉讼体制的构造，以及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民事诉讼法学研究。

当然，离开了实现目的的诸多手段，民事诉讼目的亦无从实现。

民事诉讼目的不仅外化为各种实现目的的行为，而且必然趋向一定的客体，即民事纠纷。

在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民事诉讼目的在整个民事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诉讼目的赋予了主体（国家）进行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的自觉性，使国家有目标、有方向的进行立法和司法活动。

因此，民事诉讼目的既是民事诉讼的内在要素和基本前提，又是国家制定民事诉讼法的基点和开展民事诉讼活动所追求的目标。

另一方面，民事诉讼目的指向的客体特定化，将其与其他诉讼形态的目的区别开来。

有论者在谈及三大诉讼目的的区别时写道，刑事诉讼以实行公法上之刑罚权维护国家秩序为目的；民事诉讼以实行私法上之请求保护私权为目的，以维护国家秩序次之；行政诉讼以裁决行政行为合法与否为目的。

（注：郑孝颖《刑事诉讼法要义（解表）》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2-3页。

）且不论这些论述是否准确，其中蕴含的客体不同导致目的殊异，离开一定的客体，就不存在诉讼目的的原理则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二、民事诉讼目的论学说及评价诉讼目的论与诉权论、既判力本质论同被视为传统民事诉讼法学中三大抽象而重要的基本理论。

（注：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53页。

在国内，有人认为，除了上述三大基本理论，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体系还应当包括诉讼标的论和诉讼法律关系论（参见江伟《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第8页）。

）自诉讼目的论提出以来，民事诉讼制度是为了什么而设立的问题，历来有多种学说。

1.权利保护说（注：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论》1996年三民书局出版，第161页。

）权利保护说认为，由于国家禁止自力救济，因而设立民事诉讼制度，并由法院依照客观实体法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予以保护。

该学说被视为德国目前之通说。

权利保护说以实体法规范的实现为其着眼点，并占在实体法的观点，强调国家应着力保护实体权利，以致忽略了诉讼制度的设计、使用、裁判的作出和实现，常常受到诉讼成本制约的现实。

“诉讼不应创造客观法，而应保证法律。

法律的活动具体地包含标准及评价这一极为复杂的解释活动，但决不是立法者的活动。

”（注：5 ，handbuch des deutschen civil prozessrechts（1885），山木户克巳《诉讼法学中权利继承的观念》《民事诉讼理论研究》（1996）第5-6页。

）这种认识的结果是依该学说设计的诉讼制度给人以无视诉讼经济，违背诉讼自身规律之虞。

私权保护说从保护私权出发，在事实审理上，片面追求发现客观真实，容易造成程序上利益之损耗（人力、时间、费用的过分支出）。

2.私法秩序维持说私法秩序维持说认为：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是为了维持自身制订的私法秩序，并确保私法的实效性。

该学说把维持私法秩序列为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与宪法在承认国民主权的同时，也保障国民享有自由权、诉讼权、财产权及生存权的基本是相悖的，它既忽略了诉讼制度应平衡兼顾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的基本宗旨，也违背程序主体性原则。

（注：程序主体性原则，是指根据宪法关于承认国民主权及保障国民享有自由权、诉讼权、财产权及生存权的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应肯定国民的主体性，并赋予当事人及程序利害关系人程序主体权，即程序主体地位，使其有参与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的权利和地位。

）依该学说设计和运用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将无法保障甚至会严重阻碍当事人实体处分权和程序处分权的行使。

3.纠纷解决说（注：参见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的目的与司法的作用》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

）纠纷解决说被认为是目前日本的通说，为日本学者兼子一所首倡。

纠纷解决说认为：既使在私法尚不发达的时代，以裁判解决纠纷的诉讼和审判制度即已存在，所以私法实际上是在以裁判方式为合理解决纠纷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的，将民事诉讼的目的视为维护私权或私法秩序实在是本末倒置。

民事诉讼也如仲裁、调解一样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从既存的实体权利出发来确认当事人之间原有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此民事诉讼的目的应为纠纷的强制性解决。

兼子一教授还认为，民事诉讼无须达到案件真实，因为在民事案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随时在变化，因而只有变化的真实，而无绝对的客观真实。

（注：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前言。

）该学说由于拒绝引据实体法规范作为定立诉讼制度目的的基础，与近代国家法治原理大相径庭，已经受到不少日本学者的批评。

（注：山木户克巳《诉讼法学中权利既存的观念》载《民事诉讼理论之基础研究》1961年版第21页；山本弘《权利保护的利益概念的研究（二）》法学协会杂志第106卷第3号（1989年）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