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我,绝对有用,浙江工商大学文物与中国文化选修课资料

文物与中国文化课程讲义

人文学院商樾

第一讲文化从何而来

文化大师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扉页上写到：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比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得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的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有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文化是什么？

什么是文化呢？在社会科学领域，文化一直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比较含混的而又歧义层现的问题，从十九世纪以来，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宗教学，政治学涉及文化研究时对这个概念各抒己见，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定义。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A·克鲁伯和K·克拉克洪合写了一本专门就文化一词作详尽探讨并加以评述的著作《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罗列1871—1951年八十年间较为严格的定义就有161种，这还仅仅局限于西方世界，后来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A·摩尔又继续此项统计，结果表明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文献中关于文化定义有250多种。那么到底文化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东西方对文化一词涵义的不同演进历程。

在中国，在最初文化一词是分开的。先来看文字。“文”是个象形字，如投影图片，《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有是花纹的意思，《庄子·逍遥游》中：“越人断发文身”。现在文字偏旁的字还有花纹的意思，如斑，斐等；引申为文字，又从文字引申为文章、文采、才华的意义。《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引申为文雅，人的修养，常于质和野对称。《论语》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进而引申为善和美，郑玄说：“文犹美也，善也”。“化”字是象颠倒的两个人，如投影图片，《说文解字》说：“化，教行也，从匕从人”。匕字：“变也从到人”。化本意为变化，教行者教化也，《国语·晋语》韦注说“化，言转化无常也。”《易经·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实质都是指的是事务性质和状态的改变。

到战国秦汉之际，文和化字出现了幷联使用的情况，到了公元初，才出现复合的文化一词，但意义与现在不同，如：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南齐王融《曲水诗序》中：“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可见文化是一种与武功相对的一种治理方法。又如《易经》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文教而化之意还是从变化之意演化出来的。

在西方，文化一词的涵义也有一个演变过程。文化culture最初源于拉丁文cultura，是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举例如。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随着人们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的参与，认为人的理智也需要进行加工，就像农民整治和耕种土地一样，于是文化一词又被理解为培养公民参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能力，普遍使用在知识水平、教育程度、思想修养上了。中世纪，神学笼罩欧洲，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让位于神的创造力。文艺复兴的时候，文化被用来说明人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到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把文化与人的教养联系起来了，文化的历史过程被归结为理性的发展过程，德国古典哲学家，文化是处于人们社会规范之外的绝对精神领域，认为人类文化发展的状况和意义，就在于达到这种精神的绝对自由。

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E·B·Tylor 1832－1917）在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系统的提出了文化概念，这个概念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专业的文化定义。泰勒认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后来的研究者都认为泰勒的概念缺少了物质文化的内容，后来美国的一些学者对他进行了修正，使文化成了包含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中国关于现代文化内涵的研究探讨，主要是五四时期。什么是文化，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是那个时代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蔡元培在《何为文化？》的演讲中，提出了“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把文化解释为人类生活的样法，提出文化包括物质、精神和社会生活三大内容。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的文章中，提出了文化是人类心能所释放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

从上面我们知道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演化过程，至于文化这个概念背后所指的客观世界将是我们这门课程所要重点叙述的内容。

和文化相关的概念——文明

和文化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文明，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文明和文化都指的人类群体生活而言，但文明偏在外，文化偏在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而文化则必须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成。

各地文化不同，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世界上常说三种文化：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

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我们文化地理背景

此是学者所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我这门课程就是为了解答这个疑问的。具体的内容我们会在后面课程中逐步展现，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先回答，就是中国文化处在怎样的时空？九州岛和五服

我们先来看我们祖先为我们开拓的这片文化疆域，如图片。在中国古代著名历史文献书《尚书》的《尧典》和《禹贡》中记载了古人的天下地理观念。《尧典》中记载到：“乃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禹贡》中记载了古人关于生活空间上的概念：九州岛和五服。九州岛指的是翼州、兖yan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如图片。以上这些记载可能就是中国古代人所说的天下了。五服就是指的是以东周时期王所在的洛阳为中心的王畿之外的，以五百里为标准的地域划分概念。指的是：甸服——甸是郊外之郊外，古都城外百里为郊，郊外为甸；再五百里是候服——封侯所辖的地方；再五百里为绥sui服——绥本来是指车上用以拉扶的绳子，这里是指安抚，比如绥靖这个词语。绳子可以拉扶，但不可以依靠；再五百里为要服——要是约定的意思，只是由双边的协议来管辖；再五百里为荒服——这里就是蛮荒之地了。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中国古人的生存活动的空间。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中国古人

观念中的回字形地域观念，古人观念中的生存活动空间，所谓华夏族的生存活动空间，实际上我们的祖先的活动可能比这里讲的九州岛五服要大的多。

《禹贡》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同时期的作品《国语·周语》上记载了五服——甸、候、宾、要、荒；稍后的作品《周礼·夏官·职方氏》有了一个专门机构管理国土，甚至把五服扩大到九服——候、甸、男、采、卫、蛮、夷、镇、藩。和五服相比，只是中心向外拓展了，他们共同反映出战国时期人们普遍的国土观念，以及对客观世界的逐步深入认识。

《山海经》传说本来是一本图书，现在的文字是对图的注解。陶渊明有首诗：“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山海经中记载了——山：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中山；海内：海内南，海内西，海内北，海内东；海外：海外南，海外西，海外北，海外东；大荒：大荒东，大荒西，大荒南，大荒北。从中我们可以读出古人关于世界的想象空间。现在我们阅读古书的时候，经常能从中读出我们古代先民们关于自己生活空间地域的想象：比如《楚辞》、《庄子》、《穆天子传》。另外中国古代神话中也孕育着很多古人关于天地的观念。同学们，你们能够找出这些例子来吗？

天圆地方

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祖先活动的地域，是一个以王畿为中心的方形。那么在我们古人的世界中垂直的空间有是怎样的呢？这就是天圆的概念，天是一个以北斗星为中心轴旋转的一个圆。比如随县曾侯乙墓漆箱盖二十八星宿图，就反映了这种观念。《周髀算经》和《吕氏春秋》这样表述：天是圆的，像一个斗笠一样，覆盖在大地上，中心是北极和北斗星的位置，大地是方的，就像棋盘，中心是洛阳一带。

这就是所说的：大圜huan在上，大矩在下，在汉代武梁祠画像石里面，就有伏羲女娲像，伏羲拿矩，画地，女娲拿规，画天。

在《五运历年记》、《三五历记》、《干凿度》中都记载了华夏民族开天辟地闯世界的历史由来。在清以前的中国人观念中，“天地之始，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为天者，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补天造人，这些神话都说明了我们华夏民族、华夏文化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东方世界独立发展绽放。可是我们对于祖先给的这个世界之始、人类之初却常怀疑惑。

从视觉的感官上来判断，无边地域以及太阳月亮星星的东升西落的运转，更多人愿意相信天圆地方，我们古人很多生活上物品都是描摹天圆地方的观念产生的。如占卜的式盘，祭祀的明堂，圜丘等等。那么天地空间是怎样的象征的呢？有人说是借助玉琮，张光直先生认为玉琮作为祭祀时的神物，就是因为他的形状摹画（象征）了天圆地方。

以上是讲了我们祖先关于自己生活的地域的空间观念，就是从一个原点向四方拓展。而今天我们改变了天圆地方的地理概念，但我们不可能立刻就能丢弃那些古人已经融进文化中的基因——有关天圆地方的观念和他们的象征。

当然我们的祖先也一直在尝试突破天圆地方的观念。要凿通这个古人天圆地方的“天下”观念，我们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方的地和圆的天怎么合拢，古人有疑惑。据说在战国时期由个叫做谈天衍的人——也叫邹衍，齐国人，他有一个大九州岛的“奇思怪想”。他认为中国这个九州岛只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叫赤县神州，她的外面还有八个州，这才是九州岛，外面有海环绕，在这个九州岛之外，还有八个大九州岛，也各有海环抱，这纔是整个天下。出土于西晋的竹简《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在西域与西王母的相会，可能在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尝试凿通东西方，寻找赤县神州之外的大九州岛吧。

在东方，相传朱福在秦始皇的派遣下向东求长生不老之药物；在西方，张骞——以及后来的班超、班勇父子——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向西方，发现了大宛（yuan）——塔什干，康居——西亚五国，月氏——阿富汗，大夏——巴基斯坦，乌孙，安息——伊朗，条枝——叙利亚，身毒——印度。到了东汉以后，佛教徒的到来，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开拓，开拓了我们异域的

观念。如那时外国来的鸠摩罗什，东晋时期出去的法显。法显游历了南亚30多国，写出了《佛国记》。唐朝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更是名著《西游记》的原形。现代出土的唐三彩中的高鼻深目的陶俑，尤其是近年发现的黑陶俑，头发卷曲，嘴唇突出，极似非洲的民族。随着唐代的没落，国人关于世界的观念又回到了传统的中原，直到蒙古的骑兵把中国的人的天下观念一下子拓展到了莱茵河畔，现在民族学家从匈牙利的民歌中研究发现了来自东方的元素，就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向外拓展的一个有力证据。这是中国在陆路的一次积极开拓，虽然很多时候不是汉族主动的向外开拓的，也不能说中华的文化因素借此传播于世界，但完全可以得出，我们得祖先的天下观念在大大拓展。

明代，我们又一次在一个叫作郑和的三宝太监努力下，从水路上对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提出了挑战，明朝的中国人最远到达了红海沿岸。在近年的水下考古以及相关国外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先民们对世界得探索一直在进行。我们一直在解答天下到底有多大这个不是疑问的疑问。而且这种探索是为了和平，整个探索那么平和，体现着这个古老东方民族的友好、自信和博大的胸怀。与后来得西方殖民开拓有着决然的差别。当然元朝是另一种情况。

到了清代，一个文化落后得北方民族来到中原大地，他很快拜倒在这片丰饶的土地和迷人的文化下，甚至陶醉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世界。尽管在所谓康乾盛世时期，在帝王得面前有来自比五服更遥远的异民族、异文化。利玛窦的《与地山海全图》是世界给中国了解她的一次机会，可惜我们错过了。一头曾经驰骋欧亚得雄狮真的睡着了，这一觉好长，一睡就是两百多年，一直睡到了1840年。西方人追寻着马可波罗的描述的盛世太平和带着贪婪攫取欲，慌张得来到这只狮子面前，借用了伊索寓言中的蚊子与狮子得故事，用了一缕缕淡淡的鸦片轻烟扮作蚊子，让我们这只雄狮自己把自己挠得遍体鳞伤。铁屋子里的人开始向外突破了，《海国图志》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努力认识世界得杰出著作。

怀疑世界到怀疑自己——一段不得不说的历史

那么我们文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现代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一直在进行，科学越向前，我们中国文化的向上演化的时间就越久，开始的时间我无从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同学们的是这些学者们是怎么样获得这些早期的人类文化遗迹，并以此来重建我们祖先的生活。

一、文字之证据。研究中国文化，必须依据历史留下的这些文字史料，中国从仓颉造字开始有五千年文字史，从甲骨文开始也有三千年文字历史，浩瀚的书籍、竹木书简、帛书、石刻、器皿、甲骨以及其它实物文字刻画，让我们皓首也难概览其尽。何况夹扎其中的更多的是真伪不定，彼此矛盾的史料。还有很多的文字是死文字，今天要么不是掩藏在书斋的某个学者的脑袋里，就是淹没在大漠荒郊中。历史有文字记载之错误，有传承记载的讹误，有展转流布的天灾人祸，有古今异意的误解误读。文字记载之依据可信但不可尽信。

二、考古实物之证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依据历史记载，参以实物更能活化苍白的史书，使的文字记载变得生动。无文字记载的历史更要借助实物来重塑远古的生活。我们现在常常以某一个人类历史时期的典型器物命名古代文化，如彩陶文化、黑陶文化等等。

三、人类学方法。利用人类学的方法重塑人类早期的生活也是近代发展起来的。早在达尔文等就开始这项工作，但真正建立起完整的人类学，则是美国著名的学者、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发发表后创立起来的。人类学方法被成功的用于解释和重构早期人类社会。四、现代的科学技术。现代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的考古科学被广泛的用于重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如碳十四测年代，土壤蛋白测定，地磁测定法等等都在研究人类早期历史文化中广泛使用。

尽管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方法去重构我们祖先的生活，但是远古毕竟离我们太遥远，我们所知道的古代还是一鳞半爪。以至从古至今都有人在怀疑我们的历史的真实。疑古一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条暗流。

下面我约略举其端，先看古代的学者：如《列子·杨朱篇》记载“杨朱曰：太古之事灭矣，

孰志之哉？三皇之世，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数固不可胜纪，但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迟速之间耳。”再看近世的学者，近现代历史上很多学者附和中国人种来自西方的言论，如丁谦的《中国人种从来考》记载说：“自光绪二十（公元1894年）法国人拉克伯里着《支那太古文明公元论》，引据亚洲西方古史，证中西事物法制之多同，而彼间亦实有民族东迁之事。”于是中东学者，翕然赞同，初无异词。且搜采古书，以证明其说，如刘光汉的《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的《立国篇》，章太炎的《种姓篇》，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都以人种西来为可信。这个和当时我国的国力，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及民族的自信有着相关性。

然中国史书，皆始于盘古，而三皇继之，伏羲、神农、黄帝又继之，并无言他处迁来之事。很多学者也对此西来之说持批评态度。如陈汉章的《中国通史》就对西来之说持批评态度。现在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人种来源是多元的。特别有意思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祖先兴于山岳也。我们现在从周秦之书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诸部兴于山岭者多，而起于河流者少，如天皇兴于柱州昆仑山，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兴于刑马山，出旸谷，分九河之类，实吾民先居山岭，后沿河流之证。举例说来：

1、君主相传号为林、蒸。《尔雅》：“林、蒸，君也。”盖古之部落，其酋长多深居山林，故后世译古代林、蒸之名，即君主之义。

2、唐虞时诸侯之长尚号为岳，《尚书》四岳之名，以岳为朝臣首领也。

3、巡狩之朝必于山岳。舜巡四岳，禹会诸侯于涂山，即其证。

4、为帝王者必登山封禅。此外，古代诸氏，虽皆后人传说，但氏字有其本意。后世以胙土始命之氏，氏之名义，实根于土。《说文解字》之释“氏”字，即援此义为说：《说文》：“氏，象形”段玉裁注释：谓象旁于山肋也，氏之附于姓者类也。

以上略举其要的讲了中国文化的轮廓，具体深入的了解我国的文化，还需要加上同学们广泛的阅读和亲身的体验。

请思考：华夏文化的由来？参考书籍：冯天瑜等编着《中国文化史》、许倬云《中国文化于世界文化》、张岱年方克立着《中国文化概论》、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

第二讲河姆渡文化与中国早期的农业文明

一、神农、后稷以及嫘祖的传说与中国的早期农业文明

我们常说中国历史上是以农立国，那么中国的农业到底开始于什么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传说或者看文字记载，其次再来寻找历史实物。

汉代班固纂集的《白虎通》上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易·系辞》中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耒耜是当时最重要的农具，相传就是由神农发明。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神农，是我国传说中的“三皇”之—。他作为“始耕田者”的“田祖”、“先农”，一直受到中华民族子孙的祟奉。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传说中的神农氏又“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这样神农氏便以“以火承木”，取代了伏羡氏，开始了用“火德”治理天下，即刀耕火种的农业启始阶段。以姓氏的蕴义来看，可知神农时代已从高山地带的洞穴生活转入到丘陵地带的居落生活。所谓列山即烈山，意思是放火烧山。当时人们正是在火烧荒山之后，在草木灰上进行种植的。这就是原始农业的最初发展阶段——“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反映。

关于神农的身世，自古就有着众说纷云的议论。其实神农很可能并不是一个个人的姓氏，而是一个绵延千百年的古老部落氏族的世系统称。这个氏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发明并发展了原始农业。这样，神农氏的众多的重大农业技术创造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神农氏对于农业生

产的贡献在古文献中有着不少记载，归结起来跨越了两个农业技术阶段。一是神农“尝草别谷”的启始阶段，如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新语》)；二是神农“教民农作”的发展阶段，如“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逸周书》)。前者应处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刀耕”农业；后者应处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耜耕”农业。如以考古学的年代而论，两者的年代起码也有上千年之久。

神农氏艰苦卓绝的创业伟绩不仅为后世所赞颂，而且最迟到周代，神农已经成为一种正统的神灵而受到世人的膜拜。《诗经·小雅》中存有“琴瑟击鼓，以彻田祖”(《诗经·小雅》)等祭神农的章句。古代皇帝也要用“籍囚”的形式去拜这一伟大先祖的神灵。正是在这样的年复一年的祈祷神农的过程中，“农为政本，食乃民天”的意识才深入人心，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今天的考古学发现也证实了：我国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原始农业，并且形成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大作物种植区域。例如，在众多的新石器出土遗址中，以黄河流域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400年前的谷粟粉末，与长江流域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前的炭化稻谷，为迄今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农作物遗存。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农业历史。

考古发掘也证实，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了制作相当精致的石铲和骨耜，这说明这

一时期我国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原始农业。

我国古代为什么如此看重农业呢？这是因为农业在经济、政治、军事、生活上都具有着决定性意义』农业的好坏］往往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

农业是国富民足之本。《管子》一书说：“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管子》又说：“田野充，则民财足。”所以，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经济繁荣和国富民足之根本。

农业是政治安定之本。《管子》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因此发展农业是国家政治安定之本。

农业是富国强兵之本。《管子》说：“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则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所以，发展农业是使军力强大和能够战胜守固之本。

农业是衣食来源之本。《淮南子》说：“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解决衣食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因此，只有发展农业才是人们衣食的不尽源泉。以下我们举一个例子。五谷最早出现在二千四百多年前的一本古籍《论语》上，但没有说明五谷是什么?到了汉代，人们才开始对五谷这个词作解释，意思是五种不同的粮食作物。至于是哪五种不同的粮食作物，当时说法也不同。有的说是黍、稷、麦、菽、稻，有的说是黍、稷、麦、菽、麻。这二者的区别是一种有稻无麻，一种是有麻无稻；其所以有这一差别是因为不同的地区所产主要的粮食作物不同的缘故。有人或许会说，麻是用来织布的，怎么是粮食呢？这里的麻，指的是大麻。在古代，古人除了用大麻纤维织布以外，也用大麻籽作粮食。可见，古代所说的五谷，实际上是指五种主要的粮食作物。

这是他们主要的耕作工具：

这些出土的文物反映他们家庭驯养的动物：

这是早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植物种子：

《诗经》中记载了很多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请同学们从中查阅资料，重构当时人的农业生产大致状况。特别是在《豳风·七月》更能全面反映先民的一年的劳作过程。

下面再简单介绍一下其它两位重要农业创始人。首先讲嫘祖，她中国古代传说中黄帝轩辕氏之妻，西陵氏之女，被后人推崇为中国养蚕取丝的始祖。据《隋书》记载，北朝北周时尊她为先蚕。《路史》里称其劝养蚕，育蚕种，亲自采桑治丝，开创了丝织事业。历代皇帝将其供奉为蚕神。《通鉴外纪》记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路史》称：“伏羲化蚕，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这种说法在宋元以后开始盛行。《史记》中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大治，可见黄帝时代可能已经有衣裳之制了。下面是一些出土的蚕饰品和丝织品。

《史记·周本纪》载：“后稷，名弃，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而孕，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避不践，弃渠中冰上，飞鸟以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之，因名弃。儿时好种树麻菽，及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者稼穑焉，民皆则之。尧以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可见后稷是有记载的第一个农官。

二、农业与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发明

二十四节气是在逐步摸索的基础上产生的，据《尚书》记载，西周时期就有“二分”、“二至”的概念。“二至”指的是“夏至”和“冬至”；“二分”指的是“春分”和“秋分”。当时用的是土圭测定日影来确定“夏至”和“冬至”的日期。土圭是一根直立的杆子，太阳照在杆子上，杆的影子投射到地面，杆影的长度与太阳的高度有关，单就一年正午的太阳来说，夏至日正午太阳最高，杆影最短；以后杆影逐渐变长，到了冬至日，正午高度最低，杆影员长；过了冬至日，太阳高度又逐渐升高，于是杆影又逐渐减短；到了夏至日，正午的杆影又逐渐变短，年年如此。人们就把杆影最长和杆影最短的那一天分别叫做“冬至”和“夏至”。冬至日白天最短，夜晚最长。夏至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后来，人们又发现“夏至”到“冬至”之间和“冬至”到“夏至”之间有两天白天和夜晚的时间正好相等，并且正好处于这两个日期中间，分别把它们叫做“秋分”和“春分”。有了二分和二至这几个节气以后，其它的节气随之产生。战国时期四立已经出现，它最初记载于吕不韦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之中，分别叫做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在《逸周书·时训第五十二》和《周髀算经》上，已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内容的记载，只是与现在的顺序不同而已。到了西汉初年，由淮安王刘安等人编写的《淮南子·天文训》上，二十四节气的顺序与现在完全一致，说明战国末期至秦汉这一期间，二十四节气已经形成。从那时算起，二十四节气运用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人民进行农事活动的经验总结，因此它最能反映该地区的气候特点，在别的地区的运用就受到限制。但是，我国人民在实践中肯定和运用

它时，并不生撤硬套，而是灵活运用，总结出适宜各地区各个节气的农谚和歌谣，使二十四节气得到广泛运用。说到这里，大家一定急于知道国外是否也有二十四节气，西欧国家只有“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因此，二十四爷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留下的一笔优秀文化遗产。

三、从耒耜到耕犁看中国的农业文明

在我国历史上原始社会，那时种庄稼只有一个尖头木棒破土和点穴播种，这种尖头木棒当时称为耒。后来为了劳动的方便，便在尖头的一端加上一个小横木，以便脚踩，同时又将木棒改成曲形，以减

少破土时的用力。所以在甲骨文的耒字被刻成“f”形，是一件既曲身又带有小横木的工具。《易·系辞下》说：“揉木为耒”，耒是将木棒熏弯制成的。《说文》说得更明白：“耒，手耕曲木也。”这便是我国最早的耕地工具。起初耒只有一个尖齿。后来为了提高破土的能力，便将一个尖齿改成二个尖齿，古代称为双齿耒。有的索性在耒的

一端安上一个石制的或骨制的平板，后人称它为耜冠，从而发展成了一种新工具——耜。这时耒便演变成耜的柄了，这种古老的石耜冠和骨耜冠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已有不少发现。用耒耜掘地，使手握耒柄，足踩耜冠，刺地而耕。耕法是，刺一下土，翻一块土块，向后

退一步，依次而耕，而成一行，一行耕毕，再按原样，耕另一行。正如《淮南子》说：“耕者日以却”，却就是后退，说的就是这种耕法。

耒耜耕地，花力多、速度慢。后来为了减低劳动强度，提高耕地效率，便开始在耒耜的柄上系一条绳，由人助拉，继而用一个固定的木杠代替绳索，形成了一种有犁把、拉杆、犁铲的新工具。后来再进一步改革，将犁头变得与地面平行，变成了犁底，拉杆变长，由肩背代替手

拉，现在山东文登县的扛犁就是这种形式。这可以说是犁的原始形态，开始犁头是石制的，这种原始的石犁头。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遗址中已有不少发现，说明我国使用犁，至今已有四千多年历史了。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冶铁业的发展，我国开始使用铁犁。目前已知出土最早的是河南辉县的铁犁铧，铧呈“v”字形，边长17．9厘米，侧宽4厘米，两边夹角为120度。但没有犁壁，没有犁壁的犁，只能松土破土，不能起翻土作垄的作用。说明到战国时，我国犁的构造还是比较原始的。尽管当时犁的构造还相当原始，但犁的出现，却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汉代，我国的犁有了更大的改进。主要表现为出现了犁壁。犁壁是安装在犁铧上的一种翻土装置：古代亦称为犁耳或犁镜。解放后，在陕西纳咸阳、西安、礼泉，河南的中牟，山东的安丘等地，都发现过汉代的犁壁。犁壁分为菱形、瓦形、缺角方形、马鞍则等四种，这是我国耕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汉代的犁，还是—种长辕直辕犁。这种犁旋转很不方便，到唐代，为了适应小块田百拼作的需要，持别是南方水田耕作的需要，犁辕作了改进，由长变短，由直变曲，当时称之为曲辕犁，由于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所以也称之为江东犁。四、浙江的余姚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遗址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4米左右，迭压着4个文化层，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到3000年。其中，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56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000年，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是一个偶然，1973年夏天，余姚县罗江公社（现余姚市河姆渡镇）决定在姚江边上的渡头村兴建一项水利工程，以提高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在施工挖土过程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陶片和动物的骨骸，这些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被学术界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是我国东南沿海极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特征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地域特色,在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农业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掀起了稻作农业研究新篇章。在第四文化层较大面积内分布着稻谷堆积层,最厚处近1米。伴随出土的是代表性农具—骨耜,出土170余件。稻谷和骨耜的发现对于探讨中国栽培水稻的起源及其在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中，第四文化层上部大多发现灰、黄、白三色黏性细砂土，分别与稻谷、谷壳、稻叶和木屑等相间组成多

层次连续堆积，每层间距2——10厘米不等，总厚度一般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有的连谷壳上的稃毛、隆脉及芒刺都清晰可见。经鉴定属人工栽培水稻，并已有籼、粳之分，以籼型为主。河姆渡遗址稻谷遗存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年代之久远，在其它遗址发掘中是绝无仅有的。与大量稻谷伴随出土有：翻土工具骨耜194件、木耜2件及中耕农具木铲3件、收割工具骨镰9件和脱壳工具木杵2件等；在遗址西北部的考古勘探中，发现第一和第二期文化分别有古水稻田遗迹。这说明河姆渡的稻作农业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已进入“耜耕农业”阶段。尽管后来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等遗址发现距今1万年左右的人工栽培稻谷，但都不及河姆渡遗址丰富多样。虽然稻作农业在河姆渡已有重大发展，出土的陶釜底部经常能看到烧糊的锅巴。但研究认为稻米仍不是先民的主食，自然数据对河姆渡文化仍起支撑作用，农业在它发生的初始阶段仍未轻易取代采集——渔猎经济。河姆渡遗址背靠四明山麓，面向湖沼，当时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丰富，“先民不会盲视更方便、更直接，攫取技术更为娴熟的取之不尽的野生资源”。先民还家养猪、狗和水牛等动物，以供宰杀食用。

骨耜，1977年第二次发掘河姆渡遗址时在第四文化层出土，是用牛肩胛骨制作的翻土工具，耜长18厘米，刃宽9.8厘米，上部厚4.2厘米，宽5厘米。出土时上部有藤条捆缚住一截断残的木柄。

五、农业文明起源的学说

农业文明最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起源的?下面我们从考古学和现代科学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源。

1、农业文明起源的几种学说

最早研究人类农业文明起源的主要是植物学家。1882年，瑞士植物学家康多尔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结合作物的地理分布，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野生植物与栽培作物的关系，提出了世界上有三个最早的植物驯化中心——西南亚埃及、热带美洲和中国的理论。1883年，康多尔《栽培作物的起源》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1923—1931年，苏联科学家瓦洛维夫带领考察队前往亚洲、非洲和美洲各地，广泛收集植物标本。1935年，瓦洛维夫以大量实物和统计资料为基础，提出了新的作物起源中心的概念。瓦洛维夫认为，作物起源有八个中心：东亚、印度、中亚、近东、地中海、阿比西尼亚、中美洲和南美洲。其中的“东亚”，主要是指中国，是作物的第一起源中心之一，这里栽培作物的种类最为丰富，约占全世界栽培作物总数的20％。瓦洛维夫的理论影响很大。

1971年，西方学者哈兰提出了栽培作物的中心和非中心的理论，中心是指作物的起源地，非中心是作物早期传入的地方。他认为中东、中国北部和中美洲是最早的三个农业中心。另有三个非中心，即非洲、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南美洲。三个中心和三个非中心恰好成对称状态分布：中心在北、非中心在南。

人类最初将野生植物变为栽培作物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柴尔德开始提出他的栽培作物起源的“干燥学说”。柴尔德认为，大约在1万年之前，在最近的一次冰川时代消逝之后，中东地区的气候发生了剧烈变化，生态环境的转换，使得动物数量锐成，当地居民原本以渔猎为生，面临食物来源匮乏的困境。迫于生计，他们开始驯化野生的禾本科种子植物，培育出了最早的小麦和大麦，形成了原始农业。到50年代，柴尔德将他的理论进一步完善，并公开发表，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中国的早期农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文明崛起有过怎样的贡献?

2、磁山一裴李岗遗址：粟起源于黄河流域

从文献记载看，我国黄河流域种植粟的历史非常悠久。《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克商后，

为了赈济贫弱，曾经“发矩桥之粟”，可见当时已有规模相当的粟仓。栗的野生种俗称“狗尾草”，先秦文献称为“莠”。曾有学者提出黄河流域是粟的驯化中心的说法，可惜没有出土实物作为左证。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窖穴和陶罐中发现了粟的朽壳，人们才确信中国史前时期确实已经有了栽培粟。

1976—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武安县的磁山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据碳十四测年，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6050—前5490年，距今约8000年。磁山一、二两期遗址中，共发现灰坑476个，其中88个是窖穴，形状为长方形，内有大量已经腐朽的粮食，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用灰像法鉴定，以及对残存外壳的观察，确认是粟的遗迹。这是中国粟出土年代最早的实物。据统计，窖穴中粟的厚度为0.5—0.6米的有40多个，约占60％；厚度在1米以上的有20个，占25％；2米以上的有10余个，约占l 5％。粮食在窖穴内埋藏了8000多年之后，体积已经大大紧缩。有学者推测，当初粮食的体积当有109立方米，约重69100公斤粟的大量储存，表明磁山人的农业已有了相当大的规模。

在磁山遗址中，发现了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等农具，其中的石磨盘、石磨棒，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制规整，十分引人注目，成为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1977年磁山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磨盘与磨棒，用砂岩制作，盘面呈长椭圆形，前端较尖，后端平缓，下底有四个扁校棱形矮足，磨盘高8.8厘米，长57.2厘米，宽20.9厘米，磨棒长14厘米，径5厘米。密集的粮食窖穴，可能是氏族组织的公共窖穴区。成系列的农具伴随出土，表明此时已经不是农业起源的初始阶段，其栽培粟发生的年代应当更为遥远。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狩猎和采集经济也占有一定比重，家畜饲养业也比较兴盛，猪、狗等家畜的骨骸都有出土。

与磁山文化年代和性质相当的是裴李岗文化。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新郑县城西北约8公里的裴李岗村西，面积约2万平方米。从1977年到1979年，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揭露面积达2700多平方米。发掘墓葬114座、陶窑1座、灰坑l0多个，以及几处穴居房基。出土器物400多件，其中石器有石铲、石斧、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陶器有壶、钵、罐、碗、勺、鼎等；骨器有骨针、骨锥；还有陶纺轮、陶塑猪头、羊头等，以及弹丸、酸枣核、核桃等。裴李岗遗址的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测定，距今约8000年，比仰韶文化要早1000多年。

1978年，裴李岗遗址出土一套石磨盘、石磨棒，盘长68厘米，前宽37.5厘米，高6厘米，棒长58厘米，用整块砂岩琢制而成。磨盘呈鞋底形，正面坦平，底部凿有四个矮柱足。磨棒原本为圆柱体，因长期碾磨中部已经磨损内凹。1991年，河南扶沟县西店村北的黄土岗上发现一件石磨盘，长100厘米、宽32.5至44厘米，厚3.5厘米，通高8.5厘米，平面呈长椭圆形，也是用整块黄砂岩磨制而成，但没行使用痕迹。在目前已发表的139件裴李岗文化石磨盘中，是最大的一件。该遗址的器物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石器以磨光为主，其中舌状刃石铲、锯齿刃石镰和石磨盘、磨棒都有显著特点。考古学界命名为“裴李岗文化”。目前在河南省范围内共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约五十余处，主要集中在淮河上游各支流之间。

石磨盘与磨棒在磁山——裴李岗遗址普遍发现，往往是在墓葬中成套出土，二者配合使用，是脱去谷粒皮壳的工具。云南的独龙族和怒族的妇女至今还用石磨盘加工粮食。石磨盘的底部为什么要琢出柱状的足呢?根据民族学的数据，石磨盘使用时都不是放在地上，而是放在竹器内，有了柱足，石磨盘就不易滑动，而且使磨盘与竹器之间有一定空隙，不易被碾磨好的粮食埋没。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西起甘肃，东至辽宁的整个华北地区，普通发现了公元前7000一前5000年的粟的遗存，有些遗址虽然没有发现谷物遗存，但出土了相应的农具。中国是粟的栽培中心，已经为国际学术界公认。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不仅是最早的栽培粟的国家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惟一的、最早从粟开始发展起来的农业国家。

3、石破天惊河姆渡

水稻是人类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水稻的种属，可以分为非洲稻系和亚洲稻系两大类。非洲稻系起源于尼日利亚，学术界没有太大的分歧。而亚洲稻系最早发源于何地，学术界的分歧非常大。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普遍发现了史前时代的栽培稻遗存，有关稻作起源地的争论日趋热烈，意见纷坛，有印度阿萨姆邦起源说、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喜马拉雅山麓“带状”起源说、泰国或东南亚起源说、锡金·大吉岭起源说等，不一而足。

在河姆渡遗址上,有学者推测，堆积层的厚度原先当在1米以上；假定当时的平均厚度为1米，而其中的四分之一为粮谷和谷壳，则换算成稻谷的重量当在120吨以上。尽管这可能不是一年的产量，而是多年的堆积，但可以肯定，当时稻米的产量不仅可以满足河姆渡人的食用，而且有较多的剩余。有趣的是，在一件陶器上刻看一大束向两侧弯垂的稻穗，给人以稻实累累的丰收印象。此外，在一件陶釜内还发现了残留的锅巴。

由于河姆渡出土稻谷的年代距今近7000年，是当时亚洲所见最古老的稻作遗存，因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4、澧县彭头山文化稻谷：刷新河姆渡记录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7000年前的稻作文化，使得不少学者都认为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稻作文化。人们不敢想象还会出现比河姆渡年代更早的稻作文化。可是，河姆渡的记录很快就被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遗址——彭头山刷新了。

彭头山遗址位于湖南醴县的大坪乡，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1988年发掘时，发现了夹杂在红烧土块中的稻谷壳和稻草痕迹，在陶片中也发现了夹杂的稻壳碎屑，其中有4粒稻壳的形状比较完整。经日本学者测量，分别长5.43、5.88、5.89、6.24毫米，与短粒形的粳稻比较接近。经常规碳十四和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定，彭头山稻作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7000年—前5500年之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其后，在彭头山遗址附近的李家岗、曹家湾、下刘家湾、黄麻岗等地也发现了性质类似的稻谷遗存。1992年冬，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彭头山文化的漓县八十铛遗址。八十挡与彭头山遗址相隔25公里，遗址保存较好，堆积时代单纯，属彭头山文化晚期，距今约8000年。从次年起到1997年，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6次发掘，揭露面积达1200平方米，发现墓葬百余座，出土了木耒、木铲、木锥、木柞、木钻等工具，以及芦席、芦笛、麻绳、藤索等编织物。木耒长90厘米，刃宽约10厘米，末端有利用树权加工成的斜柄。木铲刃宽约10厘米，长约30厘米，上部有便于捆缚木柄的纵槽。木钻数量最多，一般长20一40厘米，尖端呈圆锥形，略经火烤，以增其强度。芦席的编织方法及精细程度，可以与当今农村的同类物品媲美。发掘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黑色淤土中收集到的稻谷、稻米有将近1.5万粒，数量惊人，超过国内同时期各地出土古稻数量的总和。保存情况非常完好，有的出土时还可见l厘米长的芒，经水稻专家研究和鉴定，定名为“八十铛古稻”。遗址的中心区域，整体为长方形，近南北向，四周有围墙和围壕并行环绕。北部边缘已被晚期河道破坏，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一80米，环绕面积将近8000平方米。遗址比周围高出1—2米，围墙以内文化堆积厚达l米，有若干成排布置的房基．是我国目前年代最早的高台建筑，比已见最早的古城还要早将近3000年。

1996年至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漓县车溪乡南岳村城头山古城址内发掘，在东城墙下发现一块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汤家岗文化水稻田，水稻田的一侧有3个人工挖成的水坑，以及早呈西南——东北走向、通过水坑的几条小水沟，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原始灌溉设施。田土呈灰绿色，厚约40厘米，内夹杂大量碳化稻谷、稻叶、稻茎、稻的根须等。第一期水稻田的年代距今约6500年，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此外，还发现骨耜、骨耒、骨钻、

骨凿、木刀等农具和工具，以及玉器、陶器等。城头山水稻田的面世，轰动了学术界，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5、玉蟾岩稻谷：一万年从前的古栽培稻

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湖道县白石寨村玉蟾岩发现一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全新世早期遗址。洞穴高于现代地面约5米，洞厅宽约12—15米，进深6—8米。遗址堆积物主要在洞厅内，厚1.2—1.8米，自然堆积层次近40层。洞内没有明显的灶坑，只有地面烧火的灰堆，灰堰直径一般为40——50厘米，厚不足10厘米，有的灰堆厚度超过15厘米。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和骨、角、牙、蚌制品。石器都是打制石器，制作粗陋。最有特征的掘土工具是锄形石器，在扁长形砾石的一端及两侧单面打击成器，使用部位是端刀。遗址还出土了十分原始的陶片，呈黑褐色、火候很低，质地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碳、夹粗砂。陶片贴塑，可见交错层理。陶片内外均饰纹样，似绳纹，但为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从陶片的形态判断，比彭头山文化陶片的年代(距今8000——9000年)要早，据测定，其年代距今约一万三四千年，这是我国迄今所见保存最好的早期陶片。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的3个层位发现水稻谷壳，均有稻属的硅质体。1995年又在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2枚水稻谷壳，其中l枚形态完整出土时呈灰黄色。农学专家对两次发掘出土的稻壳进行初步电镜分析，鉴定1993年出土稻谷为普通野生稻，但有人类初期干预的痕迹；1995年出土稻谷，粒长与野生稻相同但粒幅略宽，稃毛、稃肩的特征与籼稻相近，而双峰乳突与粳稻相近，兼有野、灿、粳的特征，是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古栽培稻类型，从而将我国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一万年以前，为研究水稻的起源时间与地点提供了新材料。现代实验表明，驯化野生稻的过程大约只需要一二百年，对于漫长的石器时

代而言，这几乎只是一瞬间，因此，寻找这一过程中的实物标本极为不易。玉蟾岩古稻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的水稻实物标本，对于研究水稻的演化历史，稻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都有特殊意义，为探讨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转化提供了重要数据。玉蟾岩发现的1万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以及大量野生稻遗存，使栽培稻的起源地的争论更加明朗化，证明中国是亚洲稻系的起源中心。

6、原始稻作的“边缘起源说”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是“从印度阿萨姆到中国云南的山地起源说”，这一说法已经披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所否定，亚洲稻系起源于中国已成定局。但中国幅员辽阔，其起源的具体地区究竟在何地，学术界纷争不已，有长江中下游说、华南说、云贵高原说、云南说、鲁西南或黄河下游说、成都平原说、江西说、安徽说、江苏说等多种意见。虽然以上地区都发现过栽培稻遗存，但在数量上彼此相差悬殊。据严文明教授统计，从1954年到1993年底，中国史前栽培稻遗存的出土地点已经达到146处，其中长江中游有105处，约占71.9％；黄淮流域21处，约占14.4％；华南、云南各9处，四川、辽宁各1处。但是因为史前时期的栽培稻中，中国的长江流域发现得最多，年代也最早，应该就是稻作农业发源地。普通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本，主要分布于热带地区。中国的华南等地气候温暖、湿润，特别适宜于野生稻的生长，是野生稻分布范围的中心地区。野生稻分布区的北端，可以到达亚热带的边缘，大致在北纬24度一线。由于普通野生稻的抗寒能力较差，再往北就难以越冬。就地理环境而言，华南地区有充分的理由成为亚洲稻系的发源地。但是，考古学提供的数据恰恰相反：野生稻首先是在它的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区，也就是长江、黄淮地区被人工栽培。如何解释这一似乎有悖于情理的现象呢?严文明教授做了如下的精辟分析：

第一，长江流域四季分明，冬季漫长，食物匮乏，而稻是一种适宜于储藏的食物。长江流域自然状态下生长的野生稻并不多，惟其如此，才需要人工栽培。只有经过人工栽培，稻种才

能安全过冬而得以继续繁殖。于是从采集到选种，再到培育，出现了真正的栽培稻。

第二，华南地区炎热多雨，冬季较短，甚至没有冬天，植物茂盛，禽兽和鱼类也比较多，植物来源比较充足，通过采集和渔猎就可以基本解决对食物的需求，故不屑于去采集野生稻这样难以加工的植物，这正是那里长期没有发生农业的原因。

第三，华南地区多丘陵山脉，缺乏较大的平原，人口较少，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形成人口压力，所以缺乏发展农业的内需。而长江中下游有比较广阔的冲积平原，史前文化比较容易得到发展，人口增长较快，天然食物与越冬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

第四，黄淮流域的冬季比长江流域更加漫长，尽管当地早已种植粟、黍等旱地作物，但由于需求量大，为了扩大粮食储备的范围，所以也积极引进水稻种植。但黄淮地区气候相对干旱，所以仅在水源比较充足的地区种植，在当地农业中的比重也比较小。

第五，栽培作物的产生是一种文化现象，与史前文化的水平密切相关，“必须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产生了培植谷类作物的社会需要，才会变成社会的行动”。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因素对于产生新的栽培作物的作用日益突出。在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为了修建宫殿、城池以及统治者的大型陵墓，需要征调大量的人力；此外，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脱离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多，需要社会提供的粮食的数量也不断增长，发展农业的动因也就更为强烈。

近百年来的研究表明，世界农业起源有三个中心：一是西亚的两河流域，是小麦和大麦的起源地；二是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小米（粟）和大米的起源地；三是中美洲，是玉米的起源地。严文明教授认为，中国的情况与其它两个起源中心有所不同：“中国实际上包含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起源中心。一个是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起源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起源中心。两个中心逐步发展为两个紧密相连的农业体系，它们互相补充，互有影响，形成为一个更大的复合的经济体系，进而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农业体系至迟在5000年前就已经形成，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之间经历了数千年的融会和发展，为新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基础。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开始迈入青铜时代，并进而造就了灿烂辉煌的商、周青铜文明，正是两大农业中心交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要说中华文明的悠久和博大，要说它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就首先要从远古的农业文明讲起，不这样认识问题，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化中国。

顺便要提的是，除了大米、小米之外，中国还是许多其它农产作物的原生地。例如大豆，古代称为“菽”，至迟在夏、商时期就已驯化成功。中国是世界上三大果树原产地之一，北方的李、杏、枣、柿、栗，南方的柑橘、橙、釉、龙眼、荔枝、枇杷等，都是我国的先民首先培育成功的。世界上最常用的100多种蔬菜中，有一半原产于中国。这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

教学补充阅读材料：

1．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北京，科学出版杜，2000

2．林华东：《河姆汉文化初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l 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