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

1建安文学

汉献帝建安年间至于魏黄初年间乃至魏明帝时期，在曹魏集团的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其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

1。由于政治权威思想权威已经不复存在，在士人中兴起一股思想解放和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作家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对美与理想的追求。

2。而当时的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到处是破败景象，在作家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作家对历史社会现实有了深刻的体察。

3。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个人的存在失去了外在的精神支柱，因此，人们在感时伤乱的同时，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暂的悲哀。

4。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作家，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

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这些感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刘勰《文心雕龙》也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文人创作的中心，从辞赋转移到五言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2建安风骨

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

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

“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

“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

“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xx《诗》：

“慷慨咏坟经。”xx《思慕诗》：

“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

“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

“xxxx慷慨”；《赠xx》：

“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

“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

“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杂诗》：

“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

“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４０岁，曹植享年４１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

“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

“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

“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

“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

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３关于“风骨”

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个时期的文学能形成一种传统而被接受下来是不多的。钟嵘在反对晋以后的形式主义诗风时，曾慨叹“建安风力尽矣”!初唐诗人陈子昂在进行诗歌革新时，也高举“汉魏风骨”的旗帜，这说明“建安风骨”的传统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人们在谈到建安诗歌的时候，常常称誉“建安风骨”。所谓风骨，乃是指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练刚健的特点。风骨不是单指思想内容深刻性现实性，而是指作家在创作中要有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以此为基础，作品中情感充沛、具有感染力，作品的语言明朗、自然、紧凑而富有力度感，作品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

建安风骨的形成，就是基于其作品中的慷慨悲凉的感情及其在艺术上表现出的自然明朗刚健的特色。后世的作家在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和单纯的修辞之美，而强调文学的热情和内在的感染力时，往往就标举“建安风骨”的旗帜。（也称建安风力、汉魏风力）

刘勰在《风骨》篇中提出风骨论。“风骨”的内涵，说法纷纭，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风骨》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