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转型中国的证据
腐败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转型中国的证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入转型时期,经历了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与之相伴的却是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
为何腐败会与高速的经济增长共存呢?腐败活动到底是经济运行的“砂子”还是经济齿轮的“润滑剂”?已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回答。
不过,已有的研究大多直接考察腐败与企业或地区静态经济绩效的关系,忽视了腐败对企业动态经济行为的影响。
与此同时,这些研究在考察腐败的经济效应时,往往没有区分不同层次或主体的腐败概念,故而其对腐败效应的判定也过于武断。
因此,本文将对腐败与企业静态经济绩效关系的考察转向对腐败与企业动态行为关系的探索,以增进对腐败活动影响经济发展机制和途径的认识。
全文安排如下：在第一章中,我们介绍了本文的理论与现实背景,阐述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研究框架和主要的创新点。
在第二章中,我们首先介绍了相关理论基础,并从腐败的界定、动因、效应和测量四个方面回顾了腐败相关研究的文献。
在第三章中,本文首先介绍了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企业行为的制度大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世界银行2002年、2003年、2004年和2012年的企业营商环境调查数据以及透明国际组织于2012年对新兴经济体中100家增长最快跨国企业的公司报告透明度调查数据来考察中国的企业腐败活动的情况。
第四和第五章中,在控制高管、企业、行业和地区等相关特征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两个实证研究项目从企业寻租腐败和地区腐败环境两个视角分别考察腐败对企业微观战略行为的影响。
研究一利用世界银行2004年对中国30个省区120座城市1240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考察了企业寻租腐败活动对企业研发创新、出口和内部薪酬设计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的寻租腐败活动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倾向和投入强度；(2)企业的寻租腐败活动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参与概率,且这种促进效应只存在于内资民营企业中,由于腐败活动总是伴随着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出口企业中存在的生产率悖论现象。
不过,本文还发现,对出口企业而言,企业的腐败活动却抑制了其出口强度；
(3)企业寻租腐败支出越多,其CEO在企业业绩增长时获得了更多的薪酬涨幅,进而,企业的腐败活动还拉大了其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
同时,腐败对企业内部薪酬的分配效应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
研究
二通过构造2004年至2006年中国除西藏外各省市的腐败水平变量,并结合2005年至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考察了地区腐败水平对企业创新和出口活动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地区腐败水平越高,企业的创新倾向越小,创新强度也越弱；(2)在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后,本文发现地区腐败仅仅抑制了内资企业的创新活动,却显著提高了外资企业的创新活动；(3)腐败水平越高,其企业的出口倾向越小,出口强度也越弱,这表明地区制度环境是抑制我国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
根据前文的实证结果,本文在第六章中总结了全文的研究启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最后,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论和研究局限及未来方向。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腐败活动可能兼具“砂子”和“润滑剂”的功能。
总体而言,腐败活动对企业行为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例如,企业腐败扩大了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这会抑制基层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引致社会不公。
同时,企业腐败活动还抑制了其出口强度,降低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从地区腐败环境来看,其总体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和出口活动。
然而,本文亦发现,腐败行为可能“润滑”了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
同时,本文还发现地区腐败环境促进了外资企业的创新活动。
这部分解释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腐败并存的结构中,腐败如何通过作用于企业战略行为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和途径,深化了我们对腐败经济效应的认识。
本文的研究意味着,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政治经济制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市场化进程,对抑制企业寻租腐败活动,提高企业效率,建设创新型国家,保持经济健康发展,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此外,本文的研究也对当下如火如荼的反腐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转型期的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中国转型期的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处于深刻的转型过程之中。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转型，它同时也引起社会其他方面的深刻变化。
这种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等方面都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腐败问题就是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腐败问题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腐败现象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不断滋长蔓延乃至愈演愈烈的发展势头。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涉足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无论在层级和数量上均呈上升趋势。
自1978年以来的二十年中，因牵涉腐败和其他经济犯罪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达到235万人1，受到法律制裁的公职人员超过40万人。
2这一方面反映出转型期中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涉足腐败的公职人员在层级和数量上都在上升的事实。
可以说，在公职人员中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腐败，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已经从基层干部蔓延到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从经济管理部门蔓延到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军队、武警等政权的要害部门，腐败现象这种发展势头令人担忧。
（2）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但腐败案件增长势头有增无减。
综合中纪委八次全会和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的分析，腐败案件保持增长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腐败案件总体数量增长速度惊人。
根据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全国各级检察机关1979-1982年查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总数为98225件，1983-1987年间则增至15．5万件，1988-1992年间增至214，318件，1993-1997年间更增至387352件（而这时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案件的立案标准均已提高），18年间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平均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长，难怪有人惊呼"腐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胡鞍钢语）。
浅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腐败成因及防治对策
浅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腐败成因及防治对策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进入了崭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由于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机制的转变,社会政治生活中不稳定因素增多，形成腐败循环圈，成为困扰我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对于社会呈现出腐败的成因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对待社会腐败，并提出解决冲突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社会转型时期权力腐败对策一、社会转型期腐败的成因（一），从政治上，在社会转型期，政治腐败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政治腐败则是公职人员个人或小团体为了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或资源的行为,也就是这种行为使我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而我国的政治体制不健全正处于完善过程中，从而使一些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这促使我国的腐败加重。
（二），从经济上，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深刻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转型的步伐。
由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资源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使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表现出若干不同于一般社会的转型特点，由于这种转型特点，使腐败现象滋生，政府职能改革滞后使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府职能转变却相对滞后，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而这种极容易为腐败现象的蔓延提供可乘之机。
（三），从文化上，从我国现阶段腐败状况看，社会文化中一些腐败成分是滋生腐败现象的深层次因素。
比如，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利本位的经济文化等一系列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加重了我国文化的腐败，这些腐败文化严重动摇了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使他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发生变化，走上腐败的道路。
二、社会转型时期腐败的防范对策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要高度重视对腐败行为的抑制和消除，要改革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因此，我国要做到以下几点措施。
关于我国政府腐败的原因、危害和对策的分析
关于我国政府腐败的原因、危害和对策的分析摘要：世界各国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发生,中国政府也不例外,相比较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目前中国政府正处在腐败的高发期。
政府反腐败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制约政府腐败,促进廉政建设在中国势在必行。
中国政府的反腐败工作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在困境中不断探索新的对策。
腐败的本质是“以公共权力为资本,背离公共利益目标,为个人或集团谋取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简而言之,是以公权谋私利。
”拥有公共权力资源的主体是唯一可以实施腐败行为的主体,政府腐败的定义是指政府公务人员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并且这个愿望背离公共利益目标,而对政府角色和政府权力资源的滥用。
腐败损害政府权威,影响政府作用的发挥,对社会发展不利。
因此,政府反腐败势在必行。
关键字：腐败、廉政建设、官本位腐败现象产生的各种原因一、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是腐败现象泛滥的制度性原因社会腐败之风，固然与某些政府官员的思想、道德和作风有关。
然而，如果腐败之风屡禁不止，愈反愈烈，这就与制度高度相关了。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实际上，当前的腐败主要是制度性腐败。
腐败现象的产生之一的原因就是制度缺陷，即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缺陷。
因此，科学地探索腐败现象的深层次问题，分析其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采取相应的制度化对策，才能收到切实有效的成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府在各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正向宏观调控转变。
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取消，为减少和消除一些腐败现象提供了重要条件。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很多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之处。
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度或失当，不仅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更成为腐败现象泛滥的制度性原因。
另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人们经济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为此必须及时建立相应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机构予以规范和防范。
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研究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研究引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与此同时，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
无论是高层贪污腐败，还是基层腐败行为，都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因此，本文旨在对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进行研究，揭示其原因和影响，并探讨有效的对策和解决方案。
一、腐败问题的存在和表现1.高层腐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权力的集中，高层腐败问题在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增多。
这些高层腐败案件涉及政府官员、企业领导和党员干部，涉及面广、金额庞大。
这种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2.基层腐败与高层腐败相对应的是，基层腐败问题同样严重。
基层官员滥用职权、利用资源谋取私利，甚至扰乱了社会秩序。
这种腐败现象影响到社会基层，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引起了公众强烈的不满和不安。
二、腐败问题的原因分析1.制度缺陷中国在政府治理和反腐败制度方面存在一些缺陷。
权力分散不均、监督机制不健全、法治建设不充分等问题，都给腐败问题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此外，腐败的高涉及利益链条也让利益集团和权力腐败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使得腐败问题难以根除。
2.道德观念淡薄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注重道德伦理，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变革，道德观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淡化。
物质利益的诱惑和道德标准的失衡，使得一些人对腐败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这种价值观的崩溃让腐败问题滋生和蔓延。
三、腐败问题的影响1.经济损失腐败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也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腐败导致资源的浪费和错配，导致投资环境恶化，阻碍了创新和发展的动力。
2.社会不稳定腐败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削弱了人民对社会制度的信任，增加了社会的不满和不稳定因素。
在网络时代，腐败问题的曝光和讨论会进一步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和不安定的因素。
四、有效对策和解决方案1.建立健全的制度完善政府监管和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公共资源的监督，形成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
政治关联_企业绩效与企业行为的研究综述
政治关联、企业绩效与企业行为的研究综述马晓维苏忠秦曾琰谢珍珠（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都610031）摘要：自Krueger开创性地指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能给企业带来利益以来，企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关于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主要理论和实证文献。
在实证文献综述中，从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与企业行为影响的这两个维度出发，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阐述了这些文献的概念定义、度量方法、样本选择及主要结论。
最后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制度背景；政治关联；企业绩效；融资行为引言Krueger[1]开创性地指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可以给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利益，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政治关联在世界各国的企业中普遍存在，尤其在司法独立性较差或者政府官员比较腐败的国家。
大量文献研究表明，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各种好处，例如更优惠的银行贷款、更低的税率、更多的政府救援、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多的政府补贴。
但是，关于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研究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一些学者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有正的影响[2-11]，另一些学者却发现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有负的影响[12-19]。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关于政治关联的主要理论和实证文献，不仅可以使国内学者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脉络，也可以为国内学者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更加深入的研究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及企业行为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了政治关联的定义以及在实证研究中的度量方法。
第三部分从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角度综述了实证研究文献。
第四部分从政治关联与企业融资等行为的角度综述了实证研究文献。
第五部分为总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政治关联的定义及度量政治关联相关研究都会涉及经济学中寻租（rent-seeking）的概念。
中国反腐败应从企业腐败抓起
中国反腐败应从企业腐败抓起2009年9月15日至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提出，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近年来我们的反腐败取得了不少成绩,抓捕惩治了诸如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以及浙江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华元,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湖南高法原院长吴振汉,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等等一批贪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2008年工作报告中说，5年来，高检立案侦查省部级干部35人、厅局级干部 930人。
我们不妨回头研究一下这些贪官“事迹”,那一个无不跟“企业”有关联呢? 陈绍基、王华元受国美电器黄光裕经济案牵涉; 刘方仁利用职权和职务的影响，为私营企业主陈林、刘宫女常谋利; 吴振汉东窗事发于“深圳大世界商业城执行案”,原于李小平的拍买公司; 王有杰与河南乾坤置业有限公司的瓜葛; 刘志华与其情妇王建瑞，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北京中融物产有限责任公司等10个单位和个人的财物; 郑筱萸为八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 王钟麓为浙江置地联合公司、杭州华源实业有限公司在资金借贷、土地转让、土地加价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可见我们反腐败无不与企业有着深深的渊源啊!俗话说,无商不活,在新的形势下没有企业的“经济支撑”,腐败何以能得逞?优秀的企业文化怎么能让腐败风气的蔓延?所以,反腐败应从企业腐败抓起!一我国企业腐败现状.据全球性的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日前刚刚公布的一份“行贿指数”（Bribe Payers Index, BPI）调查报告称，在占全世界出口额的80%的30个最大的出口国和地区中，印度、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包揽“最有可能行贿”的前三甲（《环球时报》报道）。
转型期腐败行为与洗钱风险
中图分类 号： Ｆ ８ ３ ０ ． ５
一
文献标 识码： Ｂ
文章编 号： １ ６ ７ ４ — ０ ０ １ ７ — ２ ０ １ ３ （ ３ ） 一 ０ ０ ８ ４ — ０ ４
、
引 言
腐败 问题是转型期 国家面临的难题 ， 也是国际研究热点 ， 剖析腐败行为特征与洗钱途径规律可以有效 的
《 西部 金￣｝ ２ ０ １ ３年第 ３期
转型期腐败行为与洗钱 风险
苗 文龙 冯 慧佳
（ 中国人 民银行西安分行 ， 陕西西安
摘
７ １ ０ ０ ７ ５ ）
要： 本文以中国 １ ９ ８ ０ —２ ０ １ ０年 的 ８ ９ ７例 腐 败 案 例 数 据 为基 础 ， 分析得 出： 现 金 是 腐 败 媒 介 及 腐败 洗钱 的 最 主 要
提 出 为提 高预 防 腐 败 的 有 效 性 ， 需 完善 大额 现 金 交 易 记 录 信 息要 素 并 密切 监 测 ， 将 房地产 、 贵金属 、 文 物 拍 卖 等 高 风 险
领 域 纳入 反 洗 钱 日常监 管 范 围 ， 填 写 准 确 的 职 业信 息 、 根 据 职 业 逆 向追 踪 打 击 等 建议 。
８ ４ ｆ
《 西部金￣） ２ ０ １ ３ 年第 ３期
险变量 ｄ ｅ ｇ ｒ ｅ ｅ ＿ ｃ ｏ ｒ ｒ ｕ ｐ 、 腐败时间变量 ｌ ｅ ｎ ｇ ｔ ｈ 、 腐败主体级别变量 ｒ ａ ｎ ｋ 、 腐败主体性别变量 ｍ ａ ｌ ｅ 、 腐败行业或 领域变量 Ｖ Ｏ Ｃ 、 腐败主体教育水平变量 ｅ ｄ ｕ 、 腐败行为所在区域变量 ｅ 、 腐败发生时段变量 ｙ ｅ ａ ｒ ＿ Ｉ 。考虑到 腐败风险与腐败金额高度相关 ， 腐败金额越大、 腐败风险越大。鉴 于此 ， 我们设计观测变量——腐败程度
浅议我国腐败现象及反腐建议的研究
１ ． 当代中国腐败 问题 的几大特点 系中的基础性环节 ． 要 以领导 １ ． １ 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 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群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 ． 包括 国家机关 、 公 干部为重点 ， 以树立 良好 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 观和正确 的权 力观 、 利 益观为根本 ， 以艰苦奋 斗 、 廉洁奉公 为主题 ， 以全 心全 意为 司企业 、 事业单位 、 社会团体等行使公共权力的部 门和个 人 ． 利用职务 地位观 、 之便 ， 以集体名义做 出的谋取个人或小 团体利益 的腐败行 为。群体腐 人 民服务为 目标 ， 进行理想信 念和从政道德 教育 、 党 的优 良传统 和作 败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其行为是以集体名义做出的。 这不仅使群体腐 风教育 、 党纪国法教育。 要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 于领导干部的培养、 选 败披上 了一层 合法的外衣 ． 同时也是群体腐败与其他腐败行为 的主要 拔、 管理、 使用 等各个 方面， 坚持教育与管理 、 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 督促 区别。 近年来 出现 的腐败大案 ． 很多是 以群体腐败形式 出现的 。 群体腐 领导干部廉 洁 自 律， 反对 和防止腐化堕落 ． 常修为政之德 、 常思贪 欲之 败一般有两种形式 ： 一种是一部 分人 ， 包括领 导干部 ， 抱成 团伙 ． 精 心 害 、 常怀律 己之心 。 牢记 “ 两 个务必” 。 自 觉经 受住发展社会 主义市 场 谋划 ， 协 同实施 ， 牟取 私利； 另 一种不一定有 严密 的组织 和团伙 ． 但由 经济和改革 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 的考验 。 于主要 领导人 腐败变质 ， 从 而上行 下效 。 形 成群体腐 败。 不 管哪一种形 ２ － ３ 加 强对权力 的制约与监督 ． 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式， 都 以群体 活动 为特征 ， 出现 “ 串案” 、 “ 窝案” 、 “ 系列案 ” 等。 群体腐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 监督是关键。 做好反腐倡廉工作 ． 是促进领 败 的手法主要有： 集体行贿 、 集体截 留国家财税 资金 、 集体 骗逃税款 、 必须加 强对权力 的制约与监督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 不 犯或少犯错误 的重要保证 ． 是 有效防止腐败 集体贪 污公有 资产 、 集体渎 职 ． 等等 群体腐败不仅仅发生在党政机关 导干部正确使用权力 ． 和公 司企业 ， 而且扩展 到一些非盈利性 的事业单位 ． 如文化 、 教育 、 科 的重要手段 。当前加 强对权力 的制 约与监督机制建设 要突出 四个重 研等部 门． 对社会造成 了极大 的危害 点： 第一 ， 加强党内监 督。 第二 ． 加强人大监督 。 第三 ， 加强法律监督。 第 四， 加强舆论监督 。 １ ． ２ 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 ２ ． ４ 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 ．充分 发挥惩 治腐败的重要作用惩治 些领域 的腐败行 为公开化 和制度化腐败 犯罪大多是智 能型犯 必须从严 罪． 涉及高级官员 的腐败行为更加 隐蔽 腐败犯罪 的主体都具有较高 腐败 ． 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 ． 他们实施腐败犯罪总是想方设 法地企图隐瞒 惩 治有力 ， 才能增强教 育 的说 服力 、 制 度 的约束力 、 监督 的威慑 教育就缺乏说服力 ． 制度就缺 乏约束 力 ， 监督 就缺乏威 犯罪行为 以逃避法律 的制裁 从近些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例可以发 力 。惩治无力 ， 现， 一些腐败分子 因为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 ． 往往是一边腐 败堕落 ． 一 慑力 。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 ， 是惩 治腐败最 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当 要严肃查处 违反政治纪律 的案件 ， 严肃查处 利用审批权 、 人 事权 、 边还被提拔重用 。 并且 ， 这些腐败案件的作案手段 比较隐蔽 ． 一般难以 前 ， 从正面侦破 ． 大部分这类案件都是 由于其他原 因涉案或者 由知情者举 司法权违纪违 法的案件 ， 严肃查 处贪污 、 受贿 、 行贿、 挪用公 款等违纪 严肃查处失职渎职、 严重损 害国家利益 的案件 。 严 肃查处官 报， 才被侦破的。 同时 ， 腐败分子总是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以种种理由 违法案件 ， 权钱交 易和严重侵害群 众利益等案件 ． 并严肃查处 为黑恶势 欺骗组织 。 蒙蔽群众 ， 以这样那样的借 口中饱私囊 ． 增强 了腐败 的欺 骗 商勾结 、 性； 甚 至有些腐败分子 以各种借 口 美化 自己的腐败行 为．以便 蒙蔽 组 力充当 “ 保护伞 ” 的案件 ． 严重侵害群众利益 的案件 ． 群体性 事件和重 织和群众 。但是 ， 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也开始出现公开化和制 度化 的 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等等。 趋势。腐败的公开化表现为腐败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 ． 并被视 为理 所 ３ ． 结语 当然 ， 例如 ： 公 款请客送礼 、 借考察学 习名义游 山玩水 、 利用公 共权力 在 我国反腐败工作取 得丰硕成果 的同时 ． 理论研究 的问题 、 领域 获取部 门利益 和小集 团利益 ． 等等 及方法等也逐步深化 。纵观上述研究 ． 大量文献在描述转型时期官员 １ ． ３ 腐败 的社会认 同度提高 腐败现象及其特点 的同时．对腐败产生的原 因进行 了推理式剖析 ． 反 腐败文化开始形成腐败文化一旦形成 ． 就会使得 整个社会丧失对 映出学术界对反腐败 问题 的认识在不断加深 但是 ． 与国外相比 ． 我国 腐败 的判断能力和批判 能力 ， 陷入腐败 的恶性循环之 中。如果腐败呈 的政府部 门或 官员 ， 其腐败程度究竟如何 ， 这些腐败行为是体制性 的、 现 出普遍化 、 流行化 、 社会化 的趋势 ． 说 明它可能获得 了一种 文化上更 制度性 的， 还是官员素质 、 行政伦理问题 ， 仍然值得深人研究 。虽然部 有力 、 更稳定 的支持 。 腐败确实能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 ． 渗 分文献对政府腐败程度 的定量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 ． 但研究成果 由于 透到人们 的内心深处 。腐败文化不但能提高人们对腐败 的容忍度 ． 也 缺 乏系统的评价体系 、 权 威的评价机构 、 可操作性 的评 价指标和科学 会使全社会 的道德水平整体下滑 ． 致使腐败行为成为一 种 日常生活方 的评价 方法而失之于推广 应用 ． 一些 文献提 出了反腐措施 、 制度建议 式。 当前 中国腐败 的蔓延 与渗透影 响． 已呈现 出强烈 的文化特征 可以 与策略选择 ． 但缺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政治体制深入改革及其对反腐败 说。 中国的腐败 已渗入社会 生活 的方方 面面 ， 相 当多数的公众成 为腐 影响 的深刻探讨， 难以用于指导反腐科学实 践。 ● 败的参与者与制造者 ， 腐败 已经完全
转型期中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心理原因_省略__默顿的紧张理论在特权阶层的运用_王光石
2005年第6期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No.6,2005(总第94期) J OURNAL OF MUDANJ IAN G COLL EGE OF EDUCA TION Total No 194[收稿日期]2005-06-10[作者简介]王光石(1976-),男,湖南邵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律系刑法学研究生。
转型期中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心理原因探析———默顿的紧张理论在特权阶层的运用王 光 石(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070) [摘要] 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贪污贿赂犯罪数量逐年飙升已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一大毒瘤,其严重危及社会的稳定与业已建立的各项协调运行机制,毒害了那些廉洁为公的公职人员之心。
本文运用默顿的紧张理论来分析贪污贿赂犯罪的心理成因———国家公职人员因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合法工资收入)达到社会大众文化所界定的成功目标(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产生紧张情绪,而贪污贿赂犯罪正是这种无以化解的紧张的产物。
[关键词] 贪污贿赂;紧张理论;心理原因[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23(2005)06-0066-02 一、默顿的紧张理论紧张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于1938年在取舍芝加哥学派社会解组理论的基础上创立的,它的主要内涵是:从更大的社会结构上解释犯罪,强调社会结构对犯罪率的影响,认为犯罪是由于行为人不能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社会所界定的成功目标而产生的沮丧和气愤情绪即紧张的产物。
其基本思路是:社会结构的解体导致了紧张,而紧张则促成了犯罪。
[1]默顿同时认为:并不是所有不能通过合法手段取得成功的人都会借助于犯罪等非法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终犯罪与否还得取决于个人对社会目标和合法手段的态度,人们如果对社会紧张状态采取放弃目标的适应方式,则不会犯罪;如果采取变革的适应方式即用非法手段争取目标的实现,则会实施偷盗、抢劫之类的犯罪行为。
[2]另外,作为紧张理论典型学说的社会反常理论则认为一个社会非常强调由大多文化所界定的成功的目标,而这个社会所提供的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却被不平等地在它的成员中分配,这样目标与方法之间的断裂就是反常状态。
中国民营企业的内部腐败治理从公司治理到国家治理
中国民营企业的内部腐败治理：从公司治理到国家治理廉政学研究2019年第1辑（总第3辑）第113 127页SSAP，2019中国民营企业的内部腐败治理：从公司治理到国家治理王田田*摘要：在既有的观念和研究中，民营企业内部发生的职务侵占、回扣交易、挪用资金等腐败行为常常只被视为一种企业内部治理或个体道德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民营企业在长期“公尊私卑”的体制和观念影响下，其内部腐败治理面临的公私政策差别、法律保障力度、反腐资源分配等诸多制度性障碍，指出民营企业的内部腐败治理既是一个企业治理问题，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家治理问题。
同时，本文对当前几种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得出，由于民营企业的内部腐败与公共权力腐败的性质不同，国家在加大支持和保障力度的同时，介入的方式、程度应当具体分析，不能取代民营企业自身在内部腐败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民营企业；腐败；国家治理；公私合作近年来，华为、万达、腾讯、360、阿里巴巴、京东等一些中国大型民营企业相继高调反腐，轻则解除涉事者的劳动关系，涉嫌违法的则*王田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思想和廉政法学。
廉政学研究2019年第1辑（总第3辑）411移送司法机关，在国内掀起了民营企业自发反腐的热潮，也推动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问题的特别关注。
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的发展，民营企业越来越成为财富创造和管理创新的重要主体，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税收、吸纳就业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而同时，民营企业发生的腐败类违法行为日益突出。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的《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显示，2014年，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绝对数量比2013年增长63%（张远煌等，2015），腐败犯罪频次占其犯罪总频次的比例由23%上升到29%，这一数据到2015年又上升到31%（张远煌等，2016）。
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对公共权力腐败惩治力度的加大，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举措深入推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民营企业为生存和开拓市场而发生的行贿类犯罪，而企业各层级员工发生的职务侵占、挪用、商业贿赂等内部腐败占其腐败犯罪的比例显著增长，由2012年的55%上升到2014年的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