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及其戏曲史意义_左鹏军

吴梅是中国近代戏曲史和戏曲研究史上的一座标志性的高峰；他的弟子们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戏曲创作和研究群体。

作为学者型戏曲家，吴梅与吴梅弟子的戏曲创作与戏曲研究产生过深远影响，形成了一种值得特别关注的戏曲史、文化史现象。

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创作正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其展现出的独特的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文化品格，在传统戏曲现代转换之际具有重要的戏曲史意义。

一、一个独特的戏曲群体吴梅（１８８４－１９３９）的戏曲创作集中于中年以前。

早年深受反清革命思想影响，所作戏曲致力于反清革命的思想宣传、民族气节的张扬鼓吹，或取材于当时现实，或取材于历史故事，均贯穿着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精神。

歌颂戊戌六君子的处女作《血花飞传奇》，长歌当哭以悼秋瑾的《轩亭秋杂剧》，以明末瞿式耜抗清殉国事迹歌颂反清志士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风洞山传奇》，以宋末谢翱登严子陵钓台西台痛哭文天祥史事抒发强烈爱国激情和民族情感的《义士记传奇》等，均为典范。

辛亥革命后，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和自身境况的变化，吴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所作戏曲或表现自由害人，或表彰义夫节妇，表达对当时世风日下的不满，也透露出保守的文化观念，取材于现实的《落茵记》和《双泪碑》即为代表。

这种政治文化观念一直延续到其晚年。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吴梅以词曲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主，绝少再进行戏曲创作。

吴梅的剧作，音律功夫极深，文词刻意求工，十分注意戏曲的舞台特点。

这在传统戏曲走向式微，许多传奇杂剧作家重案头而轻场上，娴文学而疏曲律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其戏曲观念和创作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１９１７年后，吴梅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光华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主讲古乐词曲。

吴梅对弟子的要求也是戏曲创作和学术研究并重，成才颇众，培养了第一批现代戏曲学、词学的创作和教学研究人才，卢前、蔡莹、任中敏、钱南扬、王玉章、孙为霆、唐圭璋、王季思、万云俊、常任侠、汪经昌等皆为其中之优异者。

在吴梅的众多弟子中，有多人从事戏曲创作，有的长于杂剧，有的长于传奇，也有的二者兼擅，形成了一个个性鲜明的戏曲创作群体。

其中，卢前（１９０５－１９５１）作有杂剧五种，即《琵琶赚》、《茱萸会》、《无为州》、《仇宛娘》、《燕子僧》，总署《饮虹五种曲》、《饮虹五种》或《卢冀野丙寅所为五种曲》，另有《楚凤烈传奇》、杂剧《女惆怅爨》（包括《窥帘》、《课孙》，后者未见）等；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及其戏曲史意义＊◎左鹏军［摘要］吴梅弟子是晚清民国戏曲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他们的传奇杂剧表现出共同的思想特点、艺术趣味和文化品格，堪称传奇杂剧终结时期的突出成就和重要标志。

吴梅弟子以传统的戏曲形式表现对时代的、民族的思考及对传统精神价值的坚守，从而使古老的形将消亡的传奇杂剧获得了新的精神生命。

在戏曲体制上，吴梅弟子既坚持传统戏曲的艺术趣味和体制规范，又能进行适度的调整与改变，尤其重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的统一，及戏曲的音乐性、舞台性和文学性的协调。

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在中国传统戏曲现代转换之际具有重要的戏曲史意义。

［关键词］吴梅弟子传奇杂剧思想艺术戏曲体制戏曲史〔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２００７）０７－０１３７－０６＊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调查与史实研究”（项目编号：０４ＢＺＷ０３８）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第７期１３７蔡莹（１８９５－１９５２）作有杂剧《连理枝》一种，另有话剧《当票》一种，此两种尝刊为《南桥二种》；孙为霆（１９００－１９６６）作有《太平爨三杂剧》（即《断指生》、《兰陵女》和《天国恨》）；王玉章（１８９５－１９６９）作有《玉抱肚杂剧》、《歼倭杂剧》（后者未见）；常任侠（１９０４－１９９６）作有杂剧《祝梁怨》、《田横岛》、《鼓盆歌》、《劫馀灰》（后二种未见）。

据载，１９４９年后常任侠还尝作《妈列带子访太阳》（又名《妈勒传》）一剧，未知存否。

吴梅弟子娴于传统文学创作，但并不排斥新文学，如蔡莹、王季思等就曾创作过话剧剧本，卢前尝写过小说与新诗，常任侠也有新诗创作，还写过歌剧、诗剧、音乐剧和电影脚本等，表明吴梅弟子创作领域之广阔，也反映了新旧文学过渡转换时期的重要创作特征。

吴梅有意引领弟子们进行戏曲创作，创作活动与学术研究并重，是他一贯坚持的教学理念。

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多经吴梅指点，或为润饰，或为点校，或作序跋，或作评点。

吴梅对弟子们的学术研究也经常采取同样的方式支持鼓励，这些弟子早年戏曲创作与学术研究并重，后来均侧重学术研究，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就。

吴梅与吴梅弟子的戏曲创作与学术活动是传统戏曲研究、创作和教育走向现代之际的重要事件，在中国近现代戏曲史和戏曲研究史上具有昭示传统戏曲及其创作最后命运的意义，也具有彰显传统戏曲创作和研究现代转换的历史价值。

二、传统精神价值的坚守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虽创作于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之下，但仍表现出某些共同特征或相近趋向，展示了作为一个戏曲群体的创作观念和价值追求，其核心是在新旧文化冲突嬗变、传统文化日趋式微背景下，对传统道德理想、文化观念和精神价值的留恋与坚守，对渐成往日风华的传统文化之现代价值的认定。

首先，借历史故事寄寓现实感慨，鼓吹弘扬民族气节，表现对国家政治局势、民族危机的强烈关注，贯穿着鲜明的时代精神。

这一点，与吴梅早年深受反清革命思想影响，创作《血花飞传奇》、《轩亭秋杂剧》、《风洞山传奇》、《义士记传奇》等作品的情况极为相似，亦与郑振铎所说近代戏剧“皆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大有助于民族精神之发扬”［１］（Ｐ１００５）的精神相合。

卢前所作历史悲剧《楚凤烈传奇》堪称代表。

作者尝云：“《楚凤烈》旨在发扬忠烈”，“《楚凤烈》本事根据王国梓自述之《一梦缘》，与孔尚任《桃花扇》、董榕《芝龛记》、蒋士铨《冬青树》、黄燮清《帝女花》同为历史悲剧，无一事无来历，差堪自信者。

”［２］（卷首，例言）戏曲史上的历史剧绝少单纯地记述历史故事，大都有着或隐或显的现实机缘，讽刺时事与现状，寄予深刻的当下感慨。

《楚凤烈传奇》完成于１９３８年，正值日军大举侵华并迅速南下之际，并非泛泛的追怀历史之作，有借古代故事寓伤时忧国情怀之深意。

这在全剧最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丑）说来我小时光听阿爷说明朝亡时，多少做官的人卷了金银财宝，带了娇妻美妾，一逃了事，没有几个肯死的。

后来被清兵杀掉了了事。

（付）本来国破家亡，要么拼个你死我活，替国家出一分力，替百姓保一分廉耻，真个事不可为，痛痛快快的寻个死也好。

老脸皮厚苟延性命，还算是一条好汉？”［２］在民族危机日甚之际对“忠烈”、“廉耻”的表彰，对“国破家亡”之际敢于拼死拼活、替国家出力的赞誉，对苟延性命、偷安求荣的讽刺，用意甚明，作者的民族情感也依稀可见。

全剧结诗再次表明主旨：“风云儿女多奇气，慷慨悲歌仔细看。

一曲乍传楚凤烈，老夫落笔泪汍澜。

”［２］此剧的广告也说：“近代传奇作者如丁传靖、梁启超辈多不知律。

此作发扬民族之精神，又系当家之作品。

治文学者，案上不可无此书也。

”［３］常任侠《田横岛杂剧》发表于１９３０年１月，是一部具有浓重抒情色彩的单折杂剧。

旨在借田横故事激发民族精神，鼓励民众同仇敌忾，反对日寇侵略，寻求世界大同。

剧中本贯安徽颍上、读书江南的张霁青，显然就是常任侠本人（按：张常音近，常任侠原字季青）。

作者本人登场抒情议论，慷慨悲歌，其伤时忧国、壮怀激烈之情喷薄而出。

作者以这样的笔触抒情言志：“（生）呀！这正是昔年田横之徒五百人自杀的去处！四面环海，孤屿凌波，英风萧飒，侠气纵横；虽在千百载下，犹令人激昂慷慨，不能自已！贤弟，我与你生当国难，忍辱苟活，有愧先烈也！……（生）贤弟，那五三烈士之血未干，历城仍为倭奴盘１３８据，正是危急存亡之秋，蒙垢负辱之际，你我作此勾当，真正无聊啊！”剧末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期盼：“【小桃红】恨虾族真狂妄，随落日将倾丧！问何时才免去侵凌象？何时才改尽凶残状？何时才现出清平样，解兵戈共乐无疆？”此剧虽作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和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但作者对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的担忧、对民族危机的清醒认识可见可感。

孙为霆《太平爨三杂剧》完成于１９４３年，时作者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任教，这是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刻。

卢前《太平爨序》云：“此剧之成，乃在拔木破山，倒江翻海，血战玄黄，风雨如晦，二十年后如今日者，旨意之深，气势之隆，又非集之之徒所得而比肩者已。

”［４］正是当时历史环境和作品旨趣的揭示。

作者自序云：“近作杂剧三种，……取材则本《秋蟪吟馆诗》与忠王供词，而旨在褒正砭邪，廉顽立懦，不作寻常风月语也。

”［４］朱宝昌《题雨廷八兄壶春乐府》咏《太平爨》云：“太平英迹渺难求，留待词人著意搜。

洗尽岛夷污秽语，未妨爨弄有阳秋。

”霍松林《读雨廷师壶春乐府》云：“太平三爨翻新调，谁识词翁托意深。

写就英雄流血史，红旗一夜遍江浔。

”［４］可见，《太平爨三杂剧》虽未直接表现当时日军野蛮侵华、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现实，但通过对战争局势的关注、对英雄的礼赞和对太平的向往，确实寄予了作者“褒正砭邪，廉顽立懦”的深远寄托和热切期待。

其次，取材于历史故事，反映当下世态炎凉、人心变迁，表达对某些传统道德观念之现代意义的探寻与思考，对某些传统价值日渐失落的警戒和担忧，表现出浓重的眷恋往昔、坚守传统的怀旧情怀。

吴梅弟子这种思想倾向和创作心态，与吴梅辛亥革命后的思想状况和创作转变有相似之处。

吴梅作于民国初年的《落茵记》、《双泪碑》、《绿窗怨记》、《东海记》等传奇中对传统爱情婚姻观念的认同，对节妇烈女的褒扬，和对新式爱情、自由婚姻的讽刺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思想和心态。

常任侠《祝梁怨杂剧》完成于１９３３年１２月，情节虽无创新之处，但通过一曲哀婉缠绵、感天动地的爱情悲歌，表达了作者对这种蔑视生死、超越时空的爱情的由衷赞美，正如题目正名所标识的：“同池三年管鲍交，痴情千古祝梁怨。

”［５］从作者对这一家喻户晓的动人故事的重新表现和解读中，可以看到对传统爱情观念之现代意义的探寻与思考。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左翼文学及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将这一故事写得如此凄婉动人，寄予了作者深切的价值认同。

在这一爱情故事背后，蕴含着更加深广的关于传统和现代、继承和超越等道德伦理问题的追问。

蔡莹《连理枝杂剧》通过孙三娘与赵二官的爱情悲剧尤其是孙三娘可怜可悲的命运，反映了传统道德观念、家庭秩序、父母之命对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束缚和破坏，特别是婆婆对媳妇命运的独断控制和无情宰割，寄予了对孙三娘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实际上提出了妇女社会地位和妇女婚姻自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