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中的悖论及其现代性解读
对哈姆雷特人文主义形象的现代思考
对哈姆雷特人文主义形象的现代思考
首先，哈姆雷特所提倡的自由与个性是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的。
他反对一切压制人性的力量，如同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反感的一样。
哈姆雷特认为人类应该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并应该拥有自己的思想与观点。
因此，他也被认为是人文主义的代表，推崇人类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现代社会也在追求自由和个性，尤其是在思考、文化和信仰方面。
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的自由选择越来越重视，这也是哈姆雷特人文主义形象的现代价值所在。
其次，哈姆雷特所追求的真理和正义也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延续。
哈姆雷特一直在思考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命中存在的一些道德和伦理问题。
他强调道德秩序和正义，反对昏庸的统治者和险恶的社会结构。
现代社会同样需要一个秩序和正义、公正和公平的社会，这也是人们在制定政策和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应该遵循的理念。
哈姆雷特将真理和正义作为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现代社会中对于这个理念的需要和追求也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哈姆雷特所提倡的对人类存在的深刻思考和人生的体验也有现代的启示意义。
哈姆雷特的内心矛盾和情感挣扎反映了人类存在中的矛盾和问题，如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性别、阶级和文化的矛盾。
哈姆雷特提出的问题与现代社会面临的难题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生命的意义、心理的性质、人与自然、道德悖论、道德和自由的关系等。
这些问题既有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有直接影响人类未来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哈姆雷特人文主义形象的思想还有着重要的现代意义。
论《哈姆雷特》的艺术特色及其现实意义
论《哈姆雷特》的艺术特色及其现实意义《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部杰作，被誉为“莎士比亚悲剧三部曲”之一，也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之一。
这部戏剧自问世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喜爱和赞誉，深受观众和评论家的喜爱。
在这部戏剧中，通过对主人公哈姆雷特的描写和情感的深入刻画，展现了戏剧的深厚内涵和丰富的艺术特色，并且在这一深沉的情感表达中，蕴藏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哈姆雷特》中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戏剧性的冲突和对立。
《哈姆雷特》中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戏剧性冲突和对立。
从哈姆雷特和克劳迪乌斯的权力斗争，到哈姆雷特与奥菲莉亚的爱情纠葛，再到哈姆雷特内心矛盾的挣扎以及他对现实的质疑和反抗，这些戏剧性的冲突和对立使得整部戏剧充满了张力和悬念，增加了观众的观赏乐趣，同时也使得整部戏剧的主题更加深邃和丰富。
精湛的语言艺术。
莎士比亚被誉为英国文学的巨匠，他的语言艺术在《哈姆雷特》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展现。
从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生存还是灭亡”到他与奥菲莉亚的对话，到他与克劳迪乌斯和波洛尼厄斯的争论，这些对话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和情感，充分展现了莎士比亚的语言艺术的精湛之处。
《哈姆雷特》中的诗歌和歌唱也为整部戏剧增添了更为丰富多彩的艺术魅力。
在《哈姆雷特》这部戏剧中，蕴含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通过哈姆雷特的内心矛盾和挣扎，整部戏剧传达了对于权力、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哈姆雷特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对于现实世界的质疑和反思，也引发了对于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的反思，在这一过程中，戏剧展现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哈姆雷特和克劳迪乌斯的权力斗争中，展现了权力和欲望的腐蚀和毒害。
克劳迪乌斯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甚至杀害自己的兄长，而哈姆雷特在寻求复仇的过程中也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挣扎之中，这种对于权力的描写揭示了权力的黑暗面，也对现实中的权力斗争提出了一种深刻的质疑。
通过哈姆雷特的内心挣扎和对现实的质疑，戏剧传递了对于人生、存在和生存的深刻思考。
《哈姆雷特》中的悖论及其现代性解读
《哈姆雷特》中的悖论及其现代性解读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在《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中，屠格涅夫把这两个享誉世界的文学形象进行了比较。
他认为堂吉诃德富有激情敢于行动，而哈姆雷特则“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也不做”。
然而，尽管他一再延宕，哈姆雷特却不是一个缺乏行动能力的人。
他把行动的“价值”置于“手段”之上。
只要行动合乎他的价值追求，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比如杀死波洛涅斯。
哈姆雷特在努力为复仇寻找一个合适的情境，以使复仇能够满足他的价值追求。
在克劳狄斯祈祷时，他之所以放弃复仇，是因为随意更换复仇的情境会背离复仇的固有价值。
当克劳狄斯在洗涤自己的灵魂时，行刺就等于是把恶人送上天堂。
“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时候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复仇在哈姆雷特眼中充满了神圣意义。
他不愿意把复仇降格为报复，因为这样反使得丑恶的敌人占据了道德高地。
由此看来，哈姆雷特所追求的是行动与价值的统一。
韦伯把这定义为“行为的价值合乎理性”，也就是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的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
作为哈姆雷特的对立面，克劳狄斯的行为却明显具有目的合乎理性的特征，也就是工具理性：“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为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目的相比较，作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
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对工具理性的计算性作了进一步说明：“工具理性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借的合理性。
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例，是工具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
剧中的克劳狄斯虽只是9世纪的封建君王，但他的行为却明显具有现代的工具理性特征。
在资本主义的时代，工具理性以非道德的方式颠覆了传统信仰，窃取了对人类行为的统辖权。
哈姆莱特悖谬化人格生成论
哈姆莱特悖谬化人格生成论
哈姆莱特悖谬化人格生成论是一种把人体内的情感、思想以及行为解释为一种遵守条件及理论的结果的一种观点。
它主张，每个人都有一种潜意识的倾向，就是要把背离真实存在的虚构的角色赋予给自己，并以此为基础来决策和交互。
例如，在社会上存在着很多既定的礼仪，人们会以不同的角色出现，比如，为了表示尊重，人们会装扮成一种礼貌的形象，或者为了获得自信，表现得更加自信，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是外在的表现而非内在的情感。
进一步讲，哈姆莱特悖谬化人格生成论指出，人往往会隐藏自己本性上的不完整与失落，并以此来掩饰，用别的角色去掩盖自己的绝望，这也是一种避免真实自我的方式，把自我不完整的部分忽略掉，从而达到应付焦虑的作用。
哈姆莱特悖谬化人格生成论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建立的机制，它的实质在于人们会以不同的角色去捕捉到更丰富的外部环境，并从中获得更多的自我实现，这也是一种获取社会群体认可的手段之一。
然而，结果却是，越是趋于虚构的这种角色认知，会越是娇养自我角色，就会越是娇养自我，从而让自我蒙蔽了原本的社会背景。
由此来看，哈姆莱特悖谬化人格生成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省自我的契机，让我们能够端正自身的认知印象，把自己视为一个体面的人，有责任的还原自己的社会背景，而不是做一个虚构的角色，把自己与现实误导开。
最后，哈姆莱特悖谬化人格生成论也使我们可以把平静、理性的心态附着在自己身上，以客观的态度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失败和背叛，为自己走出一条活路，同时也发现到自己辉煌与抨击，从而激励自己重振旗鼓。
现代戏剧欣赏解读哈姆雷特的人生哲理
现代戏剧欣赏解读哈姆雷特的人生哲理哈姆雷特是威廉·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悲剧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
本文将通过对现代戏剧的欣赏，来解读哈姆雷特中所蕴含的深刻的人生哲理。
一、命运与自由意志的矛盾哈姆雷特是一个富有思想深度的角色，他在戏剧中经历了种种矛盾与挣扎，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命运与自由意志的矛盾。
在整个故事中，哈姆雷特陷入了一连串的命运安排中，如他父亲的离世，母亲的再婚，以及鬼魂的现身。
这些事件无疑对哈姆雷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和情感受到严重的伤害。
然而，哈姆雷特在面对这些命运的安排时并不妥协。
他追求真相，坚持自己的判断和行动，不受外界影响。
这体现了人类对自由意志的追求。
他不满于伪装和虚假的社会，努力破除命运的束缚。
正是这种对命运的反抗与追求自由意志的行动，使哈姆雷特成为了一个令人钦佩的英雄形象。
二、道德与复仇的纠结《哈姆雷特》中的复仇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也是剧中人物们面临的重大道德选择。
哈姆雷特的父亲被他的叔叔克劳狄斯谋杀，鬼魂告诉哈姆雷特真相，并要求他为父亲复仇。
然而，哈姆雷特陷入了道德的纠结中。
复仇所带来的血腥和暴力与道德准则相冲突。
哈姆雷特在理性与道德之间挣扎，他深知复仇会带来潜在的后果，但他同时又难以忍受父亲的冤情。
这种内心的矛盾让哈姆雷特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和痛苦之中。
哈姆雷特通过戏剧演出来揭示克劳狄斯的罪行，最终找到了复仇的途径。
然而，他的选择并非简单的黑与白，而是一种对复仇和道德的精心权衡和思考。
这使得哈姆雷特在复仇的过程中体现了一种深度的人生哲理。
三、欺骗与真实的界限欺骗与真实是《哈姆雷特》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
剧中的人物们经常使用欺骗和伪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使得戏剧产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冲突和复杂的情节。
哈姆雷特在真实与伪装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
他经常戴着面具，隐藏真实的感受和意图。
这种伪装使得他的思想和动机变得复杂而深沉。
然而，哈姆雷特的伪装并不仅仅是欺骗，它也是一种对社会伪装的批判。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圣与人性：《哈姆雷特》中的道德冲突与宿命论》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圣与人性：《哈姆雷特》中的道德冲突与宿命论引言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思想变革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探索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
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正是其中的一部杰作，它在道德伦理和宿命论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深度。
本文将探讨《哈姆雷特》中涉及到的道德冲突和宿命论，并分析其在文艺复兴时期背景下所具有的意义。
道德冲突：内心价值观与外界压力在《哈姆雷特》中，主人公哈姆雷特面临着许多道德冲突。
他被要求报仇杀死自己的父亲之仇人-叔父克劳狄斯，然而，他内心深处对杀人这种行为产生了疑虑。
他询问自己是否应该忠于个人道德准则以及尊重上帝的规定来拒绝报仇。
此外，《哈姆雷特》还涉及到性爱与道德的冲突。
主人公对其母亲与叔父的婚姻感到厌恶和不满，她们违反了社会、宗教伦理准则。
哈姆雷特通过对比自己与他们所采取的行为来评价道德。
他认为自己更符合真正的道义观念，因此内心产生了矛盾和压力。
宿命论：个体意志与命运之间的纠结除了道德冲突外，《哈姆雷特》还探讨了宿命论的问题。
哈姆雷特面临着一个困扰人心的问题：是接受他父亲鬼魂所说的复仇使命，还是相信一切都由命运安排？这引发了关于个体自由意志与社会制约之间的辩论。
莎士比亚通过表现哈姆雷特的思想斗争来探讨宿命论。
他展示了个体在权衡自己意愿和社会期望之间所经历的挣扎。
虽然宿命似乎操纵着一切，但“意图”和“行动”仍然由个体选择。
文艺复兴时期背景下的意义《哈姆雷特》所探讨的道德冲突和宿命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时，欧洲社会在逐渐由宗教向人类主义发展，个体价值和自由意志成为关注焦点。
莎士比亚将哈姆雷特置于这个转型之际，通过其内心挣扎、道德选择以及对自身命运负责的态度，折射出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困惑与思考。
他通过戏剧反映了当时许多人面临的道德问题和宿命论的辩证思考。
结论《哈姆雷特》是一部展示文艺复兴时期神圣与人性冲突以及宿命论观念的精彩作品。
作品中描绘了主人公哈姆雷特因为道德冲突而面临的内心纠结以及对个体意愿与命运关系的思考。
基于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哈姆雷特》的解读
基于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哈姆雷特》的解读作者：高勇来源：《参花（下）》2017年第11期摘要：在世界文学史中，《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王子的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该作品问世之时，后现代主义思想还没有被提出，其作为莎士比亚的经典著作，利用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和解读将极大地拓宽对莎剧研究的新途径。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王子莎士比亚的经典著作《哈姆雷特》在文学研究史中被以多种角度进行品评，主要集中在对其中人物的理解以及哈姆雷特王子对于复仇之事的延宕方面。
部分研究家认为王子具有高贵的灵魂，但是性格较为软弱且意志力较差，难以承担复仇大任，也有部分研究家认为王子正处于精神发展的分裂矛盾期，在忧郁思虑的状态下才迟迟未展开复仇计划。
本文将转变研究视角，从后现代主义角度对《哈姆雷特》进行评析和解读。
一、《哈姆雷特》与人物形象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此剧从整体来看属于一部悲剧，主要是从哈姆雷特、乔特鲁德、奥菲利亚等人物形象将悲剧气息传递给读者的。
首先，故事中的人物都被庞大复杂的社会关系所牵制，形成不可变更的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君臣关系等，这也从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其悲剧的结局。
其次，随着剧情的不断推动和递进，他们自身又受到人性弱点和优点的影响，并在先天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乱伦关系、仇敌关系等，进而使整部剧的悲剧色彩变得更为明显。
其中，哈姆雷特王子属于剧中的核心人物，其核心地位的体现并不是每一章节的中心，也不是全文对此人物形象的升华，而是在复杂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变化中。
在剧中，王子的形象被更加完整、典型地体现出来，能够给读者一种最为丰富的主旨体验。
因此，哈姆雷特以其丰富的生命力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中提倡的多元化特征，进而受到后现代的认可和青睐。
而《哈姆雷特》作品也因王子的形象而获得了强大的后现代艺术生命力，因此从作品到人物都能够在后现代的思潮中占有一定的话语权。
[1]二、基于后现代主义视角对《哈姆雷特》的分析（一）剧情的偶然性在《哈姆雷特》一剧中，故事情节方面具有较强的偶然性，这一特征能够与后现代主义相符合，并且此类情节的描写都是围绕哈姆雷特而展开的。
哈姆莱特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批判
哈姆莱特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批判一、社会阶层的不公哈姆莱特所处的丹麦王国是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权利和财富都被少数精英掌握。
这种民族不公的现象在哈姆莱特的表现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王子哈姆莱特和他的死亡父亲可能被视为社会精英，但他们也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他们被迫忍受国王一系列的不公举动，例如重复婚姻，导致不明晰的继承权，不公正地占用财富和权益等，这些举动都是社会精英阶层的独占和垄断。
二、对国家治理的批判哈姆莱特表现出对国家靠一位统治者的政治体系的担忧。
他认为一个人的统治很容易导致腐败和恶性循环。
这一观点反映了莎士比亚时代的现实情况，当时的英格兰根据国王的权利来实施国家治理。
这样一种国家治理模式通常会使少数精英利益满足，而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需求则被忽视和束缚。
这种不公现象反映在哈姆莱特的角色分配中，封建势力的削弱和中世纪传统的动荡使得腐败的现象增加，引起了社会和谐的瓦解和社会精神的失败。
三、人性的深刻探讨哈姆莱特通过对人性的描述和解释，表现出他对人类内在复杂性的认知。
他相信人类天性充满了优点和缺点。
他认为，人类的复杂性并不是邪恶或罪恶，而是通过个人的经验和人生选择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哈姆莱特明白，各种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心理都是复杂和难以清晰的，可以表现出一种精神和文化的深层次矛盾。
四、恶德对人类的摧毁哈姆莱特的旅程表明恶德是一个灾难性的力量，它摧毁了个人和社会生活。
哈姆莱特的父亲被杀，他的叔父Claudius掌握了王位，但是Claudius是污迹斑斑的人物，他将权力用于个人私利，这种污染看起来常常是不可逆的。
整个国家的状态开始变坏，变得混乱和不安定。
哈姆莱特试图摆脱这种恶劣的状态，但在他的努力中，他不得不展示出自己的恶劣行为，这进一步证明了恶道的真正摧毁力量，包括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影响。
五、爱和悔恨哈姆莱特中的爱和悔恨是深情而动人的，反映了人们在生活中的情感和孤独。
“生命的痛苦”是哈姆莱特身上最深刻的印记之一，这使他感到悔恨和回忆，而这种感受常常是由于自己的行为或遗憾的决定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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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中的悖论及其现代性解读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在《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中，屠格涅夫把这两个享誉世界的文学形象进行了比较。
他认为堂吉诃德富有激情敢于行动，而哈姆雷特则“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也不做”。
然而，尽管他一再延宕，哈姆雷特却不是一个缺乏行动能力的人。
他把行动的“价值”置于“手段”之上。
只要行动合乎他的价值追求，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比如杀死波洛涅斯。
哈姆雷特在努力为复仇寻找一个合适的情境，以使复仇能够满足他的价值追求。
在克劳狄斯祈祷时，他之所以放弃复仇，是因为随意更换复仇的情境会背离复仇的固有价值。
当克劳狄斯在洗涤自己的灵魂时，行刺就等于是把恶人送上天堂。
“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时候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复仇在哈姆雷特眼中充满了神圣意义。
他不愿意把复仇降格为报复，因为这样反使得丑恶的敌人占据了道德高地。
由此看来，哈姆雷特所追求的是行动与价值的统一。
韦伯把这定义为“行为的价值合乎理性”，也就是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的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
作为哈姆雷特的对立面，克劳狄斯的行为却明显具有目的合乎理性的特征，也就是工具理性：“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为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目的相比较，作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
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对工具理性的计算性作了进一步说明：“工具理性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借的合理性。
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例，是工具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
剧中的克劳狄斯虽只是9世纪的封建君王，但他的行为却明显具有现代的工具理性特征。
在资本主义的时代，工具理性以非道德的方式颠覆了传统信仰，窃取了对人类行为的统辖权。
克劳狄斯的弑兄行为因而也就具有了现代性特征。
尽管他的行为从一开始就缺乏正当性，但是却包含着工具理性的合理性。
他将世界当作是理性计算的对象，只关心如何实现目标，而不理会目标是否正当。
在弑兄篡位以后，他以为，只要在新秩序中允诺哈姆雷特的地位，便可换取哈姆雷特的臣服，化解他们之间的对立。
当他意识到与哈姆雷特之间的鸿沟不可弥合时，他再次表现出来高超的计算性。
他先是计划借英王之手除掉哈姆雷特，而后又精心设计了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之间的决斗，企图再次借刀杀人。
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的冲突就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哈姆雷特的复仇因而就获得了现代性意味。
韦伯认为，现代性的一个表现就是价值领域的分化与冲突，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具理性主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过程。
泰勒则更加悲观：“工具主义理性不仅已经扩展了它的范围，而且也有控制我们的生活的威胁。
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要按照效率和‘利益—代价分析’来决定”。
这和哈姆雷特的感叹是一致的：“时代整个脱了节。
”工具理性摆脱了神学的统辖，并取而代之，夺取了对俗世秩序的主导权。
哈姆雷特复仇的目的是颠覆工具理性，恢复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他就此背负起“重整乾坤”的使命。
然而，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着两难。
捷克作家克里玛曾把人类对于信仰的需要形象地比喻为海上的一艘船，被一只铁锚深深地锁定在基因的海底。
这个比喻清楚地表明，信仰是人的一种需要。
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信仰的需要，也就是价值理性的需要，是一种高级需要。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5个层次。
其中，“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高级需要的满足比低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
由此，价值理性便自然获得了神圣性。
但是，马斯洛同时又指出：“当所有的需要都在等待满足时，生物就会被生理需要所主宰，而其他需要要么变得不再存在，要么被推到了幕后。
”这说明只有在低级需要得到满足以后，高级需要才成为追求的目标。
工具理性由于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生理、安全等低级需要，而获得了对价值理性的优先权。
马斯洛几乎前后矛盾的论述表明，在人的各种需要中暗含着神圣性和优先权之间的两难：具有神圣性的需要没有优先权，而具有优先权的需要又缺乏神圣性。
与优先权对应的是工具理性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对应的则是价值理性的正当性。
当两方发生激烈冲突时，人们便陷入两难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不能兼得。
单纯追求自我实现必然会漠视人的基本需要，而一味满足基本需要又时时面临着正当性的拷问。
也就是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同为人的追求，却走向了两个相反方向，人处于左右不能的尴尬境地之中。
在这样的两难之中，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另一方的质疑和责难之中。
于是，《哈姆雷特》中的诸多人物便纷纷陷入悖论。
这些悖论因人物的价值追求不同而显现出不同的特点。
本文将着重分析哈姆雷特、克劳狄斯、奥菲利娅和雷欧提斯身上所体现出的悖论。
三、两难之下的哈姆雷特马斯洛相信，“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一定就是最爱人类的人”。
然而，事实并非绝然如此。
高级需要尽管有着天然的正当性，但这并不足以自动取消低级需要的优先权。
由于陈义过高，价值理性容易把本应律己的追求转换为律他的标准；由于执论过严，价值理性又多被换算为对俗世的道德批判。
高尚的道德追求常常演化为绝无宽容的观念暴力。
在神圣性的重压之下，生命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却被以高尚之名剥夺了优先权。
正如韦伯所指出：“从目的合乎理性的立场出发，价值合乎理性总是非理性的。
而且他越是把行为以之为取向的价值上升为绝对的价值，他就越是非理性的。
因为对他来说，越是无条件的仅仅考虑行为的固有价值，它就越不顾行为的后果”。
这类后果中往往呈现出恐怖和暴力的一面。
这正是哈姆雷特遭遇到的一个悖论：本意引人向善最终却至人于死地，本意是灵魂救赎最终却转向肉体消灭。
(更多电影尽在 )这样的悖论是如何发生的呢？哈姆雷特的信仰追求是价值理性的。
但在克劳狄斯的统治下，他的信仰遭遇到了挑战。
在这样的挑战中，哈姆雷特“发了疯”。
在别人看来，他的“疯癫”是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但对哈姆雷特自己来说，这是因价值信念的危机所带来的精神痛苦。
“天上刮着西北风，我才发疯；风从南方吹来的时候，我不会把一只鹰当作一只鹭鸶。
”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混乱,意识到了人们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的追求。
这种精神痛苦一方面表现为对价值信念的缅怀，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俗世的厌恶和对人的道德批判。
这虽然具有超验的诱人光环，却显现出对俗世的否定，和干涉经验世界的急迫性。
对此，我国学者王彬彬有过精辟论述：“人文精神如果理解为批判性和否定性，那么人文学者、知识分子必然站在现实的对立面上，而若站在现实的对立面上，则必然要有一个价值立脚点。
立脚点不能是世俗的、经验的，它必须具有神圣和超验的性质，而这已经是一种具有宗教性的东西。
所以，人文精神要重建，要昂扬，与其说回到岗位，不如说回到天国。
你要否定和批判尘世的东西，就必须有一种源自天国的尺度”。
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现代条件下天国与尘世的对立：“源自天国的尺度”难以容忍尘世的多样性。
在神圣的高级需要对低级需要优先权的漠视中，在正当性对合理性的否定中，在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驱逐中，暗含了由向善转为行恶的通道。
四、两难之下的克劳狄斯剧中，哈姆雷特和老国王是各种美好价值的象征。
“这一个完善卓越的仪表，真像每一个天神都曾在那上面打下印记，向世间证明这是一个男子的典型。
”但是，老国王的地位被克劳狄斯以非道德的手段窃取，价值理性的神圣地位被工具理性所颠覆。
不过，事物总是辩证地发展。
在工具理性驱逐价值理性的同时，它也正制造着自己的合法性危机。
“在工具理性之下，每个人的行为都有自己特定的目标，我们只能判断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是否合理，却无法判断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当目标是更高一层目的的手段时，我们却无法判断那终极目标的合理性”。
工具理性作为实然世界的认知手段，无力解决应然世界的信仰问题。
工具理性越多地入侵价值理性的领地，它受到的正当性质疑就越强。
而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又无法超越自身界限，把自己提升为形而上的信仰。
因此，它急需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根据。
此时，它反而越依赖价值理性的支持。
颠覆者向被颠覆者寻求庇护。
克劳狄斯正是陷入这一悖论之中。
他之所以向上帝祈祷，就是因为他颠覆了正当性，却又不得不向正当性寻求庇护。
“要是这一只可咒诅的手上染满了一层比它本身还厚的兄弟的血，难道天上的甘霖，都不能把它洗涤得像雪一样的洁白吗？”克劳狄斯虽已明了工具理性的罪恶，但他无法放弃非分攫取的利益。
在正当性和合理性之间，他陷入两难。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冲突，不可能完全握手言和。
所以，正当性的终极审判不可回避：“在这贪污的人世，罪恶的镀金的手也还可以把公道推开不顾，暴徒的赃物往往可以成为枉法的贿赂；可是天上却不是这样的，在那一边一切都无可遁避，任何行动都要显现它的真相，我们必须当面为我们自己的罪恶作证。
”克劳狄斯在两难之中挣扎哀叹：“啊，越是挣扎，越是不能脱身的胶住了的灵魂！”由于克劳狄斯彻底背弃了正当性，天地之间的脱节便永不能弥合，他因而也必须面对正当性的最终审判。
五、结语《哈姆雷特》创作于1601年。
此时的英国正站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之上，既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有天主教和新教间的宗教冲突。
不同的价值体系激烈地争夺对世俗秩序的指导权，现代性冲突的雏形业已显现。
查尔斯·泰勒指出了对于现代性的两种态度：一方面，“把现代性看作理性发展的结果，并以多种方式来规范它。
例如，科学意识的增强、世俗观念的发展，或者工具理性的兴起，或者事实与评判间日益彰显的差别”；而另一方面，“现代性被描述成视阈的消失，根基的丧失，人类傲慢地否认自身极限、否认人类依存历史和上帝，而对脆弱的人的推理能力寄予无限厚望，缺乏对生命的英雄纬度的兴致而陷于无足轻重的自我放纵”。
这两种态度分别体现在克劳狄斯和哈姆雷特身上。
剧中，他们分别代表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他们相互敌视，各执一端，力图取消对方的合法性，但驱逐对方却也令自己陷入悖论。
最后他们在难以回避的两难中同归于尽。
从这个角度看，《哈姆雷特》的意义也就超越了审美的边界, 它还编织了一个关于现代性悖论的寓言。
剧中，冲突双方代表人物身上的悖论和最终的毁灭似乎在表明：人类在推动自身文明发展的同时，也为自己预备下了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与悖论的现代性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