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形成与转变
少年中国说全文每段的总结
少年中国说全文每段的总结《少年中国说》是一部李大钊先生写给中国青年的一篇讲演。
它以极其扎实的理论知识来洗涤人们的精神，使我们认识到革命斗争的必要和必然，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奋斗。
全文围绕“少年、中国、说”三个主题展开，抨击了封建文化的束缚，鼓舞了青年们为生存，为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勇往直前的精神。
第一段文中以“少年”为特定对象，强调人的时间属性和任务属性。
李大钊认为，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面对着不同寻常的机遇和挑战，我们的使命是把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矛头放在第一位，为此不断奋斗和生存。
第二段在这一段里，李大钊强烈地指出，封建文化，诸如废物利用、束缚思想等等枷锁，极大地束缚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他呼吁我们要从思想上自觉地改造自己，理论武装，逐步进行实践。
第三段这一段是鼓舞人心的一段。
李大钊强调了中国青年的伟大使命，以及披荆斩棘的决心。
无论遭遇何种困难，只要我们秉持正义的价值观，奉行伟大理想，勇敢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夺取成功。
第四段这一段主要针对当时存在的不作为现象，李大钊指出：“庸俗之辈，只要想出荒诞的主意，就可以领导着好多人，成为官僚。
”李大钊呼吁我们应该像上世纪初期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一样保持刚毅的精神，不断改造自己，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以此来实现民族的崛起与伟大的复兴。
第五段这一段主要讲了中国现代史的历史以及民族复兴的重要性。
历史已经证明，各种反抗封建统治的流血斗争，都是为了实现最终的民族复兴。
只有在更加浴火重生的历史熔炉中，中国才会走向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
第六段这一段是对青年们的呼吁“要追求真理，要冒险实践，要奋斗到底”李大钊认为，革命的前景是美好的，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理念和信仰，在坚定信仰的同时学习后人更好的方法，坚定自己的理想，勇敢地追求真理，就能打赢这场共产主义革命斗争。
总结《少年中国说》是一篇经典的革命文献，为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这篇讲演，我们了解到，只有重新打造自己的思想与人格，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改变自己，推翻旧秩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与伟大的复兴。
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
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1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在他任图书馆主任的5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北大图书馆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因此，李大钊堪称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内容，李大钊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
他任图书馆主任后，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
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图书馆内设“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藏有中英文的马列主要著作60余种。
许多先进青年都以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
图书馆还成了先进师生共同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场所，许多进步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李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
大家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
青年毛泽东经杨昌济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员，每天在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与管理新到的报刊，为时约半年之久。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前的1918年6月30日，成立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后的1919年7月1日，到1925年全国政治形势已经发生根本转变时自然消失，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
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因而，研究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形成与转变，对认识李大钊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和了解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均有一定的意义。
李大钊的故事8篇[优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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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故事》李大钊的故事（一）：专心学习李大钊在少年求学期间，就养成了专心学习的良好习惯。
他家里有一只花猫，天真活泼，很惹人喜爱，他在空闲时常常逗它玩。
但是当李大钊做作业时，任凭小花猫在他身边喵、喵、喵直叫，甚至有时还伸出小爪子抓他，他却连看也不看一眼，仍旧做他的作业。
之后时间一长，小猫也习惯了，只要看到李大钊俯下身子看书或做作业，就躲得远远的，从不打扰他。
还有一次，李大钊正在聚精会神地做作业时，突然从窗外飞来两只麻雀，唧喳、唧喳地叫着，在窗台上打起架来，你啄我一下，我啄你一下，还不时在窗台上打起滚。
此时，如果李大钊急忙伸手去抓，便可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逮住。
但是他动也不动，就像根本没看见似的，始终埋头写自己的作业。
由于刻苦学习，李大钊15岁时就中了秀才。
18岁时又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
1913年冬，他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1916年回国后，用心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李大钊的故事（二）：四岁认字李大钊出生前7个月，父亲李任荣就病逝。
出生后16个月，母亲周氏因感伤过度也相继去世，襁褓中的李大钊只能由年近七旬的大祖父李茹珍悉心抚养。
李大钊4岁时，李茹珍就教他背诗、认字。
他用硬纸做成二寸见方的认字卡，让李大钊在玩耍中，学得语言和文字知识。
开始，每一天有计划地让李大钊认一两个字，再到五六个字，之后发展到一二十个字。
由于严格的家教和早期的智力开发，李大钊到了五六岁时，就能熟读和背诵私塾里的启蒙书籍《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了。
6岁就能在门口的老母庙前读布告，被村里人喻为神童。
（自己的孩子的教育是否也应有计划？）李大钊的故事（三）：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在李大钊故居，悬挂着他亲手书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
这副对联最早出自明代杨继盛之手。
杨继盛因抗御强暴，反对权奸而惨遭杀害。
临刑前，他慷慨地写下这副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
李大钊与青年的成长
李大钊与青年的成长作者：王金涛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2年第06期李大钊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条战线上进行过英勇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民生为重，忠贞党的事业，言行一致，磊落坦然，对我国青年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他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灵魂，是民族的未来，他寄无限希望于青年，他关心青年，热爱青年，被一代青年视为良师益友。
一、珍视青春，指出青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应担负起创造青春中华的重任。
李大钊认为青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节，他说“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王也”。
所以，他赋予青年以挽救民族之危亡的历史责任，把青年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
面对复兴中华的使命李大钊充分肯定了青年在改变历史、创造国家中的作用，青年是国家的中流砥柱。
他鼓励青年不要畏惧困难，要惟知跃进，惟知雄飞，要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
在《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今》《新的！旧的！》等文章中，李大钊提醒青年青春易逝，要把握美好的青春时光，并且应该拿出青春的精神，“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用自己的努力，去开辟一条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等方面繁荣发展的新道路，去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新生活，担负起再造青春之中华的历史责任。
二、关心青年的学习。
一是明确学习目的。
李大钊强调要培养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才。
1920年李大钊赞助家乡大黑坨村办小学，学校成立时，他专门为学校写了一副对联“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读书为做事不是为做官”作为学校校训，后来这幅对联一直流传下来，这幅对联也清晰地反映了他的教育观。
在教学中他率先垂范，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应用要服务于社会，不能为个人名利”，他勉励学生“为挽救危难中华而学”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服务于革命”。
二是以德为先，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
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农村支部
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李大钊同志体现出马克思主义重视劳动人民的特点。
1919年，李大钊不仅对中国工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关注和调查，而且论述了中国农村、农民解放问题。
这些思想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大力推动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农村建党的思想基础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提出了“到农村去”的口号，并论述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的思想，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特点。
第一，农民因缺乏知识而导致愚昧。
李大钊首先说明，近代中国农村黑暗，农民因愚昧而惨遭压迫和奴役。
他指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
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
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
”①至于农村黑暗、农民愚昧而不知解放的原因，李大钊认为是农民文化知识匮乏导致的。
“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虽有成立一二初等小学的地方，也不过刚有一个形式。
小学教师的知识，不晓得去现代延迟到几世纪呢！至于那阅书报的机关，更是绝无仅有。
”②“凡是一个人，靡有不愿脱去黑暗向光明里走的。
人生必须的知识，就是引人向光明方面的明灯。
不幸生在组织不良社会制度之下，眼看人家一天天安宁清静去求知识，自己却为衣食所迫，终岁勤动，蠢蠢的跟牛马一样，不知道人间何世。
”③第二，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与农民相结合。
在分析农民因愚昧而被压迫后，李大钊认为，造成农民文化知识匮乏的原因是知识分子脱离农民。
李大钊指出：“推究这个缘故，都是因为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摘要】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作为北方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人，李大钊同志高度重视在农村建立党组织。
在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李大钊形成了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的思想。
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弓仲韬、李锡九等人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弓仲韬等在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建立了党的第一个农村组织。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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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名人演讲稿“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李大钊运动少年年中国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能不能创造成立，全看我们的“少年运动”如何。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
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一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
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没必要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又和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
可是我们的同道，我们的朋友，究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
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
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
恍如像一部雪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我现在只说我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
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为创造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很希看这一班与我们理想相同的少年好友，大家都反悔少年精神拿出来，努力往作我们的“少年运动”。
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的改造运动。
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性主义精神，宣传“相互”、“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腐化的人心，使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所侵夺的习惯，变成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成公善的心理。
这个精神的改造，实百要与物质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发行开始时期，更是要紧。
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青年社团少年中国学会
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青年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作者：周海南来源：《北京档案》2011年第07期1919年12月18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易培基、学生毛泽东率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到京，进行“驱张运动”。
毛泽东在京“驱张”期间（即1920年1月），由王光祈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
成立于1919年7月1日，发起人是王光祈、李大钊、陈愚生、张尚龄、周太玄、曾琦、雷宝菁7人，会员囊括了当时全国的知识界精英，包括早期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张闻天等；青年党左舜生、李璜等；科教文艺界的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等。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
日本为干涉苏俄革命，也为进一步控制中国，巩固在北满的统治，欲与段棋瑞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议》。
1918年4月28日，日本东京留学生上千人开会，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议》，通电否认亡国条约，派代表回国号召开国民大会，遭日警干涉。
5月5日，为统一领导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运动，“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在日本正式成立。
曾琦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5月6日，东京“留学生救国团”开会，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议》，遭日警抓捕。
5月8日，留学生开始罢学归国。
5月12日，“留日学生救国团”设总部于上海。
6月25日，为在北京成立“救国团”分部，曾琦抵京的第一天即与王光祈会谈。
王光祈认为，“留日学生救国团”反对段祺瑞内阁，在京津两地难以成功，即便成功，也难持久。
他建议集结有志青年，增进学识，成为人才，方能救国、建国。
6月30日王光祈、曾琦、陈愚生、雷宝菁、张尚龄、周太玄6人聚会宣武门外南横街盆儿胡同岳云别墅召开筹备会议，成立社团。
他们受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和梁启超1900年所作《少年中国说》启发，将社团起名“少年中国学会”。
会议推举王光祈起草规约，确定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
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能不能创造成立，全看我们的“少年运动”如何。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
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一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
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没必要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又和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
可是我们的同道，我们的朋友，究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
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
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
恍如像一部雪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我现在只说我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
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为创造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很希看这一班与我们理想相同的少年好友，大家都反悔少年精神拿出来，努力往作我们的“少年运动”。
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的改造运动。
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性主义精神，宣传“相互”、“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腐化的人心，使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所侵夺的习惯，变成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成公善的心理。
这个精神的改造，实百要与物质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发行开始时期，更是要紧。
由于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发行固然，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剔除净尽，他在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物质改造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性、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劳工的生活，从这类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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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形成与转变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前的１９１８年６月３０日，成立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后的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到１９２５年全国政治形势已经发生根本转变时自然消失，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
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因而，研究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形成与转变，对认识李大钊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和了解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均有一定的意义。
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最初是王光祈、曾琦、陈愚生、张梦九、周太玄、雷眉生６人在同乡、同学之谊的基础上结合而来的。
李大钊参与发起，既有私人友谊在起作用，也同样有思想背景相同的原因。
李大钊不仅有少年主义的倾向，而且其《青春》一文可以说为这种少年主义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
这种中华民族将复活更生、回春再造的信念激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前后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为铤救中华民族而努力。
１９１９年１月李大钊即想阐述自已的少年中国主义思想，准备著《少年中国主义》一书，作为少年中国丛书的第７种。
这时李大钊已经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１９１９年８月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时公开宣布自己信仰布尔什维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９月１５日，李大钊发表了《“少年中国”的“少年
运动”》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少年中国主义主张。
从《“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看，这时期李大钊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尚未完全用于指导中国的改造运动，他仍然相信创造少年中国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形式，相信少年中国的理想是自由的创造，各人所欲创造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只要向着光明方面走，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
”李大钊的少年中国理想，既充满了热切的改革精神，又充满了浪漫主义思想。
李大钊的这种思想，既体现了他对自由意志和政治能动性的强调，也体现了他用人道主义来校正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反映了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他所接受的各种思想加以调和的复杂情况。
李大钊在初步接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后，受托洛茨基《战争和社会主义》英译本《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平和》一书的影响，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期望所激动。
他相信布尔什维主义的目的是“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布尔什维克将要造成“欧洲联邦民主国”，进而结成“世界联邦”，创造“自由乡土”。
“看世界大势，美洲将来必成一个美洲联盟，欧洲必成一个欧洲联邦”，所以我们亚洲也应在民族解放、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相似的组织，“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李大钊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开始向会友宣传共产主义，由于
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形成了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争论。
１９２０年８月李大钊提出学会有标明主义之必要，邓中夏、刘仁静、黄日葵等人表示赞同，而左舜生等人反对。
在１９２１年南京大会和１９２２年杭州大会上均有激烈的争论。
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渐次警觉共产主义运动亟宜设法预防，因而提出国家主义与之对抗。
因此少年中国学会内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之争，遂于１９２３年起转变为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
”全会骚然，不可终日，到１９２５年自动解散。
在１９１９年８月《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虽然宣布他是爱谈布尔什维主义的，然而他仍然相信所有主义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
正因为如此，李大钊相信少年中国不是死板的模式、铸定的偶像。
这时李大钊已经同陈独秀开始讨论建党的问题，并与俄共党员有了联系。
１９２０年四、五月间维金斯基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又往上海会见陈独秀，８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北京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李大钊开始派人领导工人运动，亲自去郑州指导。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李大钊迅速向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１９２１年３月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表明他不再寄希望于五四运动以来的学生团体，公开提出要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以领导民众运动，谋求中国的彻底改革。
并且相信，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了过去人道、自由、博爱的一般理想。
这表明李大钊已经彻底摆脱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和信条，抛弃了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思想内容，彻底转变
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的少年中国主义虽然已是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但是仍然没有具体化，并且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成分，然而，李大钊的少年中国主义又充满了进取的精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又受现实政治形势的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这一切使李大钊不断抛弃其思想中消极的、浪漫的、空想的成分，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