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哲

提纲及补充阅读材料第一部分《科哲》（自然辩证法）提纲《科哲》1、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一）科学与宗教相互区别和对立（1）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对立科学是无神论思想体系，宗教是有神论思想体系。

科学追求的是现世的生活，宗教追求的是来世的幸福；科学属于唯物主义，宗教属于唯心主义。

（2）自然领域与道德领域的区别科学涉及事实，宗教关乎价值。

科学的终极实在是自然，宗教的终极实在是道德。

（3）理性活动与心性活动的区别科学是对事实的陈述，宗教是对信念的表达。

科学探讨外在、客观的物质世界，宗教关注内在、主观的心灵世界。

科学是理性和物质的活动，宗教是感性和心性的活动。

科学探究物质关系，宗教思索人神关系。

科学满足人们理性的需要，宗教满足人们信仰的需要。

（二）科学与宗教相互依存和补充（1）两种解释方式的相互补充在世界观和认识论上，宗教和科学都有相同的对象。

人类在认识宇宙和人生上，既需要科学的维度，也离不开宗教之参照，二者相辅相成。

（2）追求有限与追求无限的相互补充人的活动是局部的，却又受到一种整体的关联。

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却要面对一个无限的宇宙。

人的存在是相对的，却又感触到时空本身的绝对存在。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却领悟到一种超越生命的永恒意义。

科学认识局部，宗教把握整体科学关注暂时，宗教追求永恒，二者相互补充。

（3）科学与宗教相互取长补短科学和宗教都是双刃剑，两者需要通过相互取长补短方法来克服各自的弊端。

爱因斯坦说：“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

”2、科学与周易的关系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造福于人类，也有害于人类。

周易虽有不少已经过时了的东西，但也包含了很多至今仍然有用的东西。

周易是一种诗意的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用周易之利来克服科学之弊，把科学勒入合理的轨道，让科学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这样就能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科学话语霸权下人文的困惑与反思当今时代是一个科学话语霸权时代人们认为人的行为应该由理性来支配。

人们把理性的应用发挥到极端。

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主义破坏了环境，将社会变成了精神和价值的真空。

科学主义继承了经验主义的衣钵，深信物质世界是既定的，是第一位的。

我们可视的、可触摸的、可测量的物质才是真实的。

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科学给我们的是这个世界最确信的知识，给我们的是“铁一样的事实”。

康德指出，通过感官这副眼镜，我们已经将现实过滤了一遍，我们不可能逃离这副眼镜。

不同的哲学都聚焦在语言问题上。

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意义只存在于语言中。

人类话语之外不存在意义。

像鱼儿生活在水中一样，作为人类，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话语之中。

为了经历真正的现实，我们不可能逃离语言的藩篱。

现实都要经过语言的过滤和重新解释。

我们创造了话语，也因此同世界建立了一种随机的联系。

我们将某种规则强加给世界，又用这种规则来构建世界。

我们用自己的话语创造了众多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的英语原文是Postmodernism。

它的前缀post指“在…之后”。

后现在不仅有现代之后的意思，还有反现代、超越现代的含义。

后现代主义所关心的是非线性的、表现力丰富的、超越理性的思想。

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这些思想曾被边缘化、弱化。

后现代主义有这样一个信仰，即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有限的，而且受特定文化的影响。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思维定势，人类天生如此。

因此，人们在获得任何真理时，都不能逃避语言的藩篱，不能脱离当时的思想。

4、中国科学史上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包括以下两个问题：①“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②“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的多？”李约瑟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1）中国的“官僚封建制度”是主要原因（2）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之比较（3）道家的无为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林毅夫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1）对技术需求不足论的批评（2）技术供给不足论技术需求不足论认为，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人地比率高。

人地比率高，劳动力便宜，对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的需求不足。

林毅夫认为技术需求不足论的观点缺乏说服力，因为中国在十三至十四世纪人口下降一半，但技术并没有大发展。

十七世纪也是如此。

（详见下页对照表）林毅夫认为，中国科技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技术供给不足。

技术发明模型：“试错与改错”。

“试错与改错”的类型：经验型和实验型。

从古代到现代的技术变迁：经验技术→实验技术。

中国人口多是中国古代经验技术领先的主要原因，人多机会就多。

中国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以实验技术为主的专业性科学技术事业。

5、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系统方法就是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从系统的观点出发，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地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

系统方法主要有四大基本原则：第一，整体原则。

整体原则要求我们在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时都要从整体着眼，从部分着手，协调各方，综合考虑，以达到整体优化的目的。

第二，动态原则。

这是系统方法的历时性原则，它要求人们不能把系统看成静态的“死系统”或“死结构”，而应该把系统看成动态的“活系统”。

在研究系统时，应该把系统发展的各个阶段统一加以研究，以把握其过程及未来趋势。

第三，最优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研究和解决问题时，本着“多利相衡取其重，多害相衡取其轻”的精神，从多种方法中选取最佳的方法。

例：当你回家做饭时，需要完成淘米、洗菜、切菜、煮饭和炒菜5件事。

假如淘米需要2分钟，洗菜需要4分钟，切菜需要4分钟，煮饭需要20分钟，炒菜需要12分钟。

如果你先把淘米、洗菜和切菜这些准备工作做好，然后再煮饭和炒菜，那么全过程需要30分钟。

但是，如果你先淘米，接着就煮饭，然后再洗菜、切菜和炒菜，那么全过程只需要22分钟。

第四，模型原则。

这一原则即要求人们在研究的需要时，将真实系统变为模型，通过对模型的研究来代替对真实系统的研究。

第二部分补充阅读材料1、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文/江怡)对我来说，每年都能够读到几本惬意的书籍，就是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了。

就阅读习惯而言，我历来都有广泛涉猎的喜好，对专业之外的各色书刊都怀有浓厚的兴趣，范围触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历史、自然科学等学科领域，甚至时而应邀对这些学科中的问题发表些“浅见”。

2006年，我像往年一样，获赠和“收罗”了不少新书，但在这些书里，我最高兴的是得到了译者鲁旭东先生赠阅的上下两卷本的《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应当说，这是一本经典性的著作，作者怀特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美国著名教育家和外交家，也是美国的“常青藤学校”康奈尔大学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校长。

原书出版于1896年，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表达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也曾影响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但它的中译本却在一百一十年之后才得以出版，这对当代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则有着特殊的涵义。

围绕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是近两年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哲学家、宗教学家和科学家好像都卷入了这场讨论。

有趣的是，在讨论中却很少看到神学家的影子。

这或许是因为神学家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处境，但《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的出版的确使我看到了不同于一般宗教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论战，这与其说是一场思想上的较量，不如说是一场关于历史事实解释的较量。

面对相同的事实证据，神学家和科学家会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法，这些解释方法的背后却是隐藏着不同的“世界观”。

虽然怀特在书中用了大量事实证据说明神学解释的荒谬之处，但让我感到更为有趣的是，怀特的说明非但没有驳倒神学的解释，反而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近代以来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建立是与神学家们的工作密不可分的，虽然神学家们并没有这样的主观意图。

怀特的工作是要表明，科学的精神与基督教的精神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矛盾，他反对的则是教条主义的神学观念，在他看来，教会对科学进步的攻击对宗教的伤害已经远远超出了对科学的伤害。

怀特本人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向世人表明，由于历史上和现实中教条主义的神学对科学和宗教本身造成了种种伤害，所以我们就有必要通过反对这种反科学主义的神学来净化宗教。

怀特这本发表于一百多年以前的书如今还能被翻译出版，在我看来，这正反映了国内学术界以及科学界在科学与神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

虽然“科学”这位赛先生早在百年前就被请进了中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科学的地位在中国已经得到了确立，但科学的对立势力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还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改变形态与科学作战。

所以，科学家们以及具有科学主义意识的学者们仍然在不懈努力，宣扬科学精神，反对一切与科学作对的思想观念。

然而，随着科学力量的日益强大，科学被看作衡量一切精神活动唯一标准的趋势也日渐增强，这就导致了不同于科学研究的人文学科日渐式微，哲学、宗教、文学、历史等始终关注人类精神世界的传统学科则被科学的力量逼退到了“孤芳自赏”的地步。

但现实的客观事实一再向我们表明，科学主义的傲慢自大为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创造的福祉，对待科学主义的一边倒的态度已经引起了人文学者的警觉和不满。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宗教以及整个人文科学在科学主义昌盛的今天之地位问题，才被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受到了一般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

有趣的是，由于传媒的大肆炒作，使得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了知识分子之外的普通大众的兴趣，这是由年内发生的两个事件引发的。

一个是年内上映的美国好莱坞电影《达·芬奇密码》。

我读过丹·布朗的这本小说，也看了电影。

但我更感兴趣的却是丹·布朗的另一部小说，就是他在《达·芬奇密码》（2003）之前发表的《天使与魔鬼》（2000），因为他在书中以虚构的方式讨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丹·布朗在回答记者关于科学与宗教论战的问题时说：“在许多方面，我将科学和宗教视为同一事物，二者都是人对神性的追问，不同之处在于，宗教诉诸问题本身，而科学侧重对答案的追寻。

”该书的译者朱振武认为，丹·布朗的“小说表达了对信仰丧失和科学万能论的担忧。

人类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而心灵、道德的发展相对来说却有些滞后，当二者的失衡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可能出现的后果就难免令人忧心忡忡。

”（丹·布朗：《天使与魔鬼》，朱振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译者序，第3页）这是我所知道的把一个严肃的哲学宗教问题与大众文化很好结合的范例，从该小说的畅销可以预知，这样一个严肃问题必定会引起读者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