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成立目的

1927年后，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国共第二次合作。1943年一部分国民党民主分子开始筹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在重庆成立；1943年另一部分国民党民主分子在桂林、平昭筹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4月在广州正式成立。1947年11月，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和民促仍继续存在）。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发表成立宣言，主张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民革的成立使国民党各派爱国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共同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1948年5月，民革领导人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通电全国，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民革领导人李济深等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9月，民革、民联、民促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11月，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分子进一步统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和民促宣告结束）。原国民党著名人士程潜、张治中、邵力子等参加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民主革命时期民革在团结原国民党民主派、国民党其他爱国分子以及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士，继承和发扬孙中山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由继承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的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创建，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宣布成立的。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同背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在经历了三次分化、三次集结之后，于1945年和1946年先后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派组织。1947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开始战略反攻，国民党统治集团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日益孤立的形势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齐集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会议决定，“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性时刻，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同目标下，实现了大联合，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加速分化，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民革成立后，即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

斗争。在如火如荼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民革各级组织和党员一方面继续大力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一方面利用自己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积极进行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弃暗投明的活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立即得到了民革的热烈响应。同年5月5日，民革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等与其他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得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复电欢迎。随后，民革领导人陆续北上，来到东北解放区，并于1949年2月以后在北平会合，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民革各方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决议〔１〕（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战略方针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形势之下，在中国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现状之下，党军事策略即战略方针应有如下各项：（一）在以坚决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军事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方针。这即是“抗日联军”，“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全国同胞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打倒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汉奸卖国贼”，“打倒帮助日本灭中国卖国头子──蒋介石”，“打倒侵入抗日根据地汉奸卖国贼”，“反对汉奸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巩固抗日后方”，“扩大抗日根据地”，“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做抗日军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财产做抗日军经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到最后一滴血”，“民族革命战争万岁”等等口号及行动。（二）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２〕，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有力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战斗（晋绥察〔３〕方面）。（三）猛烈扩大红军，一九三六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二十万人，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四）为坚决而有力执行（一）（二）（三）项所述之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主要方向放到东边山西和北边绥远等省去。（五）第一方面军以外之红军（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对于南京卖国贼军队之削弱与牵制，有极大战略上作用，其行动应适当地指导之。（六）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任务，有很大战略上作用。其指导原则应如下：

从党政体制角度看国民党政权的失败

从党政体制角度看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摘要：本文将从党政体制的角度分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背后的原因，分为国民党的先天不足，独裁统治，派系斗争及党政体制的自私性四个方面进行说明，得出国民党在党国关系的处理，党自身的建设等问题上的不足是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的结论，并从中总结教训，希望能给现行制度一些对照。关键词：国民党党政体制失败合理性独裁派系自私性腐败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的刺激下，救亡和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时代主题。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从半殖民地形态获得新生，走向国家统一和民族崛起。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承担着先驱者的角色主导着中国变革与发展的方向。然而，仅仅过了二十二年，国民党政权就被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所推翻，终结了其在大陆的统治，其中的经过与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关于国民党大陆政权在大陆的覆灭，有许多种解释，比如政治反动说、经济崩溃说、腐败说、失去农村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也有各自的解释，本文则选择从党政体制（以党政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党政具体制度和党政行为规范的总和）的角度分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文中的观点也许并无太多创造性的见解，但都是笔者综合各种资料得出的自己的看法。以下将从国民党的先天不足，独裁统治，派系斗争及党政体制的自私性四个方面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做出阐述。一、先天不足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该组为中国国民党，该党于1927 年经北伐战争完成形势上的全国政权统一。然而国民党政权看似统一中国，其权利范围只及华中，华东，而东北，西北，西南等地不时出现叛乱，地方割据实力一直存在，各地军阀与国民党中央政权间暗潮涌动，再加上地方派系，日本侵略等原因，事实上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办法来有效地统治中国。由此可见国民党的合理化（指有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代替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地域性的政权，实现中央政权的集中和统一——塞缪尔）程度极其低下，是一个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的形统实分的政权体系。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地位同样不堪一击。政权的合法性是指政权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所应获得的民众政治支持，即政府行为唯有代表人民的一致才具有合法性。而国民党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几乎完全失败，既失去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同时作为该政权的社会基础的土豪劣绅又不能与其真正合作。执政党一般而言是建立在广大的党员或支持该政党的群众基础之上，因而获得执政的合法地位。然而国民党在吸引青年群体入党等扩大党的影响力上缺乏能力，又采取整军入党等粗暴的入党方式，实际和未入党没有差别，可以说国民党从未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或者纪律严明的政党，而是集中在蒋的个人权威之下的各派系的松散联盟。国民党政权对中国的控制建立在其脆弱的政治基础上，仅仅是名义上的全国性政权，在其存在的二十多年中没能收集各方权威以建立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又没能实现全民政治动员以维持自己的合法统治，这样一个缺少合理性合法性的、违逆现代化趋势并且违背人民意向的虚弱政体，在于共产党的竞争中逐渐走向劣势，从而丧失建立一个国家的起码条件。二、独裁统治 1927年正值国共两党矛盾空前尖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开始了十年内战，也就在这十年中国民党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在这十年的训政阶段应该设立五院实行五权分立，地方自治，然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其性质已经变化。国共破裂之后，国民党的最大的纲领便是清党反共。国民党虽然还标榜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总理遗教”，但已名不副实。其党政体制蕴含着两条原则：一是政权组织上名义上

中共中央历届领导集体(全集)

历届中央政府领导集体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国家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濳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总参谋长：徐向前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全国政协主席：毛泽东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国家主席：毛泽东国家副主席：朱德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1956年6月增补）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毛泽东（名誉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家副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习仲勋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毛泽东（名誉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1968年10月在十二中全会上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69年11月12日病逝）国家副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林彪（1971年9月13日叛国，死亡），陈云邓小平贺龙（1969年6月9日病逝）陈毅（1972年1月6日病逝），柯庆施（1965年4月9日病逝）乌兰夫李富春（1975年1月9日病逝），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1969年11月病逝），谢富治（1972年3月26日病死）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毛泽东（名誉主席）未设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1976年7月6日病逝）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一、组织清末，中国同盟会祁阳分会组织建立，会员有黄岱、杨饱省、陶铁铮、陈仲官、陈宝生、陈祁生、黄子正、谢菱等人。民国元年(1912)8月，祁阳分会印发5000字的《宣言书》，号召人民起来推翻专制统治。9月，国民党湖南支部长谭延闽派人到东安县发展组织，席业、文光普等30余人加入，席业被推为东安分支部长。次年2月7日，谭延闾委派李健为江华分支部总务副主任，筹建江华县国民党组织。民国3年(1914)，北洋军阀汤芗铭、傅良佐相继主持湖南政事，排斥国民党，区内各县国民党组织停止活动。民国14年(1925)，唐元恺从上海国民党总部回到江华，宣传国民党“一大”精神，与中共江华县执委书记韦汉筹建江华县国民党组织，并在锦田、九江、阳华等区建立基层组织。同年7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王尚愚回祁阳秘密发展组织，王以祁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为据点，吸收进步教师王镇湘、蒋毓华、郝蕙湘、段文元、刘武敏参加国民党，成立国民党祁阳县筹备处，推举蒋毓华为筹备处主任。12月，根据国共合作的方针，共产党员雷晋乾、何锦阑等人以个人名义加人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祁阳县党部筹备委员会。次年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李醉桃来零陵，会同北伐军第七军政治干部刘桐，筹建中国国民党零陵县党部。同期，中共湖南区委派遣共产党员夏承虞、胡国镇到蓝山县，在南风小学成立中国国民党蓝山县区分部，夏承虞任区分部书记。7～8月，蓝山、新田、永明、道县相继成立中国国民党筹备委员会。民国15年(1926)8月，零陵、祁阳、永明、东安、蓝山5县召开第一次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选举7～11名执行委员，3名监察委员，成立中国国民党县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次年2月，宁远、道县、江华3县成立县党部，选举产生县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长沙“马日事变”前夕，新田、东安没有建立县党部，全区其他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均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共产党员韦汉、舒翼、雷晋乾、刘武敏、王文、李西亭、杨靖、周维桢、夏承虞等当选为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5月26日，国民党零陵驻军团长王德光发动“宥日政变”，各县国民党县党部被迫解散。民国16年(1927)6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何明珍、王则、周高烈等3人来零陵县，组织国民党零陵县改组委员会，重建县党部。不久，湖南发生事变，改组委员会随之撤销。同月，祁阳县救党委员会成立，重新登记党员，月底，省令其撤销。9月，国民党湖南省改组委员会委派省党校毕业生冯祖翼、王子恢等5人成立国民党祁阳县改组委员会。次年2月冯祖翼、王子恢被指控叛党，就地枪决，县党部组织活动再次停顿。8月，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派林之于、袁绥芬等5人成立祁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民国17年(1928)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胡焕述来东安，成立国民党东安县党务改组委员会，对民国16年前入党的党员重新登记。9月，东安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对所有党员重新登记和组织训练，凡登记人册的党员，发给党证一张。lO月，省党部“清党指导委员会”派李元载来江华指导“清党”工作，设立“国民党员临时登记处”，不久，湖南省江华县直属区党部成立。同年，永明县组成党员临时登记处。民国18年(1929)，全区各县登记注册的国民党党员共1 139人。其中，东安县330名。民国18年(1929)7月，祁阳县第三次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恢复执行委员会制，选举新的执、监委员。民国20～27年7月，全区各县成立或改组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到民国27年(1938)12月，全区各县均成立县党部。

中国不同时期军队称呼

中国不同时期军队称呼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简称“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1928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全国各地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1930年后，又逐渐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在国共内战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先后组成了第一方面军（曾经称中央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红军部队，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和“清剿”。全国红军发展到最多时达到约30万人。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战略指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长征中，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于1935年9月、10月和1936年10月先后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甘肃南部地区会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在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8省13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八路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为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把各“路军”改编为 “集团军”），并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但此后仍习惯称为“八路军”。新四军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华中抗战的人民军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军发〔2010〕2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已经2010年5月4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6月15日起施行。主席胡锦涛二〇一〇年六月三日目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立法目的第二条适用范围第三条作用与意义第四条首长、机关的责任第五条队列纪律第二章队列指挥第六条队列指挥位置第七条队列指挥方法第八条队列指挥要求第三章队列队形第九条基本队形

第十一条班的队形第十二条排的队形第十三条连的队形第十四条营的队形第十五条团的队形第十六条其他分队、部队的队形第四章单个军人的队列动作第十七条立正第十八条跨立第十九条稍息第二十条停止间转法第二十一条行进第二十二条立定第二十三条步法变换第二十四条行进间转法第二十五条坐下、蹲下、起立第二十六条脱帽、戴帽第二十七条宣誓

第二十九条冲锋枪手、81式自动步枪手、95式自动步枪手的操枪第三十条班用机枪手、狙击步枪手的操枪第三十一条 40火箭筒手的操筒第五章班、排、连、营、团的队列动作第三十二条集合、离散第三十三条整齐、报数第三十四条出列、入列第三十五条行进、停止第三十六条队形变换第三十七条方向变换第三十八条摩托化步兵班的置（架）枪、取枪第三十九条摩托化步兵排、连的置（架）枪、取枪第四十条机枪（炮兵）班、排、连的操枪（炮）第四十一条指挥员列队位置的变换第四十二条其他分队、部队的队列动作第六章分队乘坐汽车、火车、舰（船）艇和飞机第四十三条乘坐汽车

第四十四条车辆行进中的调整第四十五条乘坐火车第四十六条乘坐舰（船）艇第四十七条乘坐飞机第七章敬礼第四十八条敬礼的种类第四十九条敬礼、礼毕第五十条单个军人敬礼第五十一条分队、部队敬礼第八章国旗的掌持、升降和军旗的掌持、授予与迎送第五十二条国旗的掌持第五十三条国旗的升降第五十四条军旗的掌持第五十五条军旗的授予第五十六条迎军旗第五十七条送军旗第五十八条其他部队和院校迎送军旗第九章阅兵第五十九条阅兵权限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央)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央)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排名第一的民主党派。该党也是现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内的第四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立于1948年，后又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合并。该党早期党员多来自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中华民国国军投奔、被俘的高级军政人员。宋庆龄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来自该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目前，其党员主要来自同原中国国民党党员有关系，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中上层人士和中高级知识分子。历届民革中央[编辑]第一届（1948年1月－1949年11月）名誉主席：宋庆龄主席：李济深主任秘书：李章达（梅龚彬代）常务委员：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朱蕴山、陈劭先、李章达、陈其瑗、何公敢、张文、邓初民、朱学范、李民欣、郭春涛、王葆真、冯玉祥第二届（1949年11月－1956年2月）主席：李济深秘书长：梅龚彬常务委员：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程潜、张治中、邵力子、柳亚子、朱蕴山、陈劭先、陈其瑗、梅龚彬、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宁武、贺贵严、于振瀛、李世璋第三届（1956年2月－1958年11月）主席：李济深副主席：何香凝、程潜、谭平山、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龙云、邓宝珊、陈绍宽秘

书长：梅龚彬常务委员：于振瀛、卫立煌、王昆仑、王葆真、邓宝珊、宁武、龙云、刘斐、刘文辉、朱学范、朱蕴山、许宝驹、何香凝、余心清、吴茂荪、张治中、李世璋、李任仁、李俊龙、李济深、邵力子、陈此生、陈劭先、陈其瑗、陈绍宽、陈铭枢、屈武、柳亚子、贺贵严、唐生智、翁文灏、梅龚彬、黄绍竑、程潜、蒋光鼐、熊克武、蔡廷锴、谭平山、谭惕吾第四届（1958年11月－1979年10月）主席：李济深（1959年10月逝世）、何香凝副主席：何香凝（1960年8月被选为主席）、程潜、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邓宝珊、陈绍宽秘书长：梅龚彬常务委员：于振瀛、卫立煌、王昆仑、甘祠森、邓宝珊、龙云、宁武、卢汉、卢郁文、朱学范、朱蕴山、刘斐、刘文辉、刘仲容、刘孟纯、许宝驹、许闻天、李济深、何香凝、张治中、余心清、吴茂荪、李世璋、李任仁、邵力子、陈此生、陈劭先、陈其瑗、陈绍宽、屈武、贺贵严、唐生智、翁文灏、梅龚彬、钱昌照、蒋光鼐、程潜、熊克武、蔡廷锴1960年增选：孙蔚如、但懋辛、李澄之、侯镜如第五届（1979年10月－1983年12月）主席：朱蕴山（1981年4月逝世）、王昆仑副主席：王昆仑（1981年12月被选为主席）、陈此生、刘斐、屈武、朱学范、裴昌会、李世璋、刘仲容、钱昌照、郑洞国、甘祠森、吴茂荪、贾亦斌1981年12月增选：侯镜如、孙越崎、赵祖康秘书长：甘祠森（兼）常务委员：王昆仑、王枫、王肇治、甘祠森、朱

国共政权的十年对峙

第十一单元国共政权的十年对峙 [复习目标] 1．分析说明国民政府只是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比较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与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异同，正确分析国民政府政权性质的变化，全面分析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 2．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概括归纳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的内外政策及其特点，并揭示其政策的实质，进而认识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 3．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深入理解毛泽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4．结合世界历史背景，联系二、三十年代国内形势，理清日本侵华逐步深入的线索，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原因和影响，认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质。 5．对比“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异同，分析说明中共是怎样从幼稚走向成熟的。 6．分析对比张学良东北易帜和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特点、实质和影响，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7．掌握抗日民主运动的主要史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国民党内爱国力量的抗日活动。 [要点梳理] 本单元包括1927年-1937年国共十年对峙时期的历史。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国民政府前期的统治，“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日本大举侵华，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和高涨。 1．主要线索和阶段特征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在政治上加强专制统治，围剿“红军”；同时，采取一系列整理财政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在外交方面，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大革命失败后，经过实践和理论的探索，中共找到了中国革命正确的发展道路。由于“左”倾错误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实现战略转移。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民族矛盾开始上升。民族危机加重，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序幕。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国共两党、两个政权的对立斗争；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由对抗走向合作；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 2．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1)从国民大革命失败到“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１〕（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战略方针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之下，在中国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状之下，党的军事策略即战略方针应有如下各项：（一）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这即是“抗日联军”，“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全国同胞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打倒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汉奸卖国贼”，“打倒帮助日本灭中国的卖国头子──蒋介石”，“打倒侵入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卖国贼”，“反对汉奸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巩固抗日后方”，“扩大抗日根据地”，“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做抗日军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做抗日军的经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到最后一滴血”，“民族革命战争万岁”等等的口号及行动。（二）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

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２〕，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３〕方面）。（三）猛烈扩大红军，一九三六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二十万人，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四）为坚决而有力的执行（一）（二）（三）项所述之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五）第一方面军以外之红军（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对于南京卖国贼军队之削弱与牵制，有极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行动应适当地指导之。（六）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指导原则应如下：１．一切游击队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日本占领区、自治区及其附近省份称中华抗日义勇军。其他地区──华中、华南，称中华抗日游击队，在

国民党将军

国民党党魁蒋介石（1887-1975），88岁。蒋介石夫人宋美龄（1897-2003），106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1898-2001），103岁。国民党国防部部长高魁元（1907-2012），105岁。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1896-1998），102岁。国民党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1904-2007），103岁。国民党中央常委、立法院院长倪文亚（1903-2006），103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马树礼（1909-2006），103岁国名党外交部长张群（1889-1991），102岁。国民党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1901-2001），101岁国民党第18军军长彭善（1901-2000），99岁。国民党国安会秘书长、国防部长汪道渊（1913—2011），98岁。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1890-1987），97岁。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1893－1990)，97岁。国民党第5兵团司令李铁军（1904-2002），98岁。国民党冀察战区副总司令马法五（1894-1992），98岁。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1888-1985），97岁。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李默庵（1904-2001），97岁。国民党交通部部长俞大维（1897-1993），96岁。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1890-1987），97岁。

国民党少将，台儿庄战役敢死队队长仵德厚（1910-2007），97岁。国民党总统府国防会议秘书长，国防部部长郭寄峤（1902-1998）,96岁。国民党在任时间最长的司法部长张知本（1881-1976），96岁。国民党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1884－1977），95岁。国民党第19集团军司令张雪中（1889-1995），96岁。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司法院院长黄少谷(1901-1996), 95岁。国民党国防部长顾祝同（1893-1987），94岁。国民党第28集团军司令李仙洲（1894-1988），94岁。国民党国防部长黄杰（1903-1996），93岁。国民党陆军上将孙震（1892-1985），93岁。国民党副总统谢东闵（1908－2001），93岁。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运璇（1913-2006），93岁。国民党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1902-1994），92岁。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王叔铭（1905-1998），93岁。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1901-1993), 92岁。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1896-1992），92岁。国民党中央委员邓文仪（1906-1998），92岁。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刘安祺（1903-1995），92岁。国民党湖南省主席赵恒惕（1880-1971），91岁。国民党财政部长王云五（1888-1979），91岁。

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新四有革命军人演讲稿子】

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新四有革命军人演讲稿子】新四有革命军人是钢铁，新四有革命军人是人民的保护神!你知道多少新四有革命军人演讲稿子?下面为你了几篇新四有革命军人演讲稿子，希望对你有帮助。本次军人大会，我们集体学习了“新一代四有军人”精神，了解了“四有”。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在新时代，我们国防生要力争成为一个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不怕牺牲、品行端正的未来军官。去年，提出的中国梦，预示着我们中华民族要伟大复习，我们的国家要富强。人民的生活要幸福。改革开放之后，我们80，90后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苦难，更多的是独生子女，更多的是享受良好的生活。不管是官兵，还是国防生，情况都一样，虽然有着铁一样的记律，严格的训练，但在我看来，这些新生的力量还不具备着坚定的思想信仰，足够的奉献精神和足够的战斗能力。因而，国防生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新一代四有革命军人”精神，这是我们整体素质的提升。对于“四有革命军人”我们的理解最首先的应该是品行端正，因为这个要求不单单是军人，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应该做到。我们从小就接受思想品德教育，我们从小就知道该怎样待人接物，可是周围

人有时还是让人不愉快。作为国防生，可能没有必要成为品德方面的标榜，但是起码在个人的周围合理相处，帮助周围的同学、战友，关心孤寡老人等等，就像PPT中徐小龙同志那样热心的捐款，不需要做出什么大事，一点一滴都值得我们去践行。接下来，就是有灵魂。灵魂对于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灵魂，人就是死尸一具。在我看来，灵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信仰，二是思想。部队是党的武装，当然要用党的信仰来武装部队，让广大官兵在坚定的信仰中保卫国家，不单是信仰，思想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重要的，一旦脑中没有思想，没有想法，相应的创造力就会丧失，一支现代化科技强军就是泡影。对国防生来说，后者更为重要，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主要贡献是先进知识，技术，所以现阶段学习架构思想，有助于我们以后成才。军队，存在的目的是打仗，保卫国家，因此，这一点要求着所有官兵有本事，战斗中要有过硬的战斗能力，指挥员要有统筹全局的指挥能力，技术岗位要有出色的技术本领。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中央七套军事频道某某同志刷新某项记录，他们都为着个人军事素质而努力训练着。在学校也经常听到咱们连中的同志。之前每晚跑步30圈训练自己的体能，平时也去健身房锻炼，每每看到他的考核成绩，我也心生敬佩。训练是一方面，学习是一方面，学习也是很重要的，毕竟我们是知识报国，没有知识，也没有我们存在的必要，虽然

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恢复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当时，国民党拥有美式装备的庞大军队，占据着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同共产党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然而，仅仅过了四年时间，国民党就被共产党击败，狼狈地逃出大陆。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就迅速崩溃了呢?海内外学者对此非常关注，把它作为国民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终极问题，1.外来因素的作用首先是美国的影响。美国政府1941—1949年间对中国共产党的“绥靖政策”。这期间国民党同美国政府的合作“成功部分所获之善果，不足以抵消不成功部分的恶果，因而有中华民国被迫退出中国大陆搬迁台湾的悲剧发生”。苏联的影响也被认为是导致国民党统治垮台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胡适就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归结为“斯大林征服世界的大战略”。持这种观点的人攻击最厉害的是大革命时期苏联顾问对共产党的扶持和日本投降后苏军在东北对共产党军队的暗中支持，认为这改变了国共力量的对比，给国民党带来了巨大危害。一些苏联学者也把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视为导致共产党胜利和国民党失败的最重要原因。马歇尔在战后初期为实现东北停战而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使国民党无法对共产党继续进攻。1946年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使原来有利于国民党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在1947年5月解除武器禁运后，也并没有恢复对国民党的大规模军事援助，这就使得国民党无法摆脱溃败的命运。而美国不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原因，主要是受美苏关系的制约。与此同时，苏联却对共产党进行了大量军事援助，这是使共产党转败为胜的关键。认为日本侵华战争是造成国民党后来失败的最重要原因的观点，日本侵略华北，使全中国抗日情绪高涨，酿成西安事变，国民党被迫放弃剿共政策，失去了将长征到陕北后力量弱小的红军一举消灭的机会。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统治中心迁至西南，共产党则在敌后建立了大片根据地，利用抗日的机会大大扩充了实力，构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致命威胁。 2.国民党自身的因素 (1)中央政府对全国控制程度过弱。一些美国学者在面对“国民党为什么失去大陆?”这个问题时，首先反问：“国民党究竟有没有统治过大陆?”田洪茂就明确地指出，抗战前国民党政权所能“稳稳掌握”的仅有江浙两省，另外在皖、赣、湘、鄂、豫、陕、甘等省有部分的控制权，其他各省则只不过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而已。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同意这个看法，认为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2年中，实际统治从未遍及全国，所以它“失去”大陆，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它从没有确实掌握过整个大陆。 (2)在农村中缺乏基础。中国主要的社会力量、经济来源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但国民党政权在农村中却没有什么基础。它既无基层政权基础，也无可靠的经济基础。农民不支持它，一般的地主也很难同它真正合作。由于没有来自农村的支持，这个政权最后难免失败。(3)军事上的失误。，1946—1949年间的内战是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蒋介石在战略上屡次出现失误；他对战争进程的直接干涉使前线指挥系统发挥不了正常的效能；坚守东北消耗了最精锐的30万部队，使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在1948年发生巨大转变，最后使形势对于国民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4)经济上的原因。国民党政权下的“工业化”是微弱的，那是官僚资本的垄断化以及成为美国附庸化的过程，而且也是在中国社会中把工业同农业的联系日益削弱的过程，从而使农村萧条落后。 (5)自身的腐败。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的腐败、反动及对三民主义的背叛。易劳逸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他认为导致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行为模式，即“权威依附模式”在国民党那里被承袭下来，这使国民党在掌权后很快蜕变，日趋腐败。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们不能统一；国民党除了个人及派系的利益之外根本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派系斗争严重；行政工作无效率；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军队官兵素质差，士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书评

浅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自民国以来,派系冲突就成为中国政治进程中最主要的一种组织形式。特别是国民党的派系活动,影响着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我们大致可以将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分为两类：一类是指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诸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等。他们多是地方实力派，他们与南京政府的分合多取决于自身实力是否受到南京政府侵犯；第二类派系则是指在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民党改组前后已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袖同其追随者之间形成的政治派系。它大致可分为蒋介石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太子派等等。这类派系的活动范围虽然不仅仅局限于国民党内,而且经常会超越这一范围,并同某些不满于中央的地方实力派联合,挑战中央的合法性。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获得国民党的正统性，以便控制部分或全部中央政权。社科院金以林先生《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新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研究国民党高层人物派系斗争的一部力作。笔者翻阅数遍，收获良多。本书主线明确，它围绕着党内高层蒋、汪、胡三派势力在党内斗争中的权力消长，特别是通过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探寻三人间分和的内在规律，借借以揭示各派联合统治确立的内在因素。为我们讲述了蒋介石是如何利用军权及其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确立起在国民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的。作者以蒋介石为中心，利用详尽的史料为我们分析了蒋在1931年主要事件中的心理斗争、解决策略等等。本书内容丰富，作者主要回顾了1931年之前的蒋汪胡的合作与分裂。孙中山去世后，通过廖仲恺案，汪蒋合作排胡出洋。随后发生的中山舰事件，蒋又排挤出汪，大权独握。随着北伐的进行，蒋与中共与一些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升级最终演化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宁汉对峙的局面。汉方元老打出“迎汪拒蒋”的旗号，同时由于宁方新桂系势力的逼迫，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野。通过蒋汪合作，实现了蒋的再次上台。蒋介石想借党权打击军权，因此形成了蒋桂战争以及中原大战期间的蒋胡合作，随着战争胜利结束，蒋胡的权力之争随着“约法”问题而日渐

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

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习近平强调，当前最紧要的是把4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坚定官兵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把握新形势下铸魂育人的特点和规律，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要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坚持党性原则是政治工作的根本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各个环节。要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作为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健全完善党委工作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要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把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统一起来，坚持求真务实，坚持公道正派。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摔打部队习近平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着力抓好高中级干部管理，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很重要的要体现在高中级干部身上。坚决整治用人风气，纯洁干部队伍。坚持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推进反腐败工作，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加强军事文化建设，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摔打部队，培养官兵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着力抓好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特别是正副书记要履行抓政治工作的职责，主动研究解决政治工作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这次会议是习近平提议在古田召开的，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整风精神，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

建国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

建国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建国初期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机构，是由建国前的中央军事委员会逐步过渡而来的。中央军委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1948 年底，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49 年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1949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49 年10 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任副主席，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22 人为委员。军委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1952 年7 月起，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同时任命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军委下辖：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第四

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邓子恢；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兼），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兼），政治委员邓子恢（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薄一波；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总部直属部队：第十二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天焕；铁道兵团，司令员膝代远（兼）。 1951 年11 月5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 年6 月19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副主席，徐海东为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除下设总参谋部外，还先后设立了总政治部（1950年4 月）、总后勤部（1950 年6 月）。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萧华任副主任；杨立三任总后方勤务部部长。1950 年9 月4 日，又成立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任部长。到1950 年上半年，军委各总部领导机关全部建立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总参谋长徐向前当时患病，由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辖作战部（部长李涛）、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副部长刘志坚、邹大鹏、戴镜元）、通讯部（部长陈士榘）、人民武装部（部长张经武）、军事学校管理部（部长萧克）；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傅钟、萧华），辖组织部（部长萧华（兼）、副部长王宗槐）、宣传部、保卫部（部长杨奇清）；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贺诚、张令彬），辖军需部、财务部

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

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对待我党的决议案，略谓：总裁盱衡时局，对内对外作政策上的指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宣言〔1〕，服从政府法令，忠实实行三民主义，自当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恭聆之余，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晚集会，详细研究，一致认为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敬谨接受，并于宣言中将此种意义明白宣示。但为防止下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此文告内说明：在我国境之内，无论其为何人及何种名义，凡有擅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之制裁，务望均能澈底觉悟，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精诚奉行三民主义。果能如此，则不问其过去之思想与行动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或为个人，政府当一视同仁，不但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等语。同时，十中全会发表宣言，其中关于对待我党者有云：对外必须互相合作，实现人类平等之公理，对内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又云：三民主义非但国民党所信仰，实为全民必循之途径，顺此者昌，逆此者败。时至今日，不应再有所谓政见之异，亦不容再有互相猜疑，互相排拒，互相牵制妨碍之现象。吾人愿提示全国，凡能诚意信仰三民主义，不危害抗战之进行，不违背国家之法令，开扰乱社会秩序之企图与武装割据之事实者，我政府与社会应不问其过去思想之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为个人，一体尊重其贡献能力效忠国家之机会。必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艰苦之使命。凡此尤愿特为标举，以冀引起全国有识人士之共鸣者。等语。国民党从一九三九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中间经过一九四○年一月及其前后一段时间的第一次反共大磨擦（苏德条约订立及苏芬战争时期），一九四一年一月解放新四军事件的第二次反共大磨擦（德意日三国同盟订立及日苏中立条约订立之后），这两次磨擦均有国际的与国内的因素为背景。自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及跟着苏英美订立同盟以后，国共关系即有某些改变，停止了大的冲突。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发生，滇缅路被切断及英苏订立二十年同盟条约之后，更有好转。最近苏联在斯城的伟大胜利及英美在北非与在太平洋的胜利，增强了国民党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国共关系好转，亦有促进的影响。在国内，一九三七年以来，我党我军的极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但至今年，我党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损失及根据地的缩小，减轻了国民党的恐惧心理。他们估计，我党我军在今后抗日期间，还会有大的损失（这种估计是适当的）。同时，在日寇侵苏危险减少以后（过去国民党长期地寄希望于日苏战争）日寇必然要加重对中国的压迫，国民党需要利用我党的抗日力量（日寇在华三十一个师，我党担负了十五个师）。再则，自从远东慕尼黑危险消失之后，我党停止了反对投降危险的宣传。而从去年四月直到现在，我党对国民党批评甚少，坚持地求得和他们改善关系。虽则国民党在这一期间内，仍然对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压迫（在大后方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出版大批反共刊物，在湖北、安徽攻击新四军，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大的特务破坏活动与经济封锁），我们亦忍耐下去，力求不刺激国民党。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取得了国民党广大人士的同情。再则，国民党自己有很多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存在着。其中，特别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及农民的骚动，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去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并企图经过缓和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去缓和他们和农民的关系，这里特别有严重意义的是河南六百万灾民的自发斗争，某些部分已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最后，一九四○年与一九四一年两次反共大磨擦，国民党企图利用武力压迫把我们屈服，但遇着了我们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斗争，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又企图动员舆论赞助他们的反共，但多数舆论的同情却站在我们方面。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促成国民党不得不对国共关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表示了这种解决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们不超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十中全会的这一处置，是我们和他们长期接洽及他们经过许多的动摇犹豫之后才决定的。最近十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十一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