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的影响
浅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浅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摘要】本文从背景介绍和研究意义入手，引出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通过介绍西方叙事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探讨其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和影响因素。
结合案例分析，分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和发展现状。
最后对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进行总结，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该篇文章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了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影响和发展，对于了解叙事学的传播路径和对中国叙事研究的启示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西方叙事学，中国传播，发展，影响因素，案例分析，未来展望1. 引言1.1 背景介绍西方叙事学是西方文化中一门重要的学科，自20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
在西方，叙事学主要研究故事的结构、叙事形式、叙述者角色等内容，被认为是文学、影视、传播等领域的重要理论基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叙事学也开始走向世界各国，包括中国。
在中国，叙事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引入西方叙事学理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人们开始关注西方文化和理论，西方叙事学也逐渐被引入中国的学术界和文化领域。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者通过翻译、研究和讨论，开始逐渐理解和应用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为中国叙事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思路。
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多元化，叙事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
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叙事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也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通过对西方叙事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丰富叙事理论的研究内容，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1.2 研究意义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其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可以促进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通过借鉴和吸收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成果，结合中国传统的叙事形式和文化内涵，可以为中国叙事艺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注入新的活力与创造力。
从中西叙事传统看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结构问题
摘要：20世纪以来，我们开始借用西方的文学批评话语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进行批评。
而章回小说最受非议的一点就在于其结构都是不完善的。
而本文试图从中西叙事传统及其规范出发，说明东西方叙事追求的不同，以此提出对中国章回小说结构的新看法。
关键词：章回小说；叙事传统；结构；中西比较在中国文学史上，古典章回小说被看做是不可攀越的一座高峰。
而随着20世纪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传入，传统的瑰宝此时却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西方批评家认为，类比于西方小说对叙事结构完整性的追求，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显然并不完善，甚至完全缺乏要创建一种完美结构的意识。
然而这样的责难究竟是饱含真知灼见，还是根植于西方本位思维的一种误解呢？我认为是值得思考的。
而本文就将从此种批评入手，对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结构进行重新评估，并试图理清中国与西方在叙事结构上的追求有何不同，而这种追求背后又隐含着何种经典与传统的影响，为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申辩。
一、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结构问题概述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在经历了一场西方入侵的过程之后，已然丧失了其大多数阵地。
今天，我们的全部文论话语和基本理念都已经西化了。
所以当我们讨论中国古典章回小说时，也只能无奈地在西方文学话语的前提下进行。
现代西方批评者认为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缺乏结构上的完整性，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小说缺乏讲述一个完整故事的意识，结构太过松散。
例如《三国演义》作为一篇叙事作品，拥有漫长的时间跨度，而没有一个人作为贯穿始终的主角存在。
每个人都是出场，然后退场，甚至很多人物得到的待遇是只有寥寥几笔。
看起来似乎叙事的时间在前进，事件在展开，但是很多事件之间并不通过详细的笔力来展现其联系。
这些事件是片段式的，孤立的，因而缺乏被囊括在一个完整结构的叙事故事中的合理性。
类似的例子还有《水浒传》，空间不断转移，一件故事紧跟着另外一个故事，依靠着颇为薄弱的联系而转移，人物不断切换，叙事缺乏中心。
虽然最后出现了聚义排座次这样的事件，将以往出场的人物放置在一起，呈现出作者依然围绕一个中心进行讲述的印象。
浅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浅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影响了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开放，中国的传媒产业也在迅速壮大。
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中国的传媒产业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方法。
在中国的传媒产业中，传媒产品的叙事呈现和叙事结构越来越受到重视。
传媒从业者开始借鉴西方叙事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更加注重叙事的构建和表达，深入研究叙事逻辑和叙事风格。
电影、电视剧、广告等传媒产品在叙事结构、叙事节奏、叙事主题等方面逐渐呈现出多样化和丰富化的趋势，这些都与西方叙事学的传播和发展密切相关。
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经渗透到中国的传媒产业中，成为了传媒产品生产和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中国的传播学界带来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西方叙事学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的传播学界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西方叙事学的传入为中国的传播学界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中国的传播学者们开始重视叙事在传播中的作用，并运用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
在新闻报道、广告传播、政治宣传等方面，中国的传播学者们开始尝试运用西方叙事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发现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
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内容，提升了传播学的学术水平。
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传播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的传播学界带来了新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随着中国的传播学界不断壮大和发展，相信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将继续为中国的传播学界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成果。
浅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浅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西方叙事学是指对叙事、故事和叙述过程进行系统研究和分析的学科领域。
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现代的叙事学则起源于20世纪初的俄罗斯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研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叙事学逐渐发展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包括文学、电影、传播、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内容。
在西方国家，叙事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并在文学、影视、新闻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本土学者对叙事学的研究兴趣增加，一些西方叙事理论开始在中国得到了应用和发展。
中国学者通过对西方叙事学的研究和理解，开始在中国的具体文化背景下，探索叙事学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他们不仅研究西方叙事学的经典理论，还尝试将其应用于中国文化和社会实践中，丰富和完善叙事学的理论体系。
通过对中国传统叙事形式的研究和分析，例如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传统戏曲等，与西方叙事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叙事理论的普适性和局限性，为叙事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也为中国的文学、影视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在文学创作方面，中国的作家开始借鉴西方叙事理论，注重叙事结构的构建和故事情节的处理，创作出更具有现代感和内涵的文学作品。
在影视艺术创作方面，西方叙事理论也为中国的导演和编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指导他们更好地塑造角色形象，设计故事情节，提高影视作品的叙事效果。
虽然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叙事学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相对不足，需要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叙事学的研究中来，推动叙事研究的深入发展。
由于叙事学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和学者共同参与，因此需要加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促进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融合与创新。
叙事学的研究需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和文化传统，探索叙事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结合，推动叙事学的本土化和创新发展。
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既受益于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开放与借鉴，又得益于中国本土学者的积极研究和应用。
浅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浅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西方叙事学是研究叙事结构、叙事语言和叙事理论的一门学科，源自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
随着全球化和文化交流的加剧，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呈现出了一定的特点和趋势。
本文将从传播途径、影响因素、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等方面进行浅析。
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主要有学术交流、翻译出版和网络传播等方式。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加，许多西方叙事学者来华讲学、做学术交流，推动了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引入与传播。
同时, 不少中国学者也到西方学习、深造，带回了丰富的西方叙事学知识与理论成果。
许多西方叙事学经典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使得中国读者得以更直接地了解和学习西方叙事学理论。
网络传播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许多西方叙事学者在各种学术平台上发布了大量的论文、演讲和讲座，使得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和思想可以被更广泛地传播到中国。
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学术背景、文化传统、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因素。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注重情感和人性的表现，对于叙事结构的理性分析相对欠缺。
西方叙事学的理性分析与结构研究为中国学术界所关注和借鉴。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人们对于文学和文化表达方式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这为西方叙事学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土壤。
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呈现出了积极向上的趋势。
在学术研究领域，很多理论研究者开始融合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和文本研究，创造了中国自身的叙事研究理论。
在教育教学方面，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西方叙事学相关课程，培养了一大批叙事研究的学术人才。
叙事理论的应用也逐渐渗透到文学创作和文化产业领域，为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动力。
展望未来，可以看到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化，西方叙事学的传播和接纳将更加顺畅和广泛。
也要面对西方叙事学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对接与融合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
西方叙事理论观照下的中国六朝志怪小说
西方叙事理论观照下的中国六朝志怪小说“丛残小语”、“尺寸短书”以及小说雏形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认识，迄今事实上仍然束缚、限制着人们从叙事艺术的角度对中国六朝志怪小说作进一步的探讨。
从西方叙事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我们发现，六朝志怪小说在客观性叙事、重复叙事、叙事时距等层面同样具有耐人寻味、值得一书的叙述意味，同样具有骄人的不可忽视的叙事艺术成就。
标签：西方；叙事理论；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当下我国学界运用西方叙事理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已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它为我们在当代多元文学理论语境中审视本民族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视角。
但是自觉运用这一理论来观照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却不多见。
下面我们以被学界所公认为集六朝志怪小说之大成的《搜神记》中的几个经典名篇为例，从客观性叙事特征、重复叙事、叙事时间中的时距等三个层面来观照、解读其已经取得的但迄今又常常被忽视的叙事艺术成就。
一、客观性叙事特征客观性叙事特征，不仅是当代西方叙事理论而且是现当代西方小说美学极为崇尚的创作理念之一。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二十世纪中压倒一切的呼唤，是对某种客观性的呼唤。
”值得注意的是，布斯虽然批评了所谓“中立”、“公正”、“冷静”的客观性叙事，但他又崇尚这样一种客观性叙事，即作家可以“沉默”，可以“退场”，但作家却可以通过意象、象征，通过调节戏剧化视点等一系列方法流露出他的态度，从而实现作家和读者的“秘密交流”。
因此作家创作时可以持客观性叙事态度，但这种客观性叙事态度中必然“存在一些深度的价值”，因为“作家的判断总是存在的，对那些知道怎样发现这种判断的人来讲，它的痕迹总是明显的。
……我们决不要忘记，纵使作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他的伪装，他决不可能使自己消失”。
众所周知，六朝志怪小说主要源自史传文学，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在叙事过程中深受史官修史时所持有的“不隐恶，不溢美”的客观态度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是，叙述者对所叙故事不进行干预，决不随意在情节进展中插入议论，不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将故事按照生活实际展现给读者，读者在接受故事时几乎没有感觉到有一个讲述者的在场。
浅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浅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西方叙事学是指一种通过叙述形式来传达故事和思想的学术体系。
它起源于古希腊，经过漫长的发展，成为了西方文化中一种最为重要的文艺创作形式之一。
在中国，西方叙事学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首先，西方叙事学在中国最早是通过翻译作品而传播的。
20世纪初期，爱默生的《代表作选》、希尔德的《怪诞传》等作品开始被翻译成中文，从而将西方的叙事理论介绍给中国学者和读者。
这种传播方式，虽然有一定的缺陷，但是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认识西方叙事学的机会。
其次，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一些思想、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中，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盛行，这导致了一些学者对西方叙事学的接受存在一些局限性。
此外，文化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使得一些西方叙事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或难以被理解。
再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西方叙事学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在中国的新媒体时代，西方叙事理论已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化现象。
例如，《故事的力量》等西方精品的书籍被热情的读者追捧，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上热卖。
同时，伴随着电影、电视剧、演讲、广告以及各类新媒体应用的兴起，西方叙事理论逐渐被广泛的应用到了中国的艺术与文化领域中。
总的来说，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由了解、借鉴到发展、应用的过程。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对文化多元化的追求，西方叙事学在中国将会迎来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虽然在其中存在一些困惑与挑战，但中国学者和文化从业者会在这个领域里继续努力实践和探索。
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
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西方叙事学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就吸引了各界学者的研究与运用,在国内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给中国文学批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在对复调现象的把握、对叙事时间的考察、对叙事策略的重视上引起了中国学者对文本艺术建构的重视,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视野,改变了他们考察作品的传统视角、扩展了文学批评的关注对象,并促使中国文艺理论家们注重对文学叙事的跨学科研究,深化了文学的人本研究,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为中国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祥林嫂反复地说这话,见了人就说,而且一次又一次毫无变化地重复着她的故事,然而周围人们的态度却在发生变化,由刚开始的“四婶有些踌躇,但听完她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周围的人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到后来的冷漠、厌烦,直至最后冷酷地把祥林嫂推开。
祥林嫂根本就无法从他儿子阿毛的悲剧中得到释放,周围的人又认为她是个不干净的人,她的精神又处在边缘地带,那么,她的重复就不足为怪,而且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
在现代小说中,重复叙事常被用来表现人物精神上的某种困扰,如心理上始终被一件事所纠缠,不能解脱,致使它在人物对话、思想以至潜意识中重复地出现。
在作品中,祥林嫂对阿毛悲剧的话语重复和祝福时祥林嫂反复被拒绝的情节重复的交替和照应,使这部分的故事叙述在繁复的频率中具有了鲜明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呈现出明显的聚焦点,从而达到鞭挞国民的看客心理和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形象地揭示了祥林嫂在周围人们的麻木和冷漠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
(三)对叙事策略的重视凸显了文本的艺术建构叙事学众多理论的提出,其实都在强调作品的叙事策略和艺术建构。
不同的作家即使对于同样的一件事也具有不同的情感、不同的表现、不同的叙事方式,这就使有些作品读了令人觉得平淡无味,而有些却是生动逼真、曲折动人,这就是叙事策略的问题。
在文学作品中,叙事是最常用的方式,叙事就是“讲故事”,也就是用话语讲述一个虚构的生活事件(包括人物、情节和环境)的过程,通过生活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来演绎和突出文学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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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的影响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1
中国是诗的国度，历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抒情文学，叙事文学一直处于一种从属地位，直到明清时期，这种情况才略有好转。
我们现在提到的“叙事学”是西方文论话语，叙事学（narratology）一词最早由法国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提出，他在《语法》一书中写到：“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
”①
一
有人说在中国缺乏叙事学存在的必要土壤，中国传统的”尚象”思维重感悟，评点是中国叙事学的独特存在方式，也可以认为古代小说评点是中国叙事作品的特殊的阐释学。
评点家的文字重在直觉，而非西方那种周密细致的逻辑分析。
“评点家半为鉴赏者、半为叙事理论探索者，半为读者之友、半为隐蔽的改作者的综合型角色，使一部评点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经典作品的接受史。
”②西方叙事学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世纪初为中国的研究者所注意，并运用于古代小说研究之中，叙事理论的引入，使国人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古代小说和古代小说理论。
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进行研究，可以对一些感受性的现象进行比较清晰的描述，可以纠正中国固有的发散型批评方式，把中国固有的小说批评形态组合成一个精致的系统，这是其积
极意义的体现。
但是这种理论挪用及其操作方式，在前提上存在很多先天性制约因素。
中国古代叙事思想拥有着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的特征。
首先，汉语的特点使得叙事理论在中国的建构面临着致命的制约：“叙事理论的构建依赖于对语言的运用和把握。
但中西语言在根本上就存在差异，因而有些问题在西方可以深入探讨，在中国则不行。
比如对‘自由间接引语’，西方利用拼音文字的形态变化，可以很精微地探讨叙述者的声音和转述内容的关系。
但由于汉语不具备拼音文字的形态变化，在中国，‘自由间接引语’的研究便难以充分展开，它所涉及的有时只能是对语言进行的风格分析，……（自由间接引语的）分析又是叙事建构所依赖的基础之一。
中国叙事学的构建受到汉语自身特性的制约。
”③
其二，西方叙事学是对西方叙事传统的归纳、概括、提升，中国固有的小说学（它更多来自中国古代文章学）是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归纳、概括、提升，它们都遵循的是归纳法。
但是把西方叙事学挪用到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析上，这采用的却是演绎法，本质上是以中国古代小说为例证，对西方叙事学进行演绎。
这无疑使得中国古代小说进入一个非常尴尬和难堪的境地，它与传统文章学的关系被割断了，进入的是另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理论世界，就好比一个中国的乡下人被突然带到高科技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为自己的不成体系的批评传统感到自卑，对西方叙事学的精致体系叹为观止。
它惶惶然在西方叙事学的殿堂里找寻自己的位置，在一番演绎法的梳
理之下，被肢解，然后一块一块地镶嵌进西方叙事体系的相应位置，再一次重复论证西方叙事学理论。
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认为，对所有中国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实际上做的是同样的一道题目，正确的答案就在于西方叙事学身上，具体的不同就在于每一位回答者的具体操作如何。
二
经过认真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叙事思想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特征。
其一，如前面所说，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是中国叙事作品的特殊的阐释学。
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并不像西方叙事学那样割裂了小说和广大读者的现实关系，西方叙事学抽象地从叙事层面、以臆想的叙述接受者为对象来谈论文本接受，脱离了小说欣赏、接受的实践，不是以大多数读者为本位，也不是站在读者欣赏、接受的实际角度。
中国古代的小说评点家们既是批评家，又是欣赏者，他们更懂得也更关注读者对小说的需求和看法，在评点的同时，更多侧重于从审美主体的感受和体验出发来评价作品，在评点的过程中，往往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激情凝聚于笔端，喜怒哀乐尽现于纸上，评点成为他们表达与作者感情共鸣、排遣内心郁积的一种方式。
其二，西方叙事学将小说抽象为一个个孤立的程序和试验的文本，从而进行纯学理上的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思想于此截然相反，并没有重文本轻读者，而是十分注重小说创造主体与小说的关系。
李贽认为写小说是“发愤作书”，金圣叹也认为写小说是“发愤作
书”、“怨毒著书”，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泄愤”之作，脂砚斋评点《红楼梦》是“滴血为墨，研血成字”。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家家们从古典优秀小说中总结出一个重要的叙事思想：好的小说是出自小说家自身的经历、体验、胸襟、胆识和修养，而不止是是对他人技巧和手法的模仿。
小说归根到底是小说家自胸臆中流出，是他们对世界的独特把握，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和常识，西方叙事学理论中关于设置作者和叙述者的关系，叙述者人称的变化，强调“作者的隐退”，“零度写作”，这些都是脱离了小说作者来谈叙事。
三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可以“拿来”，但“拿来”决不等于全盘接受。
西方叙事理论产生于西方文化的母体当中，移植到中国必然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地方，西方叙事理论进入中国，必然要作一些调整和变化。
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十分丰富，但至今仍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有着强烈的民族特色，其中许多精到的观点和说法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在世界文论史上出于领先地位。
加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可以大大丰富世界小说理论的宝库，使整部世界文学史有所改观，而且可以避免生硬地搬用西方理论的削足适履。
”④
注解
①托多罗夫.《语法》.海牙穆通出版社，1969.
②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
③江守义.《“热”学与“冷”建——叙事学在中国的境遇》，《文
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7期
④黄霖.《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