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战略的四种模式
战略思维的四种模式

战略思维的四种模式
战略思维的四种模式包括:战略分析模式、战略规划模式、战略执行模式和战略评估模式。
1. 战略分析模式(Strategy Analysis Mode):这种模式关注的是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的分析,以确定组织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并确定其核心竞争力和战略定位。
2. 战略规划模式(Strategy Planning Mode):这种模式着重于制定战略目标和计划,包括明确组织的长期目标和制定相应的战略计划,以及分配资源并制定实施战略的具体步骤。
3. 战略执行模式(Strategy Execution Mode):这种模式注重的是如何将战略目标和计划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包括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分配任务和资源、组织团队和监督执行进展。
4. 战略评估模式(Strategy Evaluation Mode):这种模式关注的是对实施战略过程中的成果和效果进行评估和反馈,包括对战略目标的达成程度进行评估,以及对战略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调整进行反馈和改进。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应实现四个转变

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 国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调动社会各主体积极 性的改革开放政策措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高
速增长。2.投资驱动发展战略。在发展初期,资本是最重 要的生产要素,发展理论与实践都表明,落后国家要迅 速起飞,一个较高比例的资本积累必不可少。
中国在起飞过程中,的确也是依靠投资和资本积累驱动 经济增长和加快工业化进程的。中国资本形成率一直维 持在30%-40%之间,平均达到37%,远高
于高收入国家同期资本形成率(20%-25%),也高于中低 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同期资本形成率(20%-36%)。 2001年—2009年,资本
积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48%以上。3.沿海 先行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奉行的是区域平衡 发展战略,即把大量投资项目投向经济落后
的中西部地区,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则投资较少,以此 来实现经济平衡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根据区 位优势,实施沿海先行发展战略,目的界第一大贸易国。 鼓励出口的同时还大力引进外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引资国之一,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约占中国进出
口总额的一半左右。中国实施的这些发展战略被证明是 成功的,其主要标志是:其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总 量经济规模迅速赶上发达国家,人均GDP也跨入
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其 二,经济结构快速转变,农业劳动力迅速向非农产业部 门和城市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其三,
。如何转变发展模式,笔者认为应着重于四个方面:第 一,增长优先发展战略向增长与公平并重发展战略转变。 增长优先发展战略在收入水平低下时是正确的,
因为在温饱问题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奢谈分配公平没有 意义,必须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但在经济高速增长30 年之后,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人民生活水平普遍
“十四五”区域发展四大战略方向

“十四五”区域发展四大战略方向“十四五”是指中国国家发展规划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即2024年至2025年。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府将继续推动区域发展,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在“十四五”规划中,有四个战略方向将成为实施区域发展的核心。
本文将详细介绍这四个方向。
首先,要加强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是一个拥有广泛区域差异的国家,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和条件存在较大差异。
加强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这些差异问题的关键。
这一战略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机制。
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加强各地区间的合作和交流,促进资源要素的流动和分配的合理性。
第二,要推进区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发展。
通过加快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无障碍交通条件的改善,能源的高效利用等,促进各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
第三,要增强区域合作发展的动力。
政府应加强对各地区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的指导和支持,推动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促进各地区的经济互补和协同创新。
第四,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
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力度,提高其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
第二,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十四五”期间,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政府应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加强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速度,为创新创业提供更好的环境。
第二,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吸引优秀人才的流动,提供更好的培养和发展机会,培养更多的科技创新人才。
第三,要推动产学研用结合。
政府应加强产学研用结合的机制建设,构建创新生态圈,促进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
第三,要推动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十四五”期间,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国家战略有哪些

国家战略有哪些
1、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2、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
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
3、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我国的八个发展战略

我国的八个发展战略我国一直致力于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战略以推动国家的发展。
在这篇文章中,将会介绍我国的八个重要发展战略。
1. 乡村振兴战略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推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这一战略鼓励农村地区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
2.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
这一战略旨在通过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产业,提高科技产出和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
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是指我国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等。
这一战略的目的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4.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旨在促进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均衡,并推动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我国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协调,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
5. 绿色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是指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我国提出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政策措施,鼓励推动清洁能源、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发展。
6. 脱贫攻坚战略脱贫攻坚战略是我国为解决贫困问题而制定的重要战略。
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加大贫困地区的产业扶持和基础设施建设,我国成功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和农村发展的整体提升。
7. 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战略旨在促进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扩大进出口贸易,吸引外国投资和技术引进。
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提高了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推动了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战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战略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
我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国家社会进步和文明建设。
国家十大战略发展方向

国家十大战略发展方向
一、经济发展:继续开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经济实力。
二、科技创新: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三、人力资源培养: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推动教育、科技、文化等
领域的人才储备,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四、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促
进可持续发展,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五、社会稳定与民生改善: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民生改善,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七、全面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维护社会稳定。
八、文化传承与创新:加强传统文化传承,推动文化创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九、农业农村发展: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十、对外合作与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新型全球化,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
中国发展战略与改革措施

中国发展战略与改革措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资源颇丰的大国,中国一直致力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措施,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发展战略1.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出口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鼓励对外贸易和投资,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开发区,提供了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土地使用政策,吸引了外资企业投资。
此外,中国还加入了世贸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市场机会,也使中国企业更加国际化。
2.转型到内需为主的发展战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政府逐渐转向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
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和扩大内需的目标,加大了对民生事业、信息化、环保等领域的投资,鼓励消费和提高家庭收入。
中国还实施了普惠金融,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和小微企业融资,提高金融服务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以进一步促进内需的扩大。
3.创新驱动型发展战略中国正在逐步转向由科技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提高技术水平,提升产业竞争力。
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加速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转化,推动从过程创新向跨越创新的转变。
二、改革措施1.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改革,包括价格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不断提高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
其中,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中国政府提出了“双百行动”和“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引入市场化机制和深化内部改革,提高国企效益和管理水平,增强国企竞争力。
2.金融体制改革中国通过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拓展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服务和监管体系。
中国政府提出了多项金融改革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推动中国金融体系向着更为开放、更为稳健的方向前进。
此外,通过金融改革,中国还在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3.社会体制改革中国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也有大量的措施,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制、教育体制和文化体制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享受感。
中国六大发展战略(2篇)

第1篇一、引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了应对新时代的发展需求,我国政府提出了六大发展战略,旨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将从这六大发展战略的背景、内涵、实施措施等方面进行阐述。
二、六大发展战略概述1.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旨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全国区域协调发展。
通过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区域间经济互补和互动。
3.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强调以人为本,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
通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4.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5.绿色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6.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战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战略旨在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三、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背景随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其作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2.内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2)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3)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
(4)优化创新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3.实施措施(1)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高研发投入强度。
(2)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3)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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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战略的四种模式2011年09月01日 10:48来源:财新《中国改革》作者:布莱恩·列维本文提出发展战略的四种模式,旨在通过展示治理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决策者提供广泛而多样的可行性战略选择,并阐明这些选择的空间如何被一国独特的路径依赖所限定在低收入低增长的后发国家,改革者面临的挑战不是制定最优经济政策,而是以更广阔的视角考虑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动态变化,找到切入点,启动量变到质变的良性循环。
就此而言,主要存在下述四种模式。
模式一:国家能力建设图1这一发展模式隐含的切入点是通过国家能力建设来改变国家功能失调的状况,使之成为高效国家。
图1描绘了国家能力建设通过什么方式启动良性的发展循环。
第一步是投资于国家能力建设;第二步是将新建设的国家能力用于促进经济增长。
这一作用可以通过以下三个相互补充的渠道来实现。
渠道2a强调国家表现的改善与经济表现之间的直接联系。
更好的政策、更有效的基础设施、更有效地处理事务的官僚体制、透明的参与式服务供给,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培育更好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虽然政策可以相当快地改变,但是,基础设施和官僚体制的改善需要时间,几乎没有“速胜”的可能性。
渠道2b强调,被人们认为有政治意愿开展国家能力建设的领导层的出现,会产生预期驱动效应。
甚至在公共部门的表现得到实际提升之前,私人投资者就会认为经济的生产潜力是可信的。
获得可信性本身有时足以带来新的经济活动和增长加速,一个常见方式是迅速采取意义深远的“大笔一挥”式经济改革。
渠道2c显示,政治领导人可以坚持一个更广泛的“公平”承诺,也即让人们广泛共享增长收益的包容性增长,使国家能力建设与可信性渠道相互促进。
只要公民相信这一承诺,国家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都可以得到加强,这将更显著地推动投资环境的改善。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渠道并没有涉及政治制度。
只要由国家能力建设引领的发展顺序能够带来政治制度的变革,这就是一条长期的间接路线,其中社会变迁(通过参与式服务提供、财富创造以及中产阶级的兴起)会产生新的压力,要求建设管理精英之间——既包括企业之间的,又包括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冲突的法治,实施更广泛的政治改革。
在图1中以虚线表示的渠道3阐明了这种长期的动态变化过程。
上述顺序是一种“发展型国家”的顺序。
在过去50年中,不少国家自诩为有抱负的“发展型国家”。
它是解释东亚发展的主流模型,也是很多拉美国家(包括巴西和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目标。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前中央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失败的“发展型国家”的一个变种。
即使是在今天,中央计划经济已经崩溃,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同先前的东亚兴起时已经大为不同,在低收入国家中,仍然不乏这类雄心勃勃的“发展型国家”。
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乌干达,中亚的阿塞拜疆,以及东南亚的越南都是这样的例子。
一些“发展型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韩国是一个经典案例。
其发展是由奉行干预主义且有强大能力的国家领导的,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
虽然韩国在加速发展之前都是在威权统治之下,但是,“公平”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土地改革确保了农村地区的平等;增长是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为导向的,从而创造了就业;教育部门的大量公共投资为所有人提供了机会。
同时,包容性增长启动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民主转型。
然而,持续的成功更多地依然是例外而非规律。
对于以国家能力建设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来说,有两组告诫看起来尤其重要。
第一个告诫是,在新政治领导人执政的前期,很难去分辨表面上的“发展主义”承诺和相关的国家能力建设是不是真的,抑或只是为了巧妙地掩盖迁延不愈的腐败和世袭制模式。
第二种告诫涉及向更多元化的政治制度转变(图1的渠道3)。
如图1所示,“发展型国家”通常首先关注与经济和官僚体制改革,而忽略政治制度改革。
韩国的民主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制度改革成功的案例,但是,其他一些轨迹也可能会出现。
例如,新加坡通常也像韩国一样被列为东亚成功的代表,然而,与韩国不同,虽然新加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并没有表现出向民主转型的迹象。
模式二:变革型治理图2这种模式以政治变革作为发展的切入点,力求强化法治,建立国家领导人选举的民主机制。
图2说明了政治制度变革可能通过三个不同的渠道引发良性的发展循环。
第一个渠道(图2中的步骤2ai和步骤2aii)包含了政治制度变革对公信力与合法性的直接影响。
这一变革包含了向政治民主的转型,或是法治的增强,或者两者兼有。
这两个方面的努力,都是希望制度变革可以加强一国领导人的责任,减少武断、随意的行为,进而改变预期并启动增长。
连接政治制度与增长的第二个渠道是国家能力(步骤2bi 和渠道3)。
政治变革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国家能力建设的激励与方式。
随着领导人从追逐私利转向更负责任并以公共利益为中心,他们更有可能投资于国家能力建设,并将此来改进发展表现,此时,激励的改善就会发生。
国家能力建设的方式之所以得以改进,是因为更强的问责制和规则约束不仅是政治变革的主要预期结果,而且是公共官僚体制良好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连接政治变革与增长的第三个渠道是公民社会的发展(步骤2ci和渠道4)。
政治制度变革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很强的相互补充关系。
由于很多公民过去一直不信任国家权威,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公然抵抗,因此公民和国家关系的改变以及一系列公民社会制度的出现可以强化国家机构的合法性,进而改善投资者的信心,并促进经济增长。
由于渠道2bi和渠道2ci(以及法治的增强)只在长期内影响增长,所以在图中以虚线表示。
这一模式涵盖了三组国家。
第一组是新近加入或者在不远的未来有望加入欧盟的后社会主义国家。
至少从三个方面来说,加入欧盟是一种强有力的改革引擎。
第一,加入欧盟带来的好处为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
第二,欧盟共同体和相关的政治预期提供了一个清晰明确的可供正式加入欧盟国家效仿的制度模式。
第三,加入欧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来可信地表明它们将继续改革的方向和承诺。
第二组国家分布在拉丁美洲。
在20世纪60年代军事政权统治期间,拉美民主曾经遭受巨大的挫折。
然而,整个拉美地区都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恢复了民主,而且民主质量稳定提高。
这不仅体现在整个拉丁美洲过去30年间投票率的上升上,也体现在一些质的变化上,例如,将权力授予较低的政治层级,给予公民更大的发言权和参与权。
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都是近年来经历了分权化进程的国家。
低层政府中更大的公民参与权在很多情况下提高了治理的质量。
例如,玻利维亚1994年的《民众参与法》使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更有利于穷人。
在哥伦比亚,直接选举出来的具有更多市政自治权的市长积极推行了一系列控制抢劫与毒品的创新型项目。
在巴西,通过诸如阿雷格里港的参与式预算等创新项目,传统的庇护政治得到了控制,巴西选民已经习惯于用投票箱惩罚那些将不合理比例的税收用于公共部门就业而不是服务或投资的市长或州长。
第三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施民主化改革的40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同东欧一样全面而迅速。
南非的经验表明,即使没有欧盟之锚,民主化依然可以通过图2中描述的各种渠道而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预期的改变(步骤2ai→步骤2aii)要比很多人所设想的慢很多。
南非从种族隔离转向民主的多数制规则,的确增强了合法性,这部分是因为南非的政治变革迅速导致了公共支出模式从根本上转向有利于大多数穷人。
但是,直到南非在种族隔离废除后实施了长达六年的发展中世界中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后,市场才克服了对不稳定的恐惧,南非的信用评级也因此上升。
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缓慢整张,到2007年时略高于5%。
政治变革对国家能力的影响(2ai→2bi→3)不是那么明显。
南非向民主的迈进创造了以全新的视角调动公共部门积极性的机会。
但是,它同样要求官僚体制从白色特权的捍卫者转变成一个国家浑然一体的公共部门。
然而,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认为,南非民主化进程支持发展的经验只是一个特例。
他注意到,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非洲民主化浪潮之后,布基纳法索、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加蓬、毛里塔尼亚和坦桑尼亚等一党执政的国家推行了自由化,但政治开放相当有限;在其他国家(如赞比亚),新政权最后也变成了一党执政的结构。
这些国家拥有有限的但真实的政治空间,一些反对群体可以提出质疑,还有民主所需的几乎所有的基本制度形式。
然而,一个政治群体主导了整个系统,几乎扼杀了权力更迭的可能性。
国家的主要资产逐渐沦为直接服务于统治政党;司法机关通常胆小怕事;公民除了投票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重要的政治参与权。
与此相对,拉丁美洲和后社会主义国家则容易出现如下情况:政权可以在真正不同的群体之间更迭,但是,民主依然是肤浅的、困难重重的。
除了选举之外,政治参与几乎没有得到扩展。
所有主要政党的政治精英都被认为是腐败的、追逐私利的和无效率的。
政权的更迭似乎只是将国家从不幸的一端推向不幸的另一端。
模式三:刚刚足够的治理图3这一模式意味着通过渐进的制度改革维持增长,不是提前预测并处理掉所有可能出现的制度约束,而是集中于当具体的能力和制度约束阻碍经济增长时加以处理。
图3中的步骤2i-2iii描述了一个“刚刚足够的治理”的发展战略“良性循环”是怎样逐渐演变的。
这些步骤是以虚线表示的,表示在“刚刚足够的治理”的战略中,可持续增长依然是其主要目标。
然而,随着增长的持续,可能会出现使扩张受挫的制度约束,或者是基础设施和重要公共服务提供乏力,或者是由于公共官员面对逐渐增强的权力寻租而导致腐败增加,或者是公民对政府不关心他们日常问题的不满情绪的增加而导致社会疏离感增强,抑或是需要有更高水平的法律和制度来支持更为复杂的经济增长。
可持续增长因而变成一种“冒险的行动”:持续的危机管理,在功能失常的环境下无休止地收拾烂摊子,但是,依然通过持续的动态化试图突破现实。
应该注意,“刚刚足够的治理”不应被看作为一个相对无痛的发展战略。
并不是所有“硬约束”都可以通过渐进的措施清除掉。
此外,随着增长的持续,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压力和机遇。
在这些方面,图1和图3指出的渠道3可能会成为主要的渠道:为政治制度的“突变”创造条件。
孟加拉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范例。
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家独立之后的30年间,孟加拉国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还多;贫困率从70%下降为40%;儿童免疫接种率从几乎为零上升为接近80%;预期寿命从45岁上升为63岁。
然而,孟加拉国一直位居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列,其他治理指标排名也很差。
其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一系列“适当”的改善: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有针对性的贸易政策改革提供了适度的开放度,使得服装出口部门发展起来(以及在其他特定部门有利于发展的类似的针对性政策),再加上成熟的非政府机构在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所起的不同寻常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