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海派文学”的都市精神与市民意识
论海派文学的传统
论海派文学的传统一、本文概述《论海派文学的传统》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海派文学的历史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海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流派之一，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社会内涵，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本文将从海派文学的形成背景、主要特点、代表作品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全面揭示海派文学的传统及其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本文将回顾海派文学的历史背景，包括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通过对当时上海这个特殊地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化氛围以及文学发展状况的梳理，揭示海派文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本文将分析海派文学的主要特点，包括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题材选择、文学语言等方面。
通过对海派文学作品的深入解读，揭示其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魅力。
本文将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探讨海派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通过对海派文学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的深入研究，揭示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以及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启示和影响。
通过对海派文学传统的全面梳理和分析，本文旨在深化对海派文学的认识和理解，揭示其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本文也希望通过对海派文学传统的探讨，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推动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二、海派文学的传统特点海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其传统特点独具一格，深受上海这座现代化都市的影响，同时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海派文学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其开放性与多元性。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吸引了各地的人才汇聚于此，这种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为海派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源泉。
海派文学注重描写都市生活，特别是都市人的内心世界。
它善于捕捉都市中的新鲜事物，如电影、舞厅、百货公司等，通过对这些现代元素的描绘，展现了都市生活的繁华与多彩。
同时，海派文学也关注都市人的情感与心路历程，揭示了现代人在物质丰富背后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道德挑战。
在海派文学中，商业意识与市场观念也是其显著特点之一。
论海派小说中的城市特征终
论海派小说中的城市特征——以上海女作家的空间描写为例是大上海造就了她们，还是她们塑造了大上海？随着近年来改编自张爱玲《色〃戒》的同名电影的热播，张爱玲以及后来的王安忆、陈丹燕等海派女作家再次引起人们的重温上世纪大上海人文情怀的兴趣。
“每个城市都为它的书写者提供着语言、经验和传述”。
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尤其如此。
本文从上海女作家的空间描写出发，在三四十年代这块备受西风吹拂浸润的十里洋场上，寻找她们别具匠心描绘的独特城市空间意象，探究她们在面对西方文化鲸吞强食、政治立场和意识型态错综复杂环境中对上海独有的城市特征的刻画，从而使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旧上海城市特征下各阶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也使我们更深层次体味海派女作家的细腻文风。
无论是作为一座发达的现代都市还是作为一段繁华的历史旧迹，上海都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座最富传奇色彩的城市。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上海无疑是文学写作中的重要背景之一。
本文所涉及的上海书写主要是针对上海女作家的作品而言，她们选取别具匠心的空间意象作为承载故事的场景。
作为一种城市的书写方式，空间的限定是城市的具体化，海派女作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将那个时代上海日常城市文化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最能代表不同时期城市文化特色的空间作为故事场景，为我们叙说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悲欢离合。
而本文着重论述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城市空间描写。
一、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公馆描绘公馆——精英文化、上流文化特征，虽然高贵典雅，但其中包含了多少失意与辛酸。
公馆文化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居住文化，是社会精英人士追求至高生活形态的深厚情结所在。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租借地上建起了众多花园洋房和庄园别墅式的住宅，人们称这些大人物住的房子为“公馆”。
公馆是典型的西风东渐的产物。
一方面惯于安逸、享乐、昏昏欲睡的暮气还底韫十足，另一方面，新派思想、传教士、崇美尚欧的一些上层人物又让西风渐进，吹皱了城市中的一池湖水。
从海派文学看上海的都市文化
从海派文学看上海的都市文化作者：廖姜婷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2020年第08期摘要：海派文学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文学流派，是在上海都市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具备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展示了过去一个时代里殖民地下上海的生活百态，描绘了千姿百态的都市文明。
从海派作家视角来管窥上海都市文明的面貌，能够了解上一世纪都市文明的动感和快节奏，本文探讨海派文学和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关系，以及上海文化带给海派作家的影响。
关键词：海派;海派文学;商业文明;海派作家;都市文化中图分类号：I7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3-0007-01;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3.004一、引言早期的海派充满了商埠的殖民地气息，西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当時的上海，海派文学作为现代商业发展的产物，与商业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
海派产生于近代海禁后，上海在近代被开辟为商埠，这就肇始了近代的“夷场”、“洋场”文化和文学①。
之后作为新兴的海派文学，它是站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看待中国的现实社会与物质文化，它与传统的中国文学是有明显区别的，但它的发展离不开上海的都市文化。
二、上海的商业文明不同的时代，文学的发展有其不同的特点，繁荣的商品经济必然会孕育出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
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上海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使之商业经济与对外贸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后来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上海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加快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
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上海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化大都市，被称为“东方的巴黎”。
上海引进了西方的娱乐方式、电报、歌舞厅、酒吧等。
随之上海人在消费方式上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大众的消费习惯，这些行业的崛起见证了上海商业文明的发展。
每种文化的发展都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海派文学也不例外，上海的商业文明孕育了海派文学的诞生。
“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
“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海派文化”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具有趋时求新、多元包容、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四个主要特点,而形成这些特点的历史成因,主要在于上海作为商业都会、移民城市和租界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
从本质上讲,“海派文化”是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集中反映和典型表现。
(二)多元包容:“海派文化”的特点之二今天,人们对“海派文化”可能有这样那样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即“海派文化”具有多元包容的特点。
早期海派戏剧所谓“泛滥无范围之谓”,也是类似意思的贬义表达。
上海开埠以后,迅速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最大通商口岸,伴随着商贸的频繁往来,文化也随之进进出出,相继登岸。
包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内的西方文明的进入,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洋气的城市;内地大量移民的迁入,则把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各个区域文化带进了上海,于是上海成为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汇、交流与交融地。
这种交汇、交流和交融使“海派文化”犹如千条江河汇入大海,它们相激相荡、相克相生,赋予“海派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点。
即以表演艺术为例,作为国剧的京剧的兴盛虽以四大徽班进京为标志,但京剧的定名却是在上海。
乾嘉年间,进京的徽班为了演出剧目和技艺的丰富,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创造了一种新的剧种,在咸同年间基本成形。
由于其唱腔以徽班主基调二黄和汉调的西皮为主,所以被称为“皮黄戏。
”不久,徽班和北方京剧艺人南下上海演出,其剧目和唱腔、文字令人耳目一新,一时观看“皮黄戏”成为时尚,所谓“上海初不知二黄调,今则市井儿童信口成腔,风气移人,一至于此。
”光绪二年(1876)二月七日(3月2日),上海《申报》发表《图绘伶伦》一文,文中首次提出“京剧”这个名称,所谓“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始能成班,俗呼为台柱子。
”这是最早把“皮黄戏”称作“京剧”的书面文字。
从此,京剧作为中国戏曲的代表流传于大江南北,其中,“京剧”在上海的定名可视作上海对京剧艺术发展的重大贡献。
海派散文的都市感知与形而下超越
海派散文的都市感知与形而下超越
陈啸
【期刊名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00)006
【摘要】作为现代工商文化的产物，海派散文更多地执于形而下的物欲与官能的
追求，有着平民化、平面化的审美意识。
它们不太相信日常生活之外的历史，着眼与关注于可触摸的真实存在。
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有着浓厚的小市民情结及生存意识，杂遝、卑俗、热闹是其标签。
然而，在此尘嚣市街与凡俗世事的抒写中亦满蕴着诗意，甚至又有着形而上的意味。
当然，这种形而上更为直接地升华于“现实”与本真，从非理性的层面直接切入形而上，凸显着浓厚的个体感官经验的色彩。
海派散文的“形而下”意味着对传统“形而上”神话的消解，是一种先验与超越的终结，有着后现代的趋向与意味，同时又有着时代的印记，记录着现代中国早期都市人生活及心灵的历史。
【总页数】5页(P162-166)
【作者】陈啸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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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穆时英海派小说中的都市意识
中图分类号 ：Ｉ ２ ０ ６ ． ６
文献标 识码 ：Ａ
穆 时英是 中 国都 市文 学 的先 驱作家 ，从 １ ９ ２ ９
约 时报 》就 报道 ： “ 上海 是个 好地 方 ，这 个城 市 及 周 围如有 买不 到 的东西 ，都可 由蒸汽 轮船 带进 来 ……”。 ”到 １ ９ ４ ３ 年上海开埠 以后，前 “ 商
会 的认识 、海派 书写 经验 的积 累与传承上 ，穆 时英做 了在他 那个 时代 的突 出贡献 。他在 海派叙 事上 的耕耘 与收获 ，很大程度上来 自于对生 于斯 、长 于斯的情愫 。在城 市发展与 海派叙事都有 了强大道 义支撑 的今天 ， 审视穆 时英 小说的 “ 现代性”会有裨益 。
年发表处女作长篇小说 《 交流》 起， 上世纪 ３ ０ 年 代，
他 出版 了 《 南北极》（ １ ９ ３ ２ 年） 、《 公墓》（ １ ９ ３ ３ 年） 、 《 白金 的女体雕 像 》 （ １ ９ ３ ４年 ）和 《 圣处 女 的感 情》 （ １ ９ ３ ５年）四部小说集 。当时就有评论称 “ 及 穆 时英等 出来 ，都市 文学才 正式 成立 。” 。 ‘ 船
今 日论者也认为 “ 在 中国，真正 的现代 都市小说， 大概 只能 从二十 年代 末、三 十年代 初 新感 觉派 出 现 的时候算起 。 ” ’ 穆时英是新 感觉派 的代表
作家 ，上海 又是 中 国现代 都市 小说 的发祥 地 ，他
的小 说言 说 的几 乎又 都是 上海 一座 城，在现 代渐
论穆时英海派小说中的都市意识
尤冬 克
（ 上海 电机 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上 海 ２ ０ １ ３ ０ ６ ）
论海派小说的_新_与_俗_
大 众 文 艺大174摘要：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处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无疑成为了现代文明的一个缩影，外来的商业文化和洋场文化迅速冲击着上海，形成了上海“新”、“俗”两种文化，在这两种文化共同影响下产生的海派小说新俗交织，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成为现代文学界一朵绚丽的奇葩。
关键字：海派小说；商业文化；洋场文化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的相继爆发，造就了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思想自由时代。
上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的“新”文化。
此外，外来侵略还促进了上海商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上海的“俗”文化，在“新”、“俗”两种文化共同影响下形成了海派小说。
一、扎实的炫技派——海派小说之“新”海派作家们追新炫技，是扎实的炫技派。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手法的革新上。
海派作家们大胆地借用心里分析手法和蒙太奇手法展示繁华的现代都市生活。
心理分析手法来自于佛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它在中国的集大成者是海派的代表人物施蛰存。
施蛰存在借鉴佛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同时还深受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以心里分析小说独步中国文坛。
“在现代环境下的男女发生的矛盾，是更适于窥视人性的经久不息的涌动层面的。
由人的内在生命来表现人性，表现男女情爱，就这样成了施蛰存小说的母题。
”[1]在施蛰存的作品中，心理分析的运用十分自如，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一连串的心理活动，来展示现代都市男女种种欲望，颇具西方“意识流文学”的风格。
所谓意识流文学，就是泛指那些注重描绘人物意识流动状态的文学作品。
施蛰存的代表作《梅雨之夕》就颇具此类风格，小说中描写了一名职员在梅雨傍晚的一段艳遇：“我”，从开始犹豫是否要移伞送少女回家，到将少女误认作初恋女友，最后发现少女并不是自己的初恋女友。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经历了从犹豫到惊喜再到失落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变化，通过“我”在心中对不断地发问与猜想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一步一步引人入胜，进入高潮，感情细腻真挚，真实地再现了现代都市人渴求艳遇、追新猎奇的心态，在他其他的作品中也充分展示了这种手法的魅力，如《在巴黎大戏院》、《薄暮的舞女》等。
略论“海派文学”的都市精神与市民意识
略论“海派文学”的都市精神与市民意识严格讲，海派文学并不是一种界定明确的文学流派，而主要是作为一种租界文学和洋场文学的混合的文学现象，以其特定的地域文化为依托宣泄着它的独立另类与标新立异。
有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海派文学有两种传统:一是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即突出现代性的传统，如新感觉派；一是以左冀文化立场揭示出都市文化的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评，即突出批判性的传统。
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与左翼文化把这两个传统推向顶峰。
到40年代，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这两个传统融合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审美范畴。
”［1］但是，这几种说法都有着偏颇之处：在时间的延续上，只关注了1949年之前的前海派文学，而对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海派文学视而不见。
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海派文学应该是指“以上海都市文化意识为内核的，以渲染上海风貌、塑造上海灵魂等为己任的作家作品。
”［2］海派文学的沿袭流传并非延续性的：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一度消亡于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80年代再度振兴。
在此，本文着重论述20世纪30、40年代的海派文学所显现出的现代意识与文化自觉。
商业化氛围中的都市精神自觉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变。
在都市商业化氛围中，现代意义上的海派文学产生了。
无论是以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的“性爱小说作家群”小说，还是以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还是4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以张爱玲、苏青为代表的“十里洋场”娱情小说，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商业化共同特征不能不引起普遍的关注。
商业化的文化市场背景、日益健全的稿酬制度保障、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实现、现代媒介的大力推动，为作家进行商业化文学创作奠定了物质与制度基础。
由此大多数作家认识到经济属性对人的合理意义与社会价值，确立了“以文讨生”的商品意识。
苏青就曾感叹:“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或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
解读新都市小说：在市民文化精神的视野中
、
城 市 化 浪 潮 ： 都 市 小 说 崛 起 之背 景 新
２ 世纪 ８ ０ ０年代 以来 中国的改革开 放 ，特别是 ９ Ｏ
年代 以来加速推进市场经济进程 ，带来了我 国城市化 、 现代化的较 陕发展。 城市化 、 现代化的发展 ， 进 了新 的 促 市 民阶层的兴起 ， 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市民社会是与商品经济特别是市 质和启蒙意义的新思 潮。与此相应 ，随着 印刷业 的兴 照西方市民社会理论 ， “ 具有明晰的私人产权及其利益并以契 盛， 市民 自我表现和娱乐的文学样式得到了较为迅 速的 场经济相联系的 ，
发展和传播 ， 说话 、 表演等时间艺术借助书面文学 的存 在形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行和赏析。 一大批文人雅士 染指其间 ， 或取其谋获利之径直 ， 因其叙事抒情之 简 或
便 ， 宋元话本到 以 ‘ 从 三言 ’‘ 、二拍 ’ 为代表的明清 白话
约关系相联结的 ， 具有民主精神 、 法制意识和个体性 、 世
俗性 、 多元性 等文化品格的人群共同体。而 当代中国正
处于社会转型期 ， 与 旧 、 新 民主 法制与专 制特权 、 国家
与市 民社 会 的关系错 综复杂 ， 矛盾重重 ， 但即便如此 ，
一
氛 围的总体体现 ，又是 以上众 多因素融合共生的产物 。
相应变化 ， 进而 引发文学艺术的变化 。 从根 本上说 ， 当代
到新都市小说生成的本土性语境 ， 充分注意到我国传统 社 会时代 的变迁必 然引起 “ 时代精神 ” “ 与 风俗 习惯 ” 的
新都市小说 的崛起 乃是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社会 的整体 变化与变化 了的 “ 时代精神” 的产物 ， 是社会转型期的客 观 产物 ， 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 史原因 。 值得关注的是 ， 当代新 都市小说的研究 、 对 评论 角 度很 多 ， 中多以西方后现代主义 、 其 大众文化 、 消费文化 等时髦、 热点理论来解读我 国新都市小说。笔者以为见 仁 见智很为正常。而当我 多次阅读这 些新都市小说 ， 又 觉得恐不尽然。两方社会与 中国并不一样 ， 现代化实现
海派文学特点范文
海派文学特点范文海派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形成于上海这座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城市。
它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达到鼎盛，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海派文学注重真实生活的描写。
海派文学作家通常以写实的手法，描绘社会生活的全貌和个体的命运。
他们以小说、散文等形式，表现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的各个方面，如城市风景、人物形象、社会矛盾等。
他们的文学作品直观地展示了上海人生活的种种细节和人们的心灵变化，以及城市环境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凭借鲜明的环境描写和鲜活的人物刻画，成功地展现了文学作品中的上海生活。
其次，海派文学注重对个人命运的关注。
海派文学作品以个人的命运为线索，探讨人们在现代化城市中的生活困境和价值追求。
海派文学作家将对个人的关注与对社会环境的关切相结合，借助徘徊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人物形象展开对人性的思考和探讨。
他们通过描写独特的人物形象，如无业游民、小商贩、上流社会人士等来凸显个体的命运及其所面临的各种困境。
这种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也与海派文学批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实社会的特点相关。
第三，海派文学注重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和批判。
海派文学作家通过对上海社会的描绘，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种种不公平和冷漠现象，批判了道德沦丧和人性疲软等问题。
他们以对社会现象的揭露和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为核心内容，呈现了一种对社会现象深刻思考的潜在关注。
他们运用多种手段，如嘲讽、讽刺等揭示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并通过个人命运的叙述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性的反思。
最后，海派文学追求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学表现手法。
海派文学作家在艺术风格和文学语言上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化特点。
他们注重运用上海方言，以展示当地文化特色。
同时，他们也注重细腻描绘人物内心世界，借助富有情感的语言表达人物的内心矛盾和复杂性。
他们通常能够恰到好处地运用比喻、夸张和象征等手法，使作品更富有感染力和艺术性。
海派文学作家们的文学作品语言流畅、文笔轻巧，极具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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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海派文学”的都市精神与市民意识严格讲，海派文学并不是一种界定明确的文学流派，而主要是作为一种租界文学和洋场文学的混合的文学现象，以其特定的地域文化为依托宣泄着它的独立另类与标新立异。
有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海派文学有两种传统:一是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即突出现代性的传统，如新感觉派；一是以左冀文化立场揭示出都市文化的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评，即突出批判性的传统。
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与左翼文化把这两个传统推向顶峰。
到40年代，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这两个传统融合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审美范畴。
”［1］但是，这几种说法都有着偏颇之处：在时间的延续上，只关注了1949年之前的前海派文学，而对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海派文学视而不见。
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海派文学应该是指“以上海都市文化意识为内核的，以渲染上海风貌、塑造上海灵魂等为己任的作家作品。
”［2］海派文学的沿袭流传并非延续性的：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一度消亡于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80年代再度振兴。
在此，本文着重论述20世纪30、40年代的海派文学所显现出的现代意识与文化自觉。
商业化氛围中的都市精神自觉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变。
在都市商业化氛围中，现代意义上的海派文学产生了。
无论是以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的“性爱小说作家群”小说，还是以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还是4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以张爱玲、苏青为代表的“十里洋场”娱情小说，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商业化共同特征不能不引起普遍的关注。
商业化的文化市场背景、日益健全的稿酬制度保障、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实现、现代媒介的大力推动，为作家进行商业化文学创作奠定了物质与制度基础。
由此大多数作家认识到经济属性对人的合理意义与社会价值，确立了“以文讨生”的商品意识。
苏青就曾感叹:“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或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
”［3］文学生产方式的变更与进步，为海派文学的创新与自觉提供了契机。
发达的报刊出版业促使文学生产方式革新，“……杂志和报纸与大众的结合带来了政治化和商业化这种文学生产的新的变化。
在这里,文学似乎不可避免地与‘五四’文学断裂,转变成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与商品生产,并且成为一种独立运作的力量。
”［4］海派作家放弃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记叙，转而以“饮食男女”、“时尚潮流”为基点，着力描述与都市生活相契合的世俗化主题与民间意识形态，现代笔法印迹着厚重的都市物质文明质感，成功地吸引了大众眼球。
“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5］p254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以绚丽多彩的笔调描绘出都市五光十色的奇异风景，也描绘着都市男女虚荣与欲望的“都市情结”。
同时，海派作家从自身体验出发，作品在较深的心理层次上渗透着都市物质文明对人们造成的心理阴影与病态遗留：孤独，寂寞，压抑，怅惘，自我精神折磨以及理想覆灭后的心理滑落，透析出都市人严重的精神危机与话语失落，从而引起大众对海派文学的心理认同感，读者的接受意识呈现出容易化倾向。
“一回儿这四个人全不笑了。
四面还有些咽住了的，低低的笑声，没多久也没啦。
深夜在森林里，没一点火，没一个人，想找些东西来倚靠，那么的又害怕又寂寞的心情侵袭着他们，小铜钹呛的一声儿……”［5］p261穆时英笔下五个都市男女虽然身处热闹繁华的夜总会中，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是寂寞、孤独的，以狂笑来掩饰着内心的无奈与悲哀。
文学创作的商品化倾向促使海派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迎合大众口味的让步，以至于有些文学作品粗制滥造、品位低下，带有一定的商业性炒作倾向。
但是，“作为生活在上海文化商业体制内的职业作家,海派作家在遵循商品规律的同时,也在极力地维护着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
海派作家内心深处有着一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矛盾,他们对现实有着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焦虑,但他们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在新与旧、雅与俗、‘文’与‘商’之间挣扎,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海派文学更有一种与传统文学不同的人生体验。
”［6］因此，尽管海派文学存在着一些过度商业化的消极方面问题，但其商业化氛围中的都市文化精神自觉的积极影响还是占主要方面的。
大众化气息中的市民意识自觉海派文人注重对在上海这一繁华与梦幻的大都市中艰难生存着的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与精神特质的摹写，并自觉地将女性主体意识提升到文学高度。
日常生活意识、俗人意识、女性主体意识的充分描摹宣示着大众化气息强烈的新市民意识的觉醒。
（一）日常生活意识日常生活意识是海派文学着力摹写的上海都市新市民自我意识觉醒的的精神主题之一。
张爱玲、予且、苏青等作家以其小市民的叙事文学高调地昭示着海派文学对那些与时代、历史、民族、国家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摒弃，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不同程度地开始对都市市民实用的、经济的、自利的日常生活意识和人的世俗性质有所体认，而疏离、反感甚至专事消解知识分子所一向强调的社会理想和精神价值的神圣传统，”［7］张爱玲执着于以日常生活的世俗、平实与世态人情的实用、势利来消解传统文化的神圣光环与崇高价值。
她认为人性“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
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
”［8］p169最能体现张爱玲消解神圣的部分无疑是对爱情童话的无情消解。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与王娇蕊轰轰烈烈的爱情却抵不过对传统伦理的恐惧与对保守道德的遵循，本该美好的纯真爱情最终以振保的退缩与背叛宣告终结。
对世俗利益的妥协使振保选择安稳的结婚生子，生活步入循规蹈矩的轨道。
这种结局其实从开头我们就可以预先获知，小说开篇写道：“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
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
”［9］振保作为张爱玲“城市俗人群”的一员，“具有较多的人性，讲求实效和世俗的算计，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性的目的而奋斗”。
［10］《倾城之恋》以两个自私的人之间的利益算计消解着爱情的神圣性与纯洁性，使人们心目中美好爱情的光晕荡然无存。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11］p222白流苏一定要范柳原娶她，以期获得“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对白流苏却只是”上等的调情”，准备着随时脱卸责任，并不打算真的娶她。
两人各怀鬼胎，以实现自己世俗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进行着爱情算计。
“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11］p223张爱玲尽力地为身陷乱世的都市男女寻找个体生存状态的平衡点，但这种努力似乎并没有取得成功，在人性的荒原中，只留下孤独寂寞的苍凉手势。
（二）俗人意识“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8］p201张爱玲这一经典论述清楚明白的展现了海派文学对俗人意识的重视与偏爱。
海派文人重写历史人物、颠覆英雄圣贤，消解批判了传统文化所标榜的理想价值与神圣光环。
施蛰存的《鸠摩罗什》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学术支撑下，对高僧进行了俗人化的重写，“从对人深层内心的分析来说明人的行为”。
［12］鸠摩罗什高僧在施蛰存的笔下，陷入了人性本能与道义的痛苦挣扎中，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沦落为“最最卑下的凡人”了。
予且对俗人有着异常的偏爱，“平凡的人，是不值得说的，平凡的事也是不值得记载的。
但是社会上平凡的人太多了，我们舍去他们，倒反而无话可说，若单为几个所谓伟大的人物，称功颂德，这是那些瘟臭的史家所做的事，我不愿做！”［13］他顺应俗人最基本的人性欲望，将世俗化的小市民的独立竞争意识导入其中，描摹出一幅都市市民的俗人生活图示。
《向曲眉》的女主人公向曲眉为了维持婆家的生计，不惜牺牲自我，向一直对自己居心叵测的葛老伯求助。
当她把卖身所得的钱财交给婆婆时，婆婆非但没有责怪她，反而为她留下了怜爱的眼泪，这就从现实意义上肯定了这宗不符合纲常伦理的交易。
在浓厚的商品意识背景下，不道德的交易得到了合理化与合法化的维护，都市市民的世俗生活哲学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三）女性主体意识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海派文人的作品中出现了女性视角的自觉探索，女性主体意识的出现与高扬无疑是海派文学又一次标榜现代的文化觉醒。
女性主体意识在20世纪40年代的海派文学中得到了张扬的体现。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女性作为叙事主体，通过自身的都市体验，以女性视角窥探整个上海大都市欲望与人性之间的纠缠与消长。
“……她们的文本主要以女性叙事为视角,将女性的形象放在主题的位置和看的位置,写她们的内心世界和感情体验,写她们在上海畸形文化中的人性欲望和为了满足欲望的主动出击,写她们在命运面前的挣扎和被裁决”［14］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金锁记》中七巧等上海新女性的代表人物，无一不因陷入欲望的旋流中痛苦挣扎，在荆棘中步履蹒跚的向着覆灭的理想前行，重复体验着希望与绝望，迷幻与清醒的冰火两重天境地。
然而，悲剧的是，她们也无一不是抱着精神空虚的浮木，在纸醉金迷的都市梦魇中无助地漂流着，最终被欲望的漩涡无情的吞噬。
《金锁记》中七巧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向我们展示了被都市异化了的女性扭曲的心理世界。
文中七巧跟季泽为了争夺财产不惜玷污神圣的爱情，以爱情为诱饵相互进行着算计的套话，各怀鬼胎、勾心斗角之态尽显。
海派文学自觉地对上海都市精神、市民意识进行体认，自觉地对传统文学的政治话语霸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与神圣价值进行解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学解放与文化觉醒。
总之，20世纪30、40年代的海派文学以其鲜明的现代性与世俗性在中国文坛造成了颇具声势的影响，海派文学现代意识的充溢与文化自觉的觉醒，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注释：[1]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1)[2]严晓蔚.王安忆:“海派文学”振兴的主角.理论与创作,2004.(2)[3]苏青.苏青文集.上海:上海书店,1997.471[4]旷新年.1928:文学革命.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9[5]朱栋霖.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6]吴苏阳.海派文学商业化的历史源头与现实基础.社会科学辑刊,2009.(6)[7]李今.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的哲学──试论海派小说的精神特征.文学评论,1999.(6)[8]张爱玲.烬余录张爱玲散文全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9]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25[10]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251[11]张爱玲.创世纪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2]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76[13]予且.小菊.上海:中华书局,1934.1[14]邓伊.20世纪海派文学中的女性文本——以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的女性叙事为例．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