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

郑州大学学年设计（论文）

题目：畸形文化土壤中生长的女性主义者——海派女性作家张爱玲、卫慧创作文本分析

指导教师：陈晨职称：副教授

学生姓名：胡中星学号：20103610307

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

院（系）：文学院

完成时间：2013年5月31日

目录

摘要 (3)

关键词 (3)

正文

第一、畸形欲望都市中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的出现 (4)

第二、畸形土壤下女性文本的发展 (5)

第三、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主义 (6)

第四、女性作家卫慧创作对女性主义的发展 (8)

总论 (11)

参考文献 (12)

致谢 (12)

[摘要]女性文学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盛产女性作家，海派三个阶段代表人物均为女性，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等不同时代的书写上海的女性作家，用她们各具特色的创作，以女性叙事为视角，解读了在都市化过程中，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境况和具有的精神状态。本文从上海女作家与上海海派文化关系的角度,运用女性主义者的视角,对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等女性作家的文本进行分析,从而对海派文化土壤中诞生的女性主义作一个简要的评介和基本的判断。

[关键词]卫慧；女性主义者；张爱玲；女性文本

【正文】

海派的概念是与京派对立的，最初这两个名词是沈从文在上世纪30年代挑起的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的，上世纪30年代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基本上分别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

从海派文学崛起至今，女性作家无疑是海派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章。无论是张爱玲、苏青，还是王安忆、陈乃珊，或者陈丹青、卫慧等等，这些女作家都以市民生活为主要书写空间，关注世俗的人生百态，体味世态人情，更注重在都市化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世俗化的欲望。女性文本的出现，是指以女性作为书写主体，运用女性叙述视角，在作品中融入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对事物细腻敏锐的感悟。女性文本是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表现，海派女作家开始用女性视角看待生命中

第一、畸形欲望都市中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的出现

上海是我国近代开埠最早的口岸之一,西风渐进,市井繁华,加上各国租界在沪上次第划区而治,典型的殖民地文化在中央帝国衰缺的统治下滋生、蔓延。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中央政府主权局部消失及权威渐退而走向式微,儒家文化在松沪地区渐渐转为弱势文化,而急功近利、崇拜金钱的观念在迅速膨胀。西方近代文明东进过程中也并非完全嫁接于这块出现权力的真空的土地。炮舰打开国门,蜂涌而至的冒险家、殖民者显然不是近代文明主动的传播者,他们需要的是既要有主人尊严又可以放纵情欲的乐土。西方的建筑在构建,欧式的法规和制度在公部局管辖内实行。但这些文明设施里却汹涌着一股暗流,这群胜利者心里骚动的畸型原始欲望。漂泊者们远离故国,缺乏有效节制的漂泊者的情欲,在这块东方奇异的土地上变本加厉地膨胀。“东方巴黎”的盛名之下系有花都女子飘过的依稀的

倩影。上海是阴性的,在一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喧嚣中突显的是男性不可抑制的征服欲。

中国传统的道德内核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消退,但文化渣滓与泡沫却汇入强势文化的情欲体系,且因为相对西方人的异国情调而得到变相鼓励。欲望鼓励了经济上的冒险与繁荣,同时也鼓励了种种情欲肆无忌惮地畸型膨胀,从而奠定了上海“海派”文学的一个主要文化特征一一唯美与颓废。强势异国文化侵犯性侵入柔软糜烂的弱势文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异域文化掺杂一起,本土文化突然冲破传统的压抑爆发出追求生命享受的欲望,外来文化也同样在异质环境的强剌激下爆发了放纵自我的欲望。这两种欲望的结合就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畸型文化的土壤,在一般评论家口中这就是“海派”文学。弥漫绯红的色彩、感性、肉欲,充满物质欲望所构成的人性,在近代中国的东隅进行着“现代性”展示。畸型的文化推动着具有地域性的文学潮流,在时空间奔腾向前,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新感觉派”,张爱玲的创作是唯美与颓废主题的最佳诠释者,而世纪之交的上海女作家,以其具有时代特征的创作延续了这一主题,但有一点需要明确,穆时英、刘呐鸥们是以男性视角观察那个堕落绝望的社会;张爱玲是以一个大家闺秀的眼光,看待半殖民地的各色人物,市井风情;而卫慧这一代作家是新时代女性对男权文化一次具有现代性的消解,无论结局如何。她们承袭前人,但也用言语,个性化地表达自己的努力。

第二、畸形土壤下女性主义的发展

畸型的文化土壤是应时代发展中厚积而成的。19世纪末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不仅是打破了才子佳人小说的浪漫想象,同时用平实的笔调,写出了妓女的奸谲与不幸。这是一幅近代上海商业环境下的真实剪影,她们既有普通人的欲望、期盼和向往,也有近代商业社会沾染的唯利是图,敲诈勒索,她们对男性的爱情早已让位给对金钱的骗取,上海都市转型中的文化特征己跃然纸上,上海经济繁华景象中“现代性”已绽开菩蕾,而经济繁华与这个城市文化固有糜烂已紧密联系在一起,两者浑然不分。可以说这篇小说是海派文化发韧之作。上世纪20年代周天籁的《亭子间的嫂嫂》则是一幅上海形形色色人物遭遇的众生相,通过一个旁观者的旁白叙述一个私娼的情色故事。这篇小说的作用大体上是一个通俗小说走

向飞完全欧化小说的桥梁,虽然叙述者的主体因素并不强烈,但一个知识分子的观察角度,已成为新感觉派作家创作的一个先机。

三十年代的上海,形成了物欲膨胀,人性异化的生存环境。孤独感、压抑感、心理变态、精神危机,穆时英是这都市人生的书写者。《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的五个人》等篇小说,对酒吧、夜总会、大饭店的描写,一个个场景如同一组组电影镜头,许多人、事的零星碎片组合起来,再现贫富、生死、哀乐、地狱与天堂鲜明对比的都市人生。感觉印象砌成的支离破碎的都市人生,剪裁自由,面广量大,在松散间隔中跳跃。霓虹灯般的场景,五彩缤纷,炫目多姿,隐去厚重与深沉飘过一阵海上都市的浮光掠影。上海是个两性交往的场所,“性”是它的发动机,“钱”是它的润滑剂。衣饰、饮料、音乐、装璜、语言、动作无不带有“性”的特征,无不由金钱来贯穿。

这是一个享乐的世界,灵肉的交织,而肉总在最后一刻占据上风,疯狂、悸动、肆无忌惮,、快节速的跳动,却隐隐感到一股思想的绝望，或许这就是新感觉。一个不容置疑的命题是,张爱玲开始走上文坛之前,这块日益厚重的次殖民地文化土壤,是男性视角的天下,而张爱玲带着其女性独有的眼光观察这都市时,潮流变了。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是先导者,男性或是缺失,或是一群可有可无的孱弱者。《金锁记》、《倾城之恋》是一个女性在现代化撞击下的隐隐恐惧感、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与古老家族衰败的隐喻贯穿了的文本,“国事衰微付妾身”,所有一切都在一个具有主体独立性的女性形象的支撑下走向覆灭。一方面是物质欲望的疯狂的追求,一方面是对享乐稍纵即逝的恐惧,正是沦陷区都市居民沉醉于“好花不常开”的肺腑之痛,张爱玲将其上升到精神层面而给以深刻表现。都市性的糜烂在这里既不迷醉也不批判,海派小说的各种传统与沿袭终于在都市时空中综合地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审美范畴,在此后的红色年代里并没有消亡,从陈丹燕、王安忆的作品中,那些压在箱底的旗袍,煤炉上烤蛋糕的方法,不倦地在地下室学英语的执着,面对镜子做多种发式的消遣,都在昭示我们,这种文化的土壤只是进入一个休眠期,新时代的到来,它必定迅速滋生蔓延,在新的时空下肆意起来。

第三、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主义

张爱玲是生于都市长于都市的女性，她对都市生活有难以言说的爱。她自己也说“喜欢听市声”，“喜欢从早上巷子的煤烟味里走过”。正是作家对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