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影视人类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对我国影视人类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张肜肜（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摘要】影视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借助影视表达来研究人类文化。

人类学片要实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应注重科学性、客观性和可视性。

电影、电视等媒介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为媒介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影视人类学；人类学片；媒介人类学；文化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界便开始尝试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人类社会生活。

1922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弗莱厄蒂影视作品《北方的纳努克》问世，标志着人类学片的诞生。

而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这一术语在国际上出现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1988年于晓刚等在《云南社会科学》发表《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一文，这一名称才首次公开出现在国内刊物上。

由于影视人类学在我国刚刚走过30年的历程，当前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学科体系亦未完善，许多问题有待探索，在人类学界至今尚处于边缘地带。

本文旨在针对学术界在影视人类学研究中的主要争议，发表一些初浅的看法，并对影视人类学向媒介人类学的转向作初步探讨。

一、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定义，学术界目前主要存在三类看法：一是文化派，认为影视是记录手段，为解释文化服务；二是影视派，他们肯定影视是表现文化的重要方法，但侧重于对影视手段及成果的研究；三是综合派，把以上两方面内容都纳入影视人类学的定义之中。

文化派的代表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庄孔韶教授，他认为：“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的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

”[1]影视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华研究员为代表，他认为“影视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研究中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探讨影视手段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功能、性质、应用规律，以及人类学片的特征、分类和制作方法的人类学分支学科。

”[2]重庆邮电学院周兴茂教授对影视人类学的定义则涵盖了两方面的内容，他认为：“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或子学科，它以影视手段为其根本研究方法，以影视人类学片为载体，从影视角度研究人类文化，研究人类本身及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规律等，同时，也探讨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等。

”[3]从以上三种观点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影视人类学定义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把“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从理论上看，人类学是母体学科，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

二者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致的，即都是对人类及其文化的研究，在这一点上不应该存在分歧。

从实践上看，二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是通过田野调查形成文字材料，而影视人类学则是运用影视拍摄形成影像资料，但都是对记录下来的文化现象予以分析，二者殊途同归。

由此可见，将“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作为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显然是违背学科理念的。

影视学是影视人类学的学科来源之一，在百余年影视实践中已发展成熟。

很多影视制作及影视分析的手法和技巧是完全可以从影视学中借鉴的，影视人类学要在实践调查中对他们进行充分合理的利用，使之服务于人类学研究。

如果单单是人类学影视的分析与拍摄，何以构成一门独立的人类学学科门类呢？所以，影视人类学注重的不应是影视本身，而是渗透并且编码于影视中的文化信息。

可见，庄孔韶先生的定义最贴近影视人类学的概念，可以简单的表述为：影视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借助影视表达来研究人类文化。

然而，这个表述虽然包含了影视人类学的核心内容，却显得不够严谨，因为除了研究方法不同之外，几乎要与人类学等同起来。

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人类学分支学科是按照研究领域来划分的，而影视人类学则不是，它是按照研究方法来划分的。

影视的方法又不为大多数人类学家所熟知，这也是影视人类学长期不受主流人类学界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对于影视人类学，学术界至今尚未出现一个权威的定义。

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确立的第一要素就是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如果说影视人类学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则与传统人类学重合；以影视手段为研究对象，又与传统影视学重合；如果同时把人类文化与影视手段都作为研究对象，即使是对一门交叉学科来说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影视人类学要想在人类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不能局限于人类学影视作品的摄制和分析，亟需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研究主题，使研究对象具有独特性。

二、科学与艺术的矛盾之争人类学片是影视人类学的成果形式。

它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影视学的表现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形象化表述。

[4]显然，影视人类学与人类学片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美国人类学家卡尔·海德的ETHNOGRAPHIC RILM是我国第一部影视人类学方面的译著，翻译过来应为“民族志电影”，即我们所说的“人类学片”，当时将其译为“影视民族学”显然是有很大误差的。

在《影视民族学》一书中，作者在业界最早提出了科学与艺术的矛盾问题：“什么是‘影视民族学’，这一命题似乎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这一冲突既表现在观察和理解事物的两种不同方式中，也表现在归纳具体经验并使之条理化的两种不同过程中。

简言之，这种矛盾和冲突就是科学研究与审美意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5]直至今天，影视人类学领域依然存在着科学与艺术的矛盾之争。

很多人认为，人类学是注重实地调查，讲求成果的科学性；影视学注重技术手法，讲求成果的艺术性。

人类学家不能接收用影视艺术来表达科学的知识，影视工作者不能接受对作品艺术价值的轻视。

科学和艺术互相排斥还是彼此兼容？科学的知识可以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和传授吗？笔者认为，在影视人类学中，影视只不过是一种研究手段，是研究者使用的一种工具，是研究者手中的一支特殊的“笔”。

相对于文字语言来说，可以认为人类学片是用视听语言说话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林耀华先生的人类学小说《金翼》就有着一副艺术的外表，其中却同样包含着很多人类学的视角和关注点，人类学界也一直把它当作本学科的一部学术著作。

既然使用文字语言的传统人类学家也非常注意语言的艺术性，影视人类学怎能忽视视听语言的艺术性呢？在人类学片的拍摄实践中，处理好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需要把握科学性、客观性和可视性的原则。

1、科学性科学性原则是人类学片的根本特征。

在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和人类学片的拍摄中，我们必须坚持以人类学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即必须把人类学的价值追求作为根本目的。

文学电影以文学的价值追求为根本目的，一般纪录片只是如实的记录、描述某种事件、事实，人类学片除了要运用文学的手段揭示文化、揭示人性，如实的记录和描述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表达某种人类学的价值和意义。

2、客观性所谓客观性原则，就是科学真实性原则。

客观性是人类学片的生命之所在，它不但是拍摄和制作人类学片必须自始至终都要严格贯彻执行的重要原则，而且也是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伦理道德规范，离开了科学真实性，就无人类学片可言。

人类学片的客观性或科学真实性原则，要求人类学家和拍摄者彻底排除自身的主观因素，采取彻底的客观态度。

3、可视性所谓可视性原则，是指影视人类学的主要载体人类学片，在通过视听语言揭示出科学的文化内涵的同时，还要给人以美的感受。

人类学片除了用于学术研究的用途之外，还肩负着传播、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

在画面、声音、解说、字幕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充分运用拍摄和制作技术，使人类学片既能充分反映其人类学的科学内涵，又给人以视觉的享受和美感。

影视人类学只有在人类学原则的指导下，遵循科学真实性，充分发挥视听语言的优势，真正实现人类学和影视学之间的跨学科互动，才能拍摄出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好的人类学片，使影视手法最有效的诠释人类文化现象。

三、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方向——媒介人类学影视在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工具到方法再到思维的转变。

20世纪前半期，我国的人类学家就开始尝试用手中的照相机、摄像机，记录人类的社会活动。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影视人类学的兴起，影视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倍受关注。

进入21世纪，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影视等媒介手段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影视人类学在人类学影视拍摄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媒介文化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说，影视人类学应以与影视有关的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被影视等大众媒介包围下的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特点和规律。

西方学界和我国台湾地区将研究这一领域的学科称为媒介人类学，着眼于媒介本身及其文化影响。

如果把传统的影视人类学称为“语言学科中的影视人类学”，那么媒介人类学可以称为“图像世界中的影视人类学”。

狭义的媒介人类学是对电影、电视、互联网构建的媒介社会中的人类文化研究；广义的媒介人类学还包括对岩画、服饰、建筑等蕴涵丰富文化信息的媒介符号的解读，这也回归到视觉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的研究范围。

这里重点论述与影视关系密切的狭义的媒介人类学。

20 世纪60 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了“媒介即信息”的观点，认为现代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极大的延伸了人的感官，打破了旧有的时空观念，使人们之间的距离急剧缩小，人类社会重新部落化，共同处于一个“地球村”之中。

正是这种传播手段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理解文化的方式，媒介本身就是信息。

确实如此。

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电影、电视、互联网等构成了一个新的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熟悉的生活习惯。

越来越多的人们从公共交流的空间退回到电视机前、电影院里、互联网上，德国人类学家芭芭拉就把这一现象称为“脱离身体的社会交流”。

[6]真实更少建立在个人和集体经验的基础上，而是由媒介影像所构造。

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以如此惊人的速度，产生如此深切的文化冲击力。

可以说，我们今天生活着的世界是一个媒介的世界。

在这个媒介世界中，我们发现，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在增加；另一方面新的社区形式不断出现，并产生了特殊的亚文化。

如当下互联网上非常流行的少数民族社区，影迷俱乐部，校友录等。

它们的成员可能遍布全球，在现实生活中也很难见面，但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实践，媒介是他们交流方式的主导，人类的智能与个性的塑造越来越依赖对媒介技术的熟练运用和对媒介信息的解码能力。

再回到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践上。

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人类学“田野”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人类学家将难以找到一个相对封闭的同质化的社区进行研究。

在媒介世界中，大众传媒掌握着话语权，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其对人类学传统研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