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儒家所构想的未来世界是开放的

秋风：儒家所构想的未来世界是开放的秋风/文2030年或者2050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取决于未来十年，国人做些什么，尤其是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是什么，中国应该是什么，有更为理性的认识，据此深思熟虑，采取更为理性的行动，而完成中国性之完整重建。

我所谓“中国性”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凝定并呈现，而由孔子写定成文，由儒家承载、呈现并维护，由一组基本信念、价值与基于这些价值的制度构成，在漫长历史中，虽经各种形式之冲击，依然蔓延不断。

二十世纪则为中国历史之歧出。

在西方坚船利炮冲击下，精英群体惊慌失措，展开了主动摧毁中国性之思想与政治事业，以图清出场地，试验自己中意的外国蓝图，这些蓝图均被视为万应灵丹。

极度疯狂之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此种反中国性的思想和政治力量终于消退。

中国性在夹缝中艰难地恢复：首先是在乡野，农民自然回归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包括私人产权，家庭经营，以及诸多风俗，尽管已严重残缺；随后在企业家群体中：要有效管理工人，就不能不回到中国人的智慧；最后是思想界，几乎各派都在回向儒学以至经学，以营建中国的思想，而不只是在中国按照他人的范式思考他人之问题。

凡此种种变化促使政府逐渐改变对儒家的态度。

过去三十年，正为儒家一阳来复之时代。

也可以说，这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之第一季。

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人一直被外部主要是西方所塑造。

但在过去三十年，通过自身文明之自然的恢复与重建，中国正在成为塑造世界之主体性力量。

未来两三代人的中国人的历史性使命正是重建和复兴中国文明，以恢复中国性，从而同时治国与平天下之伟业。

为此，精英群体需要深思熟虑，以复归儒家为中心，在社会生活之各个层面创制立法。

假以时日，中国必将正其性命而保合天下之太和。

这里尝试提出复兴中国文化之若干政策构想。

学之重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儒家是不是宗教，百年来争论不休。

但至少在孔子那里，儒家首先是学习之道。

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表明的，儒家所教者有知识，有技艺，更有德行，旨在养成君子，维护社会秩序。

当下中国教育体系存在严重问题，一言以蔽之为去中国化。

具体而言，只有技术化知识传授与意识形态教育，缺乏人格养成之教育。

这样的教育既不能培养出杰出的学者、商人、法律人，甚至不能培养出健全的普通国民。

中国文明复兴，教育体系之更化是第一步。

现有教育体系需略作调整：引入儒家经典教育。

中小学阶段：当对语文课、思想政治品德课、历史课等内容进行局部改造。

目前语文课程古文部分所占比例颇大，但内容庞杂，不成系统，故事倍功半。

另行编辑经典阅读教材，让孩子较为系统地诵读四书及五经中较为浅显易懂之篇章。

这种教育科一举多得：既可养成孩子德行，塑造健全人格，也可传授知识，更可大幅度提高孩子语言表达能力。

大学阶段：目前各校都在引入通识教育，但内容失之杂乱。

可多多到开设经典研读课程，引导学生较为系统地研读中国经典，经、史、子、集或现代经典，由浅入深。

精英职业教育：法学院、行政管理学院、商学院等精英职业教育应引入较为深度的经典研读，一方面养成其君子之德行，另一方面体会华夏治理之道。

如此方可养成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群体。

经典教育的最高层次是经学教育。

过去十年，国内一些大学陆续设立国学院，不过，国学院只是凸显了中国文化、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之重要性，而文明复兴当凸显中国思想传统在思想现场之主体性。

为此，当回到十三经，由此出发，思考中国人和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经学研究目前已成为儒学研究中的热点，不过，这些研究大多是经学史性质的，由此再进一步，则可有经学之接续、重建。

经学将是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之母，可丰富、深化或者调整其来自西方的基础性预设，既可让中国思想者更为精准地面对中国问题，在中国思考世界；也可以让世界更为准确地把握人与社会的一般性。

也许可以预言，未来几年，会有大学设立专门的经学院。

通过这些变革，教育体系将会立定中国文化之主体性，为中国文明复兴养成人与文。

礼乐重建“文明”者，人因文而明也。

文者，礼仪也，礼仪让人的身体具有优美的纹理，散发生命的光辉，不仅自己的生命高贵而优雅，与他人也可形成“和”的关系。

所谓“礼之用，和为贵”，意即，人与人相互间具有较高的可预期性，可以最低成本相互合作。

由此整个社会也具有优美的纹理，也即形成可扩展的合作秩序。

然而，二十世纪是国人从文明向野蛮直线堕落的过程。

过去三十年，国人财富大大增加，并没有因此而文明、而令世人尊敬。

有趣的是，下层民众似乎还保留一些传统礼俗，因而尚保留一些文明。

获得较多财富的社会中上层反而更为野蛮：要么粗鄙，全无礼仪，凭借财富四处放纵欲望；要么盲目追逐西洋风，惶惶然不知所终。

由此，个体生命浅薄而焦虑，人际间则陷于冲突乃至伤害状态而不能自拔。

重建礼乐乃是当务之急。

这事业其实已经展开。

尤其是过去十年，如孔子所说“富而好礼”，一些富裕起来的群体开始重寻文明生活，中国富裕给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把目光转向自己曾经批判过的传统礼乐。

简而言之，礼乐就是中国式生活方式，重建礼乐就是重建中国式生活方式。

其涵括面极广，举其大者如：节日：过去十年，能够表明文明复兴的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也是公众假日之调整。

此前假日，除了春节，皆为政治性的，近年增加了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三个假日，由此，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构成主要节日。

不过，在城市化空间中，公众如何过这样的节日，有待于礼乐之重新制作。

语言：当代国人语言之粗鄙，历史地看是空前的，横向地比较也是世界所无，尤其是精英群体之语言，毫无文雅可言，比如，与前代相比，当代政府之公文、包括法律文书之语言鄙陋不堪。

而语言就是文明，就是生命。

语言之粗鄙化直接源于人心之粗鄙化，反过来也证明了白话文为主的语文教育之失败，语文教育体系必须更化。

礼仪：狭义的礼仪就是待人接物之礼节。

整体而言，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已不知礼仪矣。

笔者在曲阜孔林跪拜孔子，招来诸多批评、谩骂。

今天中国人，两人相见，皆用西洋传来的握手之礼。

问题是，此一礼节是否适合于一切人与人之相见？《礼记》曰：“礼者，自卑而尊人”。

礼节之简化、粗疏，以及人们对礼节之漫不经心，与平等无关，暴露的是人心之骄傲、粗鄙和强横。

必须通过恢复传统礼节，驯化人心，重建人际温情与尊重。

服装：华夏之华本指服装华美，华夏族群因华美的服装而文明，而区别于蛮夷戎狄。

现代中国人的服装则经历了全盘欧美化、全盘苏俄化的多重冲击，到上世纪末，具有中国文化品性的服装在中国完全消失了。

重要的礼仪场合，精英们一律西装革履，且经常不合身，令人喟然叹息。

不过，从九十年代开始，部分人群中产生了服装的文化自觉，先有所谓唐装，后有汉服运动，今日则设计师在探索会通古今之华服。

建筑：当代中国之建筑，完全没有任何中国文化精神，不论是私人住宅、公共建筑。

大量城市居民住在拥挤的公寓中，只可居住，全无任何塑造公共生活之人文意蕴；公共建筑景象追求新奇古怪，制造伪现代的宏伟，污染人们的视觉。

这样的建筑破坏人际关系，从根本上抽空中国文化再生的空间环境。

而建筑的中国文化自觉，目前只有非常弱小的苗头。

还有很多领域，都需要形式、仪节之再中国化。

再中国化当然不当全盘复古，历史上之礼乐重建，大体都遵循这样一条原则：据古礼之意，因一代之俗，参前世之仪，制今日之礼。

因此，礼乐重建实为一个创造性过程，需要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立定中国文明之主体性，又会通古今中外，一点一滴地进行中国式生活方式之恢复性再造。

上行而下效。

礼乐重建之关键，在国家礼乐体系之更化。

中国是一个大国，外国人都相信，中国保持了文明的连续性，然而，至少从国家礼仪上看不出中国的文明特质，我五千年文明之高贵、典雅无由彰显。

礼乐重建，首当调整、重建国家礼乐体系，不仅可令外人更加尊敬中国，更可为国民表率，推动整个社会之再中国化，也即再文明化。

社会重建当代中国之“社会”正在解体，游离出来的人还没有找到形成社会之纽带。

并不是人们聚集到一起，就有社会。

一群人必须共享某些价值，有机地组织起来，从事公共品之生产与分配，才有社会。

传统中国是有社会的。

二十世纪以来，社会则在解体过程中：权力的冲击，城市化导致的人口大流动，造成价值共识之崩解，与原有社会组织形态之瓦解。

这一状态还将持续。

当然，这种局面并非史无前例：春秋后期到汉代中期，中唐到宋初，中国两度处于这种状态。

而儒家对中国文明之根本贡献就是重建社会：经过数百年摸索，汉儒构建了士族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宋儒建立了祠堂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

这个治理体系让民众安顿下来，而形成良好社会秩序。

儒家在当代中国之历史使命，同样是重建社会，至关重要的是找到恰当的基层社会组织形态，把处于游离状态下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

参照前两次经验，社会组织的核心一定是儒家价值塑造、活跃于基层社会的绅士。

然而，其组织形态是什么？目前看来，城市之基本单元是社区，但社区成员缺乏价值认同，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因而不能进行有效的自我治理。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必须出场。

不少有识之士已在尝试，在社区建立学堂，诵读传统经典，通过这种方式，养成社区君子，塑造和拓展社区公共生活空间。

除了儒家，各种宗教信仰也可以成为社会建设之制度依托。

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说明，无“社”就无“会”。

所谓社，就是祭神之所，人们正是依托共同的信仰，而结成共同体的。

因此，各种层次的宗教复兴是社会重建之重要前提。

政治架构对儒家，有些人仍停留于现代意识形态塑造之迷信中，盲目地反感、憎恶；有些人士已走出此一最固执的迷信，比较开明，承认儒家有助于人格塑造，在私人生活领域尽可适用。

但通常，他们反对儒家进入社会治理领域，更反对儒家涉入政治领域。

因此，他们对大陆儒家近年之思想学术努力，如蒋庆之政治儒学，笔者之儒家宪政，均予以反对。

然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儒家之“整体规划”。

欲行道于天下，儒家不可能不参与政治架构之变革。

历史上，儒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中国的一个优良政治传统，比如基层自治传统。

而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儒家参与现代国家之诸多制度之构想、构建，且卓有成效。

儒家坚持之天下主义，可能也是中国塑造世界秩序之基本理念。

总体而言，儒家之政治理念就是自治的，法治的，共和的，宪政的。

中国人欲建立具有中国性之现代政治架构，自当立基于儒家。

也唯有从儒家出发，合政通于道统，政治架构才是稳定的。

制度安排绝不是一个知识问题，也不单纯是利益问题，而首先是人心的问题，文明的问题。

概括一下，在教育、生活方式、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我均坚持中国性，也即坚持儒家在现代中国文明整体图景中之主体性。

但我绝未主张文明的自我封闭。

儒家所构想的世界向来是开放的，“天下”就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扩展的世界。

坚守主体性与保持开放性之间并不冲突，相反，两者是相反相成的。

二十世纪中国人的问题在于，不能立定主体性，而随波逐流，很快陷入自我迷失状态，以至于今日中国人不像中国人，因此而不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