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_以中美建交为例_余丽
中美建交中国的外交转型
中美建交中国的外交转型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的正式确立，中国外交开始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突破，也标志着中国外交走向新阶段的开始。
中美建交为中国外交转型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推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和发展。
本文旨在探讨中美建交对中国外交的转型与影响。
一、开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中美建交为中国外交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开始。
此前，由于冷战格局的影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度紧张。
然而，中美建交的发生改变了这一局面，使中国重新融入了国际社会。
中美建交的达成，为中国打开了世界大门，促使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拓宽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领域，加速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
二、加强中美两国的合作与交流中美建交为中美两国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平台，为两国的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建交后的几十年间，中美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各领域的合作得到推进和拓展。
中美合作涵盖了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不仅为两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创造了条件。
三、推动中国外交观念的转变中美建交对中国外交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交后，中国外交逐渐从封闭保守走向开放自信，开始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事务。
中国开始主张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的外交形象逐渐由过去的革命者转变为负责任的大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要努力。
四、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中美建交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建交后，中国积极加入了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并担任了不同的领导职务。
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逐渐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中美建交的背后，是中国不断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为自身利益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五、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然而，中美建交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解析
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解析
王传剑;刘晓健
【期刊名称】《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年(卷),期】2024()3
【摘要】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
对美外交以寻求支持为重点,提高对美合作的主动性;对华外交以增进互信为重点,坚持理性务实的主基调;地区外交则以“再平衡”为重点,意在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走向。
对新加坡来说,这些发展既是提升战略自主程度、追求“小国大外交”的需要,也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还是塑造大国间竞合关系、维持地区均势格局的需要。
不过,与美国的深度伙伴关系、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以及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加坡平衡外交政策的发展。
对此,中国应持理性态度,并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予以积极引导。
【总页数】26页(P45-69)
【作者】王传剑;刘晓健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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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综述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2), 314-321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1 in Hans. /journal/asshttps:///10.12677/ass.2021.102046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综述陶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北京收稿日期：2020年12月29日；录用日期：2021年2月15日；发布日期：2021年2月24日摘要2020年我国美国外交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文按照一战前、一战时期、二战时期、冷战时期将其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简述。
其中冷战时期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尽管政治议题依旧是主旋律，但文化议题也开始频繁亮相了。
此外，亚洲取代欧洲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焦点，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例如美非关系史。
总的来说，尽管存在差异，2020年美国外交史研究几乎涉及到各个时期和主要地区。
关键词美国，外交史研究Research Review on the US DiplomaticHistory in 2020Zijun TaoHistory Department in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Received: Dec. 29th, 2020; accepted: Feb. 15th, 2021; published: Feb. 24th, 2021AbstractIn 2020, researches on the US diplomatic history in China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show them chronologically by pre-WWI, WWI period, WWII period and Cold War pe-riod, and the last one was preferred by scholars compared with others. Though the political issue is still the “main melody”, the culture issue begins to step on the stage more frequently. Besides, Asia become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stead of Europe and some new fields come into our sight such as America-Africa relations. In a word, despite the difference, the researches on US diplomat-ic history in 2020 almost cover every period and main area.陶姿君KeywordsThe US, Research on Diplomatic History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licenses/by/4.0/1. 引言美国外交史一直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2020年也不例外，研究成果丰硕。
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
陈乔之邵镔：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作者：陈乔之邵镔摘要：考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论述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
结合美国学术界现有的理论观点和美国政治的实践，提出了一种新的决策模式——多元社会模式。
尼克松政府的对华决策符合理性行为体模式，福特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多元社会模式，而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更符合官僚政治模式。
关键词：决策模式；政策；关系正常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 3 次辩论。
第一次辩论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第二次辩论贯穿整个 70 年代，核心是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第三次是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本文回顾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第二次辩论，试图从中找出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些规律性的因素。
一、尼克松：大步流星从 1949 年到 1969 年尼克松上台时，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孤立、遏制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局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善成为可能。
在美国，素以“反共斗士”著称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 37 任总统。
美国人信赖他与共产党中国打交道，相信他不会重蹈民主党在 40 年代末的覆辙。
在中国，意识形态的狂热让位于对国家利益的理智计算，珍宝岛的枪声使中共最高层的决策者意识到必须认真考虑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
当时中国高层的基本判断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的威胁[1](P225)。
从国际形势看，美攻苏守让位于苏攻美守，中美联合抗苏成为可能。
尽管苏联咄咄逼人，但在中美苏三角战略态势的转换中，中国和美国处于主动，其中美国的主动性尤为明显，而苏联基本上处于被动应付局面。
打开中国大门的功劳首先要归功于尼克松本人。
1967 年，尼克松就在颇有影响的《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越南之后的亚洲”的文章。
他认为将有近十亿人口的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是不明智的。
商务谈判案例1一致式开局策略
商务谈判案例1 友好式开局策略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将要展开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际谈判。
为了创造一种融洽和谐的谈判环境和气氛,中国方面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对谈判过程中的各种环境都做了精心而又周密的准备和安排,甚至对宴会上要演奏的中美两国民间乐曲都进行了精心的挑选。
在欢迎尼克松一行的国宴上，当军乐队熟练地演奏起由周总理亲自选定的《美丽的亚美利加》时，尼克松总统简直听呆了,他绝没有想到能在中国的北京听到他如此熟悉的乐曲,因为,这是他平生最喜爱的并且指定在他的就职典礼上演奏的家乡乐曲。
敬酒时，他特地到乐队前表示感谢，此时,国宴达到了高潮,而一种融洽而热烈的气氛也同时感染了美国客人。
一个小小的精心安排，赢得了和谐融洽的谈判气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超的谈判艺术。
美国总统杰弗逊曾经针对谈判环境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不舒适的环境下，人们可能会违背本意，言不由衷。
”英国政界领袖欧内斯特•贝文则说，根据他平生参加的各种会谈的经验，他发现，在舒适明朗、色彩悦目的房间内举行的会谈,大多比较成功。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上个世纪70年代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到达北京,他怀着等待中日间最高首脑会谈的紧张心情,在迎宾馆休息.迎宾馆内气温舒适,田中角荣的心情也十分舒畅，与随从的陪同人员谈笑风生。
他的秘书早饭茂三仔细看了一下房间的温度计，是“17.8度”.这一田中角荣习惯的“17。
8度"使得他心情舒畅，也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美丽的亚美利加”乐曲、“ 17。
8度”的房间温度，都是人们针对特定的谈判对手,为了更好地实现谈判的目标而进行的一致式谈判策略的运用。
案例分析：一致式开局策略的目的在于创造取得谈判成功的条件。
运用一致式开局策略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在谈判开始时,以一种协商的口吻来征求谈判对手的意见，然后对其意见表示赞同和认可，并按照其意见开展工作。
运用这种方式应该注意的是，拿来征求对手意见的问题应该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对手对该问题的意见不会影响我方的利益。
浅析尼克松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浅析尼克松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逐渐交恶，中苏关系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缓和。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可是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中美正式宣布建交，是在1979年1月1日。
之所以会延后7年，有尼克松辞职的因素，有苏联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一直没有谈拢。
这个关键问题，自然就是台湾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双方到底进行了怎样的博弈？“建交三原则”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3年1月，尼克松连任美国总统。
基辛格也在1973年2月第五次访华，并且提出了双方互设贸易使团的意见。
美方的举动，让中方也决定向前跨出一大步，尽快促使中美两国建立“事实上的外交关系”。
1973年5月，中美两国已经正式在对方的首都设置联络处，中国在美国的联络处，甚至派遣了两位具有大使衔的外交官。
可没想到，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的影响，被迫于1974年8月8日，辞去了总统的职务。
这一年多来，尼克松一直在应付“水门事件”，以及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去应对中美关系的推进。
福特总统上任以后，首要的任务，也是要应付尼克松留下的“烂摊子”，中美关系依然无法成为他最关切的事件。
就这样，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一直在僵持中。
不过双方也不是完全没有理会这件事。
1974年基辛格再次访华，并且提出了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台湾问题。
早在1954年，美国和台湾就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承诺，会在1977年全部撤完驻台美军，但是关于这个条约，美国还没有找到合理解决的方案。
美国希望中方承诺，绝对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样，美国也可以考虑，放弃和台湾的“防御关系”。
另外，美国国内，还有大量的亲台势力，他们当然是不希望美国放弃台湾的，美国政府也不能无视这些人的影响。
因此，美国希望，按照“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且在台湾设置联络处。
谈谈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谈谈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中美关系：合作与竞争的较量】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美之间的关系在世界舞台上日益举足轻重。
中美关系的发展既有合作与互利共赢的一面，也存在着竞争与摩擦的诸多因素。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以期帮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和认识这一重要的国际关系。
一、历史背景与重要节点1. 两国关系的起源与发展：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到竞争对手，并且在国际事务中频繁交锋，中美关系的进展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
2. 重要节点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诸多事件的影响，如中美贸易战、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等，这些事件对双方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合作与互利共赢1. 经贸合作：中美贸易伙伴关系的不断加深，为两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双方的贸易合作不仅带动了两国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了全球市场的稳定和繁荣。
2. 科技创新：中美在科技创新领域拥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并且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合作。
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中美互相借鉴和学习，推动了全球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三、竞争与摩擦1. 贸易争端：中美贸易摩擦是最近几年中两国关系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贸易关税壁垒的提高和争端的升级，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2. 地缘政治竞争：中美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南海争端、台海问题等都是中美地缘政治争端的重要方面。
四、观点与理解中美关系的发展既有希望也有挑战。
尽管两国在经济合作、科技创新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双方的利益冲突和地缘政治争端也不容忽视。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加强对话与合作，以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总结回顾通过对中美关系的看法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双方既有合作与互利共赢的可能性，也存在着竞争与摩擦的现实。
在中美关系中，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双方的立场和利益，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向着更稳定、互利双赢的方向发展。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_以中美建交为例_余丽
收稿日期:2007-06-18作者简介:余丽(196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教学与研究。
第41卷 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 Vol .41 No .1JOURNAL OF Z HE NGZHOU UN I V ERSI TYJan .2008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以中美建交为例余 丽(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摘 要:中美建交,既受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
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体现了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以及组织机构三种模式的决策特点。
这三种模式的结合使美国能够较全面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关键词:理性行为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机构模式;中美建交中图分类号:D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032-05 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被当做一个理性、单一的统一体,国家的对外决策机制称为理性行为者模式。
大部分探讨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章都是使用这一分析模式。
然而,单纯从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的理论虽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是它们“在实际存在的反常现象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共同压力下很容易变得无能为力”[1](P42),以至于这种单一层次的分析(国际层次)不得不让位于两个结合起来的分析层次,即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
按照亨利・基辛格的看法,任何政治家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都受到两套因素的制约:一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势力和行动;二是从公众舆论到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态度这一系列内部条件[2](P157)。
由此,国家对外决策机制的模式也加以扩大,出现了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等,这两种模式都是考察国家内部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
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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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6-18作者简介:余丽(196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教学与研究。
第41卷 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 Vol .41 No .1JOURNAL OF Z HE NGZHOU UN I V ERSI TYJan .2008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以中美建交为例余 丽(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摘 要:中美建交,既受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
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体现了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以及组织机构三种模式的决策特点。
这三种模式的结合使美国能够较全面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关键词:理性行为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机构模式;中美建交中图分类号:D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032-05 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被当做一个理性、单一的统一体,国家的对外决策机制称为理性行为者模式。
大部分探讨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章都是使用这一分析模式。
然而,单纯从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的理论虽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是它们“在实际存在的反常现象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共同压力下很容易变得无能为力”[1](P42),以至于这种单一层次的分析(国际层次)不得不让位于两个结合起来的分析层次,即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
按照亨利・基辛格的看法,任何政治家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都受到两套因素的制约:一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势力和行动;二是从公众舆论到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态度这一系列内部条件[2](P157)。
由此,国家对外决策机制的模式也加以扩大,出现了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等,这两种模式都是考察国家内部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
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过程曲折复杂,扑朔迷离。
回望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美国的国内政治如何影响着美国与中国建交的决策,让我们把分析的框架纳入上述的三种决策模式。
一、“大三角”关系与卡特的决策:理性行为者模式自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尘封已久的大门以来,两国关系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但美国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与华建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卡特上任之初也并没有把建交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可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促使他在1978年初最终下定决心与中国建交。
这些国际因素主要是:苏联的继续扩张和日益恶化的美苏关系;1978年初苏联向中国示好的姿态以及中苏出现和解的迹象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加紧了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态势逼人。
1978年初,苏联向古巴军队提供空运支持,并通过古巴企图策划在东非建立“红海联邦”。
受挫后,苏联于1978年1-2月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反对索马里,终于迫使索军于1978年3月退出欧加登地区。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区争议中扩大势力范围的举动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自毛泽东逝世以后,莫斯科一直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为此不断向中国作出示好姿态。
虽然中国对苏联的建议反应冷淡,但有迹象表明,中国也在认真考虑松动对苏政策。
1977年秋,中国政府决定派王幼平去莫斯科任中国驻苏大使。
在此之前,中国驻苏大使职位已空缺了18个月。
1977年11月初,中国领导人派外交部长黄华赴苏联大使馆出席在那里举行的苏联国庆日招待会,这是10年来中国首次派高于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参加每年一度的十月革命招待会。
中苏关系一度出现的松动向卡特行政当局表明,中国有能力操纵美中苏大三角关系。
根据理性行为者决策模式的观点,国家或政府被认为是理性的、高度一致的统一体。
这个统一体只有一个统一的确立的目标系统,一个统一的选择方案体系。
而促成决策的动机、行为的选择是为了对国家所面临的战略问题作出反应,国际战略“市场”中出现的威胁和机会促使国家去行动[3](P32-33)。
简而言之,就是所谓的国际体系决定国家行为。
将这种决策模式具体应用到美国,那么美国总统就是这个理性的、高度一致统一体的代表,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全权负责。
实际上,从美国的历史和政府结构看,美国总统在外交领域一直享有特权,国会在重大对外政策上承认总统的领导[4](P357)。
理性行为者模式把国家的决策过程描绘成一个理性化、唯总统马首是瞻的过程,这与公众、新闻界和学者老是挂在嘴边的“美国政府”干什么或“总统”干什么那些外交熟语是相吻合的[5](P247)。
这种模式试图证明:总统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考虑如何应对外在的挑战,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于国内因素则不必考虑,因为举国上下都是服从并服务于他的,总统的决策就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的突出特征就是出现了美、中、苏三角鼎立的战略态势。
但苏联和中国在美国战略天平上的分量是不同的,中美关系一直从属于美苏关系或者说美苏关系的阴晴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冷暖。
回顾尼克松以来的中美关系,每当美国在对苏关系中出现紧迫问题、需要增加对苏联施压的手段时,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就明显增强;反之,当美苏关系缓和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减少,推进对华关系就缺乏动力[6](P7-35)。
卡特就任之初,美国正与苏联就裁减军备进行谈判,热衷和苏联搞“缓和”,因此想在中苏之间搞所谓“等距离外交”,对改善中美关系并不积极。
但面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全面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态势,卡特认为片面地和苏联搞缓和反而会损害美国的地位;同时他也认识到,如不尽快地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就会倒退,将会导致美国极不愿看到的中苏缓解,那样便会影响全球战略均衡和美国的利益。
在这样的国际格局态势下,卡特总统作为国家理性行为的代表与化身,自然要改变早期的对苏对华“等距离”政策,美国希望用同中国的密切关系来惩罚、吓阻莫斯科。
当卡特与苏联的关系进入真正困难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就显得格外重要且顺理成章了。
但是,单单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够的,理性行为者决策模式也只是告诉我们与中国建交是美国的总体战略取向。
要具体了解美国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建交,必须进入分析的微观层次即国内层次,从美国的国内政治,首先是美国的官僚政治中寻找原因。
二、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博弈:官僚政治模式在现代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连马克斯・韦伯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国家中真正掌权者无疑是官僚机构,因为权力既不是通过议会中的演说,也不是通过君主的公告来行使的,而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运转才得以行使的。
”[7](P1393)虽然是由领袖来决定做什么,但如何去做却取决于官僚机构。
因此,官僚机构在决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官僚政治决策的突出特点是决策的最后形式“常常不是对问题最好解决办法,而是在具有不同利益、不同影响力的官员们之间的相互妥协、相互斗争最后融合的结果。
如果说决策是政治的产物,那是指决策和行动的最终产生是在政府内各成员们通过规范化的组织渠道彼此讨价还价的结果,所以每一决策的产生过程和内容都带有官僚政治的痕迹”[3] (P162)。
卡特总统虽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最后决定权,但这位南部出身的总统更倾向于“集体合作”的办法,所有相关的内阁成员都可以平等的身份加入政策制定的讨论,总统相信他可以权衡他们不同的观点,吸收他们各自的长处,最后做出正确的决策。
但是,这种“集体合作”式的决策办法很快导致了部门之间的争斗,这就是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围绕中美建交问题的争执,具体就表现为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之间的博弈。
美国国务院的目标就是保护它在外交事务上的传统主导地位不受侵蚀。
作为国务卿,万斯决心要使国务院更加彻底地支配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和贯彻过程,因为他相信组织内部的稳定机制是保证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关键。
为此目的,万斯在同意总统任命布热津斯基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前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明确(万斯)是总统的外交事务发言人,第二,(万斯)将能够在总统做出任何外交政策决策前呈交给总统不受任何过滤、删减的政策意见。
”[8](P531)另一方面,自尼克松时代以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影响不断上升,形成与国务卿争夺外交政策制定权的局面。
布热津斯基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它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与国务院争夺外交政策制定权。
布热津斯基和他的助手们相信,他们能更好地判断什么是国家安全利益、如何服务国家安全利益。
在部门协调问题上,布热津斯基明确表示,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和起草总统行政命令的权力应留给他。
万斯当然反对这种安排,要求国务卿必须有权力审查送交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纪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总统命令。
卡特拒绝了万斯的建议,因为他必须防止在处理敏感文件时的可能泄密。
这两项安排实际上将国家安全委员会置于国务院和其他各部之上,而且后来加剧了不断发生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部门斗争。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虽然万斯和布热津斯基都同意与中国建交很重要,但在如何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双方立场存在重大分歧。
在万斯呈交卡特总统的备忘录中,他认为“就正常化本身而言,我认为在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我们不应当过于勉强,以致损害了台湾人民的福利和安全。
我们也不应当把自己置于人为的期限之内”[9](P19)。
万斯认为,美国应设法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保持这种脆弱的平衡”,而不能厚此薄彼。
对于与中国建立“安全”关系的建议,万斯认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
关于实现正常化的时机,万斯的意见是“谨慎行事”。
布热津斯基却一直认为,中美关系牵扯到三个不同方面的问题:一是双方接触的问题,在他看来,这种接触应尽可能地扩大,因为接触对双方都有利。
二是双方在遏制苏联扩张方面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静心的协商来进行。
三是关系正常化问题,这个问题,只要时机一到就可以解决。
当卡特总统要在圣母大学发表外交政策讲演时,有关中国部分,布热津斯基建议总统这样表述,即:“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性力量。
我们愿意同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就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密切合作。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方式来弥合仍然把我们双方分开的那些分歧。
”卡特总统采纳了此建议[10](P231-232)。
在1977年8月的北京之行中,万斯声称:一是中国必须以公开或默许的形式,作出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二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要继续给台湾出售武器;三是“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
邓小平当即表示,万斯的立场是“从上海公报后退了”。
由此看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如果一直按照万斯设计的轨道运行,中美建交的时间将会大大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