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doc
对我国对外政策的认识
对我国对外政策的认识一、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1.和平发展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互利共赢原则2.独立自主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结盟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3.互利共赢政策•推动经济全球化•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二、我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方针1.周边外交•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2.大国外交•加强与大国的交往与合作•维护国家核心利益3.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4.全球治理•倡导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三、我国对外政策的特点和优势1.和平发展的特点•强调和平解决争端•倡导共同发展2.经济外交的优势•经济实力的提升•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3.文化外交的特色•传播中华文化•增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4.人文外交的优势•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民间交流的推动四、我国对外政策的成就和挑战1.成就•经济发展的成就•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地区稳定和合作的推动2.挑战•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一些国家的不信任和质疑•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的保护五、我国对外政策的前景展望1.坚持和平发展•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2.深化多边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3.加强人文交流•增进国际间的民间友好•传播中华文化4.维护国家利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结论我国对外政策是基于和平发展、独立自主和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多边外交和全球治理来推动国家利益和维护国际秩序。
我国对外政策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和平发展、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和人文外交。
我国对外政策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面临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一些挑战。
展望未来，我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深化多边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和维护国家利益，为实现共同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谈谈你对我国当前和平外交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谈谈你对我国当前和平外交政策的认识和理解085326 方正浩10月22日，学院邀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许安拓博士来我院作题为《中国国际战略博弈的新动向》的专题报告。
报告会由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曹俊德同志主持。
聆听许博士的报告，我认识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沧桑巨变。
就中国自己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与传统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改革的意识形态取代了斗争的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极为迅速，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
就世界而言，冷战已经结束，以美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已不复存在，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
这些变化，使中国目前面临的许多全球战略问题为改革开放前所不曾遇到，也为现行的对外战略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中国对外政策与全球战略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是正式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和谐世界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当今的国际局势、全球问题、人类命运和理想目标的基本判断与价值追求，它是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反映，代表了中国全球战略的最新发展。
和谐外交的主要策略可以概括为16个字：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求同存异、包容开放。
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和平发展是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将坚持的道路，而建设和谐世界则是我国对不和谐的国际关系、不民主的国际政治提出的富有针对性的倡议。
”。
当今中国外交形象的塑造毋庸置疑,塑造良好的外交形象是当今中国政府不容回避的一大课题。
应当承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政府以及国内外交界、学术界均已对此日益重视。
我认为,若想在中国外交形象塑造方面取得进一步明显的成绩,当前有必要在高度重视、承认不足、准确定位、加强措施等几个方面多多着力。
论中国的外交政策
论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以来都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在外交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全球合作与和平发展。
本文将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论述。
一、和平发展政策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的政策，将外交努力的重点放在国内发展和外部合作上。
中国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通过经济援助力促发展等方式为国际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独立自主政策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定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和主权。
中国坚决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并对外交关系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中国倡导的“一国两制”原则在香港、澳门等地的实践得到了成功，充分展示了中国在处理特殊地区问题上的灵活性和智慧。
三、合作共赢政策中国外交政策以合作共赢为原则，积极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在多个国家得到了积极响应和支持，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互联通信、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给世界带来了更多机遇和福祉。
四、多边主义政策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多边主义，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
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多边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一直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五、和平崛起政策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政策，通过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
中国积极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致力于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六、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始终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积极参与南北、南南合作，推动全球贸易体系的平衡和公正。
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促进区域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总结起来，中国的外交政策秉持着和平、独立、合作、多边和和谐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为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外交学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解析
外交学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解析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得日益复杂和多样化。
外交学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外交政策的解析成为了研究该领域的重要内容。
本文将探讨外交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过程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问题。
一、外交学国际关系理论演变1. 近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近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战争论》和《列宁主义》等经典著作。
这些理论主要集中在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冲突与合作等方面，为后来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2.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观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构造主义等流派。
现实主义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冲突，自由主义侧重于国际合作与规范，构造主义则关注国际制度、观念和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3. 新兴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新兴国际关系理论包括依赖理论、后现实主义以及批判理论等。
这些理论试图超越传统理论的局限，关注发展中和非洲国家的利益，以及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问题。
二、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1. 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到国家利益、战略目标、内外环境等多种因素。
首先，政策制定者必须对国家利益进行明确的界定，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合适的政策。
其次，政策制定者需要综合分析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并且参考历史经验和外交学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成果。
最后，政策制定者需要协调各相关机构的利益，形成一个整体的外交政策。
2. 外交政策的实施与调整外交政策的实施与调整需要政府机构的协调和战略的灵活性。
外交政策实施的关键在于外交官员的能力和专业知识，他们需要与外国官员进行交涉，并通过谈判和协商来实现国家的利益。
而外交政策的调整则需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政策目标的调整进行，以适应新的挑战和机遇。
三、外交学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的联系与互动外交学国际关系理论为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总结。
政府可以通过借鉴和应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成果来指导外交政策的制定，以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我理解的国家外交政策
我理解的国家外交政策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在总结我国长期外交实践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做好对外工作的行为准则。
只有全面贯彻落实这一政策，才能不断开创我国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才能保证我们的对外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
这也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的底蕴所在。
要把握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首先要把握这一政策的宗旨。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决定》在重申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时指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同样是对我国外交政策宗旨的阐释。
把握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还要把握各方面的政策要点：（１）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处理国际事务，都要坚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２）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侵略和扩张政策，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３）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方向发展。
积极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４）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逐渐成为国内外热议的话题。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与自身国情相适应的大国外交道路。
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行探讨。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使得中国不能简单地奉行西方大国外交的模式，必须开创符合自身国情的大国外交新路。
中国共产党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外交立场和核心价值观，将自主、和平、互利、共赢作为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倡导的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这需要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更加开放、平等、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1. 倡导全球治理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在当今国际格局下已经面临了许多挑战和改革需求。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倡导改革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体系。
中国通过倡导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变革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政治和安全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全球资源有序分配，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更新和完善。
2.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代表。
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已经倡导了大量的民间交往和经济贸易，有助于促进亚洲和欧洲国家之间的沟通合作和共同发展。
3. 维护地区安全局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着眼于维护地区安全局势。
中国不断推进周边外交，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促进地区的安全和合作发展。
双边和多边会议、框架等平台的建设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种表现形式。
4. 推进文化交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着重推进文化交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在向全球推广自己的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各个文化的优点，以加强民间友谊，促进各个国家文化的和谐互补。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_国际政治论文_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_国际政治论文;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仰的变化。
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误认识》。
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
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
他认为，“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
”(注：Robert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6),p.28.)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
如拉尔森对遏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
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程。
(注：Deborahrson,OriginofContainment:APsychologicalExplan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外交政策分析
外交政策分析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外交政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外交政策，是指一个国家在处理与他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政策方针和方法。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安全利益，也是展现一个国家实力和形象的重要途径。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外交政策分析。
一、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一定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导向的。
一个国家的利益是由经济、安全、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
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国家应该考虑清楚利益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之间的平衡。
在国与国之间进行谈判的时候，往往需要进行让步。
国家要学会做出一些必要的让步，以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但是让步也不能过度，否则将失去自己的利益主权。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强国更多的采取的是利益至上的策略，而弱国则倾向于寻求共同利益和合作。
二、经济外交政策的重要性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
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各国更加强调经济合作和经济外交。
国家之间通过贸易、投资等经济合作来促进各自的发展。
同时，经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各国之间的政治信任和互信程度。
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国家之间要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并在国际组织中积极参与经济合作和制定经济规则。
三、文化外交的影响力文化外交是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增进国际间的沟通和了解。
文化外交是一种软实力，通过文化交流，可以加深各国对彼此文化的了解，进而增加彼此间的互信和尊重。
文化交流可以通过文艺、教育、学术、科技等多种方式进行。
在跨国合作和国际事务中，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经常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因此，发展文化外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四、军事外交政策的应用国家之间军事力量如何应用，直接关系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近年来，随着国际恐怖主义和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军事外交政策也日益显得重要。
一个国家要发挥自己的战略优势，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同时，防御性的军事外交政策也要增加对国际军控秩序的贡献，以实现和平利用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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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集收入。
另一个手段是案例分析。
信仰或认知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对外政策制定者发挥作用的，因此在从认知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采取案例的方法，这些案例有对重要决策者一个人的研究，如研究较多的有对杜勒斯、基辛格、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毛泽东等对其国家外交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外交决策者的研究；有对一个重要的决策群体进行的研究，如对前苏联共产党核心信仰的研究(如行为准则)，以及利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信仰系统的研究，对美国做出入侵古巴猪湾的决定和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的决策过程的研究，以及对杜鲁门和卡特政府决策小组的研究等；也有对精英群体，或知识分子的研究，如沈大伟在《美丽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观的研究等。
(注：David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m:ChinaPerceivesAmerica1972—1990(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1).)在探索信仰、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有两种方法是经常使用的。
一个是“过程跟踪程序(processtracingprocedure)”，这种方法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详细过程，比如说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等。
这种对决策过程的详细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lrelation)。
但是这种方法比研究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更难，因为它需要更多更详细，而且又都是更难以获得的材料，需要完全借助心理学的手段。
因为信仰无形，认识过程又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更难把握。
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时采取的方法之一，是运用跨领域的比喻和同一领域的类比，把看不见的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事物与一种一般人都比较熟悉的东西或事物相比，从而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决策者的观点和看法。
(注：KeithL.Shimko,“ForeignPolicyMetaphor:Falling`Dominoes’andDrug`Wars’,”inForeignPolicyAnalysis,pp.71—84.)这种方法在国际关系中常常被使用，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原意则是用容器(container)把苏联“装(contain)”起来，翻译为“遏制”。
这里共产主义的苏联被看作是一种哪儿低就往那里流的一种“祸水”，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识经过这样一个比喻就非常清楚可见。
人们比较熟悉的类似比喻还很多，如国际关系史中的“冷战”、“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毛泽东的“纸老虎”的观点等。
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美国政府则把伊拉克的入侵说成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强奸”，这里显然是将之比做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一种暴行，说明美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是一种正义的行为。
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称一些他认为不负责任的国家为“流氓国家”，则是把国家行为比作是一个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流氓”。
这些比喻都使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具体，使研究者能够把握研究对象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发展。
与比喻稍有不同但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是利用同一领域的类比。
也就是把一些不清楚的决策环境与历史上人们熟悉的事件或情节进行类比，从而使人们对新的模糊不清的形势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
杰维斯在研究错误认识产生时说，“国际上以前发生的事为政治家提供了广泛的可以想象的环境，使他能探测到(事物间的)基本模式和因果关系，帮助他理解他的世界。
”(注：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217.)如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形势与历史上希特勒占领捷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从而看到美国决策者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看法。
(注：YuenFoongKhong,AnalogiesatWar:Korean,Munich,DienBienPhu,andtheVietnamDecisionof1965(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如布什政府最近用“邪恶轴心”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比作二战期间的德、意、日等，这样就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这三个国家的认识。
借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理解一些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过程。
如美国决策者在做出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的认知过程通过几个比喻和类比则非常清楚了。
首先，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是“祸水”，必须“装(contain)”起来(比喻)；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莫斯科指导下的共产主义在全球进攻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misperception)；第三，在产生了这样的错误之后，美国决策群体运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类比，也就是把朝战的爆发以及北朝鲜在战场上的优势比作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大利占领索马里等，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那就是绥靖。
(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就是根据这样类比来看待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的。
见HarryTruman,Memoirs,vol.2,YearsofTrialandHope(Gardencity,N.Y.:Doubleday,1956),pp.332—333.)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战争。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决策过程，更不研究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不需要有关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的详细材料，只需一方面找出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决策者国家的具体的外交行为，如果它们一致了，就说明决策者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
如沃克利用“行为准则”模式对基辛格的研究。
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co-relation)，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
M·赫尔曼提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决策者是否对外交感兴趣，对周围环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外交的经历，或者是否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等三个变量可以解释领导者的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她通过对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决策者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信仰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则不发挥作用。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拟展开。
(注：MargaretG.Hermann,“EffectsofPersonalCharacteristicsofPoliticalLeadersonForeignPolicy,”inWhyNationsAct,p.57;Margaret G.Herman,Charles F.HermannandJoeD.Hagan,“How DecisionUnitsShapeForeignPolicy:Development ofaModel,”Paper preparedforthe1991Annual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SocietyofPoliticalPsychology,Helsinki,Finland,pp.4-5.)认知的视角只是外交政策分析(从广义上说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
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要求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次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
但是由于认知的视角处于影响外交政策的所有变量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各个层次，特别是随着对外政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外交的研究。
(注：研究中国外交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AllenS.Whiting早期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国跨过鸭绿》(ChinaAcrosstheYalu:TheDecisiontoEntertheKoreanWar,1960)和《中国深思熟虑的威慑》(TheChineseCalculusofDeterrence,1975)都是采用传统的理性行为的方法，但在1989年出版的另一本关于中国外交的书则是从认知这个角度来研究的。
见ChinaEyesJapa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类似的专著还有GilbertRozman,TheChineseDebateAboutSovietSocialism,1978—1985(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t.YongDengandFeilingWang,eds.,IntheEyesoftheDragon,ChinaViewstheWorld(Lanham:Rowman LittfieldPublishersInc.1999).Gerald Chan,Chinese perceptionsonInternationalRelations:AFrameworkforAnalysis(London:Macmillan Press,Ltd.,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