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
20世纪初美国崛起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
20世纪初美国崛起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摘要：大国崛起必然要从区域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历史上大国崛起所必经的发展逻辑。
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门罗主义的外交政策，是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地区政治结构以及国内诸因素的必然产物，体系层次结构构建了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的变量要素。
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期，并成为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动因。
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妥善处理了美国的周边关系与地区关系以及域外的大国关系，为美国崛起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崛起具有重大影响作用，保障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利益和周边安全；强化了美国在崛起中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保障了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日渐增长的经济利益及秩序。
关键词：美国崛起；门罗主义；外交政策；西奥多·罗斯福20世纪初美国处于确立地区主导大国地位进而走向世界大国的重要战略关键期。
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着眼于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对美国长期以来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门罗主义的本质内涵进行了拓展延伸，提出了著名的“罗斯福推论”，从而把门罗主义的目标由地区防御型转变为地区主导型发展战略。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为排除欧洲国家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而提出了‘门罗主义’。
不过在欧洲势力退出南美之后，‘门罗主义’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美国开始在政治与经济等领域对拉美不断施加‘影响力’，最终使‘门罗主义’成为了‘美国霸权’的一个代名词。
”①自19世纪美国门罗总统发表《门罗宣言》以来，门罗主义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门罗之后历届总统都通过继承和丰富门罗主义外交政策来维护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
罗斯福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为美国20世纪的大国崛起构建了一个良好的地区环境，同时维护和增进了美国不断扩张的国家利益，对美国的崛起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因素
论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因素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外交决策不仅影响着美国国内政策的制定，也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的外交决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国内政治、公众舆论等。
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因素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国际关系也是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
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大国，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对于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外交关系网，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会影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和行为。
美国的盟友关系、对手关系、竞争关系等都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美国会根据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来平衡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和行为，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塑造国际秩序。
国际关系是美国外交决策不可忽视的因素。
国内政治也是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
美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需要考虑国内政治的因素，包括国内政治局势、议会立法、选民意愿等。
美国政府需要考虑如何制定的外交政策得到国内政治的支持和认可，以便顺利实施。
由于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政府在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选民意愿。
选民的意愿会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尤其是在国际事务中，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选民的意见。
国内政治是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国内政治、公众舆论等因素是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和立场。
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美国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最大化国家利益和维护国家安全。
对于公众舆论也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以确保政府的外交政策得到广泛支持和认可。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些因素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也将不断演变和调整，美国政府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因素，以应对世界各种挑战和机遇。
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和程序
,
,
历届 总统 一 步 步地把 外 交 决策权 揽 在 自 己
。
现在 国 会 已 只 有批 准条 约 权 和 宣 战权
,
对 于 宣 战权
,
因为 宪 法 规 定 美 国 总 统
是 三 军 统帅 国会 宣 战
。
总 统 就 往往 采 取 先斩 后 奏 的 办 法 来 绕 过国会
,
。
有 时 造成 既 成 事 实迫 使
。
其 他 总 统制 或 内阁 制
的 国 家 都 没 有 这种 情 况
所 以 现 在 美 国 同外 国 签 订 条 约 时 都 有 这 样 一 个 附 加 的 规
。
定
本条 约 签订 之 后 经 两 国 依 照 其本 国 的 宪 法 程 序 批 准 后 生 效
美 国 从 一 七 八 九 年 实施 新宪 法 以 来
& ∃ ∋ 利益 团体
在 外交 上 最 主 要的 利 益 团体就是 犹 太 人
,
,
他们 一 方 面 效 忠 于
。
美国
,
另 一 方 面 又 效 忠 于 以色 列
,
效 忠 以 色列的 程 度甚 至 超 过 效 忠 美 国
,
凡 以 色列
遇 到重 大 事件 或 困 难 力
,
美 国 的犹 太人 都解 囊 相 助
,
搞 独裁
的 国家
美 国 就 不 与 其 结 盟 或 实行 援助
,
。
如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后 就 不 援 助 佛 朗 哥 政
,
权
。
现 在美 国 变 了
制 定 外 交政 策 唯 一 的 考虑 就 是 国 家利 益
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研究
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研究第一章：介绍美国一直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和领导者之一。
它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其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而在亚洲地区实施的外交政策也不例外。
本文旨在对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行研究以及分析。
第二章：美国对亚洲国家的政策倾向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亚洲国家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关注领域。
随着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势力地位的加强，其对亚洲国家的政策也经历了一定的转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在对亚洲的态度逐渐转向了一种更积极、开放的立场。
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亚太再平衡政策由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是美国对亚洲地区最具有战略性的一项政策。
它旨在加强与亚洲国家的联系，并且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应对中国在地区事务中不断上升的地位。
2. 成立联盟为了增强自身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通过建立一系列地区联盟和安全保障协定，动员了一些亚洲国家的支持。
这些协定旨在维护亚洲地区的安全，并增加各国之间的互信。
3. 经济因素随着亚洲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也随之增长。
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和扩大其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利益，促进和亚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使美国稳步扩展了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第三章：美国对亚洲国家外交政策的实施情况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需要在实践中得到体现。
本章将着重介绍美国在对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表现。
1. 美国与日本的关系美日两国的关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密切联系之中。
现如今，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伙伴，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
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势力地位依然很高，而日本被视为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2.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崛起，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造成了很大的挑战。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合作与竞争并存”。
美国对中国在南海开展领土争端表示强烈不满，而中美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也不容小觑。
关于美国外交决策的所思所悟
美国外交决策的龙头——总统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以一个超级大国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对于这样一个豪门贵族，显然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的地方，其外交决策就是首先值得我们琢磨的地方。
所谓决策，就是政治系统的输出，由此在社会中实现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外交决策即一个主权国家对于外交政策做出决定的过程。
而美国的外交决策自然是其对于外交政策做出自己决定的过程。
美国外交政策究竟如何制定然后付诸实行历来是一个比较争议的问题。
在外交过程中总统有多大的权利，国会有多大的控制，舆论和利益集团等各种因素对外交政策有多大的影响，决策的方式及其集中统一至何程度等，始终在各方存在各式各样的看法。
但我认为，我们还是能从一些蛛丝马迹悟出一些本质，而其中最重要的决策角色无疑是美国总统。
首先，不得不说的是，美国外交的决策过程模式分为：决策内圈，决策外圈与决策边缘。
决策内圈主要是指白宫，而决策外圈主要是指国会，决策边缘主要是舆论、利益集团等等。
决策内圈当然是总统处于核心位置，而其幕僚以及内阁成员主要由一种美其名曰“分赃”方法确定，简单来说，就是总统自己确定，决策内圈是又组织有法定形式的；而决策外圈的国会则是权利最大的，可以称之为钱袋，它享有条约批准权，立法权，拨款权，宣战权等，关于它为什么处于决策外圈，是因为其权利分散，情报等信息闭塞所致。
总之，事情越紧急，总统权利越大；反之，国会的权利越大。
而决策边缘主要指的是公共舆论，利益集团，政治文化等对决策的影响。
美国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项外交决策的形成常常取决于多个复杂的因素。
就美国的外交决策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
不仅与参与角色密切相关，还与它整个执行阶段相关。
虽说它的决策核心是总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他的诸如国会，尤其是公共舆论等对其也颇有影响。
国会不仅和总统享有相等的外交权利，但总的来说，国会对总统的支持多于制约。
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样是必要地。
因为总统既然是一国之首，当然必须得有权利，这个权利不宜过大也不能太小，如若俩者相等，那么关键时刻是总统说了算还是国会说了算呢？所以，不得不说，这种做法是有益的。
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美国的外交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门罗主义外交：自1823年开始实施的美国外交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再实行，其具体内容为不干涉任何欧洲国家内政，对欧洲所有内部事务保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尽可能地减少对欧洲国家的亚洲和非洲殖民地之间的干涉，但寻找可能的欧洲国家剩余的未开发的殖民地并进行殖民，但坚决地反对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尽可能的拉拢在美洲的其他国家作为盟友。
2.杜鲁门主义：自1947年开始实施的美国外交政策，它的实施基本上标志着美苏两极争霸的正式开始，其主要内容为坚决地支持一切愿意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抗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经济上的贷款，军事上的科技和军事基地方面的支援等等。
为了达到遏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美国应该主动地、尽可能地干涉欧洲国家内政，让欧洲成为冷战的前线。
3.艾森豪威尔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目的与杜鲁门主义类似，都是为了遏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但艾森豪威尔主义根据的是1958年的美国国情，当时欧洲的冷战对抗局势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而欧洲成为了冷战的前线之一，艾森豪威尔主义包括尽可能拉拢中东的盟友，在苏联的外交触及到这一真空地区之前掌控这一地区，以便在未来与苏联对抗。
4.和平战略：在1962年左右开始实行的美国外交政策，即和平的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垒，对垒的方式并不是在军事上进行，而是在经济和科技等多个方面进行。
随着时间的发展，美国渐渐地意识到了冷战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解决的，而是场长期的战争，因此不断制造紧张感，遏制社会主义国家会使美国自身利益受损，而和平的军事竞赛反而更能达到收益的最大化。
和平竞赛的外交核心是，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一定的外交关系，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但同时与之竞赛。
在此期间要尽可能的拉拢摇摆不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应尽可能的避免将美国自身卷入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相类似的区域热战之中。
5.尼克松主义：1970年开始实行的美国外交政策，美国不再将冷战作为所有外交政策的唯一核心考虑因素，美国有必要减少过多的干涉他国内政，也应该减少自身承担的资本主义世界之中的国际责任，除非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中立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武装冲突，否则美国应该尽可能的改善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与之进行贸易，互利互惠，。
美国政治制度与外交政策
美国政治制度与外交政策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备受关注。
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由三个分立的政府机构组成的制衡制度，而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则是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宗旨的现实主义。
本文将从美国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两个方面进行探究。
美国政治制度美国政治制度是一种由三个分立的政府机构组成的制衡制度，分别是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
这三个机构都有着不同的职能，相互制衡，实现权力的分立和限制。
行政机构主要由总统和内阁构成，负责实施国家政策和管理国家事务。
立法机构则是由议会组成，包括参议院和众议院。
议会主要负责制定和修改法律，行使预算和税收审批等职能。
司法机构则由联邦最高法院和其他联邦法院组成，主要负责处理联邦法律案件。
美国政治制度的分离和制衡是为了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保证政府的平衡和稳定，并且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但是，这种政治制度也导致了政府的决策速度较慢，难以做出迅速的反应。
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政策。
这种政策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制定决策时必须站在国家利益和力量平衡的角度出发，不断扩大和保护国家利益。
美国外交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重心和优先级。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外交重点是执行孤立主义政策，避免参与欧洲战争。
而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转移到了遏制共产主义和推广民主的冷战时期。
在90年代，美国的外交重心又从冷战转向了推动全球自由贸易。
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围绕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和推广民主展开。
美国在多个国际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联合国、北约等。
同时，美国也通过自身军事实力和外援政策来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
总结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对全球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美国政治制度的制衡和分权体现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但也存在着决策效率低下的问题。
而美国外交政策一直坚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各个时期面临的挑战和重心也不断变化。
美国政治制度与外交决策美国是如何制订外交政策的
导言美国政治制度与外交决策——美国是如何制订外交政策的？一、一项政策是如何成为法律的？二、分权制下三大系统如何工作第一讲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传统——回顾20世纪以前的美国外交一、孤立主义与相关原则二、历史的转折第二讲美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走向世界的起点一、美国是如何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二、美国与凡尔赛和约第二讲：二十年代美国经济外交一、二十年代美国经济外交的一般特征1、美国外交对经济领域非常关注2、美国政府积极干预国际市场竞争3、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使美国的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二、胡佛与美国二十年代的经济外交1、重视经济与商业活动2、强调美国应取代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3、主张美国商业界面对国际竞争时要合作4、主张美国政府要与商业界提供帮助三、反对外国垄断原材料价格1、认为外国垄断对美国经济与消费者造成损害（带有孤立主义倾向的观点）2、英国的史蒂文森法（1）史蒂文森法由来与内容（2）史蒂文森法对美国的影响（3）建立原料储备库（4）评价：其实质是保护美国企业的利润四、形成控制对外贷款投资的政策五、金融界与制造业的矛盾2、控制贷款以保护美国出口3、控制贷款以保护美国贷款五、美国的战争债务政策第四讲罗斯福与中立法一、有关中立法的争论及历次中立法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论战2、1935年临时中立法3、1936年中立法、1937年中立法二、1939年中立法与美国国会政治第五讲杜鲁门主义与遏制战略一、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的背景１、雅尔塔体制２、美国继续维护雅尔塔体制的困难３、美国国内形势二、凯南的遏制战略与杜鲁门主义１、杜鲁门主义的提出２、杜鲁门主义的理论基础－－遏制战略３、再谈杜鲁门主义（这是遏制战略的第一次运用）４、马歇尔计划与遏制战略５、政府内外的不同意见三、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形成１、冲击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重要事件２、NSC 68号文件３、朝鲜战争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形成３、朝鲜战争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形成４、在全球遏制战略问题上的争论5、共和党的态度五总结和评价遏制战略１、杜鲁门时期奠定了以后美国外交和战略的基本原则－－遏制战略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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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以中美建交为例余丽2013-2-15 15:36:51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1期作者简介：余丽(196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教学与研究，河南郑州450001内容提要：中美建交，既受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
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体现了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以及组织机构三种模式的决策特点。
这三种模式的结合使美国能够较全面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关键词：理性行为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机构模式中美建交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被当做一个理性、单一的统一体，国家的对外决策机制称为理性行为者模式。
大部分探讨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章都是使用这一分析模式。
然而，单纯从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的理论虽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是它们“在实际存在的反常现象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共同压力下很容易变得无能为力”[1](P42)，以至于这种单一层次的分析(国际层次)不得不让位于两个结合起来的分析层次，即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
按照亨利•基辛格的看法，任何政治家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都受到两套因素的制约：一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势力和行动；二是从公众舆论到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态度这一系列内部条件[2](P157)。
由此，国家对外决策机制的模式也加以扩大，出现了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等，这两种模式都是考察国家内部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
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过程曲折复杂，扑朔迷离。
回望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美国的国内政治如何影响着美国与中国建交的决策，让我们把分析的框架纳入上述的三种决策模式。
一、“大三角”关系与卡特的决策：理性行为者模式自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尘封已久的大门以来，两国关系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但美国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与华建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卡特上任之初也并没有把建交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可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促使他在1978年初最终下定决心与中国建交。
这些国际因素主要是：苏联的继续扩张和日益恶化的美苏关系；1978年初苏联向中国示好的姿态以及中苏出现和解的迹象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加紧了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态势逼人。
1978年初，苏联向古巴军队提供空运支持，并通过古巴企图策划在东非建立“红海联邦”。
受挫后，苏联于1978年1-2月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反对索马里，终于迫使索军于1978年3月退出欧加登地区。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区争议中扩大势力范围的举动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自毛泽东逝世以后，莫斯科一直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为此不断向中国作出示好姿态。
虽然中国对苏联的建议反应冷淡，但有迹象表明，中国也在认真考虑松动对苏政策。
1977年秋，中国政府决定派王幼平去莫斯科任中国驻苏大使。
在此之前，中国驻苏大使职位已空缺了18个月。
1977年11月初，中国领导人派外交部长黄华赴苏联大使馆出席在那里举行的苏联国庆日招待会，这是10年来中国首次派高于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参加每年一度的十月革命招待会。
中苏关系一度出现的松动向卡特行政当局表明，中国有能力操纵美中苏大三角关系。
根据理性行为者决策模式的观点，国家或政府被认为是理性的、高度一致的统一体。
这个统一体只有一个统一的确立的目标系统，一个统一的选择方案体系。
而促成决策的动机、行为的选择是为了对国家所面临的战略问题作出反应，国际战略“市场”中出现的威胁和机会促使国家去行动[3](P32-33)。
简而言之，就是所谓的国际体系决定国家行为。
将这种决策模式具体应用到美国，那么美国总统就是这个理性的、高度一致统一体的代表，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全权负责。
实际上，从美国的历史和政府结构看，美国总统在外交领域一直享有特权，国会在重大对外政策上承认总统的领导[4](P357)。
理性行为者模式把国家的决策过程描绘成一个理性化、唯总统马首是瞻的过程，这与公众、新闻界和学者老是挂在嘴边的“美国政府”干什么或“总统”干什么那些外交熟语是相吻合的[5](P247)。
这种模式试图证明：总统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考虑如何应对外在的挑战，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于国内因素则不必考虑，因为举国上下都是服从并服务于他的，总统的决策就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的突出特征就是出现了美、中、苏三角鼎立的战略态势。
但苏联和中国在美国战略天平上的分量是不同的，中美关系一直从属于美苏关系或者说美苏关系的阴晴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冷暖。
回顾尼克松以来的中美关系，每当美国在对苏关系中出现紧迫问题、需要增加对苏联施压的手段时，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就明显增强；反之，当美苏关系缓和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减少，推进对华关系就缺乏动力[6](P7-35)。
卡特就任之初，美国正与苏联就裁减军备进行谈判，热衷和苏联搞“缓和”，因此想在中苏之间搞所谓“等距离外交”，对改善中美关系并不积极。
但面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全面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态势，卡特认为片面地和苏联搞缓和反而会损害美国的地位；同时他也认识到，如不尽快地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就会倒退，将会导致美国极不愿看到的中苏缓解，那样便会影响全球战略均衡和美国的利益。
在这样的国际格局态势下，卡特总统作为国家理性行为的代表与化身，自然要改变早期的对苏对华“等距离”政策，美国希望用同中国的密切关系来惩罚、吓阻莫斯科。
当卡特与苏联的关系进入真正困难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就显得格外重要且顺理成章了。
但是，单单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够的，理性行为者决策模式也只是告诉我们与中国建交是美国的总体战略取向。
要具体了解美国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建交，必须进入分析的微观层次即国内层次，从美国的国内政治，首先是美国的官僚政治中寻找原因。
二、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博弈：官僚政治模式在现代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连马克斯•韦伯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国家中真正掌权者无疑是官僚机构，因为权力既不是通过议会中的演说，也不是通过君主的公告来行使的，而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运转才得以行使的。
”[7](P1393)虽然是由领袖来决定做什么，但如何去做却取决于官僚机构。
因此，官僚机构在决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官僚政治决策的突出特点是决策的最后形式“常常不是对问题最好解决办法，而是在具有不同利益、不同影响力的官员们之间的相互妥协、相互斗争最后融合的结果。
如果说决策是政治的产物，那是指决策和行动的最终产生是在政府内各成员们通过规范化的组织渠道彼此讨价还价的结果，所以每一决策的产生过程和内容都带有官僚政治的痕迹”[3](P162)。
卡特总统虽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最后决定权，但这位南部出身的总统更倾向于“集体合作”的办法，所有相关的内阁成员都可以平等的身份加入政策制定的讨论，总统相信他可以权衡他们不同的观点，吸收他们各自的长处，最后做出正确的决策。
但是，这种“集体合作”式的决策办法很快导致了部门之间的争斗，这就是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围绕中美建交问题的争执，具体就表现为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之间的博弈。
美国国务院的目标就是保护它在外交事务上的传统主导地位不受侵蚀。
作为国务卿，万斯决心要使国务院更加彻底地支配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和贯彻过程，因为他相信组织内部的稳定机制是保证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关键。
为此目的，万斯在同意总统任命布热津斯基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前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明确(万斯)是总统的外交事务发言人，第二，(万斯)将能够在总统做出任何外交政策决策前呈交给总统不受任何过滤、删减的政策意见。
”[8](P531)另一方面，自尼克松时代以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影响不断上升，形成与国务卿争夺外交政策制定权的局面。
布热津斯基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它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与国务院争夺外交政策制定权。
布热津斯基和他的助手们相信，他们能更好地判断什么是国家安全利益、如何服务国家安全利益。
在部门协调问题上，布热津斯基明确表示，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和起草总统行政命令的权力应留给他。
万斯当然反对这种安排，要求国务卿必须有权力审查送交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纪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总统命令。
卡特拒绝了万斯的建议，因为他必须防止在处理敏感文件时的可能泄密。
这两项安排实际上将国家安全委员会置于国务院和其他各部之上，而且后来加剧了不断发生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部门斗争。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虽然万斯和布热津斯基都同意与中国建交很重要，但在如何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双方立场存在重大分歧。
在万斯呈交卡特总统的备忘录中，他认为“就正常化本身而言，我认为在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我们不应当过于勉强，以致损害了台湾人民的福利和安全。
我们也不应当把自己置于人为的期限之内”[9](P19)。
万斯认为，美国应设法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保持这种脆弱的平衡”，而不能厚此薄彼。
对于与中国建立“安全”关系的建议，万斯认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
关于实现正常化的时机，万斯的意见是“谨慎行事”。
布热津斯基却一直认为，中美关系牵扯到三个不同方面的问题：一是双方接触的问题，在他看来，这种接触应尽可能地扩大，因为接触对双方都有利。
二是双方在遏制苏联扩张方面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静心的协商来进行。
三是关系正常化问题，这个问题，只要时机一到就可以解决。
当卡特总统要在圣母大学发表外交政策讲演时，有关中国部分，布热津斯基建议总统这样表述，即：“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性力量。
我们愿意同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就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密切合作。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方式来弥合仍然把我们双方分开的那些分歧。
”卡特总统采纳了此建议[10](P231-232)。
在1977年8月的北京之行中，万斯声称：一是中国必须以公开或默许的形式，作出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二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要继续给台湾出售武器；三是“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
邓小平当即表示，万斯的立场是“从上海公报后退了”。
由此看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如果一直按照万斯设计的轨道运行，中美建交的时间将会大大延后。
所幸卡特政府逐渐感到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安全和政治利益，所以布热津斯基等人所倡导的路线也就逐渐得到了白宫的重视。
1977年底至1978年初，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务院围绕着总统决定“下一个派谁去中国”这一问题展开激烈争斗。
面对中方热情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的局面，万斯觉得自己丧失了对华政策的主导权，于是竭力阻挠，甚至想出了包括让副总统蒙代尔访华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