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发展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发展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李　成　文(河南中医学院,郑州450008)提要 宋金元时期政府对医药的关注、战争及社会的需求、医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学术环境宽松、运气学说及理学的影响、《局方》盛行、开放式的医药交流等是促进中医学发展的因素,而影响中医学发展的因素主要有理学、运气学说、儒医、辨证论治、滥用香燥药与《局方》、战争等。

此期是中医学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的发展与创新,对明、清医学的发展兴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宋金元时期　医学发展　后世影响 宋金元(公元960～1368年)不同时期国家重视医学,建立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机构,组织编纂本草及方书,大量校勘古医籍,发展医学教育,提高医生的地位,并造就了许多儒医兼备者,为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医基础理论,尤其是病机学说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火热论,脾胃内伤论,攻邪论,相火论及阳有余阴不足论,脏腑辨证说,归经说,升降浮沉说相继问世;对针灸学、方剂配伍规律、伤寒学等理论研究日益深入而出现了学术争鸣,形成不同的医学流派。

内、外、妇、儿、五官、针灸、骨伤、口腔等临床各科都有明显的进步,辨证论治普遍应用,芳香药物得以普及,临床疗效提高,对金石药的危害已经省悟。

因此宋元时期上承晋唐下启明清,对中医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促进中医学发展的因素11政府对医药的关注　宋金元400年间,社会变迁动荡,尽管朝代几经更迭,但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庶、社会文化科技高度发达的大国。

政治局面相对稳定,重视发展文官统治,大力培养、选拔文士,科技文化不断进步,经济繁荣,这为医学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尤其是北宋政府为发展中医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许多诏令。

如宋太祖、太宗、真宗、徽宗等关注医药,建立翰林医官院、尚药局、御药院、太医局、惠民和剂药局等医学管理及多种医药保健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医事制度与法规;不拘一格选拔医药人才;积极发展医学教育,大量培养专业人才;诏令天下,向全国征集医书及药材标本,并大规模校正医书,对本草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整理总结,编著类似于国家药典的《局方》;铸造铜人,统一针灸穴位;重视汲取外国医学知识与技术,大量引进香药等中药材;使医学得以普及,为医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而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提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对文人影响更大,儒医大量出现,宋代士人知医成为时尚,著名的儒臣学士留意医药者不乏其人;其中一部分进入医学领域,提高了医学队伍的整体水平,改善了医学人员的结构,推动医学理论发展与临床经验的总结,这是当时医学事业高度发展的促进力。

21战争及社会的需要　宋辽金元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生活不安定,或饥饿劳役,或恣情纵欲,致使外伤与骨科疾病大量增加,疫病流行,内伤杂病增多。

已有的医学理论难以指导实践,当时盛行的经方、时方及《局方》等方剂,不能满足临床需要,“古方不能治今病”。

因此,医学家们提出新理论、新方法,以适应战争及社会的需要,如骨伤外科已经发展为独立的学科。

31医学发展的客观需要　晋唐至北宋初期方剂及用药经验积累明显增加,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医学发展只有量的增加,很少有质的突破。

内科杂病诊治比较僵化,外感热病墨守仲景《伤寒论》成规,辨证与用药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新的疾病不断增加,疾病谱发生变化;执古方治今病,难以满足临床实际需要。

而宋元时期完善的医药卫生机构及制度,医学教育及医书的普及,医学人员素质的提高,促使医学理论创新和临床医学全面发展,临床分科更趋于精细,其中妇科、儿科、骨伤科、针灸学等发展更是迅速。

41学术环境宽松,争创新说　北宋及金元朝统治者多未以正统思想干涉学术研究,因此学术环境较为宽松,有利于医学创新。

金元医家敢于疑古,认为运气古今有异,古方不能尽治今病;在继承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2003年第18卷第3期中国医药学报・133　・标新立异,突破常规,提出许多新观点、新认识、新主张与新见解,补充、完善并发展了中医理论与临床各科,促进了医学的繁荣和发展。

形成了以刘完素为代表的研究外感火热为主的河间学派,以张元素为代表的研究脏腑病机的易水学派,以李杲为代表的研究脾胃内伤学说的补土派,以张从正为代表的研究攻邪理论的攻邪派,以朱震亨为代表的研究内伤火热的滋阴派等学术流派。

因此,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但后世却以朱震亨易张元素为金元四大家,故纪昀评论说:“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明代王纶《明医杂著》中“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

”即是对金元医家学术成就中肯的评价。

51运气学说及理学的影响　宋金元盛行的运气学说及其理学,对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元医学家以理学的太极宇宙模式、阴阳互根概念和象数原理作为研究中医理论的思想工具,以领悟、思辨、以不变应万变的医学思维方式,对辨证论治“格物穷理”,成为当时的潮流。

“格物致知”式的顿悟、思辨,促使中医理论中“取类比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思维趋势有了长足的发展。

许多医家运用理学的思维方式,阐发中医基本理论,推动中医学向更深层次发展。

61《局方》盛行　《局方》始于北宋,形成于南宋,“官府守之以为法,医者传之以为业,病者持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

”其所载方剂、炮制方法、制剂规范等对医学的普及、后世临床医学、方剂学与中药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71开放式的医药交流　宋元时期学术思想尚未走向封闭与保守,中外医药交流十分活跃,中医学吸收外国医学成果及药物,促进了制剂学、治疗学的发展。

如香药的大量输入,补充了本草之未备。

因其治疗脾胃虚寒、脾胃不和、湿困中焦、气滞血瘀、经络痹阻、中风阴闭等证有很好的疗效,而广泛应用于临床。

影响中医学发展的因素11理学　南宋以至元代,理学走向全面统治地位,儒、释、道三教合流所造成的中国文化主体思潮的形成,人们的思维模式在理学的影响下日趋模式化、单一化。

重思辨,轻实验;过分强调人的理性作用,不以“探索”作为主导思想,只注重“身心功夫”的不断完善。

不少医家从理论到理论,利用理学的思维方式在纸上反复推演中医文献,盲目认为尽心明性在医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解剖学仅成了解释理论的工具;而医学家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学及文史的理论素养。

因此理学阻碍了中医结构分析思想的发展,使宋元以后解剖学发展速度开始变慢而逐渐停滞,仅停留在对宏观理论上某些焦点进行阐释发挥或发表某些个人的见解;其领先地位在西方实验医学兴起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便远远地被抛到后边。

21运气学说　宋元时期运气学说盛行,过于强调外界自然因素,对“天人”的讨论取代了对人体内部结构的探索,而忽视机体的适应机能,特别是按五运、六气与干支配合,人为地规定出以六十年为一周期的历年疾病分布格式,并以此作为治疗疾病的根据,其结果是把“天人相应”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演变为宿命论,发展了运气循环论,对宇宙事物采取了主观臆断和机械归类。

加之理学的影响,一些医家机械地照搬运用,忽略病情医理和辨证施治,影响了临床疗效,使五运六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凭臆见以进退”的空玄之理,更有甚者走向问卜、算命的歧途。

刘完素在深入研究运用运气学说的同时,反对机械地照搬应用运气学说及某气主某年必然发生某病的说法,并批判运气学说中的宿命论。

北宋科学家沈括指出:“医学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大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

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至于一邑之间,而　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欲无不谬,不可得也。

大凡物理有常、有变”[2]。

影响到人们患病也是变化多端的,把运气看成僵死的东西,“胶于定法”,不知变通,就必然导致错误。

北宋太医杨介反对根据运气遣方用药,其对黄庭坚说:“视其岁气而为药石,虽仲景犹病诸也。

”陈自明认为诊治疾病不可拘泥于五运六气,南宋褚澄明确反对运气学说。

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在评价张志聪、陈修园之伤寒六经气化学说时指出:“假借运气,附会岁露,以实效之书变为玄谈”。

可窥见古代运气学说之盛行。

31儒医　宋元时期实行的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以整理、编次、研究古代医学文献为主的儒医,虽然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宋代文人尊经崇古,墨守成规,“述而不作”的学术风气也影响着儒医,阻碍了中医学的进一步发展。

41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的最大特点是“曲应其变”,可灵活处理各种临床现象,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式[1]。

辨证论治作为一种临床指导思想,其内涵表现出高度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因此独领风骚近千年。

辨证论治注重“思辨”,懒于“循名责实”,带有较强的、受个体经验制约的直观・134　・中国医药学报2003年第18卷第3期性、经验性和臆测性,视野狭窄,只要有了临床症状,就可以辨出一个“证”;只要某些药物治好某种病,总可以根据疾病表现出的“证”给药物定出一个相应的药性和治疗机制。

而临床疗效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运用者的临床经验、理论修养、思辨能力、直观比照能力及文史等理论素养,这是中医治疗体系难以客观化、规范化的原因之一。

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来解释和应付一切新的病理现象和治疗手段,客观上阻碍了中医学对其他科学方法的主动采用,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惰性。

因此辨证论治法则在“灵活变通”的特点背后,确实隐有“保守”的潜在性质,为中医学后来的发展缓慢埋下了伏笔。

51滥用香燥药与《局方》　宋元时期,由于香料药大量广泛应用于临床,以及《局方》的盛行,终成滥用温燥、按图索骥的流弊。

因辛香刚燥之品有耗津、劫液、伤阴、助火之弊,过用则极易造成人体阴液匮乏。

因此宋代医家张锐曾提出批评,朱震亨在《局方发挥》中更大加抨击,尤其提醒和告诫人们,对香燥药不能“多服、常服、久服”。

61校正医书局私改医书之弊　宋人一改汉唐训诂义疏的传统,注重考据,勇立新说,在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突出成就。

但是其过于自信,刻意求新,以致于篡改古书。

这种轻易改书的弊端在医书的整理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如对古籍的重新编次,删改原文,无端增补,误改误注等,给后人研究、学习、整理古医籍留下许多困惑而不得其解,甚至出现失误而不自知。

这种弊端持续近千年,直到上个世纪影印、校勘出版的中医古籍仍然存在[3]。

71战争　宋辽金元战争频繁,特别是南宋与金朝对峙,地域分割,金国北方地区盛行河间刘完素的《宣明论方》,金国中州地区(今河南、山东、安徽一带)盛行张元素、李杲之学,而《局方》则盛行于南宋,后来罗知悌才将河间、易水及张从正之学由北方传给南方的朱震亨。

因此战争影响南北医学交流,对医学发展不无影响。

对后世的影响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学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的发展和创新,对明清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如明代医学家薛己、赵献可、张景岳等,继承易水学派温补之余绪,又受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等理论的启发,创立温补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