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是怎么规定的
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是怎么规定的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能够证明和还原刑事案件当时情景的关键就是证据，从案件的侦办开始，很多关键性的证明都是一层一层紧密相连的。
整个刑事犯罪行为的真相不是通过某个人的主观臆断来决定的，如果不能通过确切的证据证明，或者所谓的证明根本就不符合规定都不满足证明的标准。
那么，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是怎么规定的呢?▲一、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是怎么规定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对此可以作以下理解：(1)据以定罪的证据均亦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二、新刑诉法完善了证据的概念和种类1、修改了证据的概念。
旧法将证据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新法将证据概念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2、调整了证据的种类。
(1)新刑诉法将旧法规定的“鉴定结论”,调整为“鉴定意见”。
(2)新刑诉法明确其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的地位后,我们不仅要审查其内容是否合法,也要审查其制作途径和制作形式是否合法,包括审查辨认笔录上是否有两名办案人及一名见证人签字,犯罪嫌疑人本人是否签字。
(3)“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时,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关于其来源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
在审查此类证据时要注重审查其时间是否连续,内容有无删节。
对于时间连续,内容客观完整,由侦查人员或者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的电子材料方可作为定案根据。
▲三、收集证据的方式有哪些?(一)询问。
询问是指执法机关或者律师要求当事人、证人或者鉴定人陈述自己了解的案情。
询问是任何案件中都经常使用的证据收集措施和方法。
从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谈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从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谈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近年来，证据立法的呼声日渐高涨，诉讼证明问题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诉讼证明的传统理论—“客观真实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新的理论—“法律真实论”随之兴起，目前，这两派学说形成争鸣之势，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客观真实论认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完全可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该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而法律真实论认为诉讼证明的事实只是接近客观真实的法律真实，而不能达到绝对的客观真实，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只需达到从法律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即可。
在法学界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到底坚持哪种真实观，还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各派观点针锋相对，都在理论上找到了支持本方的观点。
在查阅相关资料后，本人比较赞同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该坚持“法律真实”为基础，而且我国借鉴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唯一的选择，这样才能更好地兼顾人权保障和加快法治化进程。
正文有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界定和内涵，并指出诉讼证明的两大特点；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中外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第三部分着重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哲学思考，适时地转入到本文的切入点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并对两种事实观进行辨析。
最后一部分综合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应建构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述（一）刑事诉讼证明的界定对诉讼证明的概念，目前法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广义说，认为诉讼证明是公安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和当事人以及其委托的辩护人、代理人收集、运用证据认定刑事案件事实的活动①。
该观点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证明活动均为诉讼证明。
另一种观点是狭义说，认为诉讼证明就是国家公诉机关和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法庭审理中，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向审判机关提出证据，运用证据阐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的活动②。
狭义说把诉讼证明活动局限于审判阶段，把诉讼证明的主体限于公诉机关和诉讼当事人，把审判机关视为裁判控辩双方诉讼证明主张是否成立的居中者。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 明主体。至于侦查机关 ， 它在诉 讼活动中是基于国家赋予侦查权 ， 明而 非证 明案件事实 ； 查 就审判 机关而言 ， 它的诉讼地位 和职能决定 了它应是 中立 的裁判者 ， 故二者 均非 证 明主 体。刑事 证 明标 准只 是就 审判过程 而言 的 ， 常我们 所说 的侦查终 通 结、 提起公诉的标准 ，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证 明标准 。正 如学者 所言 ：证 明标 准主要是就 承担证 明责任 的诉 讼主体 而言 的。 “ 在司法实践 中， 证明标 准是由法官来掌握并 适用的。［其 实 ， 法官通过 证据认定 案件事 实的角度 来说 ， ”１ ２ 从 也有一个 认证标准 问题 ， 笔者认为 ， 的认证标准 和我们 界定 的证明标准是一 个层 面的标准 ， 此处 二者应 适用同一个标准 。
关于证明标准 问题 的种种争论 ， 主要分歧点在于对诉 讼证明的性质存在不 同的理解 。证 明是 一种非常普遍 的社 会现象。
何谓 证明 ， 《 现代汉语词典》 中的解 释为 ： 明是指“ 可靠 的材料来 表明或者 断定人 或事物 的真实性 ”Ｌ在社会生 活中证 明 证 用 。 ３ Ｊ 活动广泛存在 ， 社会活动需要证明 ， 科学研 究中也需要 证明 ，证 明是科学 思维 的主要神经 ， 一切论 断的科学性 的最首要 而 “ 是 必需的条件。任何论断都必须经过论 证才能成 为科学 的论断 。【 ”１ ４
收稿 日期 ：０６—０ —３ ２０ ５ １
作者简介 ： 单颖辉 （９８ ）女 ， １７ 一 ， 陕西户县人 ， 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 院助教 ， 法律硕 士。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什么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什么(1)据以定罪的证据均亦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法官在对犯罪嫌疑人最后进行定罪量刑的时候，那么一定是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的罪行都有着严格的法律依据，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确实触犯了我国刑法当中的某一项法条，应该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这些都是有证明标准的。
而且在刑诉法当中对证明标准也有要求。
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什么?▲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什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对此可以作以下理解：(1)据以定罪的证据均亦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重构我们认为,刑事诉讼的根本任务是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因此,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此罪抑或彼罪。
其次是诉讼程序是否合法,公正和有效率。
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是二元化,而不应仅是“客观真实”或者“法律真实”的一元化实体标准。
二元化的诉讼证明标准应包括:一是实体标准,即应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实体标准,我们称之为要件说;二是程序标准,即应以司法机关的诉讼证明活动是否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进行,也就是说程序是否合法、公正和有效率。
犯罪构成是刑事法律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为成立犯罪所必须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总和。
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主客观要件符合刑事法律规定,并具有社会危害性,则行为构成犯罪,依法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反之,行为不构成犯罪, 应属公民的自由行为。
可见,犯罪构成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最为直接、明了的界限或标准。
我国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最新规定
我国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最新规定（经典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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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刍议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作者：张继斌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3期【摘要】刑事诉讼自始至终都围绕证据来展开的，那么就离不开证明标准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都是需要运用证明标准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证明标准是根据法律之规定，承担证明责任的人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达到的程度，具有客观性、多层次性、可操作性和最低性等特征。
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的标准比较抽象，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加以操作，从而给办案人员留下过多自由裁量的空间等问题。
而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更加细化、具体。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证明责任一、证明标准的概念证明标准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我国法律学者的表述和用语也不尽一致。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表述：第一，从待证事实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将“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等同起来。
如“证明要求，又称证明标准，证明程度，是指诉讼中承担提供责任的主体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
[1]第二，从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的角度来理解，将“证明标准”与“证明任务”相混同并在同一层面上使用。
如“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系指对于刑事案件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需达到的尺度，亦即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项，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其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的具体规格”。
[2]有学者认为：“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或标准”。
[3]第三，从裁判者与当事人两个角度来理解。
如“证明标准是指证明责任被卸除所要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它实际上是在事实裁判者的大脑中证据所产生的确定性或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标尺；也是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最终获得胜诉或所证明的争议事实获得有利的事实裁决结果之前，必须通过证据使事实裁判者形成信赖的标准”。
[4]尽管在证明标准概念的理解上各种表述不尽相同，但对证明标准的实质性理解还是较为一致，即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之规定，承担证明责任的人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达到的程度。
论刑事证明标准作用原理和直接规制机制
一
准 的理 论 基 础 问题 。
［ ） 在所有的刑事诉讼 中， ２ 控诉方首先所做 的是对 涉嫌犯 罪的人进 行锁定并告知该人。 然后 这个被控 诉方锁 定 的人 （ 么是真的犯 罪人 ， 么是无辜者 ） 要 要 就要 进行准备 。如果这个人认 为是无 辜的， 么他 ＂ 那 ３然有权利提 出其在案件 － 发 生时不在犯 罪现场 的证据 以及早将 自己从 案件 中解脱 出来； 果这个人 是确 实犯 罪的 ， 么他 也有权利作 出诉讼 的 如 那 准备 ， 或者做 罪轻辩 护 ， 或者存在侥 幸的心理 而企 图欺骗控诉 方并做 无 罪辩 护 ， 者 以各种 方法迷 惑控 诉方使 之 陷入 或
精确的“ 标准” 。从人类语言表述的特点和刑事案件本身形 态的 多样性来看 ， 这种刑事证明标 准是不
可能存在 的。但证 明标准却是 以另一种形态出现的 ， 体现为主观把握的、 具有一定程度的量的变动进 程的且有必要加 以规定的。而这种主观把握 ， 则通过规制裁判者 内心来达成 内心确信 ， 形成一种新 的
能 是人 的经 验 理 性 和 基 本 社 会 生 活 中 的常 １ ， 进 行 认 识 和 判 断 只 能 依 靠 经 验 法 则 和 伦 理 法 ０ 而 ）
¨
。
事 实裁 判者 对事 实 的认定 是 一种认 识 活动 ， 而且 其认 识 的事 实 只能 是 通 过 当事 人 提 出 的证 据
首先 ， 刑事审判中的证据是通过口头的描述和 书面的记录来展现和固定下来的０ （ ］而语言本身 具有语义的模糊性和多义性 ， 表现在案件 中和法律的规定上 ， 就是无法用法律来规定具体 的证据所具 有的证明力和说服力。因为， 同样的一句证词 ， 可能在不 同的具体案件情境下所展现的东西和展现的 程 度都是 不 一样 的 ， 种不 一样 就最终 导致 了不 可 能找 到那种 能够 用 于操作 且概 括性 的证 明标 准 。 这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所遵循的标准和程序。
证明标准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主要包括证据的收集、举证责任、证明的标准等内容。
首先，证据的收集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是指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资料和物证。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充分收集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以便全面、客观地认定案件事实。
同时，对于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也需要进行严格审查，以确保证据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其次，举证责任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原则。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在举证责任上具有优先地位，即公诉人有责任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而被告人则有权利进行辩护，并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无罪。
这一原则体现了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和被告人在举证责任上的平等性和公平性。
再次，证明的标准是刑事诉讼中的关键环节。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明的标准主要包括“证据能力”和“证据质量”。
证据能力是指证据对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而证据质量则是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可信度。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根据证据的能力和质量来认定案件事实，以便作出公正的判决。
总的来说，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
在实践中，需要依法保护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保障公诉人和被告人在举证责任上的平等权利，同时根据证据的能力和质量来认定案件事实，最终作出公正的判决。
这样才能确保刑事诉讼的公正、公平和效率，维护社会的法律秩序和正常的司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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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摘要：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自身内容丰富、观点繁杂，证明标准在不同法系国家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差别。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对诉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证明标准基本理论基础上，比较两大法系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
一、证明标准的涵义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与诉讼理论和实践紧密相联。
陈光中教授认为，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法定的证明程度，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认定案件事实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或标准。
学界通说认为，证明标准即法律规定的负有证明责任的主体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也即裁判者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力的尺度。
证明标准既然是裁判者认定当事人主张事实的标准，也即当事人判断其应当将证明进行到何种程度的标准。
这样就不会有证明标准仅适用某些证明对象，而不适用其他证明对象的问题了，所以更加科学合理些。
二、国外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基于法定证据制度的教训建立起自由心证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则在破除神明裁判的基础上建立以陪审团制度为核心的证据法规则。
(一)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
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为自由心证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实的认定等，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断，在内心形成确信的证据制度。
法国法学界对其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法律并不要求陪审团说出他们获得确信的途径方法……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包含他们全部义务的问题：‘你们是真的内心确信吗？’”
与法定证据制度下的刑事证明标准相比，“自由心证”充分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具灵活性，能在更大程度上发现案件事实、保障司法公正。
但其也有局限，自由心证下的法官几乎全权掌握事实认定的法槌，法官个人的认知能力、法律素养和对案件的了解程度成为认知案件事实的关键因素。
“对于有高度
正义感、法律素养良好、智识甚高的法官来说，能够正确认定事实、实现公正，而对其他法官来说则基于自身条件限制，难免会发生认识错误导致误判，因此‘自由心证’只是一个概括性原则，有利于法官主观认识能力的发挥，但对证据证明所达到的符合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则要求不足。
”
(二)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
对于排除合理怀疑内涵，至今未有统一的说法。
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相信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作为理性的人，陪审团成员在根据有关指控犯罪是由被告人实施的证据进行推理时，是如此确信，以至于不可能做出其他合理的结论。
亦有学者持如下观点：所谓排除合理怀疑，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出重大决定时相信条件已经成熟并进而采取行动的心理状态。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案件已经发生，历史无法重演，强求达到客观真实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只能在现有证据和法律框架内排除合理怀疑，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真实。
但“排除合理怀疑”只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如何做到“排除合理怀疑”，英美等国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均无明确具体的界定。
三、我国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和证明标准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操作性不强，不利于实践运用。
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研究，不仅是完善证据制度的需要，也是适应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指导刑事诉讼实践的当务之急。
诉讼法学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界定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事实清楚是指事关定罪量刑的事实和情节都要查清；证据确实充分则是质和量的要求，即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所有证据必须与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且有证明能力。
我国证明标准相关的法律条文和论著都未对司法人员的主观方面提出要求和设立标准，而是一直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和客观方面，要求在使用证据认定事实时不反求于内心，而要始终依靠客观事实。
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以客观性为认识支撑点，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方面，而且以可知论为基础，认为通过正确收集证据、分析证据，任何案件事实都可以查清，由确实充分的证据所达到的案件真实应是排除盖然性因素的绝对确定的客观事实，这未免太理想化，且只重视客观，忽视了主观，没有做到主客观相统一。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说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总体性的要求，而不是具有规范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标准。
客观
真实是刑事诉讼追求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却不是证明标准，将存有歧义的表述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利于案件的快速准确处理，甚至造成冤假错案。
为了准确处理案件，实现法律正义和人权保障，确立明确合理、便于操作的证明标准，实为当务之急。
四、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足和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则明确规定侦查终结、审查起诉和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根据以上规定，理论实务界一般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适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所有的诉讼阶段。
从案件类型上讲，无论是死刑案件还是普通刑事案件，无论是重大复杂的案件还是简单案件，无论是依据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还是依据简易程序审理的简单案件或认罪案件，证明标准都要求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
从诉讼阶段上讲，除了立案阶段的标准为“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外，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有罪判决都要求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从证明对象上讲，无论是犯罪构成方面的事实还是程序法上的事实，无论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还是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无论是定罪事实还是量刑事实，证明标准并未作区分，司法实践中一律套用“证据确实、充分”标准。
我国严格要求所有案件、所有阶段、所有案件事实要达到“确实、充分”程度，尽管一方面有利于防止证明标准不统一而导致的司法擅断．但另一方面却反映了我国证明标准的粗放与不科学。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尺度，证明标准最终要起到规范指导的作用，理应清晰、易于把握、力求精准。
我国当前的证明标准，过分强调客观，操作性不强，不利于实践的运用。
笔者认为可以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证明标准的合理之处，
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即确信其罪，排除其他可能性。
这一标准正反两面出发，兼顾证实与证伪，可操作性更强。
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体现了这一点，其中的十七条将将我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的“证据确实、充分”解释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
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刑事诉讼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已经有很长历史和较完备的解释，但在我国立法文件中出现尚属首次。
在不同的诉讼、同一诉讼的不同阶段、不同证明对象，所需要的认知程序是存在区别的，其证明标准也存在区别。
我国证据制度与证明理论仍在发展过程中，还没有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证明标准体系，笼统地将证明标准规定为“确实、充分”是不全面的。
因此，我国引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仅仅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改革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结合我国司法实际，针对不同的诉讼阶段、不同的案件类型、不同的证明对象设定不同的证明标准，构建起一套既符合认识规律与诉讼活动规律又契合我国司法实际的证明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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