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医学的现状和困境论中医学的生存与发展

从中医学的现状和困境论中医学的生存与发展提纲与论点：中医学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财富中医学的文化本质中西医交流与碰撞西医的异化及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涵中医学在市场经济下的历史缺陷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及隐藏其中的“医学市场”中医学的现状和存废之争下的中医之困中医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贫瘠中医学自身本质属性上的缺陷中医学的科学教育机制中医学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医学现状的众家观点近年来中医学复兴和拓展的契机从科学的一元与多元对中医生命科学的意义中医学所特有的科学优势中西医学生命科学的认知与共同发展作者：李豫鲁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2009级中医13班关键词：文化渊源存废之争不科学本质属性困境概念差字数：14，229结稿日期：2010年8月29日 2010年11月17日最后修改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其有效的实践和丰富的知识中蕴含着深厚的科学内涵,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期以来，中医药承担着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的任务，这也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的优势。

中医药临床疗效显著，治疗方法灵活，费用比较低廉，特别是随着健康观念的变化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开始应用传统医药。

特别是在中国政府提出“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之后，对传统医药的推广更应不遗余力。

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精髓，值得我们大力的发扬和传承。

从历史渊源的角度上来讲，中医是医学，也是文化，它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

中医产生于长期养生治病的实践，但当其在两千年前从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时，借助了当时的哲学、天文学、农学等成就，采取了“取类比象”的方法（同类事物具有类似属性），被赋予了本民族文化的内涵。

比如，中医把人体看作一个小自然，自然界的规律也体现其中，所谓“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经络气血”、“寒热温凉”等。

正是由于其自成一体，在今天一些人看来，中医理论“费解”，但这并不妨碍中医解决现实中的医学难题。

时至今日，在病毒感染性疾病、各类慢性病、功能障碍性疾病等治疗和养生保健等方面，中医仍具西医无法取代的优势。

中医四诊的“主观性”特征，也不妨碍优秀中医的准确诊疗，还因“简、便、廉”等优势深受群众喜爱。

可以说，那种将中医困境完全归咎于其自身“缺陷”的观点，如同将一棵大树的枯枝败叶，归咎于树自身有“病”，却忽略了树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因素。

其实，自19世纪末部分国人主张“全盘西化”以“强国”时，中医的困境就已开始。

进入20世纪以后，一些寻找中国落后挨打根源的知识分子，将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视为腐朽没落文化的代表，不加区分地踏在脚下。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中医不科学”等矫枉过正的言论，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背后则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此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多，对传统文化反而日渐陌生。

比如，文言文阅读能力的弱化，使得以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古文为载体的中医理论，对多数民众无异于“天书”。

加之，近代以来持续不断对“中医科学与否”的争论，使越来越多的国人对中医产生怀疑甚至抵触。

从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新中国初期中医药走过“弯路”，到目前的“取消中医”签名，均可看出这种阴影。

医学的存在不仅关乎人类的健康，而且更关乎社会的和谐发展，但当今商业社会的医学却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因为要时时面对“不科学”等质疑，中医被迫处于“自我辩护”的窘境，寻找着各种“客观的”证据，到头来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影响，日益被动。

不仅中医，其他传统文化的命运也大抵如此，前段时间国学的争论就是典型一例。

一种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须以大多数国人的认同为前提。

同样，中医的传承和发展，有赖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广泛认同。

中医的困境，一方面是后人创新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是文化的困境。

当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多了，传统医学的道理深入人心了，中医生存的文化土壤会逐步恢复，中医界将不再疲于“自我辩护”，重拾自信，更专注于怎样继承和发扬好中医“国粹”。

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复兴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的一个紧迫任务。

在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医日渐萎缩衰落，甚至有极端的观点直接指斥中医为巫术，还有一些名人公开建议废除中医药。

“取消中医”风波渐息，但由此而起的“中医存废之争”，引发了人们对当前中医困境的关注。

关于如何振兴中医，人们开出种种“处方”：为中医立法、加大政府投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等。

这些当然都对，但有个重要的方面却容易被忽略：中医的困境，缘于中医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贫瘠了。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当推清末国学大师俞樾。

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这也是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

俞樾思想的影响逐渐扩大。

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

到民国时期，废止中医作为当时“中西文化之争”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在思想界乃至政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

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

在中国百年历史中，关于中医的存废问题，有过三次大规模的争论。

第一次是20世纪初北洋政府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第二次是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第三次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医被视为“四旧”，成了清除的对象。

但中医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存续至今，且在宪法中确立了与西医平等的地位。

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医不断发展，而近百年却屡屡面对废除呼声？西医学是伴随着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企图而进入中国的，与其他领域一样，无非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解放后，中医学虽然在某些发展思路上必然地受到了西医学的影响，但毕竟中西医学间的交流合作还是比较和谐的，中西互学开展得不错，没有利益冲突，中医也得以有了一段“正规化”时期。

但随着商业化的发展，中医却飞快地败下阵来。

其实中西医学之间、医者之间是不可能有这样大的鸿沟的，无非是针对一个人体而已，中医之所以失败，是败于商业对科学的异化，而不是败于西医学本身。

中医的治疗理念是大环境下的“群体性”与小环境下的“个体性”相结合的，大环境无特殊变动的情况下基本上难以使其诊疗模式化、规模化。

中医的医疗行为也是在传统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模式下发展起来的，保持着医学与商业的平衡及传统的道德制约，是靠行医生存而不是靠资本生存，没有集体的经济利益诉求，故而不成其为一个利益集团。

因医疗本于自然，故不可能出现对医疗工具的依赖而从属于商业，更不可能为商业而不断创造市场，追逐利润，套取财富，所以根本不适合于消费社会。

另一方面，中国如仍以中医学为主导，则西方医药资本将失去很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不符合进攻性极强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的，除非中医药的主导权掌握在西方手中。

君不见国外实力雄厚的企业财团，不断斥重资研究中医学，而且不断在中医药领域通过并购等手段进行“圈地运动”，蚕食中医药成果，抢注中医药专利，甚至可笑得来抢夺中医的发明权，即可看出中医的优越及巨大诱惑力。

世界各国对中医的立法与应用越来越广泛，使得西方国家在本国医疗行业利益与中医的美好前景面前选择了一条先占据中国市场再研发中医药的战略。

在“列强”社会化的卫生方法和医疗、教育模式成为当时政府组织实施公共卫生的榜样后，西医一方面与中医和平共处，传教士、医生甚至中西药并用；一方面积极介绍西医学，开展慈善事业，并用国人的赔款兴建医学校、医院、药厂，培养自己的代理人（包括留学生），以医学手段获得了武力所得不到的权益。

待具备一定实力后，乘着中国精英界“西化”的东风进入学政两界，随即撕下和平的面纱，不再在乎科学的原则（西方在有组织的学术行为上是有双重标准的，不会脱离政治背景及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开始对中医大肆攻击，为西医进一步开拓市场、传播西方文化开山架桥。

故而，从一开始，中西医之争即是打着学术论争幌子的市场之争、意识形态之争。

到新中国时期，由于政府的干预，加上统制经济的束缚，西医学的商业化全面受限，并失去了西方的支援，所以不见多少成效。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的放开，西医学的春天才真正的到来。

在健康的名义下飞速发展，其商业性越来越明显，甚至科学的外衣也渐渐包不住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涵。

在当今社会，面对医改难题，政府急、百姓急，但医院不急。

在解决问题上，政府的影响反而没有医药企业大。

就医学本身来讲，分科越来越细，检查治疗也就更细，医疗过程的复杂使人体变的更零碎，当然花钱也更多。

我们不讨论学术上这个阶段的优劣，单从医疗过程上看，什么设备支持什么诊断，什么设备用于治疗什么病症并不是临床医生可决定的；开什么药能治什么病也不是临床医生说了算的。

只有医药企业才能掌控它们：给你什么你才能用什么，包括怎么用。

我们不能说多数医学院校（尤其国外）都被跨国企业、基金会控制，但起码医学理论研究出来与怎样实施是两个阶段，病生理与治疗也不一定对应，即教科书所罗列的诊治方法未必反映本质，而连这些不是最佳的诊治所依赖的工具的生产制造权都掌握在商人手中，那最终整个医疗过程也就不得不受制于彼。

药物在制造者眼中不再是医学问题，而成了商业问题。

由此，医生最后不过成了医疗商业链中的最后一环——产品促销员——而且是在科学名义下的强制促销。

如炎症，病生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目前相对完整的全身反应过程，但治疗偏偏选择了抗菌消炎，除了思路简单外，另一因素恐怕就是该思路研究出的药物相对便于生产，而且已是行业利益的一大支撑并形成了患者的共识，相当易于营销，任何的异见挑战的都是整个行业利益。

除非“大佬们”能利益均沾；医院医生们依然有建立在检查，药物上的诸多好处（包括医生不必再管具体情况的变化和病生理之间的不对称，更无须为药物理论内的副作用或之外的情况负责，有了保护伞，甚至不用自己费心思医病，一切但凭“说明书”），否则，从上到下都会自觉抵制异己的出现。

故而疾病的治疗只能以升级药物来解决，难以从理论上改变。

当医生让病人选用更高档的药或终生服药来完成医疗的升级；当中国的百姓不断听信广告，不断买药自医，乐此不疲，我不知道他们心里会不会产生内疚或困惑——这也算治疗？医学的商业化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医学关心的已不是追求疾病变化的规律，而只是在其间寻找一两个环节，不论前因后果地去干涉之，抛弃了人体与疾病的有机性，何遑及长远的影响？只不过修修补补，在技术上改良，不敢越行业利益的雷池，不敢对理论进行批判。

从而，医学飞速发展的百余年也是疾病爆炸的百余年，病未减少，药更增加；带病生存，带病遗传，商机无限。

最后是药企赚大头，医院拿小头，政府和患者做冤大头，被动应付商业医疗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