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中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研究

苏州大学研究生考试答卷封面考试科目：________________考试得分：________________ 院别：________________专业：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______授课教师：________________考试日期：年月日新型城镇化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研究摘要：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

但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行仍然存在诸多障碍，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问题、制约因素、解决路径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概括和分析，并就未来研究方向提出自己观点。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解决途径农民工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特有产物，主要是指在非农产业就业但仍然保留农民身份的劳动者。

据统计，2012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亿人，农民工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当农民工努力向城市身份靠拢时，却发现市民身份对他们来说几近可望而不可及，进城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城市并未做好接纳他们为城市居民的准备，致使其无法享受与户籍相挂钩的由城市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

中共十八大之后，城镇化建设回归到“人”这一主题，提出“城镇化不是给城市发展锦上添花，而是给农民工市民化雪中送炭。

”可以说是由以物为本的传统城镇化走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然而，从目前来看，实现新型城镇化下的农民工市民化仍然任重道远。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于乾顺认为，狭义的农民工市民化指在城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1]。

李兴华认为，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农民工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过程[2]。

综观学者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研究，多数学者赞同农民工完全意义上的市民化是指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分歧主要在于转化内容上。

赵立新认为这种转化主要涉及人口身份、社会结构、居住地域、所从事产业、文化(农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社会组织形态等)4 个方面[3]。

刘传江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四个层面的市民化[4]。

目前，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表明，农民工还没有顺利实现市民化，他们的城市适应水平较低，是一种“半城市化”和“虚城市化”，其在城市社会中普遍处于边缘化或底层地位。

李仕波，陈开江研究发现，截止2013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7.3111亿，其中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53.73%，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为36%。

这意味着中国有2.69亿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尚不能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基本服务，表明农民工虽然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地域转移，实现了由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变，但却未能实现市民化，城镇内部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5]。

刘传江认为，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1]于乾顺. 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及解决对策[C]. 河海大学，2007.[2]李兴华.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因素分析[J].湖南农业科学，2007（5）.[3]赵立新.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4]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理论月刊，2006（10）.[5]李仕波，陈开江.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制约因素及破解路径[J]城市问题，2014(5).的边缘和自我空间领域里“沉淀”为“外来边缘人口”，而且这种边缘性还存在代际传递现象[6]。

王春光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缺乏市民待遇，导致他们对城市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绝大多数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并产生了社会隔离和边缘化问题。

具体表现为：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社会名声污名化、发展能力弱化、社会认同内卷化[7]。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发展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但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依然篱栅重重。

从已有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主体性障碍、制度性障碍、社会性障碍和经济性障碍。

2.1主体性障碍来自于作为市民化主体的农民自身的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不可忽视，主要表现为：一是素质障碍，劳动者素质由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两方面构成，虽然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较于农村社区中其他非迁移劳动而言是最高的，但总体状况离市民化需求还是有一定距离。

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2009 年《农民工检测报告》显示，外出农民工仍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为主，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3．5%。

此外，大多进程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也比较低下，51．5%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劳动培训[8]。

这种低水平的文化教育素养和劳动技能使得农民工只能靠体力从事脏苦累的此属性劳动行业，大量聚集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仅工资收入低下，也会使得农民工在年老体衰时面临着失业的危险，无法有效保障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的有效融入城市社区，从而使得大量农民工不得不返乡，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二是心理障碍，农民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与其所面对的生活现实导致了农民工的特殊心理困境，即心理剥夺感。

中国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无论出身、社会背景、生活条件、见闻阅历、发展空间等各个方面都对这些明显的差距尤其敏感，在强烈的对比下很容易产生类似绝望的心理剥夺感，缺乏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9]。

三是认识障碍，即农民由于自身观念陈旧，“小农意识”浓厚，而与现代城市社会的思想观念、社会规范等方面产生脱节。

2.2制度性障碍农民工市民化也面临着许多制度性障碍，在中国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10]：一是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制度，城乡“二元体制”严重遏制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阻碍着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

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正式制度层面上影响着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

作为城乡“二元体制”基础的户籍制度，使得城市户口与城乡户口之间的转化受阻，在制度上排斥着农民工身份的转变，从而阻遏着农民工向城市市民的转化。

另一方面，附加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就业政策、福利政策以及教育[6]刘传江、徐建玲.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 理论月刊，2008.[7]王春光. 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C].// 李真. 流动与融和：农民工公共政策改革与服务创新论集. 北京: 团结出版社，2005：41-57.[8]姜作培 . 农民市民化主要障碍及对策构想 [J]. 改革与发展，2003(6).[9]奚蕾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以泰州为例 [J]. 财经问题研究，2013(5).[10]王超 . 制约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4(3).政策也在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二是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从90 年代，我国就逐渐构建起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是，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严重的“城市倾向”，使其成为主要面向城市市民、城市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包括数量巨大的农民工）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要远远低于城市市民。

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也是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三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城乡割裂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使得“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制度性鸿沟”，迫使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不得不通过次属劳动力市场，进入那些劳动强度大、收入报酬低、工作稳定性差的非正规性和边缘性就业岗位，从而很难实现与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合；四是缺失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完善有助于为农民工之间提供相互交流与互动的信息平台，消除他们的孤独感和心理压抑感，不断满足自身社会交往的需要，有助于给农民工提供了政治参与的平台，使其能够以集体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及利益诉求，有助于农民工群体形成符合现代城市生活的政治价值取向和目标，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更好的被重视，为其尽快地融入城市生活提供保障，有助于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消除相互之间的偏见与对立，从而使得农民工与市民之间能够更加和谐的相处，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减少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阻力，但是，真正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组织在我国几乎没有，而工会组织的独立性不强、功能较弱，未能形成多功能的社会组织体系，据调查农民工只有11.9%的人加入城市的各种组织。

这种状况就使得进城后的农民工大多处于分散的原子化状态，严重影响现阶段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效率、速度以及质量。

五是僵化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和宅基地制度，前者缺乏流动性和经营权转让市场，后者缺乏合理的退出机制，使农民始终无法彻底脱离乡村土地到城镇生活，从而很难实现完全的市民化[11]。

2.3社会性障碍农民工市民化还面临着一些社会性障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城市政府。

当前，外来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阻力来自城市政府。

在现行体制下，城市政府基本不用考虑外来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失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等问题。

这样，城市在利用外来廉价劳动力提高城市产业竞争力、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不必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这对城市财政收支显然是最为有利的[12]。

二是来自于城市居民，农民工市民化意味着将有大量新增人口与他们分享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城市中小学生人数将急剧增加，入学难问题更加突出。

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且绝大多数没有城市住房，这将导致申请城市公共租赁房和廉租房的人员以及申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迅速增加，城市贫困人口争取社会福利的竞争也将变得更加激烈。

另外，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居民的看病难、行路难问题也会变得更为突出。

这些后果显然不利于城市原户籍居民，因而城市市民会与城市政府一样不愿放松对外来农民工的落户限制。

三是来自于转移农民自身社会资本的匮乏。

转移农民进入到城市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他们社会网络重构的过程，由于相对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边缘化的居住环境以及与城市居民有限的交往，转移农民往往更倾向于构建小范围的以地缘、血缘、亲缘等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与整个城市社会的联系较少。

这种同质性强、异质性差的社会资本很难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在城市中向上流动的机会。

2.4经济性障碍[11]单菁菁 . 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综述：回顾、评析和展望 [J]. 城市发展研究，2014(1).[12]楚德江.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与政策选择[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农民工市民化还面临着一些经济性障碍，突出表现为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巨大。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到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问题，指出：目前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表面上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土地制度等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但根本原因还是改革这些制度需要付出高额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