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综述.doc

第五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综述张衔朱莉（四川大学经济学院）10月15至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清华大学中国公有资产研究中心等理事单位共同主办，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社协办的第五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在四川大学隆重举行。

本届年会入选论文100余篇，设有8个专题分会场。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高校、研究机构、出版单位的16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国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劳资关系、土地、住房和三农问题、劳动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比较经济理论等前沿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一议题，与会者就如下问题展开了学术探讨。

1.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近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命题一直是我国理论界探讨的重点。

白永秀、吴丰华在综述马克思、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学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的基础上，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六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提出了未来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注意的四个问题：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从理论高度进行认识；2.应破解“级差式”、“血拼式”和“以发展为本”三种发展方式，实现“和谐”发展、“节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3.采取正反两方面补偿办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成本进行补偿；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注意区域差异性，明确政策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大资本，东中西部采取不同的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周志太认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增加劳动收入，只有这样，经济发展目的才能从见物不见人转变为以人为本、经济增长路径才能实现从主要依靠简单劳动力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总需求结构才能实现从外需转变为内需、从投资驱动转向投资与消费协调驱动。

孙宝强认为我国目前的价格体系刺激了重化工业畸形发展，减少了就业容量；政府服务价格过高，不利于创业。

因此主张以价格改革促进就业与发展方式的转变。

2.关于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密切联系。

郭晗、任保平认为分权式改革背景下“为增长而竞争”的增长模式内生出多种带有排斥性的发展事实，是一种排斥性而非包容性增长，导致增长成果分享性明显不足。

要实现从排斥性增长向包容性增长的转型，必须要实现从社会分割到社会整合、从关系社会到规则社会、从阶层板结向阶层流动等的转型。

罗小芳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制度安排视角，探讨了包容性增长问题。

认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个增长的成果如何让更多人受惠（或受益）的问题。

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价值观、是一个“友善”的过程、是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共享式增长。

但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市场机制及增长的结果并不必然惠及到所有人。

应当在宪政秩序基础上建立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

3.关于收入分配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近年来人们讨论的一个重大焦点问题。

李炳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中至今套用资本主义成本价格公式和资本主义价值构成公式，导致社会主义企业初次分配的不公，成为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乃致出现两极分化的初始原因。

只有实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才能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使劳动报酬随GDP的增长而同步增长，才能彻底克服目前的GDP大幅增长而劳动报酬占比日趋缩小的收入分配失衡状况。

乔榛从初次收入分配的“地位论”和“贡献论”的演进分析了我国初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初次分配呈现出劳动份额不断缩小的趋势是由劳动和资本的“贡献”和“地位”的改变造成的。

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和“地位”是扭转初次分配中两个差距的主要路径，这需要政府对劳动和资本收入分配的介入。

徐晓红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发现，劳动者所处地区、行业、性别等机会不平等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40%，教育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最高（35.138%）。

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消除社会不公，政府应该努力给每个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以机会平等为核心的包容性增长。

董全瑞认为，“把工资强行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是造成劳动工资水平低，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现包容性增长，应当给劳动者以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使他们能够维护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上体面而尊严的生活。

4.关于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在肯定中国模式的重大创新性意义的同时，如何对其完善是讨论的重点。

李炳炎认为，“中国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式失衡”，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完善：发展战略要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发展理念要从“利益独占”转向“利益分享”；发展方式要从以GDP为中心转向“分享型经济发展”。

“分享型经济发展”是一个新的范畴，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定位；是以公平为前提、公平与效率统一的经济增长；是涵盖了以人为中心的全面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的经济发展。

5.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宋磊、孙晓冬指出，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开始显现之后，如何超越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模仿、进行新一轮制度创新的问题再次进入各界的视野。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重新思考代表了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应，它直接涉及到转型的目标问题。

经济民主是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题中应有之意。

经济民主在改革初期就被提及，但却没有获得学界的持续关注，没有在实践中成为主要的政策议题。

这是由于学界没有对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中的地位给予充分的重视以及美国型市场经济被视为改革的主要参照系造成的。

二、中国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效果是中国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这一议题的讨论重点。

1.关于产业结构调整李建德、王斌从消费结构决定产业结构出发，将消费分类数据转换成消费结构的三次产业结构，将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进出口结构结合起来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主要不合理之处是第二产业过度依赖出口，高端第三产业又过度依赖进口，由此导致内需不足。

因此，应当采取高端第三产业进口替代；分阶段逐步提高劳动者收入，分阶段逐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理顺要素价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对策解决我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外需、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外汇积累过多、流动性过剩引起的通货膨胀等难题。

李程、蔡桂云的计量分析表明：我国的资本要素市场中，第一产业基本是负向扭曲，第二产业是不很规则的U型曲线，第三产业则基本是倒U型曲线；各个产业的资本深化程度不同，用资本产出比衡量，从大到小排列顺序为三二一；扭曲程度偏于正向的产业资本产出比也相对较高。

因此，在政策层面既要发展第三产业，又要警惕其资本过度深化。

2.关于宏观调控效果近年来我国的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

为抑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

对此，杨文进认为，我国当前价格水平上升的原因是成本推进与气候异常所致，货币紧缩政策带来的成本上升和供给减少，反而助推了价格水平的上升，助长热钱的流动性。

因此，应该实施结构性的货币扩张政策，将绝大部分货币用于扩充企业的生产资金，由此增加社会有效供给以降低价格水平。

向宇、向晓旭对我国近期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分析，认为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政策时滞和公众预期、利率非市场化、基础货币被动投放以及该政策本身的制度缺陷。

因此，应当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加强政策配套。

徐敏认为，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消费没能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原因在于我国采取的是偏向生产的经济发展结构，经济增长动力高度依赖生产和投入，经济增长结构片面依赖投资和出口，导致投资消费失衡；收入分配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因此，应当从需求管理转向鼓励生产创新、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大规模减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供给管理。

三、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在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这一议题上，与会者重点讨论了以下问题：1.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和“比较优势陷阱”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周文、孙懿在“中等收入陷阱”本质的因果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框架。

运用该框架对比分析表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在各种原因相互作用下结构性形成的，必须用一系列政策来解决。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两大方面：培养市场对转型的推动力和形成政府的引导力。

乔晓楠、王鹏程和王家远选择了成功与不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5个国家和地区，从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变动、储蓄率、净出口、技术研发、城市化、货币供给与通胀等7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两类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

导致差异的原因，是这两类国家和地区在价值创造与分配、价值实现、货币的影响3个决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条件方面有明显不同的表现。

因此，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避免过度城市化；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避免过度消费挤压储蓄；以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控制货币供应量，保持物价稳定。

我国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否有可能落入“比较优势陷阱”是学术界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刘涛雄、周碧华通过构建一个两国开放经济模型说明，造成“比较优势陷阱”的前提是局限于现有的产业机会，在这个前提下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确实可能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避免“比较优势陷阱”的关键是抓住新的产业发展机会。

因此，在政策上通过支持创新而产生新的产业机会是后发国家实现长期赶超的唯一机会。

2.关于劳动报酬与产业竞争力提高劳动报酬是否对产业竞争力有负面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李文溥、郑建清和林金霞运用实证方法对我国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与产业竞争力变动的趋势进行了分析。

分析表明，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在国际上是最低的且有逐年下降趋势。

在国内，静态上提高劳动报酬会导致行业利润率的下降，但作用逐年递减。

动态看，利润总额随着劳动报酬的增长而更快的增长。

劳动报酬与制造业国际贸易竞争力之间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认为劳动报酬水平的提高将导致制造业国际贸易竞争力下降的说法没有根据。

3.关于资源环境刘辉煌、李子豪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全国和分地区层面的因素分解的结果均表明，老龄化是中国近年来人均碳排放增加重要原因。

动态面板的计量分析表明：老龄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分渠道的研究显示，老龄化主要通过生产渠道提升碳排放水平，消费渠道的抑制作用则很不明显；人均收入与碳排放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倒U曲线关系；研发投入、出口的增加有利于碳排放的下降，而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则显著提高了碳排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