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_士人_思想
司马迁的“士人”思想
采， 留下 了 “ 士人 ” 榜样 。 里仅 以他笔 下 的 四个 文 思 想 贯 穿 了他 的一 生 。从 小 就 学礼 、 礼 、 的 这 问 订礼 、 习
人—— 孔 子 、 原 、 谊 、 斯 来 看 一 下他 作 为 古 代 礼 ， 屈 贾 李 成人 后用 礼来 规 范人 与人之 间 的关 系 。 周 礼 ” “ 是
说起 中国的历 史 和文 学 ，司马迁 这个 名 字是 那 政 治 的清 醒认识 和独 到见 解 ，这些 独 到之 处在 他 笔
样鲜亮 地 映现 在人 们 的脑 海 中 。这 个 光辉 而伟 大 的 下 的人 物身上 充 分地表 现 出来 了 。 名字 ， 没有 因岁 月 的流 逝而 变得 模 糊不 清 。 也未 因历 范 ，史记 》 他 留给 中华 民族 的宝贵 文化 遗产 。 《 是 这部 里 程碑式 的杰作 为 我们 展示 了一 大批 文 化精 英 的风 我 们先 以他 笔 下 的孔 子 说起 吧 。这 位 中 国古代 贵族 的后 裔 ， 于贫穷 ， 迫 到他 曾祖 时迁 到 鲁 国 。他 出 身微 贱 ， 从小 就 争强 好 胜 。 志 为学 。积极 用世 的 但 立 史 的侵 蚀 而渐失 光 彩 。他是 中国古 代知 识 分子 的典 伟 大 的思 想 家 、 育 家 ， 家学 派 的创 始 人 ， 教 儒 是宋 国
“ 士人 ” 的思想 选择 取舍 。 侃 评说 ， 所顾 忌 。正 当 侃 无
接 受 父亲 遗 志 ． 成 巨 著 “ 完 太史 公 书 ” 当之 无 愧 的 想 ， 的 可在 当时不 合时 宜 。 后 ， 只好 回到鲁 国 ， 书 最 他 著 在 实地 考察 ，占有 丰富 的历 史资 料 的基础 上 ，以他 普 通 士人 的身 份 ．而有 为 天下 确立 文 化准 则 的宏 大 创作进 入 高潮 之 际 。 祸飞 来 。 横 由于“ 陵事 件 ” 李 的株 人 留下 了丰 富 的思想 文 化 ， 书 人 多尊崇 他 ， 天子 读 从 连而被 下狱 遭受 腐刑 。 唯我 独尊 的汉 武帝 ， 面对 不 屈 服于 自己的 当代最 渊博 的学 问家 司马迁 。采 取 了最 残忍 、 令 “ 最 士人 ” 到耻 辱 的宫刑 ， 际上是 置 司 马 感 实 诸侯 一直 到 中 国谈六 艺 的人 都根 据 他 的学 说来 判断 是非 ．但 充 其量 也不 过 是在 当时 社会 未 掀起 什 么大
《史记》中司马迁作为史家的价值与意义
传承和弘扬司马迁治史精神和方法论
传承司马迁“实录”精神
司马迁在《史记》中坚持“实录”原则，即真实、客观地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这种精神对于历史学研究和历史文献 编纂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得到传承和弘扬。
弘扬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治史方法
司马迁在治史过程中注重“通古今之变”，即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和比较，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趋势。 这种治史方法对于深入理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得到弘扬和推广。
司马迁（约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西 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 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时代背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汉武帝时汉朝国力达到鼎盛时期，汉 武帝时期的文化体制为司马迁著作《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
阶级立场制约
作为士人阶层的一员，司马迁的阶级 立场使其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评价具 有一定的倾向性，难以做到完全客观 公正。
个人经历和情感倾向影响
个人经历影响
司马迁在遭受宫刑后发愤著书，其个 人经历中的痛苦和挫折不可避免地对 《史记》的编纂产生影响，使得某些 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述带有一定的情 感色彩。
揭示了秦朝灭亡的原因，以及汉 朝建立过程中的政治斗争和权力
更迭现象。
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和评价， 展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
性。
揭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 矛盾和冲突，以及不同政治集团
之间的利益争夺。
社会矛盾及民生疾苦关注
通过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描写， 展现了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和普 遍性。
司马迁说过的名言
司马迁说过的名言
司马迁（约前145年-约前86年）是中国历史学家、文学家，著有史书《史记》。
以下是一些司马迁的经典名言：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 意思是天下的兴衰变化，责任在于每个个体，每个人都有责任。
2.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 - 强调学习中寻找良师的重要性，师者是传授知识、指导学生、解答疑惑的存在。
3.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 - 强调通过广泛阅读，可以提升写作水平，使笔下之功如神。
4.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 - 意思是身为士人，必须拓展胸怀、坚定意志，扛起重任，以道义为准则。
5.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 - 强调追求知识、追求进步的不懈努力和上升之路。
这些经典名言体现了司马迁对于责任、学习、修养和奋发向上的思考和观点，深受后人的尊重和引用。
效范专升本明人简介司马迁(2)
司马迁（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
西汉史学家、散文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初任郎中，奉使西南。
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
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
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
扩展资料：个人成就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
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后世纪念陕西省韩城市以南，在俯视黄河的梁山北端有一座祭祀司马迁的建筑。
建于此处的司马迁祠始于西晋永嘉四年（310），郡太守建石室、立碑、植柏树。
西晋怀帝司马炽祭祀过同姓的司马迁。
北宋宣和七年（ 1125）曾修缮墓垣，建寝宫、献殿、山门。
其后，元明清时期又不断修缮改筑，成为今天的祠堂。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
西汉史学家、散文家。
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
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初任郎中，奉使西南。
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论《史记》中战国时期的谋士形象
科技 曩向导
２１ 年第２ 期 ０２ ４
论《 史记》 中战国时期的谋士形象
（ 丹江师范学院 牡
孙鸿达 黑龙 江 牡 丹 江
１７ １ ） ５ ０ ２
０引 言 ．
“ 在战国深刻 而剧烈 的社会转 型中 ．士人发展成 为一个人数众多 且活跃 的知识 阶层 。 他们成份复杂 ． 人格相对独立 ， 没有 固定 的人身依 附关 系 ， 自由流动 ， 眼界开 阔， 情绪高 昂， 思想活跃 ， 了实现 自身的人 为 生价值 ． 积极参 与各种社会活动 ． 游说于各个诸侯 国之间 【 士的精 ” 喋 神风貌 与意识 在战国时期 大放光彩 司马迁笔下 的谋士是一群文化 内 涵丰 富的人物 ． 同时又是一群性格丰满 的艺术形象 。
２《 ． 史记》 中战国时期谋士形象的塑造方 法
２１ 见 法 ．互
有 别于一般文学作 品的人物形象 塑造 ．史传人物 的塑造不能虚 构． 只能在史实基础上 概括 ． 出人物 的特征 。 １ ７ 突 ｔ ７ 互见 法也称旁见 ７ ２ 侧 出法 ． 即在 一个人 物 的传记 中着重 表现 他 的主要 特征 ． 而其 他方 面的性格特 征则放 到别人 的传 记中显示 。在《 范雎 蔡泽列 传》 ， 中 因 为魏公 子害怕秦 国不 敢接 纳魏 齐 ． 赢对 魏公 子进行 了批评 ． 侯 为他 提出适宜 的做法 。而在《 魏公 子列传 》 ， 中 我们 不仅看 到 了侯赢 他过 人 的智谋 ， 还看 到 了他对 信陵 君天地 可鉴 的忠 心 。在 《 白起王 翦列 传》 ， 中 我们 可知范 雎导致 了白起的 死亡 ． 因两人不 和而 已。但在 只 《 范雎蔡泽列传 》 中我们才 明白 ， 原来范雎有惨痛 的过去 。 险些被魏 他 齐屈 打致死 ． 却没有因为 困辱 而沮丧 。 而是奋 发图强 ， 反 建立 功名 ， 也 是让人钦佩之人。
汉朝的四大纵横家世家与士人的智慧交锋
汉朝的四大纵横家世家与士人的智慧交锋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它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而且在文化上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
其中，四大纵横家世家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战略思维，在士人中展开了一场精彩的智慧交锋。
他们分别是：刘向、公孙龙、贾谊和司马迁。
刘向，字子齐，是西汉末年的重要文学家和政治家。
他以才华横溢和广博的知识而著称，与贫寒生活相伴。
刘向认为学术应该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他利用历史文献和地理资料，撰写了《战国策》和《列女传》等重要著作，为后世研究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智慧交锋中，刘向以他的坚持和勤奋为士人们树立了榜样。
公孙龙，字仲，是西汉时期的政治家和经学家。
他对经济和财政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曾任朝廷的要职。
公孙龙主张兴办农桑之事，为百姓谋福祉。
他还对汉朝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治国安民的有益建议。
在士人的智慧交锋中，公孙龙以他的务实和深思熟虑成为了备受赞赏的对象。
贾谊，字子长，是西汉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
他以才智出众和善辩的特点闻名于世。
贾谊主张改革政治制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方案。
他特别注意军事建设，提出了兵力上的合理调配和充实，为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贾谊在智慧交锋中以他的条理清晰和机智聪明成为士人们的焦点。
司马迁，字子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编年史学家和文学家，被誉为史家之绝。
他撰写了《史记》这部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巨著，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智慧交锋中，司马迁以他的洞察力和才气横溢成为了士人们的楷模。
这四位纵横家世家以他们的智慧和才华充分展示了汉朝士人的聪明才智。
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为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福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们的智慧交锋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让后世能够继承和发扬光大。
正是因为他们的奋斗和智慧，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辉煌文明。
让我们铭记他们的智慧和贡献，继续努力推动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高中语文 我国的第一部“正史”——司马迁的《史记》素材 苏教版选修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象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象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成为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令、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有关知止知行的司马迁事例
有关知止知行的司马迁事例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生离死别最伤人心，而人生相交一二知己，最是快乐。
从来相知可喜，方才遇见，便可说山说水，千言万语，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相知，是彼此相交而能相互了解，知是了解懂得之意。
懂得自己的人就是知音、就是知己。
知音知己向来难求，因此古人有千里觅相知之言，纵在千里之外，也愿意为知音知己翻山涉水而来。
所以中国传统士人一直有着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甘愿为赏识自己、栽培自己的人献身。
而人之相知，贵乎知心。
一旦知心，就算是只存在是历史、书简中的古人，也会与自己产生一种知音的联动。
司马迁曾用“士为知己者”来表达自己发愤著书的动力，他从古代经典之中，找寻到古人的意志，汲取到古人的精神，找到了共鸣，于是方有了极具主观精神的《史记》，充满着自己的人生喟叹，磊落而多感慨。
知本义就是知道。
小篆字形的知，从口从矢，《说文解字》言“词也”，段玉裁的说法非常形象，他说因为思维敏捷，说话说出口就非常快，就好像箭矢一般：“识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
”其实思维的敏捷来源于对事物的了解，正是因为懂得、熟识，才会脱口而出。
闻一言以贯万物。
古人的知道，最开始要广博得多。
通晓天地之道，深谙人世之理，是谓知道。
天地之道，是天地运行的规律，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还有更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老子笔下的道，充满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之际的运行轨道。
而人世之理，是人生社会的道理。
人生于世，从懵懵无知到获得经验得到知识，摸索出了很多的“道”，为人之道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从政之道是清廉公正、为国为民……所以其实知道，不仅仅是要了解天地运行的规律，更是要懂得人生社会的道理。
真正的知，从来都不是超脱的，而是深入到人群之中的，并且一定是真理的，而且从来也不会脱离道德。
苏辙曾在信中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是知道，正是如此。
一个人知道，是要在道德层面上有所收获、有所行动。
我们常说知足常乐、知止而行，这个知足、知止，其实就涉及到了道德层面，知道满足、知道适可而止，不贪求，不妄动。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试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司马迁是汉代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虽然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不是十分的完备，但是其丰富性和卓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发愤著书说又是重中之重。
本文结合《报任安书》和《世纪·太史公自序》，着重讨论其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历史传承及其影响、意义以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著书文学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文学家，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历来备受学者的重视。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特色之所在。
了解其发愤著书说，对我们了解司马迁整个文学思想是十分有意义的。
同时，由于时代的原因，司马迁的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样也使我们对整个古代文论的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短话:“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①《报任安书》中也有一段与此十分相近的话，从这段话中我们大抵可知“发愤著书”这个名称的来源以及运行模式。
“发愤著书”是作者遭遇缧绁、身毁不用之时，经过“深惟”之后所作出的冷静的决断，它促使司马迁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去完成艰巨辉煌的时代使命，同时也是先父遗命。
可以说它是司马迁在自己实际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古代伟大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进行分析和总结而提出来的。
其含义实是人生受困后的发奋振作,是在身心挫辱之下,情感与理①《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37页智交变之后的一种升华方式,是士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其自我价值。
论《史记》中士的形象
论《史记》中士的形象张群【摘要】<史记>中众多的士的形象都是司马迁文化人格的折射.司马迁通过对各类士人形象的描述,揭示出士人文化精神的内涵与特征,同时也将自己兼济苍生的济世情怀和理想追求折射于笔下的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中,司马迁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他笔下的大量的士形象中得到更深刻的体现.【期刊名称】《枣庄学院学报》【年(卷),期】2011(028)003【总页数】3页(P80-82)【关键词】士;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道义精神;司马迁;文化人格【作者】张群【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62《史记》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司马迁自我人格的反射。
他通过历史人物来表达自己的灵魂探求，体现自身的道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历史使命感。
他身为知识分子所具备的兼济苍生的济世情怀和理想追求，折射于笔下的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中。
他在史书的写作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表达了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爱憎情感，生动形象的再现了一系列历史人物。
《史记》中诸多“士”的形象更是体现了司马迁对充满偶然性的复杂人生的审美再认识，表达自己深层的灵魂探求，更真实的体现了司马迁矛盾复杂的文化人格。
一、士的形成历史(一)“士”之本义“士，事也。
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
孔子曰:‘推十合一曰士。
’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
’”［1］(P18)“士”字的原义是“事”且与人的才智联系在一起。
在周封建社会中，“士”字的意义就是“事”即“专门做事”或“做专门事”。
(二)春秋战国之“士”在周制中，“士”是与平民最接近的贵族中的最低一个阶层。
顾颉刚称“士为低级之贵族”［2］(P85)孟子在答北宫锜问周室班爵之制时指出周室的爵禄等级是:“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3］(P235)《礼记·王制》曰:“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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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６月咸阳师范学院学报Ｊｕｎ．２００６第２１卷第３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Ｖｏｌ．２１Ｎｏ．３【秦汉文史研究】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２－２３作者简介：孔黎兰（１９６２－），女，陕西咸阳人，集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说起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司马迁这个名字是那样鲜亮地映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这个光辉而伟大的名字，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不清，也未因历史的侵蚀而渐失光彩。
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史记》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这部里程碑式的杰作为我们展示了一大批文化精英的风采，留下了“士人”的榜样，这里仅以他笔下的四个文人———孔子、屈原、贾谊、李斯来看一下他作为古代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文人学者，是如何看待、评价“士人”的。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世典周史”的史官之家。
其父司马谈在学术上颇有抱负，他使儿子从小就受到了一种别人无法企及的教育和影响，以至后来成为接受父亲遗志，完成巨著“太史公书”的当之无愧的人选。
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报任安书》），在实地考察，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他“士人”的思想选择取舍，侃侃评说，无所顾忌。
正当创作进入高潮之际，横祸飞来，由于“李陵事件”的株连而被下狱遭受腐刑。
唯我独尊的汉武帝，面对不屈服于自己的当代最渊博的学问家司马迁，采取了最残忍、最令“士人”感到耻辱的宫刑，实际上是置司马迁于死地。
他想以这种肉体的摧残来对司马迁实施精神上的折磨，迫使他向自己投降。
这场灾祸，对司马迁个人是一场悲剧，但对《史记》的完成却是一个动力和新的起点。
肉体的摧残带来了精神上的升华，司马迁把“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史记・孔子世家》）之处统统发泄出来，从而表现出了他对于当代政治的清醒认识和独到见解，这些独到之处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先以他笔下的孔子说起吧。
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宋国贵族的后裔，迫于贫穷，到他曾祖时迁到鲁国。
他出身微贱，但从小就争强好胜，立志为学。
积极用世的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
从小就学礼、问礼、订礼、习礼，成人后用礼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周礼”是他追求的目标和最高理想，而实现“礼”的基础是“仁”，“仁者爱人”，即克制自己去爱别人。
“仁”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他带着得意的弟子出门讲学，楚卫陈蔡，到处碰壁，象丧家之犬、落网之鱼一样。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他有天下统一的思想，可在当时不合时宜。
最后，他只好回到鲁国，著书立说来宣扬他的主张，求得思想上的发泄。
他以一个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
因此，司马迁崇拜孔子的人格。
尽管孔子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读书人多尊崇他，从天子诸侯一直到中国谈六艺的人都根据他的学说来判断是非，但充其量也不过是在当时社会未掀起什么大浪的一介书生，这似乎是具有深刻思想、博学多闻的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结局。
由此司马迁为之感慨良多，对孔子的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愤愤不平。
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从精神上向孔子看齐。
这实际是对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的继承。
在司马迁眼中，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这样的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司马迁的“士人”思想孔黎兰（集美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０）摘要：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通过一大批文化精英体现出来，司马迁无愧于文化精英这一称号。
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从《史记》中对于孔子、屈原、贾谊及李斯等古代“士人”的述评，可以看出他的知识分子观。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士人思想；士人楷模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９１４（２００６）０３－００１８－０３第３期孔黎兰：司马迁的“士人”思想・１９・（《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说对孔子充满敬仰之情居多的话，那么在屈原、贾谊身上更多地表现的是同情和不平。
屈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在中国的文学还没有同哲学、历史等等分开的年代，就写出了那么多纯文学的作品，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然而他的一生却是那样的悲惨。
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这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时候，然而好景不长，他出众的才华却招来了一群腐朽贵族的反对，因而被昏庸的楚王疏远、流放了。
但即使是在被放逐期间，他同样怀抱着忠君爱民、以死报国的信念，对君王表现出极大的忠心，对祖国表现出深沉的爱恋。
他以其抒情杰作《离骚》，一唱三叹，三致志焉，把他的才华、情感表现得酣畅淋漓，奔腾澎湃。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这种精神确乎可以“与日月争光”。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志行廉洁之人不被重用，反遭流放，司马迁就是有不平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司马迁是在发泄对汉朝专制政治的愤恨；“悲其志”、“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以上俱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是司马迁真情的流露，杰出人才被埋没是他最感痛惜的，他能不为之动容吗？贾谊，这位１８岁便“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的才子，深得文帝赏识，由博士官而至太中大夫，平步青云，仕途顺畅，其治国才能的频频显露使文帝决定封他为公卿，但“娥眉曾招人妒”，迫于朝中旧臣的压力，无奈的文帝只好贬他为长沙王太傅。
新旧势力斗争的结果，迫使这位才华横溢的有为青年悲愤地告别京城，踏上了悠悠漫长、危机四伏的南国故道。
他的满腔悲愤、抑郁不平的情感倾吐在《吊屈原赋》中，此时此刻，他的遭遇、心情与屈原当年是何其相似啊！司马迁将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同列一传，似也看到了他们感情深处的相通。
令人深感痛惜的是这位在政治上卓有见识的人物，后来被召回京师，文帝却只问他一些鬼神的事便打发他去了。
李商隐诗可证：“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更令人感动的是这位文人的忠心。
他自认为没有进到太傅的职责而使梁怀王堕马身亡，为此耿耿于怀，悲伤哭泣，忧郁而死，年仅３２岁。
贾谊的一生坎坷、怀才不遇实在让人同情。
如果说司马迁对命运不济、倍遭磨难的知识分子同情的话，那么他同样更明确地表现出了对变节的无耻文人的鄙夷和唾弃。
李斯便是司马迁深恶痛绝的一个人物。
《李斯列传》就像是一篇人格演化的小说，一开始，司马迁就以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的“老鼠哲学”发端，其中的意旨不言自明。
厕中鼠食不洁之物，还屡遭人犬惊扰，而仓中鼠却饱食终日而无惊恐之忧。
李斯从中得出“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他的一生就是象老鼠一样，为自己找一个安乐窝，保全性命，苟且偷生。
他由一闾巷布衣而辅佐秦始皇并吞六国，焚书坑儒，创建新制度，位居众臣之上。
固然，对于秦的统一，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人格上的卑污使他在秦始皇死后，畏祸贪权，为虎作伥，杀扶苏，立胡亥，卖身投靠，曲意迎合，最终自己也不免被赵高、胡亥所杀，被别人当作老鼠一样消灭掉。
李斯曾受教于儒学大师荀卿，通晓儒家学说的宗旨。
联系与他同出一师的韩非之死，更能见出他的极端刻毒，一味利己。
《谏逐客书》是李斯上给秦王的一篇奏章，气势充沛，文采飞扬。
秦王为了他的统一大业四处招揽人才，韩国借机派水工郑国入秦，以修“郑国渠”这一巨大的水利工程来削弱秦国的军事实力，后计谋败露。
当时因客卿入秦而影响自己权势的秦宗室贵族，利用这一事件对秦王进行挑拨，提出“请一切逐客”的建议。
盛怒之下的秦始皇下了逐客令。
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
于是他写了这封信上书劝谏。
他历数了历史上外来客卿对于秦的强大所做的重大贡献，指出秦王的做法实在是“却宾客以业诸侯”、“藉寇兵而赍盗粮”，“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想尽办法使始皇留下了外来客卿。
但三年后却胡言外国人不会为秦国效忠，为秦始皇出谋暗害了才学在己之上的同学韩非。
司马迁对这文人中的败类那种卑污的灵魂，极端利己的个人野心揭示得极为深刻。
对这些人物或褒或贬，或抑或扬，司马迁自以他的“士人”思想为标准，而他的确是士人的榜样。
“士人”是坦坦荡荡的君子。
“所谓有德，所谓闳览，所谓笃行，所谓深中隐厚，所谓内敛行修，都是君子一义的内涵，”“这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也是司马迁的理想人格。
人格的衡量，这君子的标准就是尺度。
”［１］５君子应当具有有教养，有性情，有含蓄，有风度的理想人格。
司马迁对人物的品评和对大小事物的看法似乎总是以孔子的标准为试金石。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通过一大批文化精英体现出来，司马迁无愧于文化精英这一称号。
他是流着泪・２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２１卷来写《史记》的，将自己主观的情感投注其中。
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出司马迁的痛苦，那是思想家智慧的痛苦，理想和现实碰撞的痛苦。
自从“李陵案”以后，司马迁对人生的认识更深刻了，感受更敏锐了，情感更浓烈了，他把修史“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史记》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２］鲁迅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思想上、个人遭遇上，司马迁与屈原确实有相通之处。
他们无论是在得意之时还是失势之际，对于理想的追求始终坚定执著，对于国家，乃至于主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忠心，但平心持正所带来的结果太让人痛心了。
“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对孔子的才高不得志大书特书，借倔强自重的孔子的悲剧来感叹自己的悲惨遭遇；对屈原、贾谊才高被贬的坎坷不幸倍加同情，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对阿谀取容、贪图富贵的李斯的鄙夷和唾弃，实是为自己做人格标榜。
作者强烈的身世之感，使得笔下的人物常显出一种愤激之情，沉郁之气，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
这是悲愤，是壮美，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特色，实在令人神往。
从司马迁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士人”那种顽强不屈、宁折不弯腰的硬骨头精神。
“这时的人们一方面充满了社会责任感，一方面又不忘个人的地位。
”［３］他没有向汉武帝低头，而是忍辱负重，不屈不挠，把写作《史记》作为一种个人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坚信这部巨著的问世一定会洗去由于腐刑而带来的一切耻辱。
“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
‘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
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
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
”［１］４２因此，《史记》与其说它是一部史书，不如说是一种精神。
这部书是司马迁用全部心血谱写的一部爱的颂歌，恨的咒曲，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作为人的理想和现实冲突的最后结果。
在他身上，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旧制度对文人的压抑和摧残，但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即士人那种在困境下坚持不懈、努力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古代的知识分子不懈地努力，锐意进取，这便是司马迁的“士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