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一)

经济全球化与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一)内容提要：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曾将东南亚的经济业绩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新宏观经济理论在东南亚的成功实践，亦归因于东南亚各国政府顺应经济全球化要求，在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非制度化和私有化的改革，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效法。

但是，1997年突发的在东南亚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破坏性极强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能否公平分享的质疑，促使东南亚各国政府重新认识、辩证地看待主要由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从而制定更加符合本国国情和本民族根本利益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东南亚国家经验与教训重振经济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

然而，对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东南亚国家6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效应是双重性的：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东南亚经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从高速增长走上经济“奇迹”，从经济“奇迹”坠入危机的深渊，又从经济危机艰难地走向经济复苏。

东南亚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政府和企业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更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规避风险、捍卫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与东南亚经济“奇迹”20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时期，凸显出两股相对独立但密切交融的经济发展趋势，即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金融和资本流动的全球化。

考察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生产与贸易、金融与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可以发现，不仅是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贸易/GDP的比率)较之以前大为提高，在国际贸易大幅增长的过程中，贸易方式也大为改观。

国际贸易愈益出现“产品内部专门化”(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的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已经分散为零部件组装和加工的过程，生产厂商根据相对优势的原理，在地区各国间依次分布其生产线。

全球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一体化进程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资料都表明，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外国资本在流入发达国家的同时，亦流入了发展中经济体。

由外债、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外国私人基金投资(包括退休基金、互助基金和对冲基金)等组合而成的私人资本投资成为投资的主体。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东南亚地区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亮点，以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的资本为主的外国直接投资蜂拥而至。

20世纪90年代之后，该地区又掀起了以欧美为主的外国间接投资的浪潮。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大量自由度相当高的短期信贷、追逐货币利差的热钱也竞相涌入了东南亚市场。

1989年之后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国家成了两种外资形式——国际私人直接资本和间接资本——竞相投资的热土。

其中，马来西亚的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的比重从1983-1988年的年均3.1%增加到1989-1995年的年均8.8%，同期，泰国从3.1%增加到10.2%，菲律宾从-2.0%增至2.7%，印尼从1.5%增至4.2%。

在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东南亚本国投资与廉价劳动投入的支持下，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年份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

IMF 的统计数据表明，东南亚国家在1986-1996年10年期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与前一个10年(1975-1985年)的年均增长率相比，要快得多。

其中，新加坡从年均7.2%增至8.4%，马来西亚从6.3%增至7.8%，泰国从6.6%增至9.1%，菲律宾从2.9%增至3.7%，印尼从5.7%增至7.4%。

东南亚地区较为稳定的政局、丰裕的自然资源、廉价而质量较高的劳动力、潜在的国内市场以及20世纪70年代之后便呈现的高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等因素，固然是外国直接投资热衷投资的重要原因，然而，东南亚各国政府为吸引外部资金而采取极其优惠的税收政策、宽松的外汇管制和开放的资本市场则是各种类型的外资(尤其是证券和金融资本)趋之若骛的根本原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IMF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理论(neo-liberalapproach)和新宏观经济理论(newmacroeconomictheory)的影响下，这些国家深受主流经济理论影响的经济技术官僚们坚信，只要关注和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采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混合运用的需求管理政策，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必定能够促使大量外国资本(包括短缺资金)的流入，带动经济持续、稳定和高速增长。

它们在经济领域里相继推行了实现国内金融部门和资本项目“双重自由化”(twinliberalization)的改革，解除了对外汇流出人的管制，放宽了对外国直接投资、对外信贷活动、资本和货币工具、金融衍生物产品的管理。

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的非制度化(de-regulation)改革，在简化了原有繁琐的外资投资程序的同时，放宽甚至废除了阻挠外资进入当地国家敏感领域的很多法律章程，给外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和贸易提供了便利化。

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东南亚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privatization)，打破了国家对其重要经济领域的垄断，为外资的进入排除了障碍。

这些重大改革措施所产生的直接效应是：东南亚各国政府顺应了当时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投资环境，大大促进了外资在东南亚的投资和贸易。

虽然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仍然是东南亚国家经济重要的增长源要素，但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在东南亚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愈益重要的作用。

根据巴里·博斯沃思和苏珊·科利恩斯的研究，在1960—1984年和1984-1994年这两个时段，东南亚国家的TFP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除菲律宾之外都有所提高，其中新加坡从0.95%增至2.3%，马来西亚从0.7%增至1.15%，泰国从1.25%增至2.55%，印尼从0.8%增至0.85%。

e1986年之后，新加坡的TFP主要源于技术创新、面向出口的工业化政策、金融深化和资本向外投资所带来的收益。

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TFP则主要源于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贸易出口与技术进步的效应以及在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与深化之后蜂拥而入的证券投资和热线。

印尼则主要得益于引进外资所进行的石油制成品的开发与出口。

世界银行曾将东南亚主要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快速增长的业绩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新宏观经济理论在东南亚的成功实践。

在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报告书中赞誉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为比其低一层次的发展中经济体树立了促进出口战略的样板”。

“政府在采纳吸引外资，为出口创造有利环境的政策时，并未像亚洲四小那样同时采取金融压抑和‘坏’的工业政策：为促进特定部门的发展而采取涵盖贸易、金融、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有选择的政策干预。

它们的成功经验证明，其他发展中国家无需采取工业政策，同样可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与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夏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爆发的震撼全球货币、金融市场的金融危机向世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条件下，一国如果仅关注宏观经济的稳定，不仅不能避免危机的爆发，而且还会掩盖其经济发展的真相。

东南亚重灾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依然貌似十分稳健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肇始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未能被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洞悉，主要是隐蔽的大量私人到期的短期外债尚未暴露，经济濒临崩溃的真相被虚假的股市繁荣和膨胀的房地产投资所掩盖了。

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一方面使国际收支处于貌似良性的状态；另一方面带来了建筑业和证券业的膨胀，创造了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掩盖了实际经济部门脆弱的真相。

由于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允许私人大企业和金融公司在没有中央银行担保的前提下向外巨额借贷短期贷款，然后借给经营房地产建筑业的厂商，或投资于受到保护、利率丰厚但周转期限长的石油化学工业、重型钢铁业，又由于个人的借贷行为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因此，直至危机爆发前夕，国内私人信贷扩张与私人巨额外债的真实面目方才惊现。

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1997年6月底，印尼的对外负债总额约为587亿美元，马来西亚约为288亿美元，泰国为694亿美元。

其中，私人非银行债务的比重分别高达67.6%、57.3%和59.5%。

菲律宾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债务危机爆发之后一直处于IMF的监管之下，直到1995年才允许私人有限度向外借款，因此，国家对外负债不甚严重，为14亿美元。

其中，私人非银行债务约占48.2%。

东南亚重灾国私人负债的实际情况要比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严重得多。

泰国中央银行1997年8月的统计揭示，泰国实际外债在1997年的第二季度已达929.56亿美元，私人部门所借的外债总额为756.02亿美元，其中395.36亿美元为短期债务，即将在一年内到期。

究竟是外部世界，即全球化的力量，还是内部原因促使危机的生成并最终导致东南亚(包括东亚)经济的崩溃?各种不同和对立的经济学流派的论争持续至今。

主流经济学正统派和激进派认为，引发这场前所未有、破坏性极强的金融危机的主要责任承担者不是经济全球化，而是该地区的泡沫经济、经济危机运行的客观规律、东南亚各国政府的政策失误、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政府管理质量和人民道德水准低下所导致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和“道德败坏”(moralhazard)。

然而，非主流经济学流派的观点正好相反。

它们认为，危机的爆发主要缘于外部世界对东南亚受灾国的国内金融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资本市场所施加的压力，而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则是危机爆发的根源。

是全球金融资本的无序流动破坏了东亚、东南亚“国家主义”发展战略中的连接国家、金融机构、公司之间的健康协作。

亚洲国家政府在IMF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与压力下，在采取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没有对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入采取应有的管理措施，并缺乏经验。

东南亚本土学者所描述的金融危机生成渊源图，简明清晰地表明该地区一些重灾国的经济是如何从繁荣走向崩溃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资本与亚洲“四小”的过剩资本向东南亚地区进行战略性转移。

这些过剩资本最初投入该地区的实际生产部门——制造业部门，之后又垄断了电子工业、汽车零部件等所谓制造业的新兴部门，一度创造了东南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带动金融利率的高企，因此吸引了全球的金融组合资本，尤其是以追逐高额利率和货币利差为主的证券资本和热钱的涌入，带动了经济的虚假繁荣，埋下了该地区经济衰退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