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业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
制度变迁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秩序构建
对 经 济增 长 的重 要 作 用 。 至 此 时 。 们 才 约 束 的 演 变 ， 逐 渐 达 到 某 个 发 生 质 变 的 迁 不 仅 和 变 迁 的总 收 入 和 总 成 本 有 关 ． 直 人 而 注 意 到 制 度 是 经 济 系 统 的 一 个 构 造 性 要 “ ” ， 式 规 则产 生 变 化 。 度 后 正 素 ．忽视 制 度 和 制 度 变 迁 是 不 可 能 对 经 济 增 长 和 发 展作 出满 意 的 解 析 的 。 随 着 对 制
而 制度 变 迁 的直 接 原 因却 是制 度 不 均 衡 引 制 度 变 迁 的 根 本 区 别 在 于 特 定 制 度 供 给 主
复 杂 性 同 时显 现 出来 了 。
１ 制 度 体 系 构 成 及 其 变 迁
经 济 学 家们 从不 同 的 角度 给 出 了制 度 致 的潜 在 利 润 。笔 者 将 制 度 变 迁 分 为 以下 体 的相 对 稳 定性 独立 性 ，即其 是 内生 还 是
中 图分 类 号
Ｆ４ ， ０ ５５
文献 标 识 码
Ａ
长期 以来 。制 度 一 直 为 传 统 经 济 学 家 就决 定 了制 度 变 迁 的 复 杂 性 。 制 度 变 迁 包 相关 ； 废除 旧制度 ， ⑤ 供给 （ 维持 ） 新制度 ， 们 所 忽视 ，他 们 习 惯 于 在 假 定制 度给 定 的 括 如 下几 种 形 式 ：④ 制 度 在 不 同层 次之 间 这 个过 程 主要 付 出 旧制 度 的清 理 成 本 和 新 条件 下研 究 经 济 问 题 。 直 到 ２ ０世 纪 ３ ０年 的 相互 转 换 （ 一 些 非 主 流 价 值 观 上 升 为 制 度 的 实施 维 持 成 本 。当 然 有 的 制 度 可 以 如
论政府在电信业制度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政府在电信业制度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中国电信业制度变迁历史沿革中国电信业改革进程与经济转型和制度转轨的“渐进式”改革进程相一致，是在政府主导下逐步实行电信体制改革，逐步实现电信业的市场化，从而避免了在市场和制度环境尚不完善时进行“激进式”私有化改革可能造成的产业危机。
中国电信业制度变迁沿着宏观和微观两条主线展开。
在宏观层面，进行了“电信运营体制”和“电信管理（监管）体制”的改革。
运营体制改革中，一是先后引入了中国联通、网通、吉通、铁通等原中国电信以外的运营主体，对原中国电信进行了两次大的拆分和重组；二是政府主导市场，推进改革的行政手段多于市场机制。
管理体制的改革整体上滞后于运营体制的改革，目前完成了两个阶段的工作：一是政企分开，组建中央和地方监管机构。
1998年组建信息产业部是实施政企分开、成立中央监管机构的标志；二是政资分离，监管机构角色清晰化。
2003年成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标志着原由信息产业部代为行使的电信业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开始移交给SASAC。
在微观层面，各大国有电信运营商的产权改造跟随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体部署迅速推进，采取了一种更加市场化的方式，通过改制上市，与国内外资本市场嫁接，引入内资、外资等非国有资本，逐步形成多元化的企业产权结构。
从生长的顺序来看，体制外培育在先，体制内裂变在后；从电信市场的微观主体改造来看，遵循一条“增量调整激活存量，存量重组牵引增量”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二、中国电信业主要问题及制度原因分析1、中国电信业现存主要问题历经10多年改革，中国电信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速度与效益、效率与公平、规模与结构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第一，通过拆分重组和企业改制上市，中国电信业竞争格局已初步建立，但并未形成有效竞争。
仍存在电信垄断和企业不规范竞争，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企业内耗、国有资产和人才的严重流失。
第二，尚未完成政监分离。
作为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信息产业部仍然担负着促进行业发展的政策目标。
新制度经济学-八章-制度变迁-1
思考题
初级行动团体与次级行动团体的区别？
初级—创新者、策划者、推动者（最先发现潜在的 利益并提出获利方案，他们单独或与次级行动团 体共同努力实施此方案，从而实现制度变迁）
次级—制度变迁的具体实施者
因而无主体（哈耶克）； （2）建构理性主义变迁观—制度的变迁完全由人的
意志来决定，是人们设计、选择的结果（诺思）。 制度变迁的主体--有意识地推动制度变迁或者对
制度变迁施加影响的单位（个人、团体、政府）。
三、制度变迁的主体
两种主体：
初级行动团体—新制度的策划者和发动者； 提出支配制度安排创新进程的决策。
（三）制度变迁的连锁效应
连锁效应：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相 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机制。
制度“连锁”：一项制度变迁导致其他制度 也发生变迁的一种（连锁）效应。
前向连锁：一项制度的变迁将对以该项制度 为基础和依托的其他制度安排产生促进或制 约的影响。
后向连锁：一项制度的变迁对该项制度赖以 产生的其他制度安排的创新所产生的拉动或 限制的影响。
由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的分布往往是非对称的， 受益者未必承担成本或承担较少。因此，某些制度 变迁可能以很多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如羊主团的 例子）。
第一节 制度变迁概述
一、制度变迁 二、制度变迁的动因 三、制度变迁的主体
三、制度变迁的主体
两种观点： （1）演进主义变迁观—制度变迁是自然演进的过程，
三、制度变迁的主体
结论：制度变迁是有主体的，但任何主体的制度 变迁行为和变迁方案，最终由客观条件决定的。
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角度下的“苏南模式”发展研究
ｌ 度 创 新 的动 因 和条 件 制 ” 济 制度 之所 以 发 生 创 新 ， 因 为在 社 会 中 的 个 人 或 集 团 看 经 是
后 出 台 了一 系 列有 利 于 乡 镇 企 业 发 展 的政 策 和 措施 。
文力在从制度变迁 的角度来解 读” 统苏 南模式 ” ” 苏南 模式 ” 传 向 新 转 变 的过 程 ， 根据 制 度 变 迁 的 一 般 规 律 对 ” 苏 南 模 式 ” 发 展 并 新 的
作 了展 望 。
制度变迁 角度 下的 ¨ 苏南模式 ¨ 展研究 发
刘 青 青 （ 南京 大 学 商 学 院 国际 贸 易 系 ２ ０ ９ ） １ ０ ３
பைடு நூலகம்【 摘 要 】 文 详 细 分 析 了” 统 苏 南模 式 ” 衰 的 制 度 因 素 ， 阐 述 了” 本 传 兴 并
概 括 ， 早 是 由费 孝 通 先 生所 写 的 《 城 镇 再 探 索 》 文 中提 出来 最 小 一 的 ， 苏 南 的 概 念 相 对 狭 小 ， 要 指 江 苏 南 部 的 苏 州 、 锡 、 州 三 其 主 无 常 市 所 辖 的 １ 个 县 （ ） 还 包 括 浙 江 北 部 部 分 地 区 ， 里 的 乡 镇 企 ２ 市 ， 这 业 在 ２ 世 纪 ８ 年 代 初 因 持 续 多 年 的 高 速 发 展 而 闻 名 全 国 ， 就 Ｏ Ｏ 成 了众 口交 赞 的 ” 南 模 式 ” 苏 。其 主 要 特 征 是 利 用 集 体 资 本 办 企 业 ， 乡 镇 政 府 积 极 参 与 办 企 业 ， 许 先 富并 追 求 集 体 富 裕 。 当 时 苏 南 允 的 成 功 ， 了 苏 南 地 区本 身 的资 源 优 势 和 区 位 优 势 之 外 ， 制 度 角 除 从
2024年电信年度工作总结（六篇）
2024年电信年度工作总结公司的生存之道在于主业，发展之策在于市场开拓，这是我们的工作核心理念。
进入____年，我们公司致力于提升企业经营能力，竭力增强经济效益。
全体员工深入学习____全省电信实业____年工作会议精神，详尽研究和分析当前的市场形势，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广泛集思广益，制定并部署了____年的发展策略和措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以提升经营工作水平。
首要任务是强化经营主线，加大主营业务的工作强度。
在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等各项工作中，我们致力于打造优质工程，力求塑造品牌，创造效益。
工程公司积极与主业协作，持续完善通信工程的招投标制度，出台了多项监督和考核措施，确保工程的严格监督和质量把控。
我们注重与主业相关部门的协调，积极推动通信工程相关协议的有效执行，防止工程流失。
上半年，我们完成了____项工程决算，预计收入达到____万元，还有____项未决算工程正在推进中。
工程监理部在人员有限、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全体成员团结一致，除了完成设计任务，还完成了“本地网市-县光缆工程”和“无线市话系统”的监理工作。
上半年共完成了____项勘察设计任务，____项工程决算，决算金额达到____余万元。
我们加大了外部市场的开拓力度。
在确保服务主业的我们努力提高外部市场收入，外部市场拓展取得了显著成果。
工程公司成功签订了与联通公司的____年本地传输网“七七”工程常年维修、线路施工协议。
物业公司则完成了内部承包方案，并正与移动公司洽谈物业管理事宜。
监理室通过不懈努力，承揽了“移动公司八期基站铁塔建设”和“电信分公司出局管道工程”的监理任务。
综合商业公司在计算机业务和广告业务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____月底实现利润____万元，提前完成了半年计划。
我们积极参与各种投标活动，如移动公司第二生产楼、李万张北李万综合市场、幸福街小学等。
在提升管理水平方面，我们持续创新管理，不断完善运行机制。
全公司范围内开展了“创收、节支、增效”活动，提出“四比四看”，以提升服务效率、第一季度收入、员工敬业精神和增收节支效果。
政府支出
案例分析：拆分中国电信改变独家垄断竞争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目前，我国电信领域的竞争格局远非完善，离形成有效竞争还有很大距离，其主要问题就是我国的有线市话仍然基本维持着独家垄断的局面。
垄断使话费提高，消费者遭受损失。
垄断造成企业不思进取。
垄断市场的非效率导致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是导致市场失灵的情况之一。
电信市场的改革和重组是以政府的行政手段为主。
中国的电信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国有企业，是百分之百的国有资产。
近年来虽然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的部分资产陆续上市，但其股权的比例没有改变这些企业的性质。
因此，我国的电信企业历来被视为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从成立联通到组建信息产业部、邮电分营，再到两度拆分、重组中国电信，电信业的改革是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来进行的。
世界上其他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国家，非常困难地通过新进入者来增加市场均衡，而在我国凭借拆分重组比较容易地做到了，依靠的就是政府行为。
我国凭借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电信企业的国有性质，为世界电信业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特例。
我国电信业体制改革和企业演变的过程，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没有采取国外通行的市场方法和市场行为。
电信市场的垄断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被破除。
在1999年整个电信拆分前，中国电信实行垄断经营，这种垄断其实是国家垄断，不是企业垄断。
因为垄断市场的企业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其运营完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其利润完全属于国家。
联通进入电信业，打破了邮电部的独家垄断，但我国电信市场上的双寡头格局是不对称的，邮电部在所有电信业务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且集经营者与管理者于一身，既是运动员又是规则制定者和裁判。
直到1998年，合并原邮电部和电子部，组建信息产业部，对部级机关和中国电信企业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政企分开，推进了我国电信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改善不合理的行政结构和市场结构来推行竞争，从而提高电信企业效率。
在行政领域，通过政企分开和邮电分营，成立新的行业“管制”机构，避免了某个企业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况，尽量实现公平竞争；在市场结构上，对中国电信按行业和地区两次进行分拆，防止中国电信进行交叉补贴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另外中国电信的拆分也可以减少竞争力量的悬殊差距，使分拆后的各个企业在更为有效的竞争中提高效率，这既可以为外资可能的到来做好准备，又提高了民众的满意度。
电信改革与产权清晰化
26中国电信业CHINA TELECOMMUNICATIONS TRADE明晰企业所有制改革的途径，不同国家采取的方式也不相同。
英国电信改革的指导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
其主张是“应当反对任何形式的宏观经济干预措施”。
理由是：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市场能够自发调节经济的均衡。
政府的作用是制订规则，并向公众发布政策规则以及政府所掌握的各种信息。
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无论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都只会把经济弄得更糟。
因此英国政府采取了完全放开市场私有化的方式。
其具体做法包括通过股份制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的出售。
通过股票交易改变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实现行业整电信改革与产权清晰化电信行业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涉及分配、思路、垄断、效率和体制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如何合理地选择改革路径，成为当前电信行业关注的焦点。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近期出炉，其中对国有企业存在问题的描述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一些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健全……”这个论断道出了目前电信运营商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的根源。
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在产权清晰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出真正的效率优势，否则有可能产生负面效应，例如滋生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效率的提升反而成为负担。
■ 云晴 ︱ 文体私有化。
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实现国有企业产权的清晰化（具体落实到自然人），解决了传统国有企业产属虚化的问题，从而为效率的提升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让政府获得了相当的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营化过程中,英国政府很好地把握了竞争性领域和公益性领域的尺度，同时通过“黄金股”的概念，保留了对企业的特定权利，以防企业在完全失去政府控制下可能出现的一些不利的影响。
此外，在所有制转变过程中，英国政府鼓励原有国有企业职工购买和持有企业股份，这也部分解决了因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关系而造成企业经营投入意愿不足的问题。
中国三网如何真正融合
中国三网如何真正融合[摘要]国家三网融合试点方案已经公布，如何实现三网的真正融合？本文从制度经济学入手，分析了国内外推进三网融合的制度发展历程，探讨了中国三网融合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三网融合制度经济学国情2010年6月6日，经过五轮的艰难协商和修稿，国家三网融合协调小组会议闪电通过了《三网融合试点工作方案》。
方案要求各地于6月18日前上报试点申请，6月25日批准开始实施，这意味着三网融合将在中国正式拉开序幕。
但真正实现三网的融合与运作，远非制定方案那么容易。
一、三网融合的中国历程中国“三网”概念的提出，是在1997年4月国务院于深圳召开的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当时提出建设国家信息化的“三网一平台”。
首次出现“三网融合”的概念则在1998年。
当时，广电部门试图开展一些电信业务，遭到电信运营商的强烈反对。
此后双方的冲突不断升级。
国务院1999年9月下发了《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82号文”），双方的纷争才暂时平息。
这份文件明确划分了广电和电信的“势力范围”，也成为制约三网融合的最大壁垒。
2001年3月，国家“十五”规划把“促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写进整体规划中，这是国家第一次在政策上明确提出“三网融合”。
2006年3月，国家“十一五”规划又将“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并明确了三网融合的完整概念和内涵，明确三网融合要在推进下一代网络建设的基础上进行融合。
2008年1月18目，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8]1号），鼓励广电开展增值电信业务；国有电信企业可以投资数字电视、接入网络和终端改造。
但由于种种原因，三网融合长期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试探期。
200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重申“要支持和推进三网融合”，2009年4月出台的《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也提出要推进三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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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业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
中国电信业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为了调整中国电信业制度供求的不均衡状况，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电信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业绩可圈可点。
那幺，通过制度供求的动态调整，现在是否达到了基本均衡呢？
中国电信业的制度均衡现状
判断制度安排是否达到了均衡点，首先涉及到均衡点的判断标准。
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制度均衡标准，但中国电信业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和全球电信业的变革趋势，使我们有理由将有效的电信市场竞争格局作为实现制度均衡的参照系。
所谓有效竞争，就是将产业的规模经济性和适度竞争有机结合的市场结构，它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刺激产业技术创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充分满足社会需求，实现电信产业的帕雷托改进。
根据这一标准来评判，中国电信业目前的制度绩效并不理想。
从市场结构看：由于我国仍实行相对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限制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电信服务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供给能力的迅速增长及技术、业务和市场创新的步伐，妨碍了经营效率的提高；市
场集中度过高，使各运营商难以在同一层次上展开公平有效的竞争；实行分业经营、严格限制各运营商的经营范围、不准交叉进入，导致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开展全方位竞争，降低了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
从市场行为看：由于国有产权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竞争主体缺乏应有的激励与约束，加之管制不到位，造成运营商之间盲目打价格战，热衷于搞不正当的策略行为；主导运营商的反竞争行为和新进入运营商的不规范经营造成了市场竞争的失序；政府对电信业务的定价干预过多，市场化的价格机制远未形成；电信消费者尚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其知情权、参与权、平等交易权常常被忽视，由于电信服务质量改进缓慢，消费者无法及时、充分地分享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带来的福利提升。
从市场绩效看：从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发表的《2003年中国电信行业国际竞争力报告》可以看出，中国电信业的制度竞争力较弱，在所选取的31个国家中居第27位，不但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明显差距。
而按全员劳动生产率及增长率、每主线电信业务收入、每员工电话主线数等6项指标综合评价的中国电信的企业竞争力，在31个国家中居末位。
由此可见，中国电信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都没有达到应有的均衡水平。
制度非均衡状况的成因
在制度需求一定的条件下，制度非均衡状况是由制度供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包括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两个方面。
（一）制度供给不足
◇供给时滞。
对新制度服务需求的产生往往先于该制度实际供给的形成，即对潜在利润的认识与新制度安排的产生之间存在一定的时滞。
随着中国电信业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制度供求矛盾的显现和展开需要一个过程，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深化，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日益迫切，制度设计和操作需要逐步完善，其间必然要经历4种制度变迁的时滞，即认识和组织时滞、制度发明时滞、菜单选择时滞和启动时滞。
这种由供给时滞所造成的制度供给不足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政府决策者的双重约束。
政府最基本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统治者
目标，二是社会目标。
在中国电信业的改革过程中，政府时常面临双重约束条件下的两难选择。
一方面，电信业制度需求的改变、公众对电信业改革日益高涨的呼声，要求政府大力推进电信业改革，尽快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政府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又不得不谨慎从事。
从政治上讲，长期以来，电信业作为国家的通信系统和基础产业，与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密切相联。
同时，近年来电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产业组织的复杂演变，尤其是世界电信业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潮起潮落，都增加了政府推行产业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
从经济上讲，政府同样面临两难选择。
适当放松管制，有利于减轻政府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和财政补贴，还可以进一步刺激需求，增加财政收入。
但如果完全放开电信市场，除了上述政治约束外，在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和法制环境尤其是产权制度、市场竞争机制远不健全的情况下，势必造成运营商之间的价格战升级，重复建设加剧，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即使不考虑规模经济性的损失，最终也会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
这种政治和经济约束是影响政府决策函数的决定性变量。
◇体制性供给不足。
人类社会有两种制度供给形式，一是政府垄断制度供给，二是自由创新体制。
经济史研究表明，政府垄断制度供给的方向往往与社会净收益的方向不一致，即使二者目标兼容，政府的供给效率也常常低于自由创新体制。
回顾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历程，每次制度
变革都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在决定中国电信业的制度供给方向、形式、进程方面始终居主导地位，使得社会或非政府主体对制度的需求与政府主体的制度供给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体制性的制度供给不足。
（二）制度供给“过剩”
制度供给“过剩”指相对于社会对制度的需求而言，有些制度是多余的，或者一些过时的、无效的制度仍在发挥作用，从而造成制度供求处于非均衡状态。
这种情况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中尤其突出。
中国电信业的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政府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我们可以从对“过剩”制度的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电信运营商有对“过剩”制度的需求
施蒂格勒认为，现在美国经济中的管制现象不能用“市场失灵”理论来解释，却可以用利益集团对政府管制的需求来解释。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电信业的管制政策是出于政治和经济考虑，并借鉴原苏联和东欧的通信管理体制安排的。
经过多年的运作和发展，沿着既定的路径形成了收益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性。
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主管部门对产业或部门利益的自我保护。
长期以来，主管部门
身兼行业管制与企业运营双重职能。
在垄断经营条件下，一方面，主管部门没有外部竞争的压力，自上而下自成体系；另一方面，在电信需求剧增、供求矛盾突出的情况下，按国家管制价格提供电信服务一度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掌握这种资源的部门或人员便有了某种地位和特权，从而为“设租”和“寻租”提供了制度空间。
此外，垄断经营所取得的高额利润使电信业的生产条件、工作条件及员工的薪酬福利水平远高于其它产业。
这些都形成了电信运营商的既得利益。
利益集团对即将发生的、显然会危及其既得利益的制度变革会“理性”地设置各种障碍，至少不可能轻易放弃。
◇主管部门有提供“过剩”制度的意愿和能力
制度变迁所产生的社会净收益与产业主管部门的净收益并非一致。
在政府主导制度供给情况下，主管部门的制度安排不一定能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
因为主管部门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在履行政府职能的同时，可以以履行政府职能为借口，保护和扩大自身的既得利益。
只要被管制对象（运营商）对“过剩”的产业制度安排有需求，对管制者而言，维护原有的制度安排，既可以大大减少制度转换成本，又可以维系“政治设租”和“寻租”的局面。
这对制度供求双方是心照不宣的事情。
这里无意指责国家主管部门因部门利益作祟而不作为，因为从本质上
讲，任何政体或体制下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是中性的，它实质上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各自的地位、权力或影响力彼此较量、反复博弈的结果，这是政治史学和经济史学反复验证的普遍结论。
总之，产业主管部门同样存在对“过剩”制度供给的路径依赖性，它决定了主管部门对电信业制度变迁的意愿和能力。
中国电信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环境决定经济运行的成本和资源配置的效率。
目前，中国电信业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制度安排方面找到原因。
研究表明，有效的市场竞争和产权制度安排是中国电信业制度变迁的基本走向，电信业一定程度的自然垄断属性和外部性又决定了产业管制的必要性。
因此，竞争机制、产权制度和政府管制是决定未来中国电信业制度变迁、实现新的制度均衡的基本路径。
（一）市场竞争环境
完善现有电信市场结构的关键是根据该产业不同环节经济特征的差异性及竞争性质的变化，区分自然垄断业务和非垄断业务。
基本原则是对有一定自然垄断性（纯粹的电信自然垄断业务目前并不存在）的业
务实行较为严格的市场管制，允许有限的企业经营，保证规模收益。
当然，对自然垄断性业务也不一定采取独家垄断经营，因为这涉及到垄断业务的规模收益和垄断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损失之间的取舍问题，同样需要引入竞争机制；对竞争性业务则放开经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依据这一观点，在固定电话领域，应激励各家运营商相互进入开展同质或异质竞争；同时，通过放松进入管制，允许有线电视公司、卫星通信公司、移动通信公司甚至电力公司采用不同方式进入本地电话市场。
移动通信市场潜力巨大，规模经济性不太显着，且目前的市场集中度过高，不利于公平竞争，考虑到3G技术日臻成熟，引入新的运营商恰逢其时。
近期，应考虑赋予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移动通信经营权，或通过电信体制重组，尽快形成移动通信市场若干寡头竞争的格局。
通过融合基础网，确定适宜的资费标准，提高ISP的服务层次，培育增值电信业务主体，在该领域形成有效竞争。
为适应“三网融合”的趋势，应适时允许电信和广播电视相互进入对方市场，在激发传统业务竞争活力的同时，拓展融合后的新业务市场。
（二）产权制度改革
要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市场机制和产权改革缺一不可。
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