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华人资本的形成

泰国华人资本的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国华人商业资本，适应开港后的新形势，不仅基本上完成了从航运业经过包税业向大米业的转型，而且完成了由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资本向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资本的转化。

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和商人资本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要早得多。

它是资本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存在方式，商人资本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式发展的历史前提，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

虽然如此，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

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需有更高的生产力，只有在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购买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并由此获得剩余价值的现象普遍存在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得以建立起来。

那么，在泰国“萨克迪纳”封建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华人商业资本怎么能够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完成向现代资本主性质的过度呢？这个问题只有考虑到时代的特点，并且把华人经济放在世界经济，东亚及东南亚区域经济和泰国本国经济中考察才能加以说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东南亚地区也已先后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

泰国作为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缓冲地虽在政治上保持了独立，其经济却已被深深卷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并在东南亚地区劳动分工中担任起专门为生产原料的其它殖民地提供粮食的角色。

这样，为泰国“大米经济”服务的华人商业资本也就日渐从属于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英美财政资本了。

泰国大米的生产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泰国农民虽为国际市场而生产，却没有因此而离开土地，完成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的过程，这种情况极大地妨碍了泰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不过，1840年的英中雅片战争加速了中国农村的解体进程，促使大量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移居海外，为东南亚各地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据统计，1882-92年每年有16000中国移民移居泰国，1906-1917年间这个数字更增至68000人，估计，1882至1931年约有951000华人移入泰国，其中绝大多数是华工。

他们是非农业部门的主要劳动力，不仅受雇于泰国政府部门，承担起建设近代泰国城市、港口土木工程的重任，也受雇于洋行，王室和贵族以及华商所经营的各种企业，如火砻，贷栈，驳船，锯木厂，锡矿，商店等，为他们创造了大量剩余价值。

这样，19世纪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外来多种因素的巨大影响下泰国“萨克迪纳”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备了产生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并相继出现了三个资本家集团：其一是鲍林条约缔结后涌入泰国的洋行。

他们在二战前一直控制着泰国的对外贸易，北泰柚木的采伐、加工和运输，南泰锡的开采和冶炼，垄断了西欧殖民银行、海运公司和保险公司在泰国的代理业务。

其二是在拉玛五世改革过程中资本化的王室和贵族资本集团。

这个集团的中心机构是拉玛五世1890年建立的王室财产局(Privy Purse Bureau)。

它同时也是王室的投资公司。

主要投资于房地产业、电车道和火车道建筑业、船运业、商业银行业、以及诸如米砻、水泥之类的加工业和制造业。

作为工业银行的雏型，它还对欧商与华商提供信贷。

由于每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0-15%拨给王室财产局，这个集团成了当时泰国国内资金最雄厚的集团。

其三是以商业活动为主，特别是以大米的加工与贸易为核心的华侨、华人资本家集团。

这个集团由于是在外国资本的冲击和王国政权的控制下出现的，主要由依靠国内政治势力积累财富的包税商、依靠洋行的买办和依靠华人网络从事亚洲大米贸易的曼谷华商组成。

19世纪中叶泰国南部华人曾试图发展甘蔗和胡椒等种植业，但由于国际市场对泰国大米需求的增加和蔗糖、胡椒竞争的加剧，泰国商业性种植业未获发展，20世纪初泰国南部一度兴盛的华人锡矿业也因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而被欧洲资本所取代，这样，在本世纪之交，泰国华人资本家便主要从上述三种人中产生。

由包税商转化为现代资本家的华商有起源于拉玛四世时期的高氏家族(Sue Phisanbut)、刘氏家族(Phisonbut)和李氏家族(Chotikaphuk-kna)。

以及创建于拉玛五世时的张宗煌的“金成利”行、刘聪敏的“刘鸣成”行、刘继宾的“刘源裕”行、陈氏家族的“陈常记栈”等，他们的特点是与王室和贵族有着密切联系，被授予官阶，成为官僚机构中的一员，他们把包税积累下来的资金先后转向大米加工和贸易业从而在经济上逐渐从属于国际资本。

四世时的高氏家族和五世时的”金成利”行就是最好的例子。

高氏家族的创始人Sue Phisanbut是从承包鸦片税发迹的，他还承包过盐税，苏木，鱼税和出口税，被国王授予Phraya的称号，他曾拥有四艘帆船从事对外贸易。

但到他的子孙辈已从航运业转向碾米业，建立了“高丰利”号米行，并拥有元盛米砻和元得利米砻等3个现代化的大米加工厂。

张宗煌(Sophanodon)是拉玛五世时最大的华人包税商。

1882年生于潮安，18岁到曼谷，曾当过厨子、米砻苦力、看守等，后在Tak县娶一泰女为妻，通过其与清迈总督的亲缘关系，先后获得了柚木租让权，赌税、酒税和交通税承包权。

1893年张在曼谷开设“金成利行”，做起柚木和大米生意，同时充当北泰的鸦片、酒、赌博和花会专利的包税人。

他和他的儿子张见三都被授予Phra称号。

1907年金成利已设有6家分行，拥有码头、汽船、驳船等。

金成利父子还是许多皇家特许公司的发起人和董事。

据估计，1910年金成利的总投资达300万铢，相当于国家岁收的5%。

成为拉玛五世治下最大的华人资本。

不过自1900年代末起，由于政府的财政改革和包税商间的剧烈竞争，金成利碰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得不向财政部、王室财务局以及欧人商业银行贷款，总金额高达180万铢。

1913年，金成利因还不起债务而宣告破产。

泰国的买办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为欧洲贸易商行服务的，另一种则是为殖民地银行服务的，他们大都曾在新加坡莱佛学院和曼谷天主教学院受过高等教育。

其中不少是来自马六甲、香港、槟城和新加坡的华人。

他们在充当洋行买办过程中在泰国办起自己的现代化企业。

曾在新加坡基督教小学和曼谷易三仓学院就读的萧铿麟(Seow Kheng Lian)就是最好的例子，此人在长期充当德国温莎公司和英美公司买办后建立自己的商店专营进口香烟。

20世纪初，随着东南亚区域内殖民地经济分工的加强和泰国米业发展，泰国涌现出一批与包税商和买办背景不同的港口华人资本家，他们不受政府直接指派，也不充当洋行买办，全靠自己的力量，在曼谷建立大米加工厂，在香港，新加坡以及汕头等港口设立分店、代理店，从事亚洲地区的大米贸易。

20世纪10年代高妈和的元发盛行和20年代李竹漪的李坤盛行就是这批独立企业家的典型。

元发盛行的创始人高妈和生于广东澄海，拉玛四世时来到曼谷，曾在“高丰利”家干活，19世纪70年代开始与高丰利家合办首家华人蒸汽米砻。

随后从米业扩展到洋货经销业务。

1903年高妈和在曼谷已拥有元发盛、元丰盛、元章盛、元和盛等4家大米砻，雇用了1000多工人。

生产各种等级的大米供应亚洲甚至欧洲市场。

他还在香港设立元发丰行作为海外贸易总部，在新加坡设立元发栈作为分行。

1910年高妈和的儿子高晖石发起组建泰国中华总商会并任首届会长，参与创建泰国火砻分会(Thai Rice Millers Association)、天华医院和普英学校，显示出高妈和家族已在华人商界发挥了领导作用。

李坤盛行的创始者李竹漪也是澄海人，1908年他已是李成栈和东益火砻的主要合伙人和总经理。

这两家火砻的总生产能力达到每日大米500吨，主要出口到香港新加坡和欧洲港口。

1911年李竹漪又与尧盛兴、金成利、陈常记栈合资组建暹罗火砻有限公司并任总经理。

大约控制了泰国大米贸易的40%。

1919-1920年的经济危机严重威胁曼谷的火砻生意，许多欧洲贸易商行和华人包税商所有的火砻被迫歇业，上述暹罗火砻也关门大吉。

但这次危机没有使李竹漪破产。

他通过收购和租赁很快恢复业务。

1920年李坤盛集团已拥有和租有广兴盛、广德盛、广宏泰、广裕盛、广源利、广茂盛、广宏昌、明德盛、锦源盛蚁兴利等10家火砻，日加工大米能力达到1360吨，约占全国火砻总生产能力的17。

9%。

李竹漪在大米出口方面也有很大的利益，他在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广源盛和鸣顺盛两家分行，到1929年控制了泰国大米贸易的60%。

20世纪初，泰国华商虽然已在大米的加工和出口方面超过欧洲商行，但在金融方面仍停留在“钱庄”和“票行”阶段。

为了满足发展的需要和摆脱欧洲银行的控制。

1908年，尧盛兴钱庄的所有者萧尧盛和包税商出身的金成利、陈常记栈以及港口商出身的李竹漪等大米加工业和出口商以300万铢资本组建了“华暹银行”，同年潮州帮华商郑大孝、郑舜之又建立了顺福成银行。

此后又出现了陈炳春银行等。

1906年新加坡潮人创建的四海通银行也在曼谷设立了分行。

这些华人银行的出现说明泰国华人资本在20世纪初已经形成并获得初步的发展。

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华人经济正当泰国华人大米加工业和出口业在20年代迅速发展的时候，起源于美国金融崩溃的世界经济危机突然向泰国袭来。

给了泰国经济严重的打击。

泰国大米的出口占泰国总值的60-70%，1925-1929年泰国年均大米出口量为2339万公担，年均出口值约为16960万铢，而在1930-1934年危机时期，大米出口量为2572万公担，出口值却仅为9124万铢，损失十分惨重。

经济危机对华人资本的的打击尤为沉重。

许多米砻被迫歇业。

陈常记栈、刘鸣成等包税商出身的老字号米业集团全消失了，连港口商李竹漪的李坤盛集团和高晖石的元发盛集团也因负债累累先后在1931年的7月和8月被泰国商务法庭宣布破产。

不过，这次经济危机并没有使华人资本一蹶不振，危机中幸存下来的和危机后新建的一些华人家族企业逐渐填补了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空缺。

这些家族企业有：陈守明、陈守镇家族的黉利行、卢瓞川家族的裕隆行、马立群家族的振盛行、蚁光炎家族的光兴利、伍柏林家族的广盛行、廖公圃家族的荣兴行、许仲宜家族的老长发行和陈振敬家族的振盛利行等。

其中前五个家族企业在危机过后逐渐支配了泰国的大米行业并且通过华人宗乡组织在华人社会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

陈氏家族黉利行是一个老企业，创始人陈慈黉1865年从潮州来泰，先从事航运业后转为国际贸易，大约于1870年创建黉利行，进口中国丝绸和洋货。

1874年该行业务扩展到大米加工业，先后建立隆兴利、乾利栈两大米砻。

其子陈立梅又增设两家火砻，并在香港的乾泰隆号外又在新加坡开设新分行陈元利号。

20世纪20年代末黉利行已成为泰国位居第三的大米商，陈立梅也成了华人社会重要领导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