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文学中女性身份认知与抗争

美国黑人文学中女性身份认知与抗争摘要：作为身受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双重压迫的特殊群体，美国黑人女性的身份认知过程充满艰辛和曲折。

黑人女性作家显示出惊人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塑造了一系列光辉动人的形象，反抗种族及男权社会强加给她们的不公共形象，在完成黑人女性文化身份认证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创作为黑人文学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美国黑人女性身份Abstract: As the community which has long-been-oppressed by racialism and sexism, Afro-American female has been through a long road full of hardship on their way of ego-identification. Female Afro-American writers created countless glorious Afro-American women with tremendous courage and strong wills, fighting against the unfairness given by the racial and sexist society. They fulfilled their destiny of ego-identification, meanwhile giving magnificent, beautiful colors to the Afro-American literature.Key words: Afro-American, Females, Identity身份问题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这种身份并非由血统决定，而是社会与文化作用的结果。

被迫从非洲迁徙到美国、被割裂了与自身文化环境的联系后又被嫁接到西方文化的土壤中来，在社会生活中又一再被拒绝、被排斥――这一独特的历史和现实处境决定了身份问题对于非洲裔美国黑人来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他们迫切地需要界定自己，知道自己与什么认同，明了自己与作为环境存在的“他者”之间的关系，以找到能够在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生存下来的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黑人女性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证既是整个黑人文化身份认证的一部分，又表现出独特的、更为艰辛曲折的历程。

黑人女性作家显示出惊人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塑造了一系列光辉动人的形象，在完成黑人女性文化身份认证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创作为黑人文学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非洲裔美国黑人这一特殊人群体中更为特殊的群体，不管是以男性为主要力量的黑人民权运动，还是以白人女性为主体的女权运动，都不能完全代表美国黑人女性的心声，无法准确表达出她们的感受与认知。

她们是带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镣铐，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

作为一个受歧视的种族――黑人，同时又是受男性歧视的群体――妇女，她们遭受到的是双重的压迫，她们的话语权在被白人剥夺以后又被黑人男性剥夺了一次，因而她们也是美国社会中最沉默、最无助的群体。

一、艰辛历程在文学这个长期以来都是由男性掌握着绝对权威（在黑人中更是如此）的领域，女性一直处于被忽略、被压抑、甚至被贬低的地位。

文学作品里传统的黑人妇女形象要么是南方主流文学中缺乏性别特征的黑人保姆――见诸于福克纳（Willliam Faulkner，1897-1962）、M•米切尔（Magrret Mitchell，1900-1948）等南方作家的小说，要么是黑人文学中红颜薄命的黑白混血女子――见诸于查尔斯•切斯纳特（Charles Waddle Chestnut，1859-1932）、杰茜•福赛特（Jessie Fauset，1882-1961）等黑人作家的作品。

这两种形象尽管各有特点，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没有自我，任人摆布，因而都是消极的。

即使是在黑人广泛争取精神解放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黑人男性作家笔下的黑人女性也大多是被悲苦的生活折磨得麻木了的普通黑人妇女，保守落后，思想狭隘，唯心宿命，不但无法担当民族解放的重任，还会成为黑人男性的拖累。

这在“抗议小说”创始人赖特的代表作《土生子》（Native Son，1940）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别格的母亲托马斯夫人软弱而迷信，女友贝茜只会用酒精麻醉自己，而妹妹维拉则胆小懦弱，逆来顺受地忍受生活中的一切痛苦。

显然，主流文化从种族主义立场和黑人男性从父权思想出发，片面、武断地代为言说的形象定位是无法取得黑人女性的认同的。

黑人女性的特殊处境要求她们为自己的抗争找到合适的语言，走自己的道路。

因此，早在奴隶叙事里，她们就塑造了第一个理想的黑人女英雄形象加以反抗：《一个女奴生活中的事件》（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1861）中智勇双全、不屈不挠地与白人男主子抗争的女黑奴哈丽特•雅各布（Harriet Jacobs）。

她推翻了男性奴隶自述中没有思想、没有勇气、逆来顺受的女黑奴模式，树立了黑人女性第一个经典形象，成为黑人女性反抗种族与性别双重歧视的先声。

哈莱姆文艺复兴期间，杰茜•福赛特（Jessie Fauset）的《楝树》（Chinaberry Tree）等作品创造了新时代黑人女性形象：风度翩翩、富有才情的中产阶级混血女子。

虽然福赛特笔下的人物因过于理想化而被批评为脱离生活，但她们毕竟是对传统黑人妇女形象的一次有力挑战。

佐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on the God，1937）第一次以黑人女性寻找自我、争取解放为主题，表现了黑人妇女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被认为开创了黑人女性文学反抗种族主义、反抗性别歧视的传统。

黑人女作家保琳•马歇尔（Paule Marshall）对格温多琳•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1917－2000）《莫德•玛莎》（Maud Martha，1953）一书的评价可以概括20世纪前半期黑人女性在寻找自我过程中取得的成绩：黑人妇女是“既复杂神奇又普普通通的芸芸众生，而不是保姆、仆人、混血儿或被蹂躏的牺牲品。

”i二、深刻原因对于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中受到双重压迫、双重歧视的原因，黑人女性作家们通过自己的创作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即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带来的双重束缚和双重压迫。

种族歧视除了给她们带来直接的伤害，还带来间接的伤害：由于种族歧视下的黑人男性无法胜任性别角色赋予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保护家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提高自己和家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使他们的人格尊严受到极大损害。

但作为弱势种族的一员，他们又无法向施加这些伤害的主流社会讨还公道，因此只能转向比他们更为弱小的群体――黑人妇女，把他们从现实、从白人那里所受到的侮辱统统在黑人妇女身上找补回来。

黑人女作家的创作对这一社会现象作了深刻的反映，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进行了愤怒的声讨。

《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中科普兰家的两代男性都是这样的典型：老科普兰不能保护妻子不受白人的性骚扰，不能为儿子提供足够的父爱和满足儿子的物质需求，只能借酒浇愁，打骂妻子，虐待儿子，或者找妓女发泄情欲。

儿子布朗菲尔德与父亲相比更为无知和堕落。

种族主义的窒息让他感到丧失了男性的尊严却又无力反抗，转而疯狂地虐待妻子，从中获得片刻的轻松和愉快。

另一方面，男权中心的思想还向黑人女性灌输这样的观念：黑人女性应该为黑人男性受到阉割丧失雄风负责ii。

这让黑人女性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长期以来默默忍受着黑人男性的转嫁过错、发泄愤怒，把这当成自己的责任。

《她们眼望上苍》里贾妮的外祖母南妮被白人主人奸污，一世在种植园为奴，年迈时叹息自己的一生“是只破了的盘子”；《紫色》中遇到莎丽以前的茜莉，结婚前受继父的欺凌和侮辱，结婚后又被丈夫奴役，受尽折磨，却从没想到过反抗；玛格丽特与梅姆（《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是丈夫发泄内心郁积的不满和愤怒的出气筒，是他们唯一能够显示自己男子气概、找回男性尊严的对象……赫斯顿曾这样概括过黑人妇女所受到的压迫：白人把包袱扔在地上，要黑人男人捡起来；黑人男人就叫他的女人捡起来顶在头上。

“黑女人是世上的骡马”iii。

三、抗争之路与理想自我形象的塑造因此对于黑人女性来说，要实现理想的自我形象就不仅需要反抗种族主义，还要反抗男权中心。

事实上，黑人女性文学以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作为反抗的对象，正是由于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正如玛亚•安琪萝（Maya Angelou，1928－）在《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1969）中说过：“黑人女人从她们幼年开始就受到来自自然的普通妇女所承受的压力，而且更被置于男权偏见、白人无端的仇恨以及黑人软弱无助的三重交叉火力的煎熬之下。

”在美国社会中，她们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在两性世界中，她们又被男人踩在脚下。

这也正是秀拉和奈尔（莫里森《秀拉》Sula，1973）少年时就已经得到的认识：她俩“多年以来就已发现，她们既不是白人又不是男人，一切自由和成功都没有她们的份”，因此，黑人女性们渴望“把自己创造成另一种新东西”。

新时期女作家们的创作也从抨击男性和社会的压迫，解构男权中心体系，转变为讴歌理想女性形象，建构新的女性价值，也正体现了“把自己创造成另一种新东西”的愿望。

她们通过笔下的人物完成了一条艰难的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解放自我的道路。

从沃克的梅丽迪恩（《梅丽迪恩》）、茜莉和莎格（《紫色》），到莫里森的克劳地娅（《最蓝的眼睛》）、秀拉（《秀拉》），再到玛亚·安琪萝（Maya Angelou，1928-）的系列自传体小说中的“我”，这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逐渐完成了黑人女性对自我的角色定位――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成熟女性。

正象黑人女作家声称的那样，她们写作的目的是要让白人社会对黑人，特别是对黑人妇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她们的小说要像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美国社会中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对黑人妇女的深刻影响。

黑人女作家独特的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给了她们独特的经历和视角，使她们能够描述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展现一个完整的自我，为黑人女性主义运动奉献自己的才智，也为美国黑人文学以及整个美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黑人女性的觉醒意味着黑人种族更彻底的觉醒。

i转引自翁德修《美国黑人女性文学》ii刘英《论艾丽斯·沃克笔下女主人公形象的演变》，见《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iii佐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