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瓶颈现象及反思(一)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瓶颈现象及反思(一)【内容提要】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状况几方面表明它正存有着难以突破的瓶颈现象。

通过分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意义，能更好地反思中西比较诗学如何才能继续切入进当今的文化转型和文学生产中，起到真正积极有效的作用。

作为有效的知识生产，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曾置身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语境之中，使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话语系统参与到了社会批判和社会设计中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并起到了相应的社会作用。

虽然中西比较诗学现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领域并仍在发展，但是由于学科旨趣的笼统抽象、研究范围的断裂、研究范式的停滞等因素使它未能与当下最前沿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现象衔接，也未能切入当代正在发生变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中，故而目前的比较诗学没能再像其在20世纪初期与80年代一般取得辉煌成就和作用。

笔者认为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且难以突破，故将之比拟为“瓶颈”现象。

那么，瓶颈现象是如何全方位表现的?何以导致此现象?又是否能有解决之途径呢?一所谓瓶颈现象，按其形象应具有两个相应特征:1、曾经取得过丰硕的成果。

2、目前存在难以突破的“堵塞”状态。

细究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和现状确有此特点。

首先就发展历史而言，中西比较诗学曾经取得过的辉煌成就，笔者在此无需赘言①。

但是在这些成就之上，近十年来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却一直未能再有实质性突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范围来看，纵观百年来的相关研究便不难发现:所谓“比较”一直存有裂缝和断层。

中西方所有的诗学比较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代、当代文论之间进行，这业已成为中西比较诗学不争的学科前提和范围。

而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则似乎永远理应被淡漠和缺席。

这种不加反思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视域是理所应当的吗?如果它不能涵盖中西比较诗学理应包括的全部范围，那么为何这种断层的比较现象并未在各种时髦文学理论被引进和盛行的当今引起重视和突破?第二，即使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来比较的视域，在西方最新的理论发展趋势下，二者之间也并无“比较”可言。

从百年来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来看，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一门学科从发轫期到高峰期，逐渐形成了自己较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即①把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中的术语、范畴进行异同比较;②对中国古代诗学和西方诗学后面所蕴涵的理论体系和美学精神等进行宏观比较;③将二者进行相互阐发和借鉴等。

在海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下这些方法都取得了重要的实践和推进，产生了诸多有影响的著作和成果②。

但是，如果仅靠这些方法支撑比较诗学的持续发展空间，在当前巨大的社会发展和语境变迁面前便会显得后劲不足和固步自封。

无论是上面所列的哪种比较方法，中国古代文论事实上都难以和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文学理论进行对话和有效比较。

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文学理论观念不断受到挑战和变化，文化研究范式的兴起等要素，导致诗学本身已难以仅在封闭的文学/文本内部展开。

在西方当代“批评理论”盛行和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同时，中国诗学与它们的关系仅能表现为引进与被引进，以及实践上的时间先后关系（或许连引进和实践都还并不充分和完整），中国古代文论已很难直接和后工业社会、消费文化中的新兴文学现象和观念比较，这种研究的堵塞现象也是难以短期弥补或解决的。

第三，从最近的研究情况来看，从1994年至2004年间在国内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关于“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论）方面的学术论文共有180多篇，就笔者披览所及，从这些论文中可概括出以下三大研究特点:1、传统研究方法（如前文所列举）在个案上的实践有所减少，纯粹的中西彼此异同比较或阐发并不多，“中西比较”更多时候是被作为一种整体知识背景来帮助梳理和讨论某个具体的文学现象③;2、对比较诗学进行学科总结和反思，剖析中西诗学“比较”的意义、二者的可通约性和合法性等问题④;3、针对当代文化和文学的转型，反思比较诗学发展的困境危机，以及提出相应的战略思考等⑤。

这些最近的发展情况，一方面说明了比较诗学继续是学界所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它受中国社会/文学发展的影响，也受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化研究的挑战而面临一定的困惑和危机。

另一方面，学界看到了发展的危机和困境，但针对危机，除了在价值和战略上的总体呼吁外，并未产生真正具体的实际个案研究。

虽然讨论云集不断，但是诸如比较诗学究竟如何具体的和文化研究范式结合等根本性问题仍无法得到解答和实践，这无疑更加有力地证明了笔者所描述的瓶颈现象。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以上这些现象呢?二瓶颈现象的第一层表现，即中西比较诗学只看重和进行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比较的定势观念背后实则暗含了两层逻辑:1、只有中国古代的诗学思想才是真正的中国文论，才能代表中国;2、中国当代没有文论，或者中国当代的文论不屑一顾，没有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这二者实质上共同表达了中国当代没有诗学思想的普遍观念，更表达了学界对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认可接受。

在此笔者且不去探讨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什么样的诗学方能真正代表“中国”?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尚需另属文论之。

但是中国现当代肯定有文学思想，尽管它可能是“失语”的、“西化”的或是“僵硬”、“畸形”的，至少我们可以在时空上给以肯定，这些历时性的文学理念和思想曾经内存或正出现在当代中国，中国当代有其文学思想值得与西方比较。

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文论很长一段时间呈现出绝对“一元化”的独特现象，有着苏俄文论中国化的“独特”文论思想和话语。

虽然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论是被不加选择和鉴别地把前苏联文论生搬硬套的结果，所导致的文论“本土化”和“独特化”是革命专制社会的独特意识形态表现，但我们不能就此而否认它是“中国当代文论”，不仅不能否认，还更应分析这段时期文论的独特文化表征和内省价值意义:比如它如何典型反映了忽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论发展的特殊性，盲目夸大某种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将之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体系的诉求。

如果对之加以中西（中俄）文论的梳理和比较分析，无疑更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关于文论与社会、与政治、与国民性等关系的探讨，使其能作用于当代文论的发展和建设。

再例如，既然杰姆逊能以西方当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对老舍的《骆驼祥子》、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文本作出新的解读和意义阐释，那么将他的批评方法同中国当代学者对这些作品的研究进行比较，想必也一定能从中受益匪浅，这其实也内属于“比较诗学”。

同样道理，当代中国诸如女权主义文论、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同样有其自身风貌和特点，难道这些就不能与西方当代的文论思想比较吗?看来，造成研究范围断层的原因还并非当代中国与西方没有文论思想或是现象可比，而是研究者从观念上就忽略了整个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新现象和变通范畴，往往将其视为西方的产物而“悬置”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性因素，漠视中国文论在当代的自然发生和发展（尽管这种发生和发展可能是不尽如人意的），因而中西方当代文论无“比较”可言也在情理之中。

进而分析，这种普适性的认识又是由“比较”背后的特定民族心态和身份价值取向所决定的: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是在西方冲击下进行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方化，这使得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发展倾向不仅表现为古/今矛盾冲突，而且也表现为中/西价值冲击。

具体到文论思想，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从话语形式到学术规则、审美诉求等都非现代社会形态，而中国的当代文论在很大程度上又带有西化色彩，所以在寻求“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诉求中，我们既无法割舍传统文论的独特价值意义，同时又认可当代正在与西方共时发展的文学现象和思想。

中国文人所企盼的是拥有一个既现代又民族的文化和文论，但如何建构一个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论与文化形态，却一直是苦恼了中国文人/学界一个世纪之久的文化难题。

所以，在文化认同和文学研究中突出中国文论的民族性（具体表现为古代学术规则）、凸现中国传统文论的非现代性意义，希望依此来弥补或拯救当代中国现代性社会追求中的缺陷和危机，甚至希望以此拯救当今全球现代性诉求中所面临的人文精神等危机，让古代文论作为一种价值资源能与西方文论比较，从而有效参与到中国当代乃至世界的文化与文论的建设中，成为中西比较诗学背后真正的动机和价值旨趣。

所以只要论及中西比较诗学，就仅指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西方的比较也就理所当然了。

当然，这样的研究视域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发挥过作用，并且切实参与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建设，成为非常有效的社会知识生产。

自晚清的梁启超、王国维开始，到鲁迅、周作人、吴宓等一批学者，他们对中外文学思想的对比研究被视为比较诗学的第一个显赫时期。

20世纪初有影响的这批著作并不是自觉的学科建设，而是应时所需，在更重大的文化价值追求下用西方文论来理解诠释中国文学和文论。

这在当时中西文化相对缺乏交流和影响的情况下，其开拓意义不言而喻。

更为重要的是，晚清社会风雨飘摇，中国千年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严重挑战，在不断遭遇西方国家的枪炮和文化的侵入与影响下，寻求民族自强是必然的时代诉求，“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实践从工业、商业到哲学文学思想屡可见之，“比较”成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手段参与到了当时社会兴败的脉搏跳动中去。

因此“比较诗学”本身不仅是为了满足文学理论话语的内在完满诉求和欲望，更不是被关闭在学院内的体制化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生产，而是中国文人自发地对传统文化/文学的反思，期望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文论建设做出有效的分析，对自己所处的历史空间具备认识和批判的能力的结果。

从王国维到鲁迅，现代中国历史上一大批知识分子对西学领会的精深与娴熟，显然是当代中国读书人望尘莫及的。

而其中的差别不仅是学术修养与功力之别，更是研究者个体对历史经验和文化政治意识的紧张程度不同所致。

这种对“天下”的“己任”热情和张力绝非当代学科化、学院化、技术化的学术习气所能弥补与替代，“比较”也因此被不同时代的学者注入了不同的解读与实践成效。

20世纪80年代重新复苏的比较诗学之所以能再次取得辉煌成就，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样是因为文学作为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武器，参与进了当时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建设。

70年代末开始问世的一批比较诗学巨著:如钱钟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和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等等，一方面对“文革”期间被压抑和扭曲的传统文化给予了重新审视和解读;另一方面，中西融会、积极比较和鉴戒的研究方法，对50、60年代只能接触到苏俄文论的封闭中国思想界来说有着极为积极重要的解放与创新意义。

80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盛行的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呼唤对“人”的重新定义，要求对人类普遍价值进行重估，反应在文学观念上则是对“主体性”和“文学性”的追求，渴望重新发现文学的自在结构特征和美学价值，从而将文学和文学观念从僵硬机械的意识形态附庸地位中解救出来，成为“人的文学”并能参与到新一轮的文化解放和重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