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军长征对贵州产生的影响

论红军长征对贵州产生的影响作者：王春华来源：《人民论坛》2015年第26期【摘要】红军进入贵州，对贵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红军进入贵州，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这片高原热土，产生了以下影响：红军长征转战贵州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红军对遵义民间信仰文化的影响；红军长征转战贵州促进了先进思想的传播。

其次，国民党中央军尾随红军进入贵州，蒋系势力进入贵州，使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得以立足。

【关键词】红军长征贵州影响【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长征是指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陆续从长江流域向陕甘地区进行的战略大转移。

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是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各地的时间段。

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中旬进入贵州，14日攻占了贵州黎平县城。

18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移师贵州，史称“黎平转兵”。

至此，红军向国民党势力薄弱的贵州进发。

中央红军高歌猛进，连克锦平等七座县城，12月底攻占猴场（今瓮安草塘），31日晚召开了“猴场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打算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向川南发展扩建新的根据地的总方针。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红军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机关。

从而使遵义这座黔北古城享有了“转折之城”的美誉，使之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五大圣地之一。

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几乎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长征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一种宣传，对当时的贵州产生了各种有益的影响。

红军进入贵州，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这片高原热土红军进入贵州，对贵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征就是一部播种机，沿途将工农革命的火种播撒，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较长的地区，党与红军的所作所为给当地百姓留下了良好印象。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红军未进入贵州前，当地由黔系军阀王家烈统治，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残酷的军阀统治让生活在贵州的各族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看不到出路。

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是民国时代有名的穷省，社会发展条件恶劣，人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可谓一语中的。

普通穷苦老百姓在贵州有一个称谓“干人”，意为身无长物的穷人。

贵州在军阀王家烈统治下，贵州人民承受着难以想象的重负，根据1939年出版的《贵州经济》所载资料统计，截止1934年，贵州各种各样的税收高达156项，包括中央税捐：盐税、统税、印花税、烟酒税等四项，省级捐税：田赋、契税、普通营业税、屠宰营业税、牙当税、烟酒营业税、禁烟取缔费、特货省税、百货省税等9项，县级税捐：临时屠宰附加税、契税附加、烟灯附加税、契税、旅店营业执照税、船牌照费、船户营业上下船只费、售吸管理所附加、斗息捐、公称捐、户捐、牲牙捐、纸槽捐、水碾捐、屠宰附加捐、牲捐、牙捐、油榨捐、庙谷捐、白耳厂捐、煤厂捐、船捐、木植捐、木排捐、造船捐、旅户捐、磨捐、铁炉捐等143项。

这些苛捐杂税是造成了贵州百姓赤贫的根源。

另外，贵州鸦片种植与吸食泛滥，据统计，至1935年前后，贵州全省“用来种鸦片烟的田地已达800万亩以上，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26%”①以至于黔军以“双枪兵”（一手握烟枪、一手握步枪）之名著称，老百姓也普遍吸食，贵州经济处于畸形发展的状态中。

红军进入贵州后，为了发动人民支持红军，通过多种形式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武装，并在具体行动中，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红军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赢得了贵州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具体而言，一是通过打土豪分浮财的方式使贵州百姓得到实惠。

红军打土豪一方面筹集部队给养，一方面将浮财分给贫苦百姓，接济和改善他们的生活。

据统计，在黔北地区，遵义县打土豪153家，群众分粮90余万斤，盐巴500余担，大小牲畜1000余头，衣物50000余件，银元1000余元。

②在黔西北地区，共打土豪1600多户，其中黔西县打土豪140多户。

大定县打土豪500多户，缴获粮食5000余石，银元50余万元，物质折银洋10万余元，大烟2000挑。

③红军在打土豪时，尽量避免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此类行动，这实际上是一场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从而成功争取了民心。

二是实行公平买卖，维护市场秩序。

为了保护工商业，维护市场流通秩序，红军在贵州做了大量工作。

当红军进入贵州黎平时，由于当地群众对红军的不了解，商家纷纷关门歇业，市场萧条，红军通过宣传，说明红军政策，使商家放心交易，市场重新繁华起来。

红军进入遵义后，贯彻了这些措施，维护了遵义市面的繁荣。

红军对遵义民间信仰文化的影响。

红军进入贵州后，通过大量红军指战员表现出来的高尚行为，使当地百姓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贵州与当地传统文化结合，出现了不拜菩萨拜红军的特殊文化现象。

位于遵义凤凰山上的红军坟源于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贵州的一个历史事件。

最初民间传说在遵义的桑木桠埋葬着一位被国民党杀害的“女红军”神医，她医术高超，因为给百姓看病而被敌人杀害。

其事迹一传十、十传百，逐渐在方圆数百里内传播开来，以致人们将她神化为“红军菩萨”了。

迨至21世纪初，钟有煌的权威文章《遵义“红军坟”考》一文的发表④，才将“红军菩萨”的身世之谜揭开，经过钟有煌考证，“红军菩萨”的原型实际上是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为当地百姓治病耽误了行军时间而被敌人杀害的红十三团二营男卫生员龙思泉。

他被害之后，当地百姓将他安葬在遵义桑木桠路边山坡前向阳的松树林里，因为人们不知道他的姓名，就在其坟前石碑上刻下了“红军坟”字样。

1950年，遵义市政府将凤凰山上的红军山辟为红军烈士陵园，将“红军坟”迁葬于此，之后，前来“红军坟”瞻仰、祭奠、扫墓的群众络绎不绝，“红军菩萨”的名气也愈来愈大，现在已经成为了遵义红色旅游的一个著名景点。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促进了先进思想的传播。

贵州在军阀统治下，再加上地理环境的闭塞，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迟迟未能有效地在贵州传播开来。

红军进入贵州，打破了这一局面。

红军进入贵州，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与切实的革命措施，使贵州人民对红军和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初步印象。

红军转战贵州，停留时间较长，不仅在贵州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把东南地区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传入贵州，开启了贵州近代史上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洗礼，特别是党和红军关于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主张对日作战，捍卫中华民族利益的主张，深刻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的自我觉醒与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提高。

抗日救亡思想在贵州的传播。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时期，中日民族矛盾加剧，抗日救国已经成了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

红军在贵州期间，将抗日标语贴在沿途所经之地，例如红军经过黔东南时就把党的团结抗日、抗日救亡等主张通过标语形式向当地民众宣传。

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2月9日达到毕节县城的当天下午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活动。

街上到处都有红军在宣传，讲共产党的主张、政策，讲反蒋反内战反围剿，揭露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阴谋，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宣传国家民族危亡，青年、知识分子要团结起来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红二、六军团不仅重视宣传，在当地建立了各种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如抗日救亡委员会、贵州抗日救国军等。

这些宣传和积极措施使抗日救亡的思想深入到了贵州各族群众当中，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对于培养他们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中央军尾随红军进入贵州，使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得以立足在红军进入贵州前，西南地区一直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西南军阀通过松散联盟对抗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一直不能将其势力扩展至这一地区。

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乘机命令中央军尾随红军进入贵州，改组贵州省政府，任命官佐，将国民党中央势力植入贵州，成功地在西南地区打进一个楔子，为以后建立西南抗日大后方奠定了基础。

结束了贵州军阀割据的局面，国民政府统一了贵州。

红军转战贵州，对贵州地方军阀势力予以沉重打击。

当时盘踞贵州的军阀是以王家烈为首的二十五军（下辖2个师），黔系军阀内部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战斗力低下，与红军交战，一触即溃。

当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以保卫贵阳为名，委派随红军而来的薛岳率中央军进驻贵阳。

薛岳进驻后，任命郭恩演为贵阳警备司令，接管了贵阳城防。

中央军反客为主，这令王家烈惶惶不可终日。

贵阳已无王家烈立身之处，为了在贵州站稳脚跟，王家烈下令二十五军反攻遵义，妄图以遵义为黔军的基地，与中央军和红军抗衡，红军先撤出遵义，佯攻四川，再杀了个回马枪，黔军一败涂地。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往贵阳，名义上是巡视贵州，实则为解决黔省政权而来。

蒋介石到达贵阳后，召见王家烈，让他在省主席与25军军长之间只能选择一职，最终，王家烈选择了军长一职。

当时桂系李宗仁闻之想联络王家烈共同反蒋，并许诺每月向黔军接济30万军饷，但是王家烈此时深感大势已去，拒绝了桂系。

蒋介石一面任命王家烈为军长，一面又收买王部手下的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分别许以第一O三、第一O二师番号，将之收归“中央军”建制，令他们煽动其部下闹饷，迫使王家烈在军中失去威信。

4月上旬，蒋介石在在赤水地区以沈久之取代侯之担，将其残部收编为第二十五师。

最后，蒋介石一纸调令将王家烈调往南京，委任了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职了事。

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以2356号训令，正式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至此，终结了贵州军阀的统治。

国民政府势力进入贵州促进了贵州交通的改善。

随着国民政府对贵州控制力的强化，贵州交通问题得以改善。

交通问题一直是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瓶颈”，贵州多山的地形造成了贵州“跬步皆山，上则层霄，下则九渊”，交通条件恶劣，效率低下，成本高昂，严重制约了贵州各地区与外部的经济交流。

贵州在军阀统治时期，对交通事业毫无建树，甚至以交通闭塞为割据称雄的资本，这就导致贵州在近代以来相对于其他省份更加落后的局面。

国民政府直接统治贵州后，贵州的交通运输事业才得到改善。

为了给“围剿”红军提供便利条件，贵州公路运输业在1935年后得以快速发展。

1935年，贵阳经甘粑哨、鲇鱼铺至湖南晃县的湘黔路和贵阳经遵义、桐梓至四川重庆的川黔路筑成，接着黔滇路也开工修筑。

关于1934年底至1935年7月份国民政府在贵州大搞公路建设的情形，民国期刊曾有记载：“在消息隔绝的贵州省，能使我们注意的，恐怕只有公路了，因为自今春中央剿伐共党之后，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积极开公路，蒋委员长特着曾养甫做行营公路处长，坐镇贵阳监督，据全国经济委员会公里处统计，自民二十三年十二月至今年七月底止……总共完成后公路线有五千八百十六公里，预定支干线共有三十条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