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让纪录片变得好看

论如何让纪录片变得好看

论如何让纪录片变得好看

电视纪录片可以分为很多种，有人类学纪录片、自然类、文献专题类、社会生活类、历史文化类、风光片、文艺类等等。可是纵然纪录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却是乏味，缺乏故事性的。

对于纪录片而言，故事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纪录片不像故事片那样单纯的讲述一个故事，它是对真实事件人物的记录，是生活原生态的信息、是经过选择和提取的再现性的信息、是经过加工和改造的表现性信息。

但有一点纪录片与故事片是一样，它们都是给人看的艺术品，它们需要研究观众的心理结构，因为对故事性的要求是人类很基本的心理欲求。美国纪录片制作者和理论家Michael Rabiger使用了“编剧”这一不可思议的概念：“戏剧感是从哪里来呢？我自己的感受是来自于集体潜意识，而这是恒久不变的人性之一。大家都知道，它是从古至今都一直存在的人性动力，我们对于一遍又一遍地说故事与听故事都很渴望，你可以想一下现存亚瑟王传奇故事的改编版本有多少种：故事本身是中世纪的产物，但是千年之后，它仍一直被改编与更新，也不断给予人们乐趣。”既然故事符合观众的心理结构，能够满足观众的猎奇心里，那我们就可以把故事性融合进纪录片中。

并且对于表现人类生活，纪录片和故事片是互补的。但如果纪录片放弃故事性，则无疑是自动缩小自己的版图。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系教授米歇尔·若曼说认为纪录片和故事片是互相包含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在题材和图象表现等形式方面享有同样的地位，并且纪录片可以运用很多很多故事片的方法和手段。

现在许多纪录片展示人物状态却缺少情节，也就没有冲突和高潮，造成节奏拖沓，结构散漫，无法勾起观众的心理兴趣。不管多么高深的内涵，一部纪录片倘若没有审美魅力，就一定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如有些纪录片似乎为了追求宏大气势或文化品位，时间拉得很长，结构甚是雄伟，但读解起来空空荡荡。究其原因，不是不吃苦，不是不专业，而是场面东西多，生活细节少，没有故事性，哲学意义大于美学价值。如纪录片《风中的山林》讲述一位河北农民承包荒山的事情，前后拍了三、四年，不可谓不刻苦，编辑思路与主题都颇宏伟，这是一个具备世界意义的题材。但是，这部作品只有大的构架，缺少丰富的感性细节，人物形象比较贫弱。从根本上说，没把故事讲好。类似事例在纪录片创作界批量存在，尤其是一些被巨大文化感笼罩的作品，惟恐不文化，却不担心没故事。这是精英意识对纪录片的误导。

从纪录片表现故事性的方式来说，纪录片不能扮演，必须是生活中真实的人和事的影像记录。但也不是完全的不能扮演，纪录片是大环境的真实，对于其中的细节可以进行一定的虚拟，搬演重现就是增加纪录片故事性的一个好的方法。在纪录片《大明宫》中的很多情节都是搬演重现的，它所创造的是一个大环境中的真实——大明宫这一真实的环境，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地方；真实还在于历史事件的真实，那些曾经在大明宫发生过的事情，例如杨贵妃赐浴华清池、唐明皇创霓裳羽衣等等。这些事件、人物都是真实的，所以构成了纪录片的真。但是《大明宫》的细节有很多都是虚拟的，更多的采用的都是搬演重现的方法来增强故事性以吸引观众的。像是唐玄宗喜好音律，与杨贵妃在大明宫共同谱曲演奏；杨玉环于华清池的沐浴，水上的花瓣、宫人的伺候这些都是搬演的。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情况具体是怎样的，人们所知道的只是大概的历史事件，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戏剧加工可以为纪录片增添一定的故事性。这样的纪录片不仅可以展现事实同时也有一定的趣味性，不会

让人感到无聊从而无心观看纪录片。

事实上，在《北方纳努克》中弗拉哈迪已经在运用故事片的叙述方法，纪录电影史家埃里克·巴尔诺说，“弗拉哈迪显然（和从前的纪录片摄制者不同）已经掌握了在故事片中发掘起来的‘基本原理’。这种发展不仅改变了技术，而且也改变了观众的欣赏习惯。如今能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距离连续观看一段情节（这是人的体验所无法比拟的，完全是超现实主义所独具的）已成为观赏故事影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意中已被人们当做‘自然的东西’而接受下来。弗拉哈迪完全吸收了故事片的手法，然而他却把它运用在既非作家和导演所创作的，也非演员所表演的题材上去了。这样，既保持了戏剧性场面感人的力量，又将其与真实的人结合起来了。”

要使纪录片更加的好看，有故事性应该从多个角度入手对纪录片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化的制作。《台北故宫》就是从各个方面来介绍台北故宫的建立的，同时又与北京的故宫做了比较。追本溯源的对台北故宫的建立做了记录。就像是运输文物那一段，从会议到运输的船只、从海上路线到航空路线都做了相应的记录。同时还要抓住每个独特个体的特性，情感性格和人格特征，这在创作纪录片时是必要的，可以加强纪录片的故事性与观众的认同感。就像纪录片《德意志的胜利》通篇在描述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与其带领之下德意志人民，给观众树立了希特勒高大的形象。纪录片抓住了希特勒这个人物，充分表现出了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时期希特勒对于人名的鼓动。

纪录片最初诞生于西方国家，它不以观赏和消遣为主要目的，而是以反映社会、探讨现实为己任，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来探讨文化与社会问题的影像文献。伴随着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纪录片创作也开始在我国流行开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盛产，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话说长江》、《沙与海》、《最后的山神》等纪录片为代表的发展高潮，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各种体制的转变，纪录片发展陷入了困境，进入21世纪后，在十年来的发展中，虽然偶有惊喜，但是看到的更多的还是纪录片的步履维艰。包括技术上的落后，播出平台的稀少，拍摄经费的不足等等，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纪录片发展的瓶颈。

国外的优秀纪录片多是通过完美的画面与声音共同营造氛围去吸引人、感染人的。以美国为例，他们始终以专业品质作为纪录片的制作标准，保证纪录片以一流的画面质量、丰富的信息含量和扣人心弦的悬念进入市场。

相比之下，我国的纪录片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国际节目交流洽谈会上，我国的纪录片往往由于图像清晰度低、音频信号不稳定等问题，失去了很多机会。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制作人克里斯·麦可黎曾经指出：“中国纪录片要在海外寻找市场，必须达到一些基本的要求，首先是技术质量。”

在中国，最可以体现出纪录片故事性的纪录片种类就是文献纪录片

文献纪录片可以说是中国的特殊产物,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让中国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发掘和表现。这里有沧桑变换的历史事件, 也有风流倜傥的风云人物。可以说, 最好的最真实的“故事”就是历史。因此文献纪录片的诞生和发展是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的。长江、黄河、长城、历代帝王、民族英雄, 直到新中国的伟人。

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发展引领了中国主流纪录片的创作浪潮, 纵观中国纪录片史, 每一次前进的步伐大都是由文献纪录片作为先驱。《话说长江》、《望长城》、《毛泽东》等大型文献纪录片, 耗资巨大, 气贯长虹, 历时一年甚至数年, 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