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与股票
清末股灾：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97股票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对近代国人而言却绝不陌生。
早在19世纪60年代，洋行股票即在开埠未久的上海面世。
之后，随着洋务新政的次第铺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知名企业相继发行股票。
其股价也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不断发展而扶摇直上，如最初乏人问津的轮船招商局股票，由银价100两升至260两的高位，不过十余年。
股票的不断升值无疑是个赚钱的良机，嗅觉敏锐的商人也很快看到了这点。
1882年后，大量资金陆续卷入了这场炒卖股票的狂欢。
但好景不长，这种击鼓传花的资本游戏最终因过度投机而骤然顿挫。
如《申报》所言，当时“买卖股份之旺，几于举国若狂”，而“不及一年，情弊显露，股票万千直如废纸”。
危机来临之时，此前被热炒的矿业股票迅速暴跌，就连信誉良好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股票也被连累，其股价一跌再跌，元气大伤。
在1883年10月的这场风潮中，很多从钱庄、票号流出的投机资金一夜蒸发，成为无法收回的呆账、坏账。
一些承做股票抵清末股灾：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金满楼押或直接参与股票投机的钱庄、票号纷纷倒闭，此起彼伏的挤兑风潮中，就连当年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栽了大跟头，从此一蹶不振。
时间总是最好的遗忘剂，记吃不记打也似乎是人之本性。
20多年后，一场新的金融风暴在上海突然爆发，这次埋葬的不仅仅是钱庄票号，而是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
事件的缘由还得从当时最朝阳的产业——汽车工业说起。
1900年后，美国汽车产量大增，由此带动了橡胶市场的迅猛发展，而国际资本投资的东南亚橡胶公司，大约有1/3在上海发行股票。
仅1910年6月一个月间就有30家橡胶公司在上海挂牌募资，募集的资金量更是高达1350万两白银。
此时的上海俨然成为全球橡胶资本市场的一大中心。
橡胶公司股票受到热捧并不奇怪。
据测算，当时每磅橡胶的开采成本为1.6先令，市场价却在12先令，利润高得惊人。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各路资本蜂拥而入的同时，其背后也难免泥沙俱下，一些在东南亚圈地的橡胶公司甚至连树苗都还没种下去，股票价格已经一涨再涨，风险也就一步步不断累积。
民国四公子之一张孝若被害矛头为何指向了杜月笙？真相是什么？
民国四公子之一张孝若被害矛头为何指向了杜月笙？真相是什么？本文导读：后来，因为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将庆字营分成两半，调吴长庆回国，留袁世凯继续在朝鲜。
袁世凯改投李鸿章门下，张謇因此和袁世凯不和。
吴长庆回国以后，郁郁而终。
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给争相礼聘张謇入幕府，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张謇觉得应该考取功名，才是正途。
说道张謇的功名，必须提下他考中状元的事。
1885年，33岁的张謇考中举人以后，他参加了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主要原因是，翁同龢等人想提拔他，但是每次都认错卷子，把别人点成状元。
直到1894年，庆祝慈禧六十大寿的恩科，翁同龢命收卷官等张謇交卷。
张謇的卷子直接送到他手里，翁同龢亲自给其他阅卷考官说情，张謇才得中一甲一名状元。
1896年，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开始创办大生纱厂，张謇开始“官转商”。
1907年，又创办大生二厂。
作为商业经济领域教父级的人物，张謇在政治上依然有很高地位。
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支持共和，并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
但是，张謇看到孙中山难以稳定大局以后，就北上支持袁世凯。
张謇替袁世凯撰写了《清帝逊位诏书》。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后，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
不过，因为袁世凯搞复辟帝制，张謇很快和袁世凯分道扬镳。
1914年到1921年，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
因为此时列强忙着一战，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剥削。
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
当年，张謇已经70岁高龄。
从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开始，大生厂开始走向衰落。
1926年张謇去世后，张謇儿子张孝若继任大生纱厂等企业董事长。
此时，张家已经没落了。
青帮头子杜月笙还盯上了张家的大达轮船公司。
张孝若接替夫妻职位后，大生厂已经是空壳一个，还有很多外债。
此时，他只有大达轮船公司还在勉强经营。
大达轮船公司债权人陈光甫想拉杜月笙入股，张孝若不同意。
繁花里面的股市知识
繁花里面的股市知识这部剧里有着满满的股市风云，就像一个装满宝藏和陷阱的大江湖。
在股市里啊，消息就像一阵风。
剧里人物听到个风吹草动就开始盘算着自己的操作。
有时候一个小道消息，就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能让整个股市这个大湖泛起层层涟漪。
那些消息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就像雾里看花。
有的人把消息当成了宝典，以为能靠这个一夜暴富，可很多时候这消息就像个调皮的小鬼，把人带偏了路。
咱在现实的股市里也是这样，到处都有消息传来传去，听到消息就冲动行事的人，往往就掉进了陷阱。
就好比你听说隔壁老王说哪只股票要涨，你啥也不分析就跟着买，这就像闭着眼睛走路，一不小心就会撞到电线杆子。
股票的涨跌就像天气，说变就变。
今天可能是阳光灿烂，股票一路飙升，股民们就像晒着太阳的小懒猫，美滋滋的。
可明天呢，可能就乌云密布，股票一泻千里，股民们就像被浇了冷水的落汤鸡。
剧里的人物面对股票的涨跌那表情就像变脸一样快，前一刻还喜笑颜开，下一刻就愁眉苦脸。
这涨跌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可能是公司的经营状况，可能是市场的大趋势。
可很多股民就像小孩子看动画片，只看表面的涨跌，不去深究背后的道理。
咱得明白，股票涨的时候不能得意忘形，就像你在爬山，到了山顶也得小心下山的路；股票跌的时候也不能一蹶不振，就像你摔了一跤，拍拍土还能继续往前走。
还有那些在股市里的人物，一个个都像武林高手。
有像阿宝这样的，他有自己的一套本事。
他懂得观察，就像一个猎人观察猎物一样，观察市场的动静，观察其他股民的反应。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收手。
这就好比钓鱼，你不能老把鱼竿乱晃悠，得有耐心，等鱼上钩了再稳稳地拉起来。
而那些盲目跟风的股民呢，就像一群跟着头羊跑的小羊羔，头羊走到哪就跟到哪，最后可能就走进了狼窝。
在股市里不能光看别人做啥自己就做啥，得有自己的主见。
再看看那些股票的名字，在剧里它们就像一个个有生命的精灵。
每只股票背后都有一个公司，就像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一样。
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 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
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小快乐”很不快乐。
这位1940年代上海最受欢迎的滑稽艺人，一直以来用他尖酸刻薄的时政笑话来娱乐上海大众，甚至在日本人占领下最黑暗的时期，他瘦削的尖嘴里都能吐出足够的插科打诨来唤起人们的笑声。
但在1947年5月，人们在“天声”电台里听到的却是“小快乐”连讽带骂的挑衅唱腔：苦哈哈长着把土耗子脸，嚼了草根吃树皮，但米铺的老板却没心没肺，坏了良心，囤积居奇――“他们是发了财的米蛀虫，肚皮钱袋都塞满，盖了新洋房，买了五辆车，还有个小老婆家中藏。
”不出所料，这段唱词引爆了大众的愤怒――这毫不奇怪，连续两周来疯涨的粮价已经让人们心头的怒火越发高涨，而这段唱词恰好唱出了人们的心声，还很坦白地为大众找到了一个公敌――米商。
在人们看来，正是这些“米蛀虫”把控粮食，肆意抬高价格，他们是合谋杀害了人们吃饱肚子的单纯快乐，甚至就在这首“米蛀虫”传唱开了的该周周末，米价就上涨了一倍多。
但米商却对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感到愤怒和冤枉――毕竟价格疯涨的又不是他一家，实际上，几乎所有东西都在涨价，这种狂飙式的上涨已经持续了将近三年。
从1945年9月开始，到“小快乐”的“米蛀虫”登上全城热歌排行榜首位的1947年5月，上海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70倍，到1948年那个热死了不少街头乞丐和车夫的8月到来时，物价指数又上涨194倍，此时“小快乐”连唱他不快乐的歌的劲头也没有了，因为和其他人一样，他在收入和物价的竞跑中彻底败下阵来。
钱其实并不少，几乎每个人都成了亿万富翁，只不过名不副实。
《时代》周刊特意刊登了一篇上海电话公司发薪日的报道，1200名职员共领到了160亿元法币的工资，一笔薪水表都盛不下的巨款。
但花钱的方式却已经由“张”变成了“捆”、“斤”和“袋”。
一位经济学家声称，如果钞票的发行量再这样激增的话，恐怕几个月后，人类的数字计量单位就将不能满足中国人的需要了。
面对法币低得可怜的购买力，“穷得只剩下钱了”，已经不是一句炫富的笑话，而是苦涩的现实。
历史趣谈蒋经国与杜月笙的生死决斗 万墨林案件真相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蒋经国与杜月笙的生死决斗万墨林案件真相导语：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光复，黄埔一期出身的宣铁吾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
宣铁吾在重庆启程后，杜月笙为拉拢感情，曾设宴为宣饯行;但宣一到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光复，黄埔一期出身的宣铁吾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
宣铁吾在重庆启程后，杜月笙为拉拢感情，曾设宴为宣饯行;但宣一到上海，对新闻界第一个谈话却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
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红帮。
凡是青红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
宣铁吾这第一炮，无异于给杜月笙一个下马威。
蒋经国平生对两个人最称知己，一个是宣铁吾，另一个是王新衡。
王新衡是军统的头头。
后来蒋经国到上海，经常住在宣铁吾家中。
从上可知，宣铁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对抗，主要是蒋经国在幕后支持。
宣在上海并无社会基础，而杜月笙这个“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人物，却对蒋经国、宣铁吾的联合力量感到束手无策。
杜月笙的触须已经紧紧缠住了上海的银钱业、棉纺业、轮船业和黄色工会等等，但杜的公开身份，始终只是“中汇银行董事长”和“恒社”社长(“恒社”是杜月笙门徒以社会团体面貌出现的青帮组织)，此外就是办办“浦东同乡会”、“上海小姐选举”等无聊的事。
不过，杜月笙对于军队和警察，对于蒋经国和宣铁吾，却毫无办法。
万墨林案件的前因后果万墨林是杜月笙的总管，为杜门第一红人。
早年，他专门站在烟榻边为杜装鸦片烟，很得杜的信任。
日伪时期，万在上海代杜看管家产，一经胜利，就俨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
杜回上海后，万更红得发紫，一蹴而升为“米业公会理事长”，操纵着粮食的市场价格。
由于法币贬值，物资缺乏，粮价直线上涨，人们生活常识分享。
杜月笙的操控术
杜月笙的“操控术”他的解决办法，总不外乎软硬两手，黑白两道，明暗两面。
软的不行来硬的，黑的不行来白的，明的不行来暗的，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中，杜月笙织就了笼罩上海滩，甚至遍布全中国的权势网络，成功地为自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1928年初，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还在大开赌场(法租界的几大赌场均由杜月笙保护)，但到了1931年，他名下的企业已经非常之多。
全盛时期，杜月笙担任董事长的企业、工厂、单位，就有56个，加上其余常务董事、董事、理事等，更为可观。
初步统计，他叫得上号的本兼各职(当然是正副职务)一共达到一百三十余个。
这些转变，是从他靠上南京党政势力以后开始的，具体地说，是以1929年中汇银行开张为起点。
>>漂白出身：中汇银行财源广进1928年，杜月笙开始筹备成立中汇银行，并自任董事长。
这是他由以往走私鸦片和经营烟馆、赌台等黑社会事业转向“上流社会”的起点。
为什么他想起要办银行呢?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谋士钱新之的主意。
杜月笙始终不甘于做一个“黑社会老大”。
他觉得自己挣了最多的钱，玩了最多的女人，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但这些都没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个他从小可望不可及的风雅上流社会。
而要跻身上流社会，尽贩卖鸦片总不是办法。
所以，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另外，杜月笙的场面已经做得很大，其经济开支日益膨胀，而随着他从烟赌两行逐渐退出，原有的收入大减，盘子有点兜不转了，这时需要有挪用、透支的银行账户。
借钱这种事，可以一而再，不可再而三，因此求人不如求己。
如此，他必须有几个正经行当可以充充门面，有几个体面头衔可以炫耀炫耀。
钱新之的建议，就是以银行业为起点，改变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使他真正进入上流社会。
很快，中汇银行于1929年正式开张。
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笔资金。
徐懋棠是英国银行的买办，为求得保护，曾拜杜月笙为老头子。
杜月笙收服徐懋棠的故事，也是杜月笙一贯为人和手腕的出色“案例”。
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死后，留下两千数百万的遗产，徐庆云的小老婆们要求与徐懋棠分割财产，徐懋棠当然不肯，于是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请杜出面来料理这一桩“家务事”。
历史趣谈：真实版上海滩 旧上海黑帮大佬杜月笙的最后岁月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真实版上海滩旧上海黑帮大佬杜月笙的最后岁月导语：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势力达到顶峰。
1937年抗战爆发，杜月笙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赴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杜月笙以无可争议的民间帮会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势力达到顶峰。
1937年抗战爆发，杜月笙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赴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杜月笙以无可争议的民间帮会总代表的身份返回上海，但他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而此时，已进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
重回上海滩挨“当头一棒”1945年8月底，在中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氛围中，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
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
他和浦东同乡、好友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
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传说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
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繁衍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当局，他和他的集团已不再具备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生活常识分享。
黑道银行家杜月笙
黑道银行家杜月笙作者：刘诗平来源：《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05期1935年，中国金融界风云突变：3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突然宣布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5月底至6月初，政府相继兼并有发钞权的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11月，政府发布金融改革令，放弃银本位制，实施纸币政策……这一年，受白银风潮冲击，银行、钱庄纷纷倒闭，银行家和企业界的日子极不好过。
然而，有一个人却步步胜算：新任中行、交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钱业监理委员会理事，法币发行准备委员会委员……加上原有的中汇银行董事长等职务，他不仅在银行界牢牢扎根，且一举成为金融界的领袖。
这个人，正是“海上闻人”杜月笙。
李滋•罗斯的困惑1935年10月，英国政府首席财政顾问李滋•罗斯抵达上海。
为摆脱白银外流引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困境，中国政府紧锣密鼓地酝酿与准备币制改革，李滋•罗斯作为币制改革顾问受聘前来。
当他得知中国法币发行准备委员会委员名单中竟有杜月笙时，感到难以置信。
杜月笙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黑社会头目，从事烟、赌、娼，与黄金荣、张啸林一道，并称“上海三大亨”。
李滋•罗斯不明白，为什么国民政府竟允许杜月笙这样一个黑帮头目进入币制改革核心机构？孔祥熙告诉他：杜毫无疑问是个大投机分子，也是个黑帮头目。
但是，在上海，杜手下有十多万人，他随时可以给你制造出骚乱来。
事实上，孔的回答只是说出了杜月笙的一个侧面。
此时的杜月笙，不只是家喻户晓的黑帮头目，也是上海金融界呼风唤雨的领袖，是国民政府在金融界的代言人。
6年前，杜月笙的头脑中也有类似李滋•罗斯的困惑：南京政府建立，虽然自己协助“清党”有功受到蒋介石赏识，同时依靠经营烟赌聚起大量钱财，但是黑道生意毕竟不能长久，也摆不上台面。
如何能真正让上流社会承认并接纳自己？跻身金融圈、与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较高社会地位的银行家们建立密切联系，是合适的选择。
选择银行业并闯出一片天，成为杜月笙转型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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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与股票
在旧中国，青帮对于上海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
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的租界地内，利用帮会、流氓势力作为殖民统治的爪牙，干尽推销鸦片，开设赌场、妓院，划地称霸，欺压百姓的罪恶勾当。
国民党蒋介石更是依靠上海帮会、流氓势力，形成政帮合一的各种实体，在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翻云覆雨。
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插手股票发行与交易活动就是一例。
杜月笙其人
杜月笙1888年出生于上海高桥镇，本名杜镛，小名月生，月笙是他后来有了名气时改的别号。
他自
幼丧母，由外祖母抚养长大。
其父是一名小贩，因家境贫寒，杜月笙幼年失学。
14岁流浪到上海投靠伯父，入一家水果行当上了学徒。
但他散漫成性，不守店规，常外出打架斗殴，水果行只得把他辞退。
于是杜月笙自己做起了水果生意，几年中结交了几十个小流氓，结成一帮。
后来杜月笙又结识了黄金荣，替黄贩运烟土，从此青云直上，成为上海“三大亨”之一，而且他的势力还超过黄金荣、张啸林二人。
杜月笙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为国民党反共
有功，从此登上政治舞台，进而插足工商企业，成为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先至香港，后转重庆，与军统头子戴笠合作，搞“对敌物资交换”，与沦陷区做生意。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回到上海，通过门徒，控制了上海市商会和黄色工会等组织，并与“CC”合作，控制了上海市参议会，左右
上海地方行政。
在工商业方面，杜月笙充当了许多工商企业单位的董事、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而且安排几个儿子和得力门徒充当这些企业的经理、副经理，掌握实权。
在新闻界，杜月笙是申、新两报的董事，因之可以左右上海舆论。
杜月笙作为上海青帮头子，兼职之多，令人吃惊，手段之毒，更令人震惊。
例如通商银行是他从别人手中抢过来的。
他先叫人去该行存款，等到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后，便派人在同一天内去提取现款和兑换钞票，弄得该行支付困难。
风声传出，存户纷纷提款挤兑。
银行为了免遭倒闭，只得请杜月笙帮忙，答应由杜出任该行董事长。
他随即关照一声，提款挤兑风潮马上停息。
解放前夕，杜月笙逃往香港，1951年秋去世，尸
体被运往台湾。
股市风云人物
杜月笙是中汇、通商、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并兼任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常务董事，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在上海金融界声名远扬。
在交通领域，杜月笙是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兼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招商和民生公司的董事。
他兼的各类职务多达100多个。
例如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总会长、证券交易所理事长等。
杜月笙所兼的这些职务，每月单是获取的车马费就很可观，再加上干股分红，收益巨大。
他的这些兼职大多是靠使用流氓手段和勾结国内外反动势力
取得的，许多企业为了利用他的“牌头”应付各种麻烦事，只得求上门送名送利。
抗战胜利前夕，杜月笙不放过靠“接收”发横财的机会。
他先在浙江淳安住了一个多月，命留在上海的门徒大造谣言，说杜将出任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于是便有许多人从上海赶去与他接洽。
上海许多与敌伪有关的汉奸产业有的给他补上股东，有的认他做后台老板，分一部分股权给他，以避免日后被查封没收，他都一一笑纳。
因此，在日寇尚未正式投降，重庆所派的接受大员还未到达之时，杜月笙已经在进行变相的“接收”，成为上海发“接收财”的第一人。
图1是上海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1947年发行的股票股款收据，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印有董事长杜月笙的名字和私章。
该公司股款收据有1万股和5万股两种，图案相同，印刷精美，颜色分别为绿色和
红色。
图2是上海市轮渡股份有限公司1947年发行的股票，上面同样印有董事长杜月笙的签名和私章。
杜月笙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对写自己的名字却很下过一番功夫。
从股票上他的签名看，倒也像读过几年书的样子。
这种股票同样是雕刻版印刷，上方为一艘轮船图案，十分精美。
股票分为三种面额：10万元（红色）、50万元（橘红色）、1000万元（蓝色），图案基本相同，票幅较大。
股票背面印有该公司章程摘要，股票相关登记内容和过户表。
透过这些老股票，旧社会帮会、流氓势力横行霸道的丑恶面目昭然若揭。
让我们再来看看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的杜月笙的大作《上海证券市场筹备经过与前瞻》，其中写道：“证券之与金融，关系至切，利害相系，尤以近世金融业务，发展更为明显。
吐纳之方法既简，保管之
手续尤便，进而至于国债之募集，通货之伸缩，于国家财政经济，亦复加重其间接之关系，以故各国对于证券市场，莫不重视。
诚以其组织是否严密，管理是否完备，在在可以影响金融之健全，间接可以影响政府经济政策之推进，故其所负之使命及责任，至重且巨……故当前之瞻望，投资者审慎选择，以决定其取舍，主持者坦白精勤，以推广其业务，而交易所尤应以不徇不阿之态度，严格执行其法规，务使诱掖投资，而防止投机，俾债券股票之流通无阻，三方各尽其职，吾国证券市场之前途，当可渐臻完备矣。
”
看了这些显然出自杜月笙秘书手笔的冠冕堂皇的议论，不由使人联想到鲁迅的一首讽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诗《南京民谣》：“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
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杜月笙的道貌岸然与强盗们的假装正经何其相似。
恶对恶黑吃黑
杜月笙坐镇上海滩，霸气十足。
但是1948年秋天，他的儿子杜维屏却因股票投机被蒋经国逮捕了，使他深感丢脸。
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法币贬值，发行金圆券，派自己的儿子到上海，决心借几颗人头来挽回局势。
蒋经国先想在表兄孔令侃头上开刀，但孔通过宋美龄出面，迫使蒋介石通知蒋经国另选择对象。
蒋经国便决定要在杜月笙身上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
他手下的特务找来找去从杜的儿子身上找到了问题。
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凭仗着父亲的势力，经常搞些投机倒把。
那次是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2800多股，蒋经国便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
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把杜维屏逮捕。
但是仅凭这个“所外交易”的罪名，也判不了重刑，最终只好判刑6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
这件事使杜月笙气愤至极。
他曾对人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蒋经国原以为这么来一下，可以把操纵市场的投机商人吓倒，结果却败得更惨。
杜月笙暗地里指使自己的手下兴风作浪，金圆券的贬值比法币更快。
蒋经国在上海搞了不到3个月，毫无起色，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南京。
这时杜月笙才抱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再度在公开场合露面。
一幕黑吃黑的闹剧就这样收场了。
责编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