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内容摘要：近年来李克强总理屡次提及“新经济”概念，该概念2016年还被首次写入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本文通过回顾和梳理历史上“新经济”概念的形成背景、发展特征以及政策含义，并结合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对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新经济”概念的普遍意义和特殊内涵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新动能新经济再思考美国“新经济”概念“新经济”以及与“新经济”相类似的概念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多次被运用，对于中国公众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所出现的新经济现象。

什么是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到今天为止，人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多数情况下，人们认为是以IT为代表的新技术给社会生产生活所带来的变化。

那么IT所带来的变化在经济层面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就有了对新经济第二个层次上的解释，即“新经济”指的是美国的长增长现象，因为在IT创新浪潮中，美国曾出现持续120个月左右的经济增长现象。

甚至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美国经济学界都一直热衷于“大缓和”理论的研究，该理论认为，持续的技术创新，可以不断地扩展美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因此，经济增长的路径可能会偏离实际商业周期的规律，使经济结构的调整避免出现“硬着陆”式的萧条阶段。

但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实际商业周期的规律性调整过程再次回归经济学视野，特别是美国金融市场，在进入第八个调整年份之后，依然呈现出明显的脆弱性，这也使得美联储在推出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进退维谷、举步维艰。

在金融市场尚未恢复到以前状况的情况下，即便美国在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不断出现突破性成果，但是这些科技创新性成果并没有对美国实体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

2008年危机之后，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一直在低位徘徊。

同时，美国的非农就业岗位，特别是制造业的就业情况改善得也并不理想，这说明与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时期相比，科技创新既没有有效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新行业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

而在20世纪的“新经济”时代，IT创新不但带来了零库存管理和生产网络等管理手段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而且IT所创造出的个人电脑、软件开发、互联网平台、移动通讯等全新的行业还同时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推动了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

为什么在两个不同的年代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呢？其中核心的因素是金融市场的繁荣。

在美国“新经济”时期，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繁荣，对于技术创新而言不仅能将新产品的未来市场收益在现期市场上折现出售，同时金融市场风险配置的职能还能将美国创新企业的创新风险在全球投资者之间进行有效配置，这无疑会促进和加速科技创新的市场化过程。

因此，在纳斯达克繁荣期，美国的股票市场不仅具有因资产价格上涨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刺激着美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同时股票市场也因其具有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而产生资本效应，支撑着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投资。

美国的资本市场为什么能在20世纪具有如此成功的运行业绩呢？如果简单回顾美国金融史就不难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世界贸易不平衡的冲击，美元兑黄金的比价遇到了所谓的“特里芬两难”。

1973年，美国单方面宣布放弃了美元兑黄金的固定汇率，在此之后美元一路走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断受到来自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挑战。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一方面利用7国集团的协调机制调整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另一方面则在金融领域采取了以放松管制为手段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这一变化使美国的金融业最早完成了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金融改革，这一措施不仅维持住了美元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使美国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高效的金融市场的存在，才使得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科技创新高潮出现时，创造了超越实际商业周期的高增长奇迹。

因此可以认定，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概念是科技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说“新经济”概念必然包含有制度创新的内涵，其另一个佐证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战后的长增长年代，其经济表现与“新经济”相类似，在学说史上以“新经济学”来概括。

在那段时期中美国经济也经历了一次长达106个月的长期增长，而那时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变革并不明显，但美国的实际商业周期却被改变了。

在后来托宾对这次长周期繁荣的解释是美国凯恩斯主义的顺周期扩张性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将美国财政政策从周期性平衡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加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刺激，这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的繁荣期不仅在时间上被延长了，在增长速度上也一度达到了6%以上的水平。

因此，“新经济”概念，在世界经济的历史上既可以指新技术带来的新的经济现象，也可以是制度变革的结果。

“新经济”概念的一般性含义从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历史可以看到，“新经济”概念中第一个一般性的含义是指由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

除此之外，“新经济”概念还具有如下一些一般性的含义。

“新经济”通常是指传统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新的经济现象，在上面所列举的两段美国的“新经济”时期，美国的学术界对超越实际商业周期的现象在当时也是无法理解和解释的，直到这种“新经济”现象消退之后，学术界才在不断的认识过程中逐渐地作出合理的解释。

20世纪60年代的长周期增长的原因直到托宾的《十年来的新经济学》问世之后才被人们所理解。

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时期，“大缓和”理论实际上成为了对“新经济”解释的主流观点，但是2008年危机之后，“大缓和”理论被“大萧条”理论所替代，人们又重新开始认识科技创新周期与实际商业周期之间的关系。

可见，对于“新经济”而言，在当时并没有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合理解释。

“新经济”概念的第三个一般性含义通常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非常规的经济繁荣现象，因此，一般非常规的反危机政策虽然也超越了现有理论的解释范围，需要新的理论来加以全新的解释，但是，我们不把这类经济史实称作为“新经济”。

例如，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实施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还没有发表，罗斯福新政与其说是开创了西方国家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先河，不如说是在其前任胡佛总统自由放任政策失败后所进行的试错尝试。

又例如在2008年危机之后，美联储在利率极低的情况下依然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缩确实起到了缓解的作用，这套政策思路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原理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这种反常规的政策无论其实施效果如何，都不在“新经济”概念的内涵之内。

最后，如果深入到美国“新经济”现象本质去看的话，会发现，“新经济”在持续长周期增长经济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对应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生活的变化。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在实施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的同时，还制定了社会改良计划，其中不仅包含居者有其屋、消除贫困等民生内容，还包括治理污染、重视社会公平等社会目标。

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除了经济增长业绩之外，在IT技术的推动下，随着新兴行业的出现，美国收入分配结构也一度出现向新兴行业的转移，在纳斯达克财富效应的刺激下，美国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空前提高，对知识的保护和垄断成为了具有和资本同样重要的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此等等都能看出“新经济”在超越实际商业周期特征之外的更多的内容。

中国“新经济”概念的普遍意义和特殊内涵对于“新经济”这个概念，李克强已经作出了全面合理的解释。

从总理的解释中，不难发现，用“新经济”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特征，既具有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普遍意义，又具有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的时代特性。

第一，对照上面论及的“新经济”概念的一般性含义，本文认为“新经济”概念并不包含反危机的政策措施。

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李克强总理也很明确地指出，中国“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因此“新经济”的指向非常明确，是关系到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性政策内容，是“十三五”规划的核心所在。

第二，中国“新经济”概念同样既包括技术的创新也包括制度的创新。

根据李克强总理的解释，“新经济”涉及一二三产业，不仅仅是指三产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当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还涉及到一产当中像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

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新经济”概念是在历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制度层面的外延。

要形成新经济的格局，除了要强调技术和创新的作用，体制、机制的巨大作用也同样不能忽视。

第三，所有创新活动都必须以培育新动能为核心，而新动能的来源，不仅仅是指新技术、新产业，也包括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

第四，“新经济”概念在实践上是一个寻求新动能的尝试，而在理论上是一个探索新增长模式合理性的过程，因此，它刻画出的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尝试突破的历史路径，这是一个实践探索和理论尝试同时并举的过程。

另外，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新经济”的概念，是在充分认识到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深层次结构调整的情况下提出的，实际上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的一种常态环境。

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一直没有正面回答中国经济是否能够超越西方社会的实际商业周期，因此，在经历了经济持续增长之后，我们已经适应了高速增长环境，适应了高速增长的思维逻辑，尽管我们很早就开始反思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思考中国增长的代价问题，但是，从未回答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否也必须经历实际商业周期的波动。

如果承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实际商业周期的特征，那么理解“新常态”概念下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就能够理解政府在面对目前经济困难时的基本思路，即在经济结构深层次的调整过程中必须尊重市场本身的规律，不能用我们已经习惯的高速增长的思维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时所出现的问题。

因此，这届政府非常明确地排除掉了用注水的方式实施大规模的刺激方案，这就使得“新经济”在寻找新增长动能时的侧重点在于供给层面，而不在需求层面，即“供给侧”改革。

人们对供给侧改革最大的担忧在于调整传统生产领域产能过剩时可能带来的社会就业压力，而“新经济”概念传递出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无论在技术层面、产业层面、制度层面，中国经济都具有创造出新的增长动力的空间和潜力。

从国际范围来看，当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之后，中国经济的变化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崩溃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同时存在于西方政界和舆论界。

而自2012年以来，唱衰中国经济的观点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美国经济结构重新向制造业转型，世界贸易的增长已经连续几年低于世界产量的增长，世界经济的这些负面因素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需动力明显不足，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