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_李正国

2006年1月第8卷第1期宁夏党校学报Journal of Ningxia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 Jan .,2006Vol .8　No .1【哲学与社会】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李正国(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8)摘要: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国家形象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引人注目。

当下,国内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探讨和研究“热浪不减”,并且取得了数量可观的成果。

但从总体上看,关于国家形象的探索还处于学术研究的初始阶段。

文化主义和建构主义为国家形象研究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国家形象;文化主义;建构主义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06)01-0075-05收稿日期:2005-10-27作者简介:李正国(1975-),男,北京人,中国传媒大学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有人说,只有在信息时代,国家形象的作用和意义才被真正发掘和重视。

这种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也有一定道理。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国家形象前所未有地受到主权国家的关注。

但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几乎是在理论缺失的状况中进行的,一方面,“成果”数量颇丰,另一方面,从理论的系统和高度来看,研究总体还显得相当滞后。

一近代以来,对中国公众形象研究最为著名的学者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开山鼻祖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哈罗德·埃萨克斯(Har old R .Isaacs )。

1946年,费正清实地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张家口后,在美国重要的外交刊物《大西洋月刊》上发表《1946:我们在中国的机会》一文。

他预言,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华盛顿如果一意孤行,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话,美国将会被中国老百姓从中国赶出去。

历史证明了他从中国公众形象研究中作出的正确判断。

费正清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先后撰写了《认识中国》等多篇有关公众形象与中美关系的文章,作为打破中美关系研究旧框架的突破口。

此外,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曾为许多有关中国形象的著作作序,表露其观点,这些著作包括乔治·凯兹的《昔日丰年:传统中国的最后时光》、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格拉姆·派克的《两种时光》、保尔·弗里尔曼和格拉姆·派克的《中国:难忘的生活》等。

国家形象的研究方法最早集中应用于美国对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研究。

后来,美苏的相互形象又深化发展成为一个“敌人意象”研究的重要课题。

比如,对一个国家的形象认识与评价肯定会影响到本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外交政策中的决策研究应当在国家形象的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

可以说,国外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早就展开对国家形象的应用研究,只是理论上没有得到系统诠释,相关成果散见于各种论述的有关章节,并以与形象近似的“声誉”、“威望”之类的语词相替代。

比如,摩根索在对国家权力斗争三个策略的阐释中对显示权力的描述;约瑟夫·奈的软权力学说中的国家声誉问题;等等。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不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而是表明他们更多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关注的还是传统的权力说,将其作为软权力的一个细枝末节来研究。

应当承认,尽管国际关系各种学派众说纷纭,无论是最初的理想主义的挑战,还是科学行为主义的质疑,一直到新现实主义的修正,但现实主义关于权力的经典学说,仍然魅力不减。

因此,从现实主义的角度75研究国家形象具有相当的现实合理性。

当下,国内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探讨和研究炙手可热,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比如对国家形象定义的界定、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关系的探讨、运用软权力学说对国家形象进行阐释。

刘继南等撰写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从国际关系的新视角,运用大众传播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当代理论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现状,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媒体对对方形象的不同刻画及实质进行了剖析,并导出了国际传播力的概念。

此外,还针对中国的媒体发展战略,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新观点。

王义桅、唐小松等致力于美国公共外交对国家形象影响的研究,在策略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美籍华人王红英运用国际关系中的博弈理论,提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和外交政策的相关机制———外部的社会回报和社会惩罚。

王岳川的《发现东方》提出了构建中国形象要积极输出文化的主张。

周宁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则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形象在西方的话语演绎。

这些学者从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运用后现代理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

此外,李希光认为,政治传播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对中国被美国妖魔化的背景、动因、手段等作用机制有着深入的剖析。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从比较文学的层面,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进行了探讨。

但从总体上看,关于国家形象的探索还处于学术研究的初始阶段,具体体现为:1.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数量有待进一步增加。

比如,管文虎主编的《国家形象论》是较早以国家形象为题的论著,它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形象学说和中国共产党有关领导论述为指导,总结旧中国弱小形象的历史教训,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形象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今中国的良好形象。

由于主题立意、结构布局乃至行文语言具有一种浓厚的文学色彩,因此,更像是一本关于国家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读物,而不能视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

类似的还有蒋春堂编著的《政府形象探索》等。

坦言之,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新兴的研究类别,当下关于国家形象的学术论著几乎是屈指可数,更多是以论文的形式散见于各个学术期刊,其中经验式的总结随处可见,仅仅满足于增强读者的国家意识,激发公众的爱国激情,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分析和阐述则呈现出情绪化的特点,甚至带着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缺乏学术著述应有的冷静和理智,更谈不上逻辑的严密和学理的严肃,也鲜有理论的创新。

学术文章和研究报告是一个研究过程和结果的文字表述,使读者有可能对所得结论的逻辑与方法进行检验,从而使读者接受研究结果。

而评论则不同,它只是表达一种观点和看法,只是使读者知道有这样一种观点,而并不指望读者通过科学检验的方法接受其观点。

因此,严格说来,当前关于国家形象的一些文章还只能算是国际评论。

2.理论视野需要进一步拓展。

从已发表的著作和论文看,它们大部分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保持高度戒备心理,认为中国已经潜在地对自身构成一种挑战和威胁。

许多学者正是从回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炮制的负面中国形象来展开研究的,尽管其中运用一些基本的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进行跨学科的边缘论述,但还基本上是传统政治层面的定性分析,主题、角度甚至结论都是假定好的,泛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

这与目前国内从事国家形象研究的学者多为媒体传播从业者有关,多年的职业和学术背景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把媒体的“喉舌”角色必须置于第一位。

当然,笔者并不是反对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路径和模式,而是认为一个学说的成立需要一定的理论作为依靠和支撑,国家形象从提出、塑造到影响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的现实因素,其最终又要放在国际社会的大框架内来予以确认,存在许许多多变量的影响,绝不是简单的传播和宣传能够胜任的。

国家形象的构建需要开阔的理论视野,尤其是在国际大背景下,提取一些规律性的范式。

在一个学说的初创时期,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一定要具备大局观,也不妨从其他学科借用一些理论,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是许多国内相关学科健康发展的一个思路。

这一趋势将继续存在并得到扩大与加强,对今后国家形象理论架构的构建不无裨益。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必须另立门户,提出全新的体系与学说,国家形象的研究应当成为一个76很好的突破口。

3.国家形象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当下,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存在两种学术视角:一种是现代经验性的,另一种是后现代批判性的。

这两种立场在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前提方面大相径庭。

就国家形象研究而言,现代经验视角的理论假设建立在中国形象是中国社会现实反映的基础之上,既存在真实与谬误,又包含理解与曲解;后现代批判的理论假设则基于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表述,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

在此理论前提下,中国形象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西方的想象。

目前国内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还以描述式或定性分析居多,尤其是过于看重文化内涵的分析,而忽视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分析,这就犹如“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表面上看似追踪了学科的最新发展动向,实际上却将其立足的资本丢弃了,不足以全面地揭示其本质与特点。

此外,随着文化、心理、教育和意识形态等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定量、定性分析的重视,国家形象的研究由面及点,由一般深入到具体,同时把研究的重心由本国扩展到世界范围,必将成为一种总体趋势。

4.摆脱研究误区,由边缘进入中心。

当下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存在两种极端的苗头与倾向:一种是泛化,另一种是狭义化。

泛化倾向表现为无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时的措辞,还是普通公众在大街上吐痰的不文明行为,都可上升至国家形象的高度来认识,给人的感觉是,一不小心便“碰到”了形象。

国家形象这个概念几乎渗入了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其原因显然与国家形象概念在大众中的广泛使用和流行有关。

这种泛化的结果就导致国家形象研究的领域过于宽泛,缺乏重点。

这一点从目前发表的论著和论文中已经体现出来。

与这种泛化相矛盾的是国家形象研究的狭义化,其表现就是无论是本课题的较早提出者,还是目前的研究团队,虽然也有从事专门国际关系研究的,但基本上还是集中于传播学领域。

应该看到,尽管国家形象的构建离不开传播学,然而它却不是理论搭建和实践运用的唯一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学甚至不能构成国家形象研究的重点,理由是:其一,传播学自有其研究重点方向,国家形象只是其理论的一种运用;其二,国家形象构建的意义在于促进国家之间和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国际传播或对外宣传只是沟通手段,而不是实际的最终要义。

因此,泛化和狭义化研究都偏离了国家形象的基本方向。

国家形象的研究应当是立足于国际关系基础上的跨学科探索。

唯有如此,才能从游离于边缘的研究真正进入国家形象这一课题的核心,确立其学术的突破口,最终把握其规律的关键所在。

5.国内的相关研究与国外差距较大。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学者以各种不同的方法,从各种不同角度,对国家的公众形象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其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刻的考察,各种研究成果也随之大批涌现,有关中美关系的专著或论文集,大都包括专门讨论公众形象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