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礼看中国古代城乡整体规划思想

从《周礼》看中国古代城乡整体规划思想李欣霖任彬彬赵晓峰摘要：本文以《周礼》为基本素材，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辨方正位的整体观、体国经野的区域观，以及皇权至上的礼制观四个层面深入探析了中国先秦时期城乡整体规划思想的核心理念、规划方法及其深层文化内涵，旨在从比较整全的视角透视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国野关系、君民关系在城乡整体规划中的体现与应用，并为当今的城乡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城乡整体规划，自然观，整体观，区域观，礼制观《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

《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

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

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一书与《仪礼》、《礼记》并列，统称为“三礼”，而且《周礼》还被推为“三礼”之首；它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我国古代文献中对都城规划的论述甚多，其中以《周礼》中的一些原则最为完整也最重要，影响后世达二千多年之久。

1《周礼》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西周的统治阶级把“天命”作为统治其他部族和广大人民的手段，其最高统治者以天的代言人自居，称为“天子”。

因此，“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

1.1象天法地，融合自然都城的整体规划布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与文化传统的产物，其核心就是“天人合一”，即用都城的物质形态和布局来体现天上人间的一种礼制秩序，追求天、地、人之间的和谐。

“象天法地”，主要是以天、地、人为一个宇宙大系统，追求天地人宇宙万物的和谐合一。

《周礼•春官宗伯》云：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

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

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

古代中国州郡依据其在国中的位置寻求天上的星宿与之相对应，12州与12星宿相对，在城市，尤其是都城以及宫殿、寝陵的布局和规划设计与命名都力图体现天人合一的追求。

古代统治者要借助“天命神权”观念巩固自己的统治，便将人间与天界对应起来。

因此，人间的帝王要证明他是真命天子，就要“取象于天”，把国都建在与天上“中宫”相对应的“天下之中”，以此证明自己的神性。

由此，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方位尊卑观念，以居中为尊，左、右次之。

“五方”为东南西北中。

“四象”是古代中国把恒星系统的二十八星宿，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大方位区域(称为象限)，用四种灵兽的形象和肤色分别代表,即东(左)青龙、西(右)白虎、南(前)朱雀、北(后)玄武。

（1）《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准则，《易·系辞》也提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天地方位关系的对应，在我国古代渗透到了传统城市和各级各类建筑。

“象天法地”，“四方为形”，“五方为体”，“中”在其间成为主导。

1.2设官分职、以人法天《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为框架。

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

《周礼》六官即六卿，根据作者的安排，每卿统领六十官职。

所以，六卿的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

众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

作者以“周官”为书名，暗含了该书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数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则。

在《周礼》的国家重大祭祀中，地官奉牛牲、春官奉鸡牲、夏官奉羊牲、秋官奉犬牲、冬官奉豕牲。

众所周知，在五行体系中，鸡为木畜，羊为火畜、犬为金畜、豕为水畜、牛为土畜。

《周礼》五官所奉五牲，与五行思想中五畜与五方的对应关系完全一致，具有明显的五行象类的思想。

与此相呼应，地官有“牛人”一职，春官有“鸡人”一职，夏官有“羊人”一职，秋官有“犬人”一职，冬官有“豕人”一职。

综上所述，《周礼》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的蓝图。

（2）2《周礼》中辨方正位的整体观中国古代都城往往都是经过精心选址和规划布局以后才建设的，而且很早就使用了规划平面图，从而使之布局井然有序，美观大方。

都城选址是综合考虑政治、军事、经济、区位、地形、水资源、交通等诸要素的结果。

《周礼•大司徒》云：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

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曰医。

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

可见早期的区域规划是由大司徒掌握的，由此可知周代就有官员专门从事规划建设中现场踏勘的工作，使用平面图设计，框定城市的范围，划定不同分区，从而进行城市的整体规划。

2.1辨方正位，为天下本辨方正位是我国古代城市形制，是选址择地、规划布局到建筑设计和工程建设等一系列过程中首要的一步。

“君人南面以治天下”，帝王坐北朝南治理天下万民，在《周礼》看来这叫居于天下之正位。

建筑方位的确定历来是统治者关心的大事，重要建筑方位的偏正与否，被看作是治国安帮的大事。

只有方位端正了，前后左右次序才能定下来以后，国家才能有次序，达到以礼治国，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目的。

《周礼﹒考工记》云：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这是介绍营建工程之前的定平和定向。

此时，对方位十分重视，而且对方位的精确性要求更加严格，建筑物乃至整个城市坐北朝南，取南北轴向，不仅是为了宫室采光、取暖的需要，而且被制度化、礼制化了，即天子必须要“面南而治”。

《周礼》开篇在谈到立国之本时，明确提出：“惟王建国，辩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意思是天子建立都城，要辨别方向，确定位置，分画王城与郊野的疆域，然后分设宫职，治理人民，使他们者能各得其所。

《周礼》对正南北方位的强调，对后世都城防卫的确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面南而王”成为都城不能违背的定制。

（3）2.2因地制宜，择中立国《周礼》国都地点的选择，是通过“土圭”来确定的。

土圭是一种测日影长短的工具。

所谓“测土深”，是通过测量土圭显示的日影长短，求得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

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长为一尺五寸。

之所以作如此选择，是因为“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的交会之处，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

《周礼﹒大宗伯》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

正日景(影) ，以求地中。

日至之景(影) ，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这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

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由上可知周代的城邦建置，我国古人具有强烈的“择中”观念，就是顺应天地，先利用土圭以测日影（景），将四正方位辨明，然后依照礼制建设邦国，使城市整体布局井井有序。

在《周礼》以后的《管子·度地》中，管子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天子中而处”的观点，以及在《吕氏春秋·审分览》中也有“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观点被明确地提出来。

使择中立国的观点更加明确，且逐步被制度化、礼制化。

3《周礼》中体国经野的区域观周代城乡有国、野之分, 国为城区，住着称为国人的统治族人；野是农村，住着名为野人的被统治族人。

先秦时期的城市建设者已充分认识到周围广阔土地对城市的依托作用，将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倍加重视。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具有了“区域”观念。

《周礼》中比较辩证地阐明了城市的用地选择与规划布局、城市与区域的关系等等。

我国的城市发展很早，周代之前就有区域的观念，并且总结出“体国经野”——统筹规划城市和郊野地区的经验，初步认识了区域的系统性。

3.1统一规划，封邦建国《周礼》所谓“建国制度”，即先秦时期的“分封制”和“畿服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体国经野和城乡统一的思想。

“分封制”是按受封者爵位尊卑来规定其封疆和城池的规模。

诸侯在封地上建城邑，其规模一方面受到等级限制，另一方面也必然要与封地大小相适应，于是反映出城乡结合的特点。

“畿服制”是指以国都为中心，将全国疆土向四周划分若干部分，每个部分都承担各自服事天子的义务。

“畿”是指国都周围的广大地区，“服”就是“服事天子也”。

对于“畿服制”来说，如果将国都周围各服理解为广义的“乡”，那么也可以说这是城乡统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区域规划观念的雏形。

（4）《周礼》中以土圭测日影，在地中建王城，既是哲学寓意的需要，也是"体国经野"的需要。

王者划分国野和野外之地，都以王城为中心。

如方千里的王畿，就是以王城为中心建立的。

王畿之外有所谓“九畿”。

《周礼·夏官·大司马》云：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可知九畿的分布，是以方千里的王畿为中心，其四外的五千里之地，依次划分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等九层，大小相套，依次迭远，相邻之畿的间隔都是五百里。

3.2画井为田，城乡结合《周礼》提出的“体国经野”之制，可以看出当时是将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的。

所谓“体国”，是指合理确定城郭的等级与规模，布置城池、宫殿、宗庙和社稷；“经野”是指规划建设城郭周围的土地和奴役的居邑，以处理好城乡关系。

周代建城，实际上是建立一个以城为中心，连同周围乡野田地而共同构成的城邦国家，也就是以井田制为基础，通过国土规划来实施“封邦建国”的政治方略。

在一定地区，山川、陵谷、都邑、道路和农田的占地应有适当的比例；城池的大小要与耕地面积、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呈一定比例关系。

城市与乡村这对矛盾体在这里被处理成一个有机整体。

井田制中的一井田就是一个单位，因井田中的每部分都为百亩，所占面积相等，所以从地形上看，一井田正好构成一个正方形，（5）单就规划方法及形态而言，“画井为田”中“井”的核心和基础性的构成意义，显然是井田制最鲜明、并历来被认同的特色。

具体说来，其一，田地以人工水源的“井”为中心；二是田畴划分的基本形态呈结构性的“井”字型，就是在水井周围等间距建置二纵二横的水渠和道路，即所谓“遂”和“径”，将长宽各一里的土地，等分成九个称为“夫”的方田，每夫各一顷即一百亩地；三是把这个方一里而九夫、正如甲骨文“□”字型或九宫型方格网的土地规划形态，按其构成意义而衍生为“井”，并进一步推广为井田制的基本构成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