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中的“他在性”

试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中的“他在性”作者：王嘉丽秦龙来源：《党政研究》2018年第05期〔摘要〕公共行政者如何去行动，主要看其如何定位其自身的位置。

现代性下的理性以“自我”为出发点，其内在暗示了一种不可通约的绝对的“自我”行政权力。

它把可变的事物当作永恒的东西，忽视了“道德他者”的存在。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主张行政人员与公民之间的“主体间性”，认为“自我”与“他者”是主体与主体而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它试图以“他者的文本”来言说“他者”，并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活动本身进行解构，将“他者”从“自我”中解放出来。

由此，在“自我”与“他者”的共识与冲突中达到平衡。

〔关键词〕他在性；后现代主义；正义；反行政〔中图分类号〕D0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5-0092-0617、18世纪，自然科学使人类认识到了宇宙的奥秘，人类相信人作为认知主体与行为主体所拥有的能力，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追求增长的无限性。

然而这种现代性下重复的实践模式，忽视了“生命的意义”，逐渐导致了人的异化。

现代主义观点下的存在精神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绝对存在精神。

其认为事物的合法性在于“自我”的绝对存在。

然而这其中暗含着一种忽视“道德他者”的主宰意向，导致其观点缺乏追求正义的审美感。

后现代主义理论以一种反现代世界观的方法来修正现代世界观。

它试图消除现代世界观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如自我、目的和真实世界，试图形成一种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直觉融合下的新体系。

一、“自我”与“他者”的优先顺序公共行政者如何去行动，主要看其如何定位其自身的位置，即行政伦理中的“自我”与“他者”谁更具有优先性。

启蒙运动冲破了上帝的枷锁，每个理性主体不再以上帝和自然秩序中的某一给定物为参照来界定自己。

人类主体摆脱了由自身所造成的依附状态，敢于认识，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

理性似乎被推崇为至高的原则。

现代性则回应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精神，认为“自我”主体的存在是绝对的。

韦伯的理想官僚制状态是现代公共行政决定论的范例，它试图以因果链条来保证官僚制的合法性和必然性。

它“相信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一种中立的距离，相信科学的结论应该是可以普遍化的真理陈述或规律的产物”〔1〕，并以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自我”理性为出发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即遵循一定的规律和步骤。

这种因果关系继承了古典功利主义精神，是一个单独的原则，仅有一个根本标准。

这种单独的特性试图统一人们的伦理标准，在伦理冲突的困境下显得更加果断有效。

诚然，这套标准敢于直视伦理困境下的优先顺序，避免了伦理概念上的模糊不清。

物化下的重复性实践既不贬低也不否认人的能动性，“它只是认识到这一能动性在每一时刻不可能在无限的方向上冒出火花”。

〔2〕然而这种物化模式“使最初产生这些范畴的日常的生活实践模糊化”。

〔3〕现代性下的理性和科学不厌其烦地评价与其相异的事物的有效性，忽视了行政伦理中的道德“他者”。

这种范式是一套科学的范式，但也是一套不可通约的范式。

不可通约导致了“自我”与“他者”的不相容，当伦理现象与范式不一致时，科学范式更多的是将“他者”视为反例。

如果将含有功利主义原则的现代范式置于其他原则之前，功利主义原则将会淘汰“自我”认为无用的原则，使最初契约下的其它原则不能发挥作用。

“自我”优先的主宰意向使“自我”热衷于权力，欲望那主宰和剥削“自我”的东西，是一个非美学的“自我”。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一种反思，在伦理排序原则上立足于或然论上的“主体间性”。

当代社会越来越呈现离心化趋势，有权威的傲慢的世界观被质疑，“他者”作用的扩散导致了社会的碎片化的延续和膨胀。

现代性下物化的千篇一律使人焦躁无奈，差异则令人印象深刻。

社会环境中的个体无疑都有自己的一种正义感，并且在不断判断的过程中能够形成自己的选择能力，这是每个人的伦理直觉。

当一切因果关系令人乏味并且不能解决现存问题的时候，公共行政理论学家试图从偶然性出发，以一种非必然的联系来解决问题，即或然论。

在优先顺序的衡量上，他们并不排除对于直觉的依赖，并试图相信个体的伦理审美，将目光从正式控制转向非正式组织。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代表人物法默尔运用哲学思维，将哲学上的“他者”概念引入到公共行政理论，提出了“他在性”的观点。

“他在性”观点承认差异，反对科学的元叙事原则，认为不同的存在方式和看问题的方式也值得被尊重，并主张建立一种更加温和的、联系性的、相关性的尝试。

现代官僚与公民的关系向来建立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上，例如，无论官僚机构秉持着以服务为重、以顾客为重，还是怀着一种乐于助人的精神，这些都是以官僚机构为主体，公民为客体的活动，关注点还是官僚“自我”本身，即“自我”优先。

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包容态度，不仅体现在多视角地反思问题，更体现在主张一种“主体间性”。

即意识到公民作为“他者”的存在作用，并且主张官僚与公民不应该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更应该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在主体间性的主张中，公民不再是被动的，而更多的是与官僚机构同样的参与主体。

这实际上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善”的互动关系，是“自我”相信“他者”同样具有反思能力的表现。

自此，“自我”优先的世界观逐渐向承认道德“他者”的方向转变。

相对于现代性呈现的物化趋势，承认“他在性”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一种反“主宰”的追求正义的审美，更接近以人民为中心。

排污许可制度的例子可以体现公共行政伦理中“自我”与“他者”优先顺序转变过程中的民主精神。

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一开始，环保机构采取的是命令式的措施，要求排污公司安装专业处理设备并宣布一系列环保主义命令。

但是排污者并不是工程师，污染活动也是不可能完全被禁止的。

这种决定论下的公共政策，规定的是污染水平，其政策优先主体是公共行政者。

公共行政者是主体，并且将社会参与者定义为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客体，二者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社会参与者要做的仅仅是履行服从的义务。

而或然论下的公共政策更加注重“他者”，即除公共行政者之外的参与主体的意向性。

颁发排污许可证这一行为实现了公共政策从管制向激励的过渡。

排污许可制度下，污染空间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减少污染成本高的企业会去购买减少污染成本低的企业的排污许可证。

依据科斯定理，只要存在一个污染权自由的市场，无论最初的配置如何，最终的配置都是有效率的。

激励制度下的行政权力实质上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了，是一种成本低效率高的环境清洁方法。

或然论下的行政部门更加会意识到社会团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排污许可证在排污主体之间的买卖，使利用污染空间成为一个高成本的特权，达到市场状态下的供求平衡的空气污染治理状态。

政府部门要做的仅仅是对违反规则的行为实施处罚，而不是实施命令权力。

这种环境下的公共政策，充满了参与者的心智、意义和感情，更加具有活力。

二、绝对的“自我”行政权力近代以来，随着司法改革的进步，国家的行政权力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这一发展与国家、社会生活日渐复杂化相关。

与此同时，现代国家逐渐发展成为行政国家。

行政国家下的现代行政权力对人进行了全面监控，正如福柯列举的诞生于18世纪末的一种环形监狱，“所有的囚犯都面对着中央监视塔，令监狱吏一览无余。

监视塔上装上百叶窗，囚徒不知道是否被监视，终日惶恐不安，不敢造次”。

〔4〕所有“他者”被作为中心的“我”的官僚机构秘密监视着，公民像囚徒一般被公共行政权力以纪律和规范整合成了有秩序的多元体。

这种行政权力就像监狱里的规训权力，以非人格化官僚制作为公共行政范式，通过行政话语的方式对个体进行训练和全方位的强制。

“假如一种权力完全因为它是权力而受人尊重，并无其他任何原因，这种权力就是暴力。

”〔5〕权力的正义与否在于其遵循何种道德准则，即权力的合法性。

权力道德的典型特性就是教人服从，而人类的服从义务总是与相关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

官僚制作为现代行政国家公共行政范式，可以被视为一个物化的合并性的集合。

作为一种制度，官僚制具有制度的稳定性和重复性的实践特征，并在适应性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根据吉登斯的观点，“制度是被资源配置和规则所维持的重复性实践”。

〔6〕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短板在于把可变的东西认为是永恒的。

其将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在更加科学的同时也重复着规范的实践。

由此，社会被更加物化。

现代官僚制的合法性来源于“自我”本身的因果关系。

这种权威的根源、基础或根据，不能依靠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是不可靠的。

它往往通过政策计划来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和谐，这只是一种暂时性休战，而不是二者的长期平衡状态。

“自我”的成长不应该来自对“他者”的贬低，而应该是二者共同成长的过程。

这意味着行政人员在对待公民的态度上不仅要体现关心，而且要肯定公民的个体价值和尊严。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不确定性并不是一个缺点，它反而是人们期望感的寄托。

虽然制度表面上看是极具稳定性的事物，但它的实践必定会在与非正式个体意向的混合过程中发生改变。

权力的道德准则是双方之间的尊重。

对公共生活的掌握程度是一个相互的过程，“自我”权力的运用并非是绝对化的过程，它受制于“他者”的存在作用。

二者之间的平衡有利于产生信任感，并激发出双方的气质和德性，使社会生活处处展现出人的美德与善良意志。

行政话语总是体现着行政权力的道德准则。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话语是一种信息，一种关注权力的言谈方式。

在社会话语权方面，官僚制文本总是试图主宰公民的文本。

这是社会中公共行政权力提供过剩的表现。

就像动物通过大量产卵来保证自己种族的成活率，摄影师拍摄大量的照片来挑选一两张精品，过剩在现代社会中似乎总是一种合理的生存方式。

现代社会行政权力的过剩提供也总是打着“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口号。

无论是以“顾客”为主还是以服务为主的公共行政改革，都是一种家长式的，官僚机构所改革的只是“自我”立足点上从不仁慈的家长向仁慈的家长的态度。

在这种仁慈家长式的公共行政体系中，官僚制“选择我认为他人也会选择（在我看来）的东西以成其为我”〔7〕，将官僚自身作为“自我”主体，“为民做主”而不是“以民为主”。

家长式的权力道德的基础是儿童有限的理解能力。

这种话语是单向度的，它的基本假设通常是防止局外人不断地提出疑问攻击官僚制本身。

当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享有相同的语言时，就会出现非正义的暴力。

公共行政权力赋予了官僚制“我的文本”以优先地位，就像福柯“圆形监狱”上的百叶窗，从里面可以监视外面，从外面却看不到里面。

官僚制的“我的文本”试图主宰公民的“他者文本”，是对他者言语的侵略。

“用他者的语言向他人表达自己，这似乎就是所有可能的正义的唯一条件。

”〔8〕在信息不对称的社会环境下，以“他者”的理解程度来说明他们正在接受的规则是必要的，是公共生活中的一种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