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诗派新论.kdh

茶陵诗派是明代中前期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历来关于它的研究多集中于李东阳一人，而忽略其他成员的创作实绩及理论贡献，以致不能全面反映茶陵诗派在明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笔者认为，这至少由三方面原因造成：其一，对诗派成员界定不清与对诗派活动梳理不足，片面强调诗派领袖的作用，从而产生以个体代整体的研究倾向；其二，对茶陵诗派的存在时间界定不清，忽略对茶陵诗派从天顺、成化早期和正德至明末晚期的考察，继而对此诗派早期成员及后进人物开拓创新之处缺少足够评价；其三，某种程度上忽略厘定明清针对茶陵诗派的文论资料，未充分注意到即使茶陵后学及明清当世批评家亦不只关注李东阳一人。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试以茶陵诗派成员的重新划定为突破口，在肯定李东阳首脑地位的同时，重点考察其他诗派成员的文学主张和成就，并揭示茶陵诗派对明中后期复古思潮的影响。

一　茶陵诗派存在时限的划定与成员构成茶陵诗派的存在时间问题值得探讨。

李东阳由天顺、成化以来翰林同年集会的参与者成长为诗派领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更是其文学才能、理论素质、人格修养和政治位望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天顺末成化初应当成为茶陵诗派形成的上限。

明人靳贵称李东阳“盖操文柄四十余年，出其门者，号有家法。

虽在疏逖，亦窃效其词，规字体以竞风韵之末，而名一时”1，其中所谓的“家法”自然以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为主调，但也融含了茶陵诗派其他成员的文学理念。

诗话不乏对谢铎、吴宽、陆釴、张泰等人在诗歌造诣方面的推许之辞，自然说明李东阳多从诗派成员的创作实际中得到启示。

李东阳曾在《春雨堂稿序》中说“静逸（陆釴号）先生尝谓诗与文各有体”2，固然宋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就已提出诗文有体观念，而李东阳强调诗文有别、“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等观点却不能忽略陆釴的直接作用3。

另外，谢铎主张重情、明理、纪事、复古4，吴宽强调为诗清婉和平、高亢超绝、淳雅自然，程敏政偏尚诗文温润典雅、不怪不华等等，均渗透到《怀麓堂诗话》中去。

因此，茶陵诗派形成的渐进性和群体共建性决定了天顺末成化初为其上限。

茶陵诗派的下限一般认为李东阳正德七年十二月致仕后，诗派渐趋式微，因之学界对此后诗派的演变情况相对模糊。

据黄佐《翰林记》载，李东阳成化二十二年主持顺天乡试，弘治八年，李东阳开始入阁议事，并于弘治十二年主持会试，此后凡及第入翰林院自称其门生者日众。

他们因或多或少都与李东阳有一些师生之谊，在文学风貌上多带上茶陵一派的痕迹。

如陆深出于杨一清门下，深受茶陵诗派典雅平和之风的影响。

四库馆臣评价《俨山集》及《续集》的文学特色说：“当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而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益亦可谓有守者矣。

”5另外，钱谦益评邵宝说：“受业西涯之门，西涯以衣钵门生期之……西涯既殁，李、何之焰大张，而公独守其师法，确然而不变，盖公之西涯与其所自信者深矣。

竟陵钟伯敬尝语予曰：空同出，天下无真诗，真诗唯邵二泉耳！”6又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说：“李崆峒诸公，又力追秦汉，救以奇伟博丽。

隆、万以后，流为伪体，故长沙一派又反唇焉。

大抵能挺然自为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传；其后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诋。

”7这三则记载概括了茶陵余绪在正德、嘉靖文坛的表现，从茶陵后进代表人物的卒年来看，顾清、石珤均卒于嘉靖七年，陆深则卒于嘉靖十八年，则茶陵诗派的下限至少可延伸到嘉靖中期左右，而从钟惺对邵宝的较高评价以及纪昀的评述中，又可看出茶陵诗派的实际影响远及隆庆、万历之际。

茶陵诗派成员的构成，目前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为李东阳的同年进士、翰林院同官，另为李东阳的门生8。

这种茶陵诗派新论林家骊　孙　宝内容提要　茶陵诗派在明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成员构成与形成时间断限、诗派整体文学活动及创作风貌等方面，都是值得重新进行深入探讨的论题。

在将上述问题梳理清楚的基础上，探讨茶陵诗派对明代中后期复古思潮的振起和引导作用，可为重新评价茶陵诗派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必要的依据。

·159·文学评论　2009年第5期·160 ·划分基本揭示出了茶陵诗派的主干，却不尽全面。

笔者认为，它主要以科举为联结纽带，便于阐明茶陵诗派形成的政治动因，却不能更深入地揭示李东阳、谢铎等主要成员与其他意趣相投的士人频繁唱和的事实。

如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自称与彭民望联句至二百首，后者显然不在上述划分之列；另外，茶陵诗派的地位仅次于李东阳的谢铎，交往的众多诗友中除了翰林院诸友之外，还有台州籍的同朝僚友、其他仕宦挚交以及乡土隐逸之友等，虽不能说他们都能尽数归入诗派范围中来，却不可忽视这些诗派外围成员在传播诗派观念、扩大诗派影响方面的作用。

李东阳、谢铎交游如此，也基本代表了其他诗派成员的情况。

茶陵诗派活动主要表现为同年聚会，李东阳、程敏政等人还频繁参加非同年的游赏文会，许多诗派成员甚至单独召集聚会。

如黄佐《翰林记》卷二十“瀛洲雅会”条下载：“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吏部侍郎杨守址、戸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祭酒刘震、学士马廷用，皆发身翰林者。

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会必序齿。

正徳二年七月，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礼部尚书刘忠、侍郎马廷用、户部尚书杨廷和、祭酒王敕、司业罗钦顺、学士石珤、太常少卿罗玘，复继之，皆倡和成卷，以梓行于时。

”9倪岳是茶陵诗派重要成员之一，因徐琼排挤，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期间任南京吏部尚书，其在任期间按照茶陵诗派“会必序齿”的原则举行文人雅集，以致成为罗玘、石珤等诗派后进人物效法的楷模。

这都说明李东阳之外，其他成员在推动诗派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李东阳分别在成化十六年、二十二年主持应天、顺天乡试，弘治六年、十二年主持会试，固然网罗了大批后进之士，而彭教、吴宽、倪岳等早期茶陵诗派成员同样有主考的经历，其门生亦不在少数。

如彭教于成化八年、十三年，分别为礼部会试考官、顺天乡试主考，吴宽于弘治十五年任考试官，又倪岳《谢饯行诸门生二首》序称：“五月八日癸卯，京闱所取士之仕于京者，若给事中于瑁、屈伸、御史张伦、张天衢、郭镛、户部欧信、钱敬、张举、张定、郑洪、刑部熊祥、周东、光禄赵宏、方鼒、中书李棨、郭旵、行人王雄、南京刑部张赞、进士张彧、翁玉、聂瑄、何俊，合二十二人，会饯于城东茶庵之新祠。

”10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茶陵诗派后进士人的外延绝不限于李东阳的门下。

因此，笔者认为茶陵诗派成员原有的划分，并不能充分反映李东阳执掌文柄四十年期间天下靡然从风的景象，其尺度应有所放宽，试调整如下：茶陵诗派成员可以分为核心成员和外围成员两类，核心成员又可按草创期、鼎盛期和衰落期加以划分。

草创期核心成员，大致指成化初年到弘治初《麓堂诗话》刊布之前的人员构成，主要包括李东阳及谢铎、彭教、陆釴、张泰、倪岳、刘大夏、焦芳、陈音、傅瀚、彭教、罗璟、刘淳、吴希贤等同年进士，在此之外还有许多积极参加其诗文赠答活动的翰林院同官，如吴宽、程敏政、杨一清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李东阳在上述交往密切的同年进士中年龄最小，文坛与政坛的位望仍处于积累上升阶段，尚不足以称为茶陵诗派当然的领袖；鼎盛期阶段的核心成员，主要指从弘治初《麓堂诗话》刊布到正德七年李东阳致仕这段时间，李东阳以一代文宗的位望主导茶陵诗派，并将其推向鼎盛阶段。

草创期核心成员因老病、外放、致仕乡隐等因素，留京的较少，谢铎、杨一清等人则成为辅翼李东阳的重要角色。

此外，李东阳、倪岳、吴宽等人的门生中，不乏服膺茶陵诗派创作主张、赞同其风格意趣甚或多次参加诗派活动的，他们则成为茶陵诗派鼎盛时期的核心人物，如石珤、邵宝、顾清、罗玘、鲁铎、何孟春、储巏、陆深、钱福等人均是。

衰落期的核心人物，主要指李东阳致仕并于正德十一年去世后的这一段时间，像邵宝、顾清、何孟春等人均秉持茶陵家法，杨慎亦以茶陵余续自居，自觉驳斥前后七子对茶陵派的抨击，他们正可看作茶陵诗派衰落阶段的代表。

除了上述核心成员之外，茶陵诗派的外围成员也值得重视。

那些与茶陵诗派核心成员有着密切诗歌赠和关系的翰林院之外的同僚、乡友乃至门生等等，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茶陵诗派创作理念、审美趣味的影响，并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壮大和传播诗派影响的效果。

二　茶陵诗派的文学活动与多元统一的创作风貌有学者认为茶陵诗派只是自发的文学交往而并未形成一种有组织或有纲领的文学流派11，显然无视其不仅有《怀麓堂诗话》这一共同理论纲领，还有频繁而集中的诗派活动，这都具备了诗派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后一点又多为学界所忽视。

茶陵诗派文学活动类型繁多，最主要的是同年聚会。

成化最初三年茶陵诗派的同年聚会非常频繁，竟多达十次12。

其主要参加者为陈音、李东阳、谢铎、倪岳、陆釴、焦芳、彭教、刘淳、吴希贤、罗璟等十人，以后由于成员仕宦、健康等原因，规模大小不一。

明黄佐《翰林记》载：“天顺甲申庶吉士同馆者修撰罗璟辈为同年燕会，定春会元宵、上巳，夏会端午，秋会中秋、重阳，冬会长至。

叙会以齿，每会必赋诗成卷，上会者序之，以藏于家。

非不得已而不赴会，与诗不成者，俱有罚。

有宴集文会，录行于时。

”13这段记载揭示出茶陵诗派早期聚会的基本规则和举办程序：其以诗派成员年龄为序，与会者必须赋诗，无故缺席、作诗不及或不成均受罚，唱和诗作会后整理成集以资广布，因此诗会乃是茶陵诗派思想交流与作品传播的重要方式。

谢铎在《书十同年图后》一文总结成化初至弘治十三年的同年聚会的情形称：“予同年天顺甲申进士二百五十人，越五年为成化戊子（按，成化四年），会于城西之普恩寺，凡百三十人。

又六年癸巳，再会于故相李文达公之第，得九十有五人。

又三年、六年，为乙未、为丁酉，亦皆有会。

会虽数，而人则渐少。

至壬寅之会，仅二十三人。

……归十有一年庚申（弘治十三年）……时南京户部尚书王公以复命来朝，闵公乃倡为十同年会。

会有茶陵诗派新论·161 ·图，图有诗，而李公实序之。

”14可以说，茶陵诗派的同年诗会活动由成化初至弘治后期都得以维持，在明代文学史上亦不多见，它对宣传诗派主张及扩大其影响都有重要作用。

除了同年聚会之外，一年一度郊祀、祭陵斋居之际的同派成员唱和也是其活动方式。

谢铎在《书郊祀诗卷后》中回顾成化初至弘治十七年的郊祀联句说：“予在翰林时，从西涯诸公后，凡郊祀斋次，必有联句唱和之作。

一时朋游□□□□，以为故事。

”15自可见一斑。

另外，诗派成员的游赏联句、馈赠唱答、婚丧庆吊、劝诱后进等也是常见形式。

如成化十五年九月七日，李东阳《游朝天宫、慈恩寺诗序》称在几天之内与同僚、僧友、诗派成员都有文会，而白天游赏联句，夜以继之，乐此不疲。

倪岳《寿憩庵李先生诗序》载成化二十二年李东阳之父李行素七十寿辰，“于是寮宷诸君子，……相率赋诗颂之，得近体律三十有六章，聨书巨轴，将即是日奉以为先生寿。

”16再如邵宝《又明日作》（九月三日之作）“击节和歌声响应”句下注：“壬申将归，公饮之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