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中教史料教学浅谈

世界史中教史料教学浅谈-教育论文

世界史中教史料教学浅谈

祝凯歌，陈素娟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摘要：在当前世界史学科史料意识亟待加强的背景下，作为世界史工作者，应当借鉴中国史学科史料学的研究成果，构建世界史史料学体系，在世界史史料学课程中通过史料来源讲述、史料可靠性分析、史料价值分析、史料思想性分析、史料利用方法传授等践行世界史史料学的基本任务，从而为世界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添砖加瓦。

关键词：世界史；史料学；教学实际；史料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9—0053—03

基金项目：淮北师范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史料研读与历史学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改革”，项目编号：800604#。

陈素娟（1979—），女，安徽铜陵人。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西欧中古史。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学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是研究史料概念、史料源流、史料分类、史料价值和史料应用方法的一门学科。其中，史料概念和史料分类是基础，也是史料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只有掌握了这个前提，才能为史料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拟就世界史史料分类问题谈一些浅显的看法，并对世界史史料学课程的构建提出建议。

一、世界史学科史料意识亟待加强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学术的传播，中国世界史研究开始兴起。但真正的学科建设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具体体现在研究队伍的发展与壮大、世界史研究机构的建立、世界史学科规范的建立等方面。虽然成果丰硕，但是，在史料学建设方面却一直滞后于其他学科，其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史学科属于新兴学科。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就史料而言，世界史学科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原始档案与基本文献的严重不足，在国别史（尤其是非大国）、专题史研究中表现得更加突出；第二，对史料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不注意收集和利用史料；第三，因受外语水平或语言表达能力的限制，对史料解读能力差，或者缺乏基本的判断、甄别与选择；第四，基本史料尚未掌握便贸然得出一些结论，尤其是一些猜测性的、夸大性的结论。”［1］概括来说，因原始文献积累不足、史料学意识不强造成中国世界史史料学建设严重滞后于整体的学术研究。

研究领域如此，高校世界史教学中也存在忽视史料教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其一，世界史史料学研究成果较少。在国内，中国史学科已有大量史料学专著出版，如翦伯赞的《史料与史学》、陈高华、陈智超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张宪文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冯尔康的《清史史料学初稿》、荣孟源的《史料与历史学科》、张注洪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黄永年的《唐史史料学》、冯尔康的《清史史料学》、何忠礼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严昌洪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等。以上著作涵盖了中国史研究的主要领域。而就笔者所见，还没有专门的世界史史料学著作出版。可以说，世界史史料学在学科著作出版方面明显滞后。

其二，世界史学科教学中，缺乏相应课程作为支撑。国内高校普遍开设专业英语、外国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等课程，或偏重于选文翻译，或注重于史学名著介

绍，与史料学的专业要求相差甚远。

在史学名著介绍教学中常选择如西方古典作家作品、近现代西方史学流派（如年鉴学派等）的史学作品，诚然，这些对于西方史学史研究来说，属于重要史料。但对世界史的其他研究来说，则另当别论。因为这种做法混淆了史料与史著的概念，或者说对于“文献资料”和”文学史料”概念混淆。正如郭小凌所说：“在我国史学话语中，没有英文中的‘文献史料’（Documentary sources）和‘文学史料’（Literary sources）的区别。我国现代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著作中常常提到的‘文献史料’（literature），实为非文献史料（Non-documentary sources）和文献史料的混称，其中主要是指古代史家的著述……这种模糊的提法使得不少古史工作者误以为主要以文学史料为内容的各种古代典籍便等同于第一手史料（First hand or primary sources）或原始资料（Original sources），只要自己的论著依托于古代典籍，做到无一句无出处，便自可达到信史的高度。所以，我们在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学术著作、授课讲稿和成果鉴定中常可看到、听到这样的表述：某书或本书依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提出自己的看法……全书原始史料丰富扎实等。但翻开有关史著却发现，所谓‘第一手史料’或‘原始资料’大多并非第一手或原始性的，而基本上是非同代史家的描述。”［2］

其三，受师资力量、图书条件限制，国内世界史学科涉及的第二语言仍以英语为主，只是在北京、上海、武汉、长春等重点院校才有条件开设诸如古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等语言类课程。语言是阅读史料的基本工具，离开了语言教学环节，史料学意识的培养根本无从谈起。

二、中国史史料学研究成果与世界史史料分类设想

鉴于上述问题，在构建中国世界史史料学学科体系时，应借鉴中国史史料学已

有的研究成果。

关于史料和史料分类，民国以来就有着相当多的界定。梁启超说：“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3］依据这一观点，梁启超在倡言“新史学”的同时，也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史料的分类：（一）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包括现实之遗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二）有文字记录的史料，大体包括：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佚书辑本、古佚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等。［3］

傅斯年受西方兰克学派影响，提出“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认为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主干，“只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4］关于史料分类，傅斯年将之分为直接史料（如明代档案）和间接史料（如明史）两大类。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对史料及其分类提出了看法，如郭沫若。郭沫若重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没有史料是不能研究历史的”。［5］郭沫若肯定文字史料的同时，对考古资料尤其重视，“史料不仅限于书本上的东西，还有物质上的文物和民间保留的传说”。［6］“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6］

以上论述代表了近代学者对史料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其史料学思想可以为世界史史料学建设所借鉴。基于此，世界史史料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如下：

（一）文字史料

大体可分为档案文书、官方史书、传记、学术著作、文学作品、日常生活中的文字留存、口述史著作、报刊杂志、谱系图等。这是世界史研究中最主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