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北方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发展模式
游牧民族：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
游牧民族：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本文导读：中国北方游牧民为了适应高寒干旱的气候条件，终年实施严格的集体游动放牧的畜牧业经营方式，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基于保护稀缺的水资源和可持续轮换使用不同的草场形成的人类智慧和文明。
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但是游牧民族也并不是居无定所，从中外的史集来看游牧民族是有隐秘的定居据点的。
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
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专业化、流动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
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经济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
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畜牧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
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
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
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
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
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
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
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
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安定的，平稳的。
”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
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下.doc
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下五、北方长城地带内居民迁移的趋势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包含了羌、狄、山戎、貊等，这一地区之所以成为较一致的文化带，除因生业上的一致性外，还有文化上彼此交融的一面，而文化交融有一部份是由人群的转徙造成的。
夏代以来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引发人群迁徙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据邵时雍、刘海坤对更新世晚期以来古生态地质环境分区特征的研究表明，从距今5000年到距今3000年的一个变化趋势是：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高原原属干旱温带草原、森林草原生态地质环境类型，而到距今3000年时，干旱荒漠草原高原盆地生态地质环境类型已东扩到内蒙古的二连浩特以东，浑善达克沙地以西，干旱温带草原、森林草原生态地质环境类型已东移到内蒙古高原的东部及其以东的一些地区[1]。
因此，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高原的原居民逐批转徙到更有利于生业的地区，是自然的事。
大的趋势除了向南，向东也是很重要的取向。
因为这里还有人文地理的影响。
像陕南、晋南等地早已人口稠密，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程度上都较低，又没有占明势优势的武力，其转徙也就只能在童恩正所说的“新月形地带”[2]中进行。
本文第一节中已谈到，辽宁彰武平安堡高台山文化墓葬中的人骨标本属于的古华北类型，正表明北方长城地带的古代居民早有向东方迁徙的迹象。
从文化现象看，夏代是内蒙古中南部的文化成分向东方传布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时期。
田广金、郭素新早已指出过朱开沟第一段遗存就存在的带纽圆腹陶罐以及朱开沟三期遗存的“蛇纹鬲”向东方传布的现象。
[3]后来李水城又就蛇纹鬲的问题作了详细的专题研究，他认为不能排除蛇纹的装饰手法起源于更西面的马厂、齐家陶罐之可能，但肯定了蛇纹鬲是从北方长城地带的中段向东段传布的[4]。
1991年韩嘉谷提出了北方长城地带的花边鬲问题，在考古界产生颇大的影响[5]。
该文认为，口沿饰附加堆纹的陶鬲最早见于朱家沟第一段遗存，时值龙山晚期。
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农耕文明的影响
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农耕文明的影响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悠久的农耕历史。
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也对中国农耕文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历史长河中，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文化上，还对社会和军事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北方游牧民族的到来给中国农耕文明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在长期的农耕过程中，中国农耕文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模式。
然而，北方游牧民族的存在打破了这一模式，带来了新的农业技术和观念。
游牧民族擅长畜牧业，他们引入了牧业的经验和技术，例如培育和繁殖各种牲畜，改善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条件。
同时，由于游牧民族的出现，人民开始了更加广泛的交流，这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传播和交流。
在文化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服饰、艺术等都对中国农耕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中国农耕文明更加富饶多样。
其次，北方游牧民族的存在也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古代，由于农耕文明的发展，社会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农业社会。
然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融合，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变革。
游牧民族的逐渐融入，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使得社会结构更加灵活，经济活动更加多样化，社会层次也更加丰富。
此外，游牧民族对行政管理、军事组织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引入了一些先进的管理制度和军事技术，这对中国的社会进一步广泛推动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北方游牧民族的存在也对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古代中国，由于政权的更迭和外来民族的入侵，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
这种侵略虽然给中国的农耕文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的农耕文明的发展。
农民在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中，不得不探索新的农业技术和战术，以更好地应对外族入侵。
这种抵御和应对挑战的过程，促进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使之更加完善和先进。
综上所述，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农耕文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他们的到来为中国农耕文明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农业技术和观念，丰富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同时，游牧民族的存在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变革，对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古代中国的游牧民族和劳动力流动
古代中国的游牧民族和劳动力流动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我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在古代的中国，有很多游牧民族和劳动力流动，如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
这些民族和人口的迁移，在当时的社会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一、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在古代中国历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包括了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
这些游牧民族有什么特点？首先，游牧民族是以游牧作为生活方式的民族。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依靠跟随牲畜在草原上迁徙，从而获得生存所需的食物和资源。
游牧民族一般居住在较为开阔的草原上，他们生活的根本在于牧畜、打猎、采集等。
他们不像农民一样对土地有强烈认同感和所有权意识，他们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往往是随着部落集体而存在的，个人的意识和对个体经济财产的掌控大多比较单薄。
其次，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
这是因为游牧民族之间的部落之间的土地、水源等资源非常有限，同时资源的分配也比较困难，因此，部落族群之间经常会发生争斗和战争。
最后，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
他们的社会结构大多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基本单位，由父亲、兄弟等亲属关系所联系。
同时依据亲属关系而形成的供养关系、财产、信仰、福利等，都是互相依存和维系的。
二、劳动力流动在古代中国，人口流动非常普遍，而其中有一部分人流动是为了劳动力的流动。
什么是劳动力流动？简单地说，劳动力流动是指当时人们为了谋取更好的生计而流动到其他地方工作。
在古代中国，劳动力流动是“千古一大题”。
其中大部分劳动力流动都是由农民组成的。
在当时的中国，农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部门。
无论是国家财政、军事力量，还是人民的基本生活都离不开农业。
然而，不同地区的农产量、自然资源、交通和市场等各方面条件的差异，农民之间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差别较大。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有很多农民会选择流动到其他地方去工作。
同时，在古代中国的社会中，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城市地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支持其建设和发展。
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生计的几点认识
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生计的几点认识对于游牧文化、游牧生计方式，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对“异文化”的“误读”，这与我们的学问体系和认知模式是亲密相关的。
我们古代的主要文明国家大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基于农业文明的学问体系、价值观念、认知模式等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占据着话语权，因此在各种历史文献、笔记小说的记载描述中，对游牧民族的记载描述几乎有着固定的、简洁化、格式化的词语。
在“我们的常识”中，在我们的历史文化的传承中，对游牧生活的熟悉存在着一种“他者”的想象，存在着基于不同文化学问背景的文化“误读”。
当然，这种“误读”或“曲解”是跨文化沟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一、对游牧方式的熟悉游牧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各民族的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历史上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不同时期有着很多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丁零、柔然、突厥、回鹊、契丹、女真、蒙古等，他们族属各不相同，语言、文化也有差异，但由于生态环境的制约，其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却基本相同，是一种“逐水草而居”、“转徙无常”、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方式。
〔一〕游牧生活的移动性一一逐水草迁徙我国古代的各类历史文献中对于北方草原地区各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留下了清晰的记载，如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史记·匈奴列传》〕；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汉书·匈奴传》〕；乌桓“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后汉书·乌桓传》〕；鲜卑“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魏书·序纪一》〕；突厥“弯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J匕史·突厥传》〕；回给“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旧唐书·回给传》〕；契丹“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北史·契丹传》〕；蒙古“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元史·兵志三》〕等等。
这些记载虽然简略，却都明确表述了北方草原各民族生活的基本特点一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发展史(匈奴、丁零部分)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发展史（匈奴、丁零部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发展史简介（1）中国的古代史就是一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冲突、融合和发展的历史。
我国的少数民族曾经创造出了辉煌的历史，其中的匈奴、突厥、蒙古更是影响了欧洲的历史。
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史，对于我们学习历史特别是古代史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本人通过互联网搜索，把在网上登载的关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内容复制下来，略加整理，将之前后加以贯穿，并发布在自己的博客里，仅供喜爱历史的朋友阅读。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发表的所有内容都是在网上搜索的，并不是自己研究的，本人只是喜欢历史而已，因此，我即没有专利，也不存在剽窃，更不对其真实性负责，望读者自鉴。
少数民族指的是多民族国家中人数最多的主体民族以外的民族。
在中国，少数民族指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暂定的民族共有56个。
由于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相对汉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这种分类仅仅是相对而说，决没有丝毫的轻视或贬义的意思。
现在按人口统计，排在前十位的少数民族是壮族、满族、回族、苗族、维吾尔族、土家族、彝族、蒙古族、藏族、布依族。
其实，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他们都有共同的祖先，那就是古中国人，或者说古中国人是他们的祖先之一，作为创立了古代四大文明之一古中国人，不论哪个民族都应为之骄傲。
从夏、商、周至秦汉时期，当汉族的先民“华夏族”人开发黄河流域的时候，各少数民族的先民也同时在开发其周围的广大地区。
从东北的东胡、肃慎到北部的匈奴、鲜卑；从西北部的戎、羌、氐到南部的彝、苗等，各民族祖先在各个地区，以他们辛勤的劳动，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标志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开始。
到强盛的汉王朝时期，由于汉王朝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的强盛，汉军征服西域、打败当时强大的匈奴帝国，汉军扬名于外族及外国，因此华夏人逐渐被外族和外国人称为汉人，汉民族逐渐形成，华夏族正式成为汉族。
从多元到一体的动因与机制长城内外游牧与农耕族群演进的历史研究
从多元到一体的动因与机制长城内外游牧与农耕族群演进的历史研究一、本文概述《从多元到一体的动因与机制：长城内外游牧与农耕族群演进的历史研究》一文，旨在深入探索中国历史上长城南北游牧与农耕两大族群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复杂动因和机制。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古资料的解读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应用，文章试图揭示这一进程中各种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和发展。
本文首先概述了长城内外游牧与农耕族群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特征，包括他们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
接着，文章分析了这些族群之间在历史上的交流与冲突，探讨了这些因素如何促进了族群间的相互了解和融合。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从多元到一体演进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如政策引导、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人口迁移等，并分析了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族群的整合与一体化进程。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也对当前多民族国家的和谐共处、民族团结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
二、长城地带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基础长城地带的自然地理环境独特且复杂，其地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社会经济基础。
这一地区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横跨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热同期。
这种气候条件适宜农业发展，尤其是粮食作物的种植。
同时，该地区地势起伏较大，山脉、河流、高原、盆地交错分布，形成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
然而，长城地带的自然环境也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气候的波动和自然灾害的频发，如干旱、洪涝、风沙等，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这种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游牧与农耕两种经济形态的互补与交融。
在社会经济基础方面，长城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游牧与农耕两大族群的交汇地带。
农耕族群以定居为主，依赖农业生产为生；而游牧族群则以流动放牧为生，逐水草而居。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探讨
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中北方的民族历史文化是学者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其原因是古代北方历史文化受重视程度不高,许多北方民族历史文化都被藏匿起来,在此后的很久都无人发觉。
中国人类学大师李济先生曾说过,中国人应该多注意一些北方文化,那是我们民族及文化的源泉,但如今它依旧沉浸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中,这句话为考古和历史研究者敲响了警钟,所以现在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更多的是注重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
一、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的起源从清朝灭亡开始向前推算两千年,从秦始皇统一中原开始,中国的北方就一直不太平,到处都弥漫着硝烟和战火,频繁的发生动荡和战乱,而战争中的主要载体就是古代北方的各个少数民族。
同时汉语奴役的北漠之役开始,北方的各个少数民族依次登上历史舞台。
后来到五胡十六国之间的战乱纷争。
少数民族参与战争的数量逐步增多,在诸多的战争里,北方的少数民族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那么少数民族的起源究竟是什么时候呢,下面我们就这个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分析。
夏、商、周三个朝代,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同时出现的还有和春秋与战国这两个朝代,他们在统一时期几乎是同时兴盛起来的。
中国的原始社会指的是诸侯争霸的时期,这一阶段是奴隶制社会的起源和萌芽,它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封建制度。
治理水患的大禹儿子—启,将我国最早的历史朝代—夏朝,建立了起来,它的建立时间公元前2070,衰退时间在公元前1600年。
它的中心城市是都城是如今的河南登封县告成镇,那时候它的名字叫做安邑,在这个时期虽然有少数的少数民族的出现,但他们并没有参与到战争中去。
随着奴隶制的发展,中国的商朝出现,同一时期出现了大名鼎鼎的甲骨文,这时的中国才开始利用文字开始了文献记载,北方少数民族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在商朝后期的武丁之后,这段时间是中国的公元前1324-公元前1266年此后,由于多少数民族相继出现,例如鬼方、邛方等游牧部落,他们的出现并没有对商朝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对商朝辖域也没有进行攻击和侵扰,这时期的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是太平盛世,以游牧业为主,各民族之间也都和平稳定的相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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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卷 第5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Vol.47 No.5 2007年9月J 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Sep.,2007 □边疆考古与华夏文明略论中国北方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发展模式杨建华1,曹建恩2(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2.韩国全南大学人类学科,韩国光州广域市500757)[摘要]游牧经济的研究主要涉及人、畜群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中国北方作为欧亚草原的边缘地区,既有与欧亚草原的相似性,也有自身特点。
与欧亚草原的游牧化过程研究相比,中国北方地区畜牧向游牧的转化有缺环,需要加强对乳制品开发与羊在畜群中所占比重变化的研究。
根据古代文献与民族志所构建的畜群构成、畜群规模和放牧方式,有助于理解北方各地考古发掘中墓葬的殉牲所反映的经济类型。
[关键词]中国北方地区;游牧经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2834(2007)0520140207[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80004);吉林大学“985工程”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05-10-31 [修改日期]2007-06-20[作者简介]杨建华(1955-),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游牧是生产性经济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通过畜养食草类动物来扩大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范围,是一种经济、文化和社会现象。
游牧的定义包含四个要素:以畜牧经济为主要生业形式;为利用最佳草场采取季节性迁徙;这种迁徙是全年有系统的迁徙;从事这种经济生产的人占大多数。
从这些条件可以看出,游牧只是畜牧经济的一种最极端、最发达的类型。
对游牧社会的分析涉及到人、牲畜和生态环境以及与其相关的因素。
畜群的构成主要受牲畜的特性与环境的关系制约;放牧的游动方式是由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畜群构成决定的;人对畜群的控制能力体现了人们的财富积累。
财富积累的差异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水平,而畜群的构成和放牧方式的不同组合则构成了不同的游牧类型。
草原地区在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时进入了游牧经济阶段。
整个旧大陆主要的游牧类型有北亚类型、欧亚草原与半沙漠类型、近东类型和中东类型,其中欧亚草原与中国北方地区相邻,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这一类型的分布可以进一步分为以蒙古为代表的亚洲腹地、以哈萨克为主的中亚以及东欧草原。
这一地带的畜群以绵羊和马为主,只是在特别干旱的戈壁与阿尔泰山或草场不理想的地区以山羊为主。
[1]一、从欧亚草原看中国北方的游牧文化欧亚草原以乌拉尔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
在它的南边分布着希腊文明、印度河与黄河流域文明。
欧亚草原与这些农业文明的交往构成了世界古代史的主要内容,主要见于希腊历史著作《历史》和中国历史著作《史记》中。
中国北方地带是欧亚草原的东端,介于欧亚草原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之间,与欧亚草原文化既有共性,也有自身特点。
中国北方的文化是由本地的土著文化、来自欧亚草原影响的文化和来自中原农业文明影响的文化三部分组成。
东周时期从西部的甘宁地区到东部的冀北山地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很大的一致性,是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带的形成时期,考古遗存主要是墓葬。
如果对出土器物按照文化因素来划分,陶器和日常用品是长城沿线各地土生土长的文化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车马具、工具、武器和服饰品的装饰风格普遍受到欧亚草原影响,如动物纹装饰和双鸟回首剑以及鹤嘴斧,草原文化因素占据次要位置[2],反映了两地在生态、经济类型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相似性。
各地还有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其中冀北地区的中原青铜礼器反映了农业文明对这一地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
草原文化因素多的鄂尔多斯地区中原文化因素最少,中原文化因素最多的冀北地区草原文化因素也最少,两者基本成反比。
国内外对欧亚草原的考古学研究一方面是对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的研究,有文化因素的比较以及文化的传播与吸收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另一个方面是对这一地区经济类型的研究,我们在这方面研究比较薄弱,因此在这里把它作为讨论的重点。
以下研究将说明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研究与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发展模式的讨论是可以互补的。
二、欧亚草原的开发过程游牧经济的前提有以下几点:该地区对农业的不适应;出现了适应新环境的食草类动物;有可供骑乘的牲畜;有一定程度的财产差别;出现了农业与牧业的分工。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真正意义的游牧经济的出现比以前想象的晚得多。
根据上面列举的游牧经济前提看,探索游牧经济出现的时间主要就是寻找考古学中与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化、骑乘动物(马或骆驼)的驯化证据以及食草类家畜的证据。
俄罗斯学者库兹米纳(Kuz m ina,E)为我们描述了这个变化过程:[3]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6—5千纪,农业经济从东南欧传入黑海沿岸,考古遗存中出现了猪、牛以及小麦和大麦遗存。
第二个阶段是公元前4千纪。
在乌拉尔山以西野牛的数量骤减,代之而起的是猎取野马。
这里的生态环境适合家畜的畜养,同时农业经济传布到这里,开始畜养牛、绵羊、山羊以及猪。
出土的家畜骨骼占到了整个动物骨骼的50%左右。
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部分地区,在发现的800多个遗址中基本不见家畜骨骼。
丰富的渔业资源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这里没有发展生产性经济的需求。
第三个阶段是公元前3千纪。
在乌拉尔山以西的广大草原,年降雨量由北向南逐渐递减,使得传入的农业没有得到发展,但是这里却提供了理想的畜牧环境。
在北部每年1公顷的土地可以提供1500公斤的干草,在气温较高的南部只能提供700公斤干草,所以这一地区的竖穴墓文化的畜牧业发达。
这时从近东传入了四轮车,从高加索传入双轮车。
从多瑙河与高加索传入的金属制造技术为当地车的制造提供了可能。
车的普及使畜牧经济可以利用更遥远的草场。
以乌克兰的米哈伊洛夫卡(M ihajl ovka)遗址为例,遗址下层的动物骨骼中牛占全部骨骼的45%,羊占30%,马占20%;遗址上层的统计为牛占69%,羊占30%,马占10%。
这一阶段乌拉尔山以东的亚洲草原,由于与西部居民的接触出现了畜养的家畜。
第四个阶段是公元前17—16世纪,是青铜时代的顶峰。
乌拉尔山以西出现了木椁墓文化,以东出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
由于它们分布范围很大,使整个草原的文化面貌高度一致,合金双范铸造技术和马驾驭的轻型车已经普及。
东部地区有丰富的锡矿资源,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青铜器的合金质量是最好的,数量也最多。
《苏联冶金史》中介绍安德罗诺沃文化村落时说,金属制品在全部发现的人工物中占半数以上。
[4]东部地区第一次在文化发展水平上超越了历史上一直领先的西部草原。
在发现的金属矿区遗址中有武器和车,说明存在为抢占矿产资源的战争。
这时的草原向外输出养马技术和战车制造技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五个阶段是公元前15—13世纪,气候更加干热。
草原地区以绵羊为主(50—63%),牛次之(26—34%);森林草原则以牛为主(37—52%),绵羊次之(37—44%)。
通过对陶器内的腐殖土等的分析表明,这时有确切的对牲畜的第二类产品———乳制品的使用。
这种肉乳结合的食物结构使得食物来源比只食用肉更加稳定,导致人口增加。
而人口的增加与肉乳食品结构将导致草场的匮乏。
1平方公里的草场只能喂养6—7头牛,在20—25年就将耗尽一个草场。
而一个草场的复苏则需要50年的时间。
这种局面导致木椁墓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每20—25年迁徙几十公里。
所以在考古调查中可以发现,这时期遗址的特点是:地层薄、墓葬数量少,但居址数量多,文化分布范围很大。
他们在开拓新的草场:中亚、天山和帕米尔高原,甚至到达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第六个阶段是公元前12—9世纪,气候向干冷发展,经过长期大规模的放牧,草原环境改变了。
原来的畜牧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环境了,形成了新的驱赶式的放牧方式。
为实行这种新的放牧形式,出现了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动物的种类发生了变化,便于迁徙的羊大约占81%,马的数量也增加了1倍;二是出现了轻便的房屋(即帐篷);三是骑马技术。
这些新因素和游动放牧的方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最终在斯基泰文化时期得以确立。
三、中国北方地区游牧文化带的出现甘肃省天水地区大地湾遗址[5]有仰韶文化和前仰韶文化,属于中原农业文化区。
到了东周时期,这里收集到的青铜器是与固原地区相同的北方游牧文化的器物。
[6]这说明从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这里的经济类型从农业经济转向了游牧经济。
这是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发展的缩影。
北方地带的西部主要是甘肃、青海和宁夏。
甘肃东部地区的农业文化在庙底沟文化之后,继续向西扩展,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形成了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从其动植物遗存以及聚落和工具看,都属于农业经济。
公元前2200—1700年的齐家文化,经济类型出现了分化:甘肃地区仍然是以农业经济为主;青海地区如互助总寨遗址有细石器石刀,基本见不到猪的骨骼[7];青海尕马台遗址也是以细石器为主,很少见作为农具的大型石器,随葬品中流行后来游牧文化墓葬中常见的小件铜饰品[8]。
公元前1700年以后的社会结构小而分散。
分布在甘肃西部与青海东部的辛店文化的动物骨骼有羊、牛、马、猪、狗与鹿,以羊为主。
[9]食草类动物的增多说明了畜牧业的发展。
辛店文化发现的房址比齐家文化少的多。
这时的经济应当是农牧混合经济,畜牧正在呈增多的趋势。
在年代下限更晚的卡约文化中,出现了游牧经济,基本不见居住遗址。
工具中以细石器、骨器为主,不见猪的骨骼,墓葬中流行殉牲习俗。
卡约文化已分布到了无法从事农业的高海拔地区。
[10]北方游牧带的中部是内蒙古等地。
这里最早的居民是后冈一期文化和随后的半坡文化居民,他们到达了岱海以及河套地区。
后来的庙底沟文化居民继续北上,形成了阿善一期与庙子沟文化等地方类型。
内蒙古的农业文化仍保留了细石器,说明他们对动物食物的依赖比中原的多。
龙山时代鄂尔多斯以东地区有大口二期文化,陶器流行篮纹装饰,房屋抹白灰面,与中原文化联系比较多;河套以北的包头地区有阿善三期和西园遗址,细石器增多,陶器减少,与中原文化差别大,经济上更加依赖动物资源,同时有较多石头围墙的城址。
以上两个地区反映出内蒙古龙山时代在经济类型上的差别。
进入公元前2000年以后,河套地区的朱开沟遗址[11]各层位孢粉分析表明,龙山时期的I段仍属森林草原景观,温度也适宜农业;到了III段(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变为灌木草原景观,气候向干冷发展;到了相当于早商的V段(公元前1400年左右),已接近于草原景观。
畜牧的动物种类也相应发生变化:第I段的猪、牛、羊比例为1∶0.45∶0.36,第I V段为1∶1.15∶1.15,说明到夏代晚期牛羊的比例已超过了猪,畜牧在农牧混合经济中占据了主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