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

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李白和杜甫：一、思想：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

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风格：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

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擅长的体裁：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

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

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

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

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

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

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

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

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

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

"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

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

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

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

"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

""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

那真是皮相的见解。

"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

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

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

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

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

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

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

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

"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

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

"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

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

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

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

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

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

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

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

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八十年代以前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

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

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

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

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

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

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

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

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

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

"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

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

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

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

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

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