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2050年中国可真正成为发达国家

邱震海：2050年中国可真正成为发达国家
2012年08月21日 09:43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走入到一个攻坚的阶段，这其中所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也有不少人为此所开出的药方，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将会往什么地方走，中国的改革开放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凤凰卫视8月20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任韧：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走入到一个攻坚的阶段，这其中所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也有不少人为此所开出的药方，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将会往什么地方走，我们继续请邱震海先生来解读，邱先生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加快市场经济改革和执政党转型
邱震海：刚才第一部分我讲到我们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其实无论是1979年还是1992年，我们都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这个不归之路终极方向非常明确，就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一个全民的共同富裕，同时这背后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法制，成熟独立健全的一个法制，所以这个我认为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当然我们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有成绩也有问题，所以之前我在这里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观点。

我说今天我们看到两个中国，当然这两个中国不是两个关系两个中国，而是说一个中国是大成绩的中国，我们看过去三十几年还是过去二十年曾经非常巨大，另外一个问题在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产生了很多巨大的问题，当然后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所有这些重大的问题许多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前进而产生的，我们不能由于我们今天出现的问题而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停止乃至倒退，那就不行，只有继续加快改革才能解决我们现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问题。

那么后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到底如何来进行研判，我认为其实之前我在这里曾经好几次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观点，而且我也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我用的标题就是认真研究中国转型的深层规律，因为今天我认为我们也双重转型，一个是在从一个过去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我认为从1990年到2040年这个50年是中国波澜壮阔的40年，这不是革命的50年，这50年从1990年到2040年，这50年是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以前一直说中国85%的人口是农民，今天已经没有了，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达到将近50%，换句话说就叫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有将近一半是城镇，但是大量的农村人口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城市人口，这里面在
过去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在过去3亿农民进入城市，但是里面只有1.8亿的农村人口真正拥有城市户口，换句话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农民是处于城乡交界处，他在城市里面从事的大中城市所不可或缺的服务型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城市的身份。

所以这个波澜壮阔的50年，也许未来我们会快一点2030年，也许会慢一点2050年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那么这是一个转型，但这个转型坦率的讲在过去人类历史上都已经有过经验了，在美国尤其在欧洲，所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我说转型期的中国要扎扎实实的研究欧洲，这是第一个，这个我们是过去有先例可循的。

第二个转型坦率的讲是没有先例可循，就是我们正在非常迅速的从一个计划经济传统的可以说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向一个成熟发展的一个市场经济来发展，我们转的很快，但是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和学习，苏联已经倒了，这个模式已经完全被认为不成功了，原来西方的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加上一点社会成份的社会市场经济也好自主也好，我们也无法完全的界线，我们原来的计划经济形态还没有完全脱胎，但已经在运作方式上已经走向了市场经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问题之一就是以前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我认为市场经济有个四为一体，市场、政府、社会、法制，那我们过去往往以为市场经济只是市场只是经济，当然我们今年在市场的运作方式上当然在产品的生产等等销售方式上我们已经不再有政府所掌管了，这一部分政府已经退出了，但是政府依然掌控着对市场对经济项目的审批对市场巨大的掌控能力，如果说在过去二十年东亚模式经济成长的早期都是以政府的强力的推动强硬的驱动导致经济的早期成长，这是东亚经济的一种模式的话那么这种模式在我们市场经济搞了二十年之后，已经到了一个需要转型的时期了，关键问题我们现在不知道转型走向何方，所以这是一个纯粹的既是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

政府高度的介入市场，一方面导致了政府高度介入市场之后政府官员的腐败，以前我曾经讲过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关键我们要做到常在河边走也能不湿鞋，一字之差，就我们在中间能不能筑起一道堤坝，让政府退出市场或者部分的退出市场，让政府完成他原来的一些该有的一些功能，他应该承担一些原来的一些公共产品的功能，但是他又不完全介入市场，这个中间一道堤坝我们怎么给他筑好了，筑好的坦率的讲我们也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一大批干部我们看贪官许许多多在过去一念之差之前他都是能干的干部。

所以到那么多的能干的干部前赴后继的进入了贪官行列，我们一方面当然要加强反贪，但另一方面确确实实要想一想我们的政府高度介入市场介入经济的模式是不是需要转型的时候了，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过去许多人无论他是自由派的还是偏左的提出了各种这样那样的药方，自由派的人认为一定需要往自由派的方向发展，左派认为一定要继续管控，加强政府权利加强舆论加强高度维稳的情况去发展，我认为其实我还是提出一个，我们今天开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药方，但是我们要看看药方里面的药力跟我们这个病症的病例是不是
相吻合，假如说我们的药力跟病例不相吻合的话，还是我原来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也许能够解除阵痛一时，但是我们不能消除病症永久，因为他的药力跟病例本来就错的。

比如说还有一个问题，当过去我们许多的人士无论是这样那样各种派的人士，尤其是一些偏左的偏保守的一些朋友们提出的一些红的概念，那我认为其实也许在今天转型过程当中今天中国的执政党一方面在领导波澜壮阔的改革和转型的事业，但另一方面确实由于政府高度介入市场，所以导致了许许多多鱼目混珠的现象，官场勾结的现象，所以原来革命时代的执政党的精神气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所消逝，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当然有好多种办法，现在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办法是通过党建的办法，通过党内自我完善的方法，通过党内廉政的方法，包括某种程度返回原来革命时代的方法，去呼唤执政党以及渐行渐远的那种革命和精神气质，就是党和人民群众是像鱼肉之情一样的，这个我必须说是在某种程度上精神气质的互换，召回是有用的也是必须的。

但是同时我们要看今天中国的执政党他面临的社会基础跟执政党当年获得权利之前或
者获得权利之初他的社会基础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执政党在过去获得权利之前他的目标是要建立推翻剥削阶级，要建立完全的社会的公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古典的目标，同时他的方式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获得政权，所以在获得政权的早期他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继续维持政权，同时维护的是没有剥削阶级没有任何的私有制，仅仅只有国家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那套经济模式，但是无论从1979年，尤其从1992年之后，当我们慢慢向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改革开放邓小平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管是资本主义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摸索，那么邓小平当年他没有解决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当市场经济在早年你可以不问新设新制，但到了晚期的时候或者中期成熟期的时候他必然会遇到跟当市场经济产生了那么多鱼目混珠你的政府的功能没
有改变，然后你的执政党原来的一些东西没有改变的话他会产生一些深层的理论困惑。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看，其实我们今天虽然公有制在我们的宪法上依然还是我们的主体地位，但在我们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当中应该说私有经济或者说民营经济私有制已经相当程度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私有经济相当程度上是从2006年的物权法公布之后相当程度已经越来越多的在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未来也是一个走的方向，那么从执政党方式来说他面临的社会基础就不一样，过去他的人民每个人都是无产阶级，所以他可以用暴力斗争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获得政权来完成他的统治，但今天绝大部分的人民都是非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的时候，所以他就必须要寻找一种和平的能够进行妥协的能够进行利益分配的方式来继续进行他的有效的统治。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到最后一方面我们今天中国出现了许多问题是要加强
市场经济的改革，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成四为一体的进程，现在我们只不过就困扰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在困扰，我告诉你有一天到我们把市场和政府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们还会遇到如何培育社会的问题，让社会独立成长起来，这样的话政府就可以躲在社会后边，从容的游刃有余的做很多事情，当我们把社会培育了完善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工作没有完成，就是我们还要培养
一个独立的法制，成熟健全的法制，如果没有社会没有法制这个市场经济永远不可能称为一个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们要求欧盟承认我们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当然欧盟他有偏见，没有承认，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真的是成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了吗？这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我认为当我们一方面在加快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当中。

完成这个四为一体成熟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理论问题，我今天提出来供大家思考，我认为其实执政党的转型某种程度也许在未来若干年应该一起提倡我们的议事程，他在执政的方式到他的目标，因为他的赖以生存赖以领导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他必须要增加一些元素，某种程度上要放弃一些元素，这样的话才能够我刚才说从1990年到2040年这50年是中国波澜壮阔的50年，我们双重转型，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型，同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这个执政党才能够继续领导波澜壮阔的五十年的伟大的进程，同时才能够适应这个伟大的进程，同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