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及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德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及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发表时间：2019-05-07T16:52:11.760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8月24期作者：曾佳

[导读] 智库在国家发展和思想市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尽管我国的智库发展迅猛，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智库类型、资金来源、人员构成方面分析了老牌智库建设国家德国的发展现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智库在国家发展和思想市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尽管我国的智库发展迅猛，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智库类型、资金来源、人员构成方面分析了老牌智库建设国家德国的发展现状，并且从运行机制、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生存环境、公共性方面的差异、政治体制导致的差异五个方面将中国和德国智库做了对比，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德国经验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德国智库；中德对比；智库建设

智库是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提供政策建议和政策咨询的机构，其发展依赖于充足的资金保障，其灵魂基于独立的研究立场，其活力在于开放的思想市场，其前途寄托于国家的发展进步。智库大多是非盈利的私营或公共组织，致力于考察与分析政策相关问题，并以出版物、报告、讲座和研讨会等形式产出研究成果。在大多数情况下，智库的目标受众是希望能够影响决策与舆论的人。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的影响下，新型智库开始涌现，德国也成为最早一批建立智库的国家之一，尽管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上与中国差异很大，但是两国的智库发展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百余年的发展之中也形成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特色和优势。

一、德国智库的现状

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8》显示，德国共有智库218家智库，居全球智库数量排名的第六位，其中一半以上的智库成立于1975年以后，只有不到10%的智库的历史可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或德意志帝国时期[1]。智库被称为继“政府、立法、新闻”之后的第四部门，在政府决策、政策取向、社会心理、公众舆论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2]。一些德国智库与各国政党关系密切，因此在各国都设立了办事处，与当地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具有国际化特征。

（一）德国智库的类型

德国智库通常被分为三种类型：学术型智库、拥护型智库和政党智库。学术型智库在德国占据主流，这类智库强调研究的独立性，即不希望政府影响研究的进程或结果，因此这些机构多是由研究人员进行管理而非政府官员，对研究结果的评估也采用同行评议制；拥护型智库往往由于希望对民意产生影响而并不保持中立，因此会根据自身机构的目的做出决策，其关注的焦点较多，可能是关于某一地区的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也可能是环境问题的某一专门议题；德国的政党智库由六个与政党有关的智库组成，基金会是其主要存在形式，政党建立政治基金会这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高民众的政治是素养和参与度，二是推广其政治纲领和价值观[3]。

（二）德国智库的资金来源

德国智库的经费可以依靠公司、个人、基金会等的资助和捐赠，但是社会大众期望智库能够与企业等利益集团保持距离，因此，德国政府财政资金直接支持的智库比例比较高，影响力也较大。有资料统计，德国75%以上的智库都接受政府公共资金的资助，另外约25%的智库完全依靠私人资金。对学术型智库的资助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1：1的比例均摊，其次才是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资助。德国采取的这种公共财政资金直接支持智库的运作机制既能够保证智库的独立性，使其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又能够保证智库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进行政策研究。

（三）德国智库的人员构成

德国智库的人员规模大于欧洲的平均水平，在56家已知详尽人员规模的智库中，13家的雇员人数超过100，15家的雇员人数在51-100人之间，仅有28家少于50人[4]。高标准的研究人员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多元化，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德国的智库研究人员大多拥有博士学位，研究主管则多由政府离任官员和知名学者承担。为了保证研究的独立性，激发研究人员的创造力，德国智库并不会给高级研究人员提供终身工作保障，这也是避免智库官僚化的有效手段。

二、中德智库的差异

决策者缺乏的并不是足够的信息存量规模，而是可靠、科学和权威知识的系统整合与理性解读。智库作为连接学术话语与政治议题之间的桥梁与中介，以偏好政策的理论研究为关注中心，而活动轨迹又相对独立于正式政治领域，因此其在政治生活不同圈层的沟通传导作用便凸显出来[5]。《全球智库报告2017》显示，中国智库以512家的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在“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中，中国有7家智库上榜，这也是中国社会智库首次进入百强榜单。

中国智库和德国智库在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等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和智库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德智库也表现出一些差异，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运行机制不同。中国智库的形成和运行机制大多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德国智库大多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其主要目的是影响舆论和公共决策，往往采取各种公开的手段来向公众和决策者传递策略和观点；二是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不同，中国智库往往是为政府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为决策者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德国智库则是政治沟通的工具，能疏导各方的利益表达，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依据，是公共决策的源头[6]；三是生存环境不同。中国的智库往往有政策性的约束，不能完全自主管理，在资金上受制于政府，资金和研究者的依附性直接影响了研究的独立性，使智库的研究受其所依赖的利益部门和领导的个人意志左右，有学者评论说“这种带有预设结论的研究与追求科学严谨客观、从事实出发求解问题答案的智库原则不符”[7]。德国的智库则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资金来源也较为多元，保证了研究的独立性；四是公共性不同。中国智库往往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浓重的官方色彩也容易导致提出的政策建议偏离现实和社会期望。作为公共产品，德国智库不仅仅是少数政治精英的幕僚集团，还很注重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为提高决策的公共性服务。五是政治体制导致的差异。我国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大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我国智库以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属型智库为主，呈现圈层结构，多数为从属于党政机构的智库，大多通过层级管道直接参与政策制定，承担政府委托的课题或运用内参输送观点，通过相关会议汇集政策观点、为决策者当面授课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德国虽然采用多党竞争制，但各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小，政见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呈向心性竞争态势，这一认同性的政治氛围，促使德国智库扮演着“社会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