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及改革开放

鲁迅的“拿来主义”与中国的“改

革开放”

喜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伟大成果,重温鲁迅的《拿来主义》,禁不住思绪万千。本文拟

从几方面谈谈笔者的体会。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以崇高的使命感、拳拳

的爱国心和敏锐的洞察力,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媚外求荣、欺世惑众的“送去主义”——卖国主义,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口号,在思想理论战线树立起了一面鲜艳的爱国

主义旗帜,解决了怎样对待人类文化遗产这一重大社会问题。

在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态度上,鲁迅先生认为,首先必须“拿来”,实行“拿来主义”。而“拿来主义”首先要“占有”,即“不管三七二十一, ‘拿来’!”要敢于去“拿来”；不能做“徘徊不敢进门”,不敢“拿”的“孱头”；不能做为“保存自己的清白”,而“放一把火烧光”的“昏蛋”。其次, “拿来主义者”要善于“挑选”,即会“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并“自己来拿”。对“抛给的东西要坚决抵制,对“抛来”的东西应一律拒绝。其关键在“拿来”之后,根据“拿来主义者” (国家、民族)的利益之所需,取舍自便——“弃去蹄毛,留其精粹” (鲁迅语)。其方法是：“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而决不是良莠不辨、兼收并蓄,做“欣欣然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的“废物”。第三,就是创新,推陈出新。这是“拿来主义”的目的,尤为重要。

回顾中国历史,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鲁迅独创的“拿来

主义”,不仅对研究前天的中国,指导昨天的中国有其可操作性,而且对今天的中国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并将对来来的中国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

其实, “拿来主义”这一概念,虽是鲁迅先生的独创,但并非是先生忽发奇想的产物,至少是作为革命家的鲁迅,总结了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古代史,近百年的近代史尤其是旧民主主

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之后提出的。

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也曾有过多次鲁迅式的“拿来”举措。而每一次“拿来”的实施,都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时的经济,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早有改革开放的措施,如实行郡县制, “书同文”、“车同轨”以

统一度量衡等；至于秦始皇派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这无疑是“走出去”的大动作,秦始皇的主观动机及此举的消极影响,本文不论。

汉代,张骞两次西域之行即是如此(诚然,武帝派张骞出使的原始意图是利用大月氏对

匈奴有报复之意,欲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第一次是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应募率众一百余人进发西域,中道被俘,囿居匈奴十余年,但他始终保留汉节,后终得机率众脱逃,历尽艰险东归,此次西行,客观上传播了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资料(见《史记?

大宛列传》)。第二次,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率将士三百人西进,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沟通了西域。汉与西域各族各国通道打开之后,东土与西域,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从此,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之间,联系日益密切。西域作物,如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又据新近考古发现,胡桃属中国原产)等，陆续向东土移植。此后的制糖技术、佛教、佛教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艺术等,也由中亚传经西域,再向东土传播,对汉代中国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中原地区的高超冶炼铸造技术、先进生产工具、精美工艺品等也源源不断传到西域各国。正是这种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频繁撞击交流,加速了东西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笔者认为,张骞通西域后的西汉社会,形成了自秦统一中国后第一次较大的开放局面。

唐代中国,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无疑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改革力度最强和开放

程度最大的时期。唐朝开国之初,国家建立和加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改革措施。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颁布“均田令”,实行“租庸调法”等。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改元贞观,李世民继位为太宗,他“以史为镜”,提出“贵民轻君,去奢省费,轻徭薄赋,运用廉吏”的主张,并广纳善听, “居高思坠”, “居安思危”。后经几代帝王苦心经营；到开元八年、九年,出现政局稳定、百姓乐业、经济繁荣的局面,使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关于唐代社会的对外开放,只要看看唐朝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即可见一斑。唐朝统治者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重视与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由于国力强盛,各国使臣、商

旅、僧人、学者不断来到中国,聚集唐都长安及洛阳等大中城市,使唐代中国成了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形成了“万国来朝”的局面。唐朝与朝鲜、旧本的交往: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派大批学生来唐留学。仅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一次归国的新罗(今朝鲜、韩国)留学生和其他人员多达一百零五人。唐玄宗亦派使臣经学家刑寿出使新罗,传播唐文化,使唐文化广泛渗透于新罗各领域,唐?白居易诗在朝鲜、韩国至今仍广为留传。朝鲜、韩国等城市、园林建筑现在还多少保持唐代遗风。如今朝鲜平壤练光亭上仍悬挂着用汉字书写的楹联：“长城一面溶溶水，大野东头点点山”。当时,日本也多次派大量留学生和十九次派遣唐使来中国。今日本国正仓院现存的中国唐代文物(如瓷器、法器、乐器等),即是唐代中国与日本广泛交流的历史见证。唐代中国方面,对中日文化交流贡献最大者当推鉴真和尚,他把戒律、建筑、雕塑、医学、书法等传到日本,尤其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唐代中国与南亚各国的交往主要是通过玄奘和义净来进行的。他们沟通了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地区的关系。玄奘西行游学,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归长安,从印度取回佛教经典六百五十七部；译出经论75部, 1335卷；并将旅途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记载了我国西部、中亚一百三十八个古国的山川、物产、宗教、风俗和政治经济情况。义净在唐高宗时出国留学,十余年后回到洛阳,取回经、律、论等四百部,与此同时印度等国僧人来中国译经,唐朝方面亦组织人学经、写经,在繁荣佛学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后来的中国经系书法。由于梵文随之传入中国,推进了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出现了许多音韵学著作。唐朝僧人守温还摹拟梵文的语音体系,择定了汉语三十个字母,使之成为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原始依据。

此外,唐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北非各国都有广泛的交往,互通友物,交流科学、文化信息,促进了亚、非社会的进步。

综上,不难看出,盛唐文化的形成,与唐代中国的统治者对外开放,大量“拿来”——引

进外来文化、宗教等密切相关。实言之,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部宗教文化(儒、佛、道教文化)史,而这种文化的形成自春秋战国至晋、唐,历经漫长岁月,谱写过许多精采篇章,但盛唐文化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最光辉的一页。

因此,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历史上任何一次卓有成效的改革,都必须以解放

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为目的,任何一次对外开放,都必须以相互交流为前提,亦即必须遵循

鲁迅先生所说的“礼尚往来”的仪节——既要“送去”“推进”别人,更要“拿来”营养自己，用以促进自己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兴旺。

二

鲁迅首倡的“拿来主义”之于中华民族,它是我们民族振兴、国家昌盛的法宝之一。以近代而论,孙中山之所以称之为民主革命的先躯,就因为他是拿起这个法宝、实施“拿来”的第一人。只不过“拿来主义”，这一概念由鲁迅先生来总结、诠释罢了。

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的开篇就指出：“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

别人也不许来”。正是清政府长期全方位恪守“闭关主义”,才造成中国极贫极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才导致帝国主列强竟相瓜分的恶果。为了拯救风雨飘摇的祖国、濒临灭种的民族,当时涌现了一批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鼓动家，他们在摒弃了康梁“保皇立宪”的主张之后,由邹容在《革命军》中喊出了根绝君主专制,开创“中华共和国”的口号,这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先声,这自然是在借鉴了西方的政体、国体之后提出的。然而,真正振臂一呼、率先扛起民主革命旗帜、“喊出‘振兴中华’口号”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却是孙中山,他无愧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31页),他为中国民主革命做了充分准备,在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孙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学习借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并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把旧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改造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是孙中山一生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飞跃,这是足可与天地并寿、日月同辉的又一丰功伟绩。孙中山在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方面,他的思想是开放的,也是一个合格的“拿来主义者”。正因为这样,才使他的思想通过一次次质的升华,使之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所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时说: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

的继承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31页。)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病态社会的痛苦依旧深沉,中华民族依旧痛苦不堪。如果究其辛亥革命的失败，决不是孙中山个人失误造成,而是资产阶级的本质所导至。

三

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这“民主”也是效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出的,也算一次“拿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也牵动了一群中国精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神经,他们把目光投向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人类思想智慧的精华,并以极大的热情学习、传播这一精华。这样在中国就迅速掀起了一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 “中国革命的面目才为之一新”,中国革命才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很快地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此而言,与其象过去所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倒不如说是中国一群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从俄国十月革命里“拿来”了马列主义这个人类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就拿起了这个武器,领导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之“的”,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可以说,没有中国一群先进人物当初“拿来”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便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便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便没有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如邓小平说: “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2页)。

四

新中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但也在摸萦中经过一些弯路和挫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人家在封锁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在作茧,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因此,邓小平同志早在1991年就谆谆告诫全党: “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我们。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视察上海时的谈话》)。在总结了我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党才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走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这样,随着沿海十多个城市的开放,外资大量引进, “三资”企业不断出现,外国先进技术的借鉴输入,一些大型重点工程技术实行国际招标,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大大加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步伐。

由此观之,鲁迅先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拿来主义”,对当今的改革开放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换言之,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62页)和《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讲话要点》等光辉文献,已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如何实行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作了博大精深的论述和详尽具体的诠释。

怎么拿?邓小平同志作了明确的回答: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2页。 )

显然，这次我们搞改革开放、敞开国门的“拿来”，和本世纪初的那一次“拿来”相比，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地。今天,我们的国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党早已“拿来”并牢牢掌握了马列主义，从而集中全党的智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军命和建设的实践使我们牢固地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所以，当代中国的“拿来”。决不再是“拿来”一个什么“主义”，而是为完善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拿国家民族之所需,拿国家民族之所用，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一句话，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在当代中国，我们更要说，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没有拿来的”，中国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自不能实现小康；“没有拿来的”，中国到下世纪中叶自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没有拿来的”，中国也就自不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早在六十年前，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曾充满自信地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56页)。六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毛泽东的英明预言已经实现：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起“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高举旗帜，带领我们迈向新时代。我们深信：在中华民族未来的宏图伟业中，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必将继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