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文学创作与《周易》研究之关系
钱钟书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钱锺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清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
钱锺书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
钱钟书这10句话，帮助你从文化角度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周易》！
钱钟书这10句话，帮助你从文化角度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周易》！一代学者，国学大师钱钟书得到很多人的推重。
有人说他是一位嫉恶如仇的人，但是在史无前例的某个时代，有很多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学者，自杀的自杀，冤死的冤死，而他却安然无恙？原来是因为他“深通易经，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该说的时候仗义执言、抨击揭露弊政，毫不留情；不该说的时候，闭紧嘴巴，就是请我说，我也不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唯有钱老先生没有“鸣”。
钱钟书头像，图片来自网络由于多种原因，钱钟书先生关于《周易》没有形成专著，只是在其巨著《管锥编》中有若干则札记，在其小说《围城》中对方鸿渐这个主人公的命名参考了《易经》的一些文字，让后代的读书人都想知道，博学鸿儒钱钟书先生究竟是怎么看《周易》的呢？近20年来，南山枰曾长时间以钱钟书先生为自己为学为文之偶像，今天从其代表性巨著《管锥编》中选出10句有关《周易》的论述，帮助大家更好地从文化的角度对《周易》这部书加深理解！1.“变易”与“不易”、“简易”，背出分训也；“不易”与“简易”，并行分训也。
“易一名而含三义”者，兼背出与并行之分训而同时合训也。
《系辞》下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变易之谓也；又云“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不易与简易之谓也。
足征三义之骖靳而非背驰矣。
然而经生滋惑焉。
(《管锥编》，第10页)[南山枰按：不易与简易，乃近义关系；变易与前两者，乃反义关系；简易-变易-不易，大概较接近逻辑上之“正-反-合”关系。
]2.《易》之象，义理寄宿之蘧庐也，乐饵以止过客之旅亭也；《诗》之喻，文情归宿之菟裘也，哭斯歌斯、聚骨肉之家室也。
倘视《易》之象如《诗》之喻，未尝不可摭我春华，拾其芳草。
(《管锥编》，第23页)[南山枰按：此处认为易学之象，乃义理表达之中介；读易，当得其意，忘其象耳！]3.《荀子·天论》：“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杨倞注：“顺人之情，以为文饰”。
（1）历代周易研究（下）
（1）历代周易研究（下）(五)清代易学清代是复兴汉易的时代。
清人解易著作十分丰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其中内容和倾向都很复杂。
清代易学主要有两派，一派以惠栋和张惠言为代表，倡导汉易。
一派以焦循为代表，力图会通百家。
惠栋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周易古义》等书，笃守汉易，不敢发挥，并且注重卦象的形成和变化，淡化《周易》的哲学价值。
张惠言则专攻虞翻易学，著有《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事》、《虞氏易言》等书，企图全面恢复虞氏易学。
焦循则不然，他一方面依汉人解易的精神，注重象数文字训诂，另一方面又独辟蹊径，以建立新的易学体系。
著有《易学三书》，即《易章句》、《易通释》和《易图略》，成为清代汉学易学的殿军。
对《河图》与八卦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康熙年间的学者江永研易从朱熹之说，在《河洛精蕴》一书中对《河图》与八卦关系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从总体倾向来看，清代易学缺乏对哲学问题的探讨，对易学哲学的建树甚少，理论思维很薄弱，是古代易学哲学的衰落时期。
(六)近现代易学20世纪初至70年代，《周易》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注重对《周易》经传文字的注释。
代表著作有沈竹初的《周易易解》、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和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
其中以高亨注释的《周易》水平最高。
他将经与传分开，认为经是卜筮之书，传是哲学著作。
不讲象数，并且将“元亨利贞”解为大祭和利于占问，不以为是四种德行，发前人之所未发。
第二，重视考证，并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周易》卦爻辞中的事件。
代表著作有：于省吾的《双剑讠多易经新证》，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余永梁的《易经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郭沫若的《周易之制作时代》、《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及《易系辞传观象制器的故事》，李镜池的《周易探源》，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屈万里的《周易卦爻辞中的习俗》。
《〈周易〉与中国文学》后记
《〈周易〉与中国文学》后记潘世秀;王志明【期刊名称】《兰州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1996(000)002【摘要】在《古今文论探胜》出版两年后,我们又向读者呈献出《〈周易〉与中国文学》这本小书,私心庆幸之余,又深感有关课题的探索任务还远未完成,前面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继续跋涉。
《周易》作为前科学,是科学和迷信的奇妙组合。
《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就在科学和迷信的杂糅中赋予中国文化以深远的影响。
《〈周易〉与中国文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的立项课题,正是立足于科学地研究《周易》,对《周易》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作一次历史的、全面的清理。
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在西方学者早已把《周易》的精髓用之于现代科技、西方文人早已在《周易》的启迪下对传统的思维模式作了彻底的变异进而使其文学、文化的发展在迥异于传统的轨道上迅猛飞腾,从而在现代科技发展的面前毫无馁色之时,我们既感慨西人之善用他山之石,又浩叹国人对《周易》作科学研究之不足。
我们的努力耕耘,正是试图从《周易》的思维特色与中国文学内在机制的关系这一特定侧面对《周易》作科学研究的一项探索。
奉献给读者的,只是这项探索的部分成果。
时机成熟时,我们将继续慷慨解囊,献出更多成果,以回报读者的厚爱。
【总页数】1页(P3-3)【作者】潘世秀;王志明【作者单位】[1]兰州大学;[2]兰州教育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21【相关文献】1.《周易》、出土《易》学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 [J], 郑晨寅2.编后记：现当代中国文学在海外——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J], 张西平;3.《周易》与中国文学研究综述 [J], 林晟彬4.《周易》之“道”——创造之道《<周易>与中国文学》系列之一 [J], 陈良运5.论《周易》的思维特色——《周易》与中国文学发微之一 [J], 潘世秀;王志明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论《周易》语言观及其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影响
论《周易》语言观及其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影响《周易》语言观及其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影响《周易》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被视为智慧和智慧的来源。
在中国古代史、诗歌、哲学、儒家文化以及文学等诸多领域，《周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其中，《周易》的语言观也是最重要的内容。
在《周易》中，用语语言观是至关重要的，它贯穿于全书的始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人合一”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两种语言观强调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们应当和自然和谐共处，不断自强不息，以达到完美的状态。
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文化道德观，并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
《周易》的语言观在古代文论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古代文论家们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并认为文学作品应当和自然和谐共处，它也反映了《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
他们强调要把文学作品做到精炼、集中、明快，使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文学艺术的魅力，这也是《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思想的体现。
古代文论中的“诗书之道”、“不拘格”“不拘形式”等思想也是受到《周易》的启发。
另外，《周易》的语言观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也有重大的影响。
古代文学创作者将《周易》的思想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以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感受，以诗句联和的方式表达“天人合一”的思想，或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语言观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思想，这也使得古代文学作品具有了更多的艺术魅力。
总而言之，《周易》的语言观对中国古代文论具有重大的影响，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古代文论家们的思想，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
它不仅使古代文论更加完善，而且也使文学作品更加精美。
近十年文学视野下《周易》研究述评
２０１９ 年 第 ４ 期
Ｎｏ．４，２０１９
了 文 学 以 及 绘 画 艺 术 等 方 方 面 面 。［３］ 秦欢在《从〈周易〉看 意 境 的 生 成》中 认 为，周 易
的象 思 维 逻 辑 分 为 三 个 步 骤：观 象、取 象、立 象。易 象与意境有着思维 上 的 一 致 性，共 通 的 特 点 是 他 们 都 取 材 于 自 然 ，与 主 体 情 志 融 而 为 一 ，并 且 在 情 感 与 内容上都有着多重性。［４］王志阳在《中国文化中 的 文 学与图像关系 新 论————以 〈周 易〉〈诗 经〉为 例》中 认 为 ，《周 易 》的 卦 象 决 定 了 卦 爻 辞 ，从 而 决 定 了 卦 爻 辞再阐释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传统便是 由图像产生语言和文辞并且决定文辞意义的再生和 接 受 过 程 ，进 一 步 而 言 ，这 便 是 古 代 文 学 中 重 视 形 象 的 文 学 传 统 。［５］
爻 辞 都 是 为 了 占 筮 之 用 。 《周 易 》中 的 “象 ”首 先 指 卦 爻划的“象”，其次 是 卦 爻 辞 中 通 过 语 言 描 绘 所 呈 现 出的“象”。无论是前 者 还 是 后 者，它 们 的 “象”都 是 表层意义上的，并 且 有 着 含 蓄 蕴 藉 的 特 点。 其 深 层 次的意义需要在占筮或进行文学解读时通过类比等 形 象 思 维 才 能 分 析 得 出 。 这 种 象 思 维 是 后 世 “意 境 ” “比 兴 ”论 的 滥 觞 。 “象 思 维 ”与 “意 境 ”等 文 学 概 念 有 着 不 同 点 ，“象 思 维 ”更 强 调 “立 象 以 尽 意 ”，“意 境 ”更 强 调 情 感 在 物 象 中 的 注 入 ，但 其 思 维 逻 辑 是 一 致 的 。
简述《周易》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简述《周易》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独立的理论体系，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历代中发展起来，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说是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重要影响力的一门研究理论。
其中，《周易》是古代文论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和现代社会发展中给文论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周易》为古代文论提供了一套观念体系。
它提供的深厚的内容和宏观视野，使古代文论以及其它学术领域受到极大的影响。
《周易》指出，“天地人三才，大有道理”。
它所提出的“三才”理论，以及它对天地间的关联性的阐释，都是古代文论研究的基础，并影响到其它学术领域。
同时，《周易》为古代文论提供了新的思想框架，如“八卦”概念，“六爻”图像，“天地象征”，“五行纲领”等等。
这些概念和理论为古代文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使古代文论得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其次，《周易》也激发了古代文论家们的思考，并有利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繁荣发展。
《周易》是一部神秘而复杂的学术著作，其中充满着复杂而抽象的概念，很多文论家纷纷研究它，认为它包含了宇宙万象、人物行动、诗词文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和思想，发现了它对中国文论的深刻影响，他们努力从这些深刻的思想中提炼出古代文论的精髓，使得古代文论思想得以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发挥。
最后，《周易》在中国文论的发展史上的影响还体现在，它是中国宋元明清四大文论学派的基础思想，也是中国近现代文论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它不仅是古代文论发展史上形成的十分简明而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也是中国文论宝库，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思想特征和文化发展。
综上所述，《周易》对古代文论具有巨大的影响。
它为古代文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念体系，激发了古代文论家们的思考，也影响了中国文论家们和现代社会的思想特征和文化发展，它的影响力一直深远地影响着中国文论的发展。
易经国学与文学研究探究易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易经国学与文学研究探究易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易经国学与文学研究：探究易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易经和国学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易经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通过对自然现象、人生命运和社会变革的观察，提供了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易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旨在揭示易经和国学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1. 易经的哲学思想易经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宇宙、人生、道德等方面的思考。
易经以“易”为名，意为事物的变易和变化。
易经的核心思想是“阴阳”和“五行”，通过对阴阳相互转化和五行相互制约的观察，揭示了世界万物的规律性和无常性。
2. 易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2.1 影响文学的主题和思想易经的核心理念是“阴阳互化、事物变易”，这种思想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学作品往往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探索人类意义和命运。
易经的“阴阳”理论赋予了文学作品更多的思考和深度，使得作者能够通过对阴阳交替、变易不定的描写，传达出更加细腻和丰富的主题和思想。
2.2 影响文学的艺术手法易经的变易思想也对文学的艺术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作品常常运用对比、转折、变化等手法，来揭示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易经的“阴阳互化、事物变易”的观念与文学的艺术手法相得益彰，使得文学作品更具有艺术感和表现力。
例如，明代文学家辜鸿铭的《东篱乐府》中，通过描写自然景观的变化与人生命运的对应，使得作品更加深刻和富有感染力。
3. 国学的研究与传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国学在对易经和文学的研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学倡导对古代文献的深入学习和理解，旨在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对易经与文学作品的研究，国学学者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读这些经典作品，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艺术的源泉。
4. 易经与文学的融合易经的影响和国学的研究，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论钱钟书文学创作与《周易》研究之关系摘要：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博通经史，深谙《易》理。
从《周易·渐》卦与《围城》结构、构思的互渗互证，到重视修辞的文艺批评，再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阐释，总体来看，钱钟书的文学创作与他对《周易》这部中华原典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钱钟书以自己一系列新颖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推进着易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为确立《周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钱钟书；周易；围城；修辞观；文化阐释钱钟书先生学通古今，自幼熟读经史，深得《易》理之精髓。
无论他创作小说《围城》时的文心独运，还是他有关语言修辞和理论阐释的文艺批评，以及他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文化解读，都与他对《周易》这部古老经典的深刻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周易·渐》卦与《围城》之关系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
书中主人公方鸿渐的名字出自《周易·渐》卦，这是大有深意的安排，当有某种文心与义理潜存于中。
小说里有方遯翁用《周易》为即将出世的长孙占卜吉凶的情节。
以此推测，其长子鸿渐出生时，方遯翁想必也少不了一番这样的思量，不然他就不会用“鸿渐”为儿子命名了。
《周易·渐》卦云：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此卦六爻的位象，生动展示出一只鸿雁不断寻找栖息处所的动态过程。
所以有研究者将此种爻象与《围城》的结构联系起来思考，寻求两者的对应关系。
如认为“鸿渐于干”（鸿雁飞向岸边），对应小说的第一章，指方鸿渐由欧洲坐船回国，并在香港短暂停靠；“鸿渐于磐”（鸿雁栖息于磐石之上），对应小说的第二章，指方鸿渐在上海的生活；“鸿渐于陆”（鸿雁飞到了山丘或山顶），对应小说三、四两章，言方鸿渐在老家和上海之间的往来；“鸿渐于木”（鸿雁落在树枝间），对应小说第五章，指方鸿渐穿越闵赣林区进入湘西的旅途；“鸿渐于陵”（鸿雁飞到丘陵地带），对应小说六、七两章，谓方鸿渐终于到达湘西背山小镇的情节；“鸿渐于陆”（鸿雁飞到了山顶），对应小说的八、九两章，指方鸿渐与孙柔嘉二人离开三闾经桂林到香港再回到上海的旅途，因从桂林到香港乘的是飞机，意味着道路更广阔高远。
不仅如此，研究者还进一步把《渐》卦每一爻的所有爻辞都与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完全对应起来。
比如，称九五“妇三岁不孕”“似可寓意汪太太和刘、范小姐等或遇人不淑或耽误了青春”等。
①由于这种对应研究过于机械、琐碎，难免有画地为牢之嫌，故有学者不以为然，甚至否定《周易》与《围城》之间有思想上的联系，认为《围城》围绕一个中心人物、以地点的变换来结构全篇的构思模式，应归结为作者对十六世纪中期以后流行于欧洲的“流浪汉小说”创作手法的借鉴。
但是，如果不过分的执着于《渐》卦爻辞与小说情节的机械对应，我们就会发现，《渐》卦的义理与《围城》主题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确实反映出作者文心的独特和寓意的深远。
关于《围城》主题的探索，不论是夏志清所谓“人生孤立与隔膜”，还是陈平原的“梦想局限”说，抑或是解志熙的“人生困境与存在勇气”论，均根源于对《围城》里几处具有解题性质的台词的解读。
一是储慎明曾言：“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
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结局。
”再则是苏小姐的发挥：“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
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②总之，如杨绛给电视剧《围城》题写的片头词所言：“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而关于《渐》卦，最早的易传《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
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
”以女子出嫁循礼渐行可获吉祥，来象征渐进方为君子处世之道的义理。
根据这种传统的解说，方遯翁对儿子方鸿渐寄予的是“有功”、“正邦”的愿境；但方鸿渐留学归国后工作、爱情、婚姻上的一次次失败，无疑是对这种愿境的一种绝妙的讽刺。
依照解经家把“渐进”作为《渐》卦主旨的解说，可以发现，从“干”到“磐”、到“陆”、到“木”、到“陵”、再到更高的“陆”，《渐》卦六爻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鸿雁由低到高的“渐进”过程，更是人不断发现新的目标和希望，不断追逐而又永不满足的生存境况的真实写照。
这与《围城》里人与城堡的比喻何其相近，正所谓一山望着一山高，每一个山头都是人自我建造的一座城堡，出城进城的困惑反映的是人无处可栖的焦虑和痛苦。
这种人生的困惑来自于梦想和现实的差距。
爱情的向往是美好的，而婚姻的现实却是残酷的。
方鸿渐婚后曾经感慨：“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
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
”③不论是人还是事，梦想中的“这一个”绝非是现实中的那一个。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钱钟书对《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一段著名评论：“当知木石因缘，徼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花红初无几日，月满不得连宵，好事徒成虚话，含饴还同嚼蜡。
”④宝黛之一往情深尚且如此，梦想和现实的乖违实在难以避免。
人无法于现实之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超凡脱俗乃是人类不可抗拒的希望和梦想。
所以储慎明说：“不管他鸟笼罢，围城罢，象我这样一切超脱的人是不怕围困的。
”⑤超脱的人才不怕围困，可作者“从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⑥多数人无法超脱于围城之外，于是得不到的欲望与得到后的失望之间没有间隙的交替轮回，遂成为芸芸众生的永恒之痛。
二、源于《周易·文言》的文学修辞观作为现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围城》的独特魅力不仅仅表现在它构思的精妙、意蕴的深邃，还得力于钱钟书匠心独运的遣词造句和奇巧新颖的精辟妙喻。
对文学表达和比喻修辞的重视是钱先生散文、小说等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修辞立其诚”是《周易·文言》里的一个传统文学理论命题，钱钟书对此命题进行了极富新意的阐发，以表达他的文学表达论和修辞观。
他说：文艺取材有虚实之分，而无真妄之别，此一事也。
所谓‘真妄’，果取决于世眼乎？抑取决于文艺之自身乎？使取决于世眼，则文艺所言，什九皆世眼所谓虚妄，无文艺可也……所谓‘不为无病呻吟’者即‘修辞立其诚’之说也；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盖必精于修词，方足立诚；非谓立诚以后，修词遂精。
舍修词而外，何由窥作者之诚伪乎？⑦钱钟书于传统文论强调作者心性修养和创作态度之外别开生面，转而强调修辞本身的价值，充分肯定文学语言表达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他所讲的“修词”，并不限于通常意义上的修辞格，而是泛指一般的文学表达。
当然，能达到某种特定效果的文学表达方式逐渐固定下来之后，它也就变成了一种修辞格。
如“比喻”就是钱先生十分重视的文学修辞格之一，他反复强调“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特点”，“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擅长”⑧。
钱钟书在对《周易正义》的研究中，生发出了他关于“比喻”修辞的两个核心观念。
第一，关于“比喻”的产生机制，他认为喻体与本体之间是非一非异、撮合相成。
在释《周易·睽》卦时，联系《周易·睽》卦的《彖》辞”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周易·革》卦的《彖》辞“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和《周易·咸》卦的《彖》辞“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钱钟书指出：“同类相感；然二女同居则同中之同，故反致睽乖。
”接着他又引《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论“和”与“同”之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⑨，由此他得出结论：“盖全同而至于‘一’，绝异而至于‘睽’，则不能‘感’，必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始可”。
钱先生这段有关《周易正义》的研究文字，虽然不是直接针对比喻修辞而发，却与他对比喻修辞产生机制的有关论述不谋而合。
他在《读〈拉奥孔〉》中说：“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
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
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
”⑩比喻的生成在于两者间既相似而实不同。
在阐释了比喻的产生机制之后，钱钟书还就本体、喻体的异同程度与比喻效果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他在《落日颂》里说：“我常想，每一种修词的技巧都有逻辑的根据……一个比喻就是割截的类比推理。
所比较的两桩事物中间，至少要有一点相合；否则，修词学上的比喻牵强，便是逻辑上的不伦不类。
”(11)他在《管锥编·全汉文卷二十二》中又云：“取譬有行媒之称，杂物成文，撮合语言眷属。
释书常言‘不即不离’，‘非一非异’，窃谓可以通于比喻之理”(12)。
论及的不仅仅是如何打比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打精彩的比方。
他说：“当然，比喻的好坏不尽是逻辑上的问题。
比喻不仅要有伦类并且要能贴切，一个有伦类而不贴切的比喻我们唤作散漫比喻……诗人心思锐敏，能见到‘貌异心同’的地方，抓住常人所看不到而想得懂的类似之点，创造新的比喻。
”(13)他又说：“所以佛经里讲‘分喻’，相比的东西只有‘多分’或‘少分’相类。
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
”(14)落实到文学创作中，他指出“夸饰以不可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诗之情味每与敷藻立喻之合乎事理成反比例”(15)，这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关于比喻的两柄与多边，他认为两者正起到了相反相辅以成的功能。
在对《周易正义·归妹》的解读中，钱钟书比较了《归妹》卦初九爻辞与《履》卦六三爻辞，他指出：“二卦拟象全同，而旨归适反。
《归妹》之于跛、眇，取之之意也，尚有憾尔；《履》之于跛、眇，弃之之意也，不无惜尔。
一抑而终扬，一扬而仍抑……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修词之学，亟宜拈示。
”他说：“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
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
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
”(16)这一命题在此提出后，复散见于《管锥编》的其他篇章中，成为钱先生论比喻修辞的核心观念。
立象以尽意，即用比喻来说明义理，是《周易》的一个显著特色。
《周易·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