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井红军医院(张子清、曾志)

小井红军医院解说词

小井红军医院，位于江西井冈山市茨坪镇西北面约6公里处。它是由原来的茅坪、大井两个医务所扩建而成的,最初取名为“红光医院”。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在原宁冈县茅坪村设立了一所简易的后方医院。1928年5月，毛泽东、朱德两支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在井冈山的大小五井，建立了取名叫“红军医院”的后方医院。医院分四个管理组：第一、二组设在大井村，第三组设在中井村，第四组设在小井村，院部设在中井村。曹镕任院长，肖光球任党代表,医务室主任段致忠,年底，曾志任党总支部书记。为了改善红军伤病员的医疗条件，同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红军官兵们纷纷将平时发的伙食尾子募捐出来，军民们自己动手，就地取材，曾志同志那时已怀孕七个月了，还挺着大肚子，和大家一起上山砍木头、背木头到小井村。1928年冬，在小井建成了这所红军“红光医院”,小井红军医院全采用木质结构，建筑面积为92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共有32间病房,是我军第一所正规医院。红光医院在1929年元月第三次反“会剿”中被国民党军队烧毁。1967年井冈山人民按历史原貌修复了小井红军医院。

由于敌军对井冈山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医院的医疗条件极差，医务人员和伤员们一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治好一批批伤病员重返前线：西药奇缺，医务人员就上山采掘金银花、鱼腥草、散血丹等草药煎熬给伤病员服用；缺少医疗器具，医务人员就地取材，用木头、竹子等制作成镊子、消毒盆、探针等器具；没有药棉，就将土布洗干净作药棉，一条纱布绷带用了洗、洗了又用，有时用上几十遍直至不能再用为止；没有手术刀，医生们就用盐水泡过的剃头刀、梭镖甚至切菜刀当手术刀使用，用小锯齿的木锯子当作骨锯来给伤员们做手术。在最困难的时候，一点消炎的药水都没有了，就用食盐水，甚至用石灰水给伤员消炎。红军师长张子清在一次战斗中，大腿负了重伤，住在小井医院期间，医务人员每天发给他一小包食盐洗伤口，可张师长每天只是用茶水洗一洗伤口，而把那一包包盐都藏在铺底下。当1928年底，根据地食盐已完全断绝，伤员们已没有一点食盐用的时候，他把所藏的那一包包食盐都捐给那些急需食盐洗伤口的重伤员使用，而他自己的伤口因没有很好消炎而感染溃烂，最后在井冈山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张师长献盐的动人事迹，至今还在

井冈山人民中传颂。

1928年10月以后，红军对敌作战十分频繁，红军的伤病员有时有五、六百人，最多的时候竟达八百人。医院住不下了，很多伤兵就安置在当地的群众家中医治。伤病员的生活极为艰苦，每人每天只有一角钱的柴菜油盐钱，天天吃红米饭、喝南瓜汤。尽管如此，他们在治疗期间依然坚持开会学习，关心前方的战斗形势，一些轻伤员还每天坚持为红军哨口削制竹钉，他们在医院里还开展各种文娱活动，用竹子自制笛子、胡琴等，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体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也十分关心伤病员们的生活，经常带着缴获来的战利品来看望他们，表示对伤病员们的亲切关怀和慰问。

1929年1月下旬，湘赣两省敌军调集十八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会剿”，红五军和王佐部在彭德怀、滕代远等指挥下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天夜里，敌军由宁冈县斜源村一游民带路绕道红军正面阵地偷袭了小井村。住在红军医院和群众家中的130多名重伤病员因来不及转移，落入敌军手中。敌军对红军伤病员严刑拷打，威逼伤病员说出红军主力的去向，伤病员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忠贞不屈、誓死如归。敌人未能达到目的，就把伤病员拖到小溪旁的稻田中用机枪扫射，红军伤病员全部英勇就义。英雄们倒下后，隐蔽在深山密林里的井冈山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的遗体掩埋在这块稻田中。这130多名英雄究竟叫什么名字，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解放后，根据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回忆，才得知吴鸿禄、李玉发、朱娥龙和邓颖发等20多名伤病员的名字，大部分则为无名英雄。

1951年井冈山，井冈山军民将烈士们的部分遗骨从小井迁到茨坪重新墓葬，并建造革命先烈纪念塔。1972年在小井原墓地建有烈士墓和烈士碑。1987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中国红军第四军医院旧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曾志

她，为了革命，将刚出生的儿子送了人；

她，身为高官，却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干了一辈子的护林员；

她，魂牵井冈，去世前就立下遗嘱，要将自己有骨灰埋在井冈山的一棵小树下，为小树做肥料……

曾志，湖南宜章人，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当时年仅17岁。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主要在后方留守工作，曾经担任过小井红军医院党总支书记。

建国后，曾志同志曾任广州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曾大姐一辈子无私奉献、高风亮节、受尽艰难和磨炼，她对井冈山有着特殊的感情。

1929年1月，因工作需要，曾志随着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当时曾大姐同她的第二任丈夫——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党代表蔡协民刚生下一个才26天的儿子，孩子不能随部队转移，就寄养在王佐部下的一个姓石的连长家，从此母子俩一别就是24年，但曾大姐一直惦念着这个井冈山留下的儿子。直到1951年中央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赴江西慰问时，托慰问团的闫宝航同志在井冈山找到了孩子的下落，孩子名叫石来发。

1952年春，石来发在广州拜见了亲生母亲。闲谈中，母亲试探了一下儿子的口气：“你是打算出来做工，还是留在家里种田？”石来发没读过书，吃了不少苦，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到“我要读书”。曾志就说：“都24岁了，再从一年级读起，恐怕不合适。”石来发就问：“您说我该做什么好呢？”曾志说：“去当工人”，石来发一听当工人，有点不愿意。他头一回进城，在他看来，当工人还不如回家种田。于是，他老老实实地告诉母亲：“我还是回去吧，家里有田、有山，还有老婆，我舍不得离开他们。”石来发讲的这些话是真的。因为抚养他的那位连长石李保，自1930年王佐在永新遇难后，便辞去了连长职务，跑回家来做生意。1936年这里的红军开始长征，整个井冈山根据地沦为白区，石李保也被土豪劣绅杀害。当时，石来发只有八岁，从那以后，他便寄人篱下，被“匪崽子”、“野种子”的恶语压得抬不起头。解放后，他的生命开始有了新的起点，娶了妻子，盖了房子，两口之家，吃穿不愁，虽不富裕，但已经感到很惬意，很满足了。长期在军队和地方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曾志很有修养，有经验，而且尊重别人，包括听取子女们的意见。她想：井冈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这面红旗，是千万个先烈的身躯树起来的。孩子生在井冈山，长在井冈山，扎根在井冈山，这实在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最后石来发还是回去当农民。孙子叫蔡接班，接过革命的班，在井冈山垦殖场放电影。曾孙叫蔡军，高中毕业入伍，后来还是第一个驾驶汽车进驻香港部队的战士，现已转业，安排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工作，还是开车。曾志的后代就是这样普普通通，没有享到前辈的福，也没有给过什么特殊待遇，扎根在井冈山。

曾志同志不仅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更是严于律己。1998年6月21日，曾志同志与世长辞，享年87岁。去世前，曾志给陶斯亮一个旧牛皮袋，袋上写着一行字：“我生命熄灭的交待。”里面是她老人家的一份遗嘱，遗嘱内容为：“死后不开追悼会；不

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里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打搅；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绝不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登消息，不要写简历生平。”据曾志同志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中组部四局李冬梅处长介绍，曾志同志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分钱遗产，所有工资收入一部分交了党费，一部分留作老干部活动经费。

按照曾大姐生前愿望，经江西省组安排，具体落实到由我们培训中心负责曾志同志骨灰的安放工作。经过选址，曾志同志的一部分骨灰最后就安放在小井红军烈士墓边的一个山包上，墓碑很简单，上面镌刻一行字“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几个字。这是她老人家对小井红军医院130多名死难烈士的怀念，她终于又回到了牺牲在井冈山的战友身边。

我想，这鲜活的事例就是对我们后人最好的教育。

曾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崇高的一生，让我们向她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