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任模式
中国传统美德诚信与信任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美德诚信与信任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美德观念，其中诚信与信任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
诚信是指言行一致、言出必行的品质，信任则是基于对他人言行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形成的一种信任关系。
本文将探讨中国传统美德诚信与信任的重要性，并从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个人层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一个人的根本品质。
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个人品质，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首先，诚信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稳固关系的基础。
只有诚实可靠的人才能培养出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信任又是人与人之间实现有效沟通和合作的基石。
其次，诚信对于个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诚实守信的人往往能够赢得他人的欣赏和认同，从而为个人争取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而缺乏诚信的人，则往往容易失去别人的信任和合作机会。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的快速传播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增加，个人诚信愈发重要。
一个具有诚信的个体不仅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还能够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
而失信的个人则可能面临名誉受损、失去信任和利益受限等不良后果。
二、社会层面诚信与信任在社会层面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
首先，在商业领域中，诚信是维护市场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只有商家守信用、信守承诺，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长久发展。
而消费者也更愿意选择那些信誉良好、信守诺言的商家进行交易。
其次，在社会关系中，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信任的形成需要时间和积累，而一旦信任被破坏，将会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例如，社会上的欺诈行为不仅损害了受害者的利益，也会削弱整个社会的信任度，并进一步导致人们的警惕心理增加，阻碍社会的发展进程。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诚信与信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一直强调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这源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诚信与信任观念。
建设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能够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与此同时，信任也是国家间合作和发展的基础。
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关系能够推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多领域的发展，为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传统文化对诚信的解释
传统文化对诚信的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重要的道德规范，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以下是关于诚信的几个主要方面的解释：1.诚：“诚”是指真实、诚实、真诚的态度。
在传统文化中，认为只有真诚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
同时，“诚”也是个人修养的重要方面，通过真诚的态度可以提升自我修养和品德。
2.信：“信”是指信用、信任、信誉等。
在传统文化中，信用是被高度赞扬的品质，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基础。
一个人只有守信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获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3.诚信：“诚信”是指真实、诚实、守信用的行为和态度。
在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个人和社会和谐相处的基础。
一个人只有诚实守信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同时也能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
4.诚信为本：“诚信为本”是指把诚信作为处世立身的原则和根本。
在传统文化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尊重，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因此，诚信是每个人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坚持诚信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
5.诚信立身：“诚信立身”是指通过诚实守信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地位。
在传统文化中，认为只有诚实守信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从而在社会上立足并获得成功。
因此，一个人应该始终坚持诚信原则，以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和地位。
6.诚信做事：“诚信做事”是指在做事情时应该遵守诚实守信的原则。
在传统文化中，认为只有诚实守信才能把事情做好，获得成功。
因此，一个人在做事情时应该始终遵守诚信原则，以获得更好的成果。
7.诚信待人：“诚信待人”是指对待他人应该真诚、诚实、守信用。
在传统文化中，认为只有真诚、诚实、守信用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因此，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时应该始终遵循诚信原则，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8.诚信兴业：“诚信兴业”是指只有坚持诚信才能使事业兴旺发达。
在传统文化中，认为只有诚实守信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成果。
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
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相互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成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基础。
社会信任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对他人的信任和信任度，社会规范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则和准则。
本文将会深入探讨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
一、社会信任对社会规范的影响社会信任可以促进社会规范的遵守。
在一个社会信任度高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互助、友好，社会规范得到更好的遵守和执行。
相反，在信任度低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疏离、冷漠，社会规范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和执行。
一个无法遵守社会规范的社会将无法维持正常的秩序，生产和生活的效率也会大大降低，社会负面效应也会越来越严重。
因此，社会信任对于社会规范的遵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规范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社会规范的执行能够增强社会信任度。
当一个社会的规范得到广泛遵守时，人们会更加相信他们与周围人们之间的交往和合作。
道德行为的遵守、对他人的尊重、公平正义等都能够提高社会信任度。
相反，当社会规范得不到有效的执行时，人们会对自己和周围人们的行为变得谨慎，甚至是怀疑和不信任。
三、如何提高提高社会信任度和社会规范执行力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政府部门应该制定更加严格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以此来保障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同时，也应该引导人们营造积极向上、充满信任的社会氛围。
个人行为的规范和道德的遵守也是保证社会信任度的重要因素，每个人都应该以诚信为本，营造和谐的社会风气。
四、结语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共同构成了人际交往中的基础，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没有社会信任，就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没有社会规范，就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搭建诚信交流的平台、加强对不道德行为的打击和处罚，是提高社会信任度和社会规范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让我们一起努力，营造美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诚信与社会信任基础
诚信与社会信任基础诚信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一种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它是社会交往的基础和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在现代社会中，诚信不仅仅关乎个人的名誉和信誉，更直接影响到社会整体的稳定和良性发展。
诚信的重要性诚信是社会信任的基础。
在商业活动中，如果各方都能信守承诺、诚实守信，那么商业合作就能顺利进行，形成良好的商业生态。
而在人际交往中，诚信也是相互间建立信任的前提。
只有彼此真诚相待、言行一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稳固。
此外，诚信还是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力量。
只有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更加公平，资源的分配才会更加合理。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信守承诺、诚实守信，那么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将会得到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改善。
诚信与社会信任诚信是社会信任的源泉。
一个诚实守信的个体往往能够赢得他人的信任，从而在社会中更容易获得支持和合作机会。
而社会信任则是整个社会运作的润滑剂，它减少了人们在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一个诚信建设良好的社会中，人们更愿意相互帮助、相互支持。
因为他们相信他人会恪守承诺，不会出尔反尔。
这种相互信任的氛围，可以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诚信建设的路径要建立诚信社会，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加强法治建设，健全法律体系，完善法律执行机制，让违法者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而形成诚信守法的氛围。
其次是加强教育引导，培养人们的诚信意识，让诚信理念深入人心。
此外，还需要加强社会监督，让不诚信行为无处遁形，让诚信者受到社会的尊重和鼓励。
诚信是社会的基石，社会信任是社会的纽带。
只有不断弘扬诚信精神，建设诚信社会，才能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让每个个体都能在信任与被信任中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
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一个诚信与社会信任共存共荣的美好社会。
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
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一、本文概述《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中国人信任关系的两个重要维度：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并深入分析了这两个维度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结构特征和表现形式。
文章通过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人信任关系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文章首先界定了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概念，并指出这两种信任类型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特殊信任主要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强关系，表现为对亲朋好友、熟人等特定对象的深厚信任；而普遍信任则更多地依赖于制度、法律等社会规范，表现为对陌生人或一般公众的普遍信任。
文章接着分析了这两种信任类型在中国社会中的分布状况和动态变化，探讨了它们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等因素的相互关系。
文章还重点探讨了影响中国人信任关系的多种因素，包括家庭背景、教育程度、职业身份、社会交往等个人因素，以及社会制度、法律法规、道德规范等社会因素。
通过对这些因素的综合分析，文章揭示了中国人信任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文章总结了中国人信任结构的特征和趋势，指出了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如何促进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协调发展，提高社会的整体信任水平，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也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展望，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国人信任关系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信任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历来受到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
在探讨中国人的信任结构与特征时，我们不得不提及“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的概念。
这两种信任形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形态和内涵，对于理解中国人的信任行为和社会交往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特殊信任，通常指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强关系上的信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家族和亲友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些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被赋予了高度的信任。
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
制度缺失
制度的缺失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去分析。就理论角度而言， 当前许多领域都存在制度的真空地带。就现实角度而言，虽然我 们不断推出新的制度，但是制度的实行情况则不令人满意。政策 可以商量，原则可以变通，是非界限模糊，衡量标准不定。制度 在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扭曲与缺失带来的是行为的越轨、思想价 值观念的混乱。最终，制度在人们心中失去神圣性，违背规范的 行为比比皆是。各种规范、制度的不完善又加重了信任危机的局 面，严重摧毁信任的根基。随着制度受到藐视，人们就把怀疑之 矛指向制定政策、规范的集团，对决策者和管理者产生不信任态 度，人们的信仰、信念很容易产生失落感和危机感，导致情绪低 落、态度消沉和信任危机。
利益调整
追求这个目标，要靠两个办法：一个是产权， 有恒产者有恒心。第二个手段是纪录。 加强利益关系的调节，着力解决贫富悬殊和非 理性致富手段盛行的问题。深化改革，加快发 展，才可能调整好利益格局，才可能从根本上 解决加进入专家系统的各级成员的可识别 性，即健全我们的评价系统。 因为可识别性是靠评价系统来获得的。为什么 要建立学历社会？证书是用来做什么的？是给 每个人贴一张标签。
四、中国社会信任的三种系统的破坏
货币系统 专家系统 人格系统
六、当前信任危机的成因
利益失衡 制度缺失 观念变迁
五、如何恢复社会信任
要建立某些制度来促进人们追求长期的效益 要增加社会上的可识别性 政府的作用 其他方法
信任的两种理论取向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 ）：简化机制论— —信任除了将复杂简化，还要将不确定性简化，要把 面对的很多潜在的伙伴简化为二元的结构。一类概括 为可信任的，一类概括为不可信任的，以此来决定与 前者合作而不与后者合作。简化机制没有帮助我们消 除风险，但是它帮助我们下定决心去决策，去行动。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结构论 ——一 个是人格信任，一个是系统信任。后者又包括货币系 统和专家系统。
社会学中的社会信任问题
社会学中的社会信任问题社会信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也是社会学领域中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
它关注的是一个社会中个体、群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社会信任被日益重视，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本文将探讨社会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以及解决方案。
一、社会信任的概念社会信任是个体在社会中对他人、组织、制度、价值等的信任程度。
它是一种基于价值、情感、道德以及经验等因素构建的信任关系，不仅仅是个人的内在性格，也是社会组织形成的基本因素之一。
社会信任通常包括诚信、守信、协作、共享等因素。
社会信任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关系，还是一个社会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它的强弱直接关系到社会团结、社会合作、政治稳定等方面，对社会的平稳发展、生态繁荣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1.文化因素文化对于社会信任的影响非常大。
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信仰文化，对于社会信任的产生和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比如，西方社会注重合作、信任，而中国社会重视信任和长期人际关系。
文化的差异给社会信任带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2.制度因素制度建设中是否公正、合理，是否能够为人们提供公平的判断平台，对社会信任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没有公正的制度，就意味着缺乏公正的法律法规，劣质的公共基础设施，缺少权利和义务对等，这些都会使社会信任受到严重破坏。
3.经济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社会信任的影响甚至超过其他因素。
在经济欣欣向荣的年头，社会信任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但在经济环境不佳时，人们之间的信任度往往会受到很大冲击。
当人们没有安全感时，就难以信任和支持他人。
4.教育因素教育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
在成功发展的国家，教育也必须是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为教育可以培养良好的人性、好的伦理道德，从而在社会中建立和平、竞争、公正的行为准则。
教育重视的应是人的道德规范，以及对个体的尊重。
中国的信任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这一点似乎已成为马克斯·韦伯、雷丁和福山等众多西方学者不谋而合的论断。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认为，中国人的不诚实导致了中国人彼此间典型的不信任。
雷丁在《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中国人只信任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他们对家人全然信任，对朋友和熟人则建立某种程度的相互依存感，这些体现了中国人浓厚的家族主义文化意识。
福山在《信任》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他认为，华人社会里的家族主义文化十分明显：在家族的圈子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感变得相当低，对外人的信任感太低。
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
他进而认为，一国社会信任度的高低与该国经济规模大小存有必然联系。
中国社会信任度的低下是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化公司转型的必然障碍，并使其时常上演创立、崛起、衰败的三部曲。
而与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对比分明的是，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由于存在较高的社会信任度，故而家族企业一般能较为顺利地建立起现代公司制度，并维持很大的规模。
西方学者的上述看法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在信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但仍然有失偏颇。
韦伯的观点之讹误在于，他仅根据以诚实为基础的信任之缺失就简单地认定中国社会中信任度的低下，却对中国以血缘和情感为基础的信任避而不谈。
福山对不同类型信任与企业发展及规模的关系之分析颇为深刻，然而，他却与雷丁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只根据中国人对外人（严格地说，应该是陌生人）不信任这一点就把中国认定为信任度低下的社会。
在我们看来，如果将传统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血缘、情感和习俗型信任丰富而制度型信任短缺的社会则可能更为准确与中肯。
而从经验观察角度透视，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着实颇为严重。
从这一点来看，韦伯、雷丁和福山等学者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论证依据是不恰当的。
如果我们的上述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重新搜寻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任度低下之原因就成为有待研究的论题。
如果从现代性角度加以解析，似能对此做出有一定说服力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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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任模式摘要：信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
研究信任、探索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构建一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信任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传统社会的信任模式既不是完全普遍主义，也不是完全特殊主义，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以血缘、亲缘为中心，以实用理性为内核，以差序、差等为结构，具有边界弹性和“两极性”的关系主义信任模式。
关键词：传统社会；信任模式；本土化西方学者在论述中国的传统信任模式以及信任对我国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时，往往将中国的传统信任模式归结为是血缘性、情感性、人格性的特殊主义信任（特殊主义信任是指以血缘、亲缘、地缘等先赋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展现信任倾向和信任行为的信任模式）区别于建立在信仰、业缘、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普遍信任。
特殊主义的信任总是与不信任相伴而生，即人们只信任“自家人”、“熟人”，而不信任“外人”、“陌生人”。
这种信任是狭隘而排他的，人们天生就把他人划分成了“局内人”和“局外人”，并且从根本上对这两种人采取不同的信任态度。
这种态度导致特殊信任模式下的信任半径狭小、信任关系单一、固定。
从这一概念出发，韦伯、汉密尔顿、福山、高伟定等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特殊主义信任的国家。
这种对中国社会人际信任的分析以及基于这一分析而做出对中国社会的判断，虽然在抽象层面上回答了我国传统社会的信任模式及其特征，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一回答遗漏了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几个核心词汇：关系、实用理性、“推”、整体性等，从而表现出一种静态性、偏颇性。
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社会人际的特殊主义信任的“特色”，下面我们将结合以上核心概念对我国传统的信任模式进行分析。
一、关系本位的信任架构在进行中西方社会人际信任对比和讨论彼此之间的差异时，很多西方学者都没有脱离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来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关系”以及由关系所产生的信任，没有对中西文化中关系的不同内涵及运作模式进行区分，从而导致了对中国社会人际信任的理解的偏差。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西方社会中“关系”的差异，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学者在其他领域或学科研究中早已提出并区分的相似概念，如桑普森提出两种源于自我与非我边界的性质不同的个体主义：“自足式自我的个体主义”是一种边界坚实、标记清晰、强调个人控制和排他性的自我概念；而“包容式个体主义”的边界是流变的，且标记含混，其所强调的是场域对个人的权利和控制以及包容的自我概念，这种自我的边界并不那么清晰坚实，但可以将他人纳人边界之内。
马库斯和北山在研究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立性自我”与“互赖性自我”的分析框架。
他们认为，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个体应是指以自我的特性与他人区别的、自主的实体，强调个体内在特征的完整性与唯一性，在此基础上表现出与他人的区别性与独立性。
它激励和推动个体去发展独特的自我潜能，表达个体特殊的需要和权利，展示个体与众不同的能力；而许多东方文化中具有保持个体之间相互依赖的机制，自我的特点在于与他人的相互依赖，东方人的“自我表征” 处于自我与某些特别的他人的之中。
因此，个体行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中才有意义。
中国学者杨中芳提出在“自我”范畴之内区分“个己”与“自己”，前者代表以个体身体作为自己与别人界限的标志的自我，后者则代表一种不但包括个体的身体实体，还包括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他人（即自己人）的自我。
借用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西方社会中的关系是独立个体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的状态是很单一的，有关系就是有关系，没关系就是没关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虽然人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交往而扩大，但这种扩大往往是自己亲自加人的结果，需要自己投人一项行动、一个团体或一个政党等。
而在中国却不同，中国社会的人际实质上是一个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交往主体两两之间的关系具有了一种复杂性、混合性，从而表现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 的感觉。
而这种混合性关系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人人际关系构建中的“拉”与“做”。
一些华人学者的研究提及了这种方式，如乔健总结了中国人建立和维持关系的6种方法:袭（承袭已有的关系资源）、认（主动与他人确认共同的关系基础）、拉（没有既有关系或既有关系太远时努力拉上）、钻（通过各种手段接近权威人物）、套（套交情、套近乎）;杨美惠发现人们主要采用三种方法来发展关系:请客、送礼、做人情。
这说明中国人可以通过自己也可以利用“拉”与“做” 的方式和没有关系的陌生人、更遥远的其他人进行，人们互相“拉”与“做”，结成了一个关系复杂的络。
正是这种“拉”与“做”的存在，使得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不再全然束缚于先赋性的血缘与地缘，从而具有了扩张的无限可能性。
因此，福山关于中国人际信任半径狭小的论述是不确切的。
我国的一些学者虽然认识到了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和西方社会中的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有些学者往往为了行文的方便而按西方一些主流学者的模式进行论述。
另外一些学者虽然对这两者之间的不同进行过阐述，但他们论述的重点是“这是中国人际信任的特点之一”，却没有注意到这种特点所带来的我国信任模式的“伸展”，即没有注意这一特点所带来的结构性的影响。
二、实用理性的信任内核如果说很多学者对于“拉”、“做”关系只是论述不充分的话，那么他们对于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实用理性”则可以用忽略来形容。
很多学者在论述中国人构建人际关系所持有的核心价值时，往往只注意到了中国是一个伦理道德的国家，认为在关系的延续和构建中，“人情”、“关系”、“道义”等等价值标准是主轴。
但笔者更认同（特别是在“拉”与“做”关系的过程中，因为“拉” 与“做”牵涉的往往是陌生人或遥远的他者）李泽厚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如果说，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原，那么，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它（实用理性）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一思想模式，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
这一观点被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明。
如彭泅清通过调查发现，中国人在人际信任构建中，相互信任的程度，并非取决于双方关系中所包含的先天的联结（如血亲关系）或后天的归属（如同学、同事关系），而主要取决于两人之间实质关系的好坏，这种实质关系的表现是利益。
杨国枢和黄光国等人从区分不同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关系中有一部分是利益交换和工具性的。
他们指出，中国人对家人讲责任原则、对熟人讲人情原则、对陌生人讲利害原则（虽然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阐明这种区分的不合理性，但其依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人信任关系的实用理性特征）;黄光国从同样的角度出发把人们交往的对象分为“家人、熟人、生人”，指出人们处理这三种关系的原则分别是：情感性关系、混合型关系和工具性关系。
由此，我们发现中国人的信任关系不是单纯的依靠“伦理”、“情义”等价值因素运作，同时，更应看到这一调查所难以呈现的东西一那就是伦理道德、人情之所以对亲人、熟人间的行为有框定作用，也是在于这种伦理道德具有分配资源、获取资源的能力。
一旦发现道德不能为自己的利益提供支撑时，人们就会经常性地抛弃它，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斗争以及家族矛盾可以给这一结论提供无数佐证。
因此中国人的信任关系的内核是实用理性，但这种实用理性没有表现为即时的物物等价交换，而是呈现为时间、空间、价值位移上的“报恩”、“礼尚往来”而已。
中国人这种深层的实用理性心理的存在，一方面促使人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断向外扩展自己的社会交往，另一方面导致在没有外在约束的条件下，中国人较容易为利益抛弃情义。
也正是因为这一文化，上述的“拉”、“做”关系的现象才会在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中国社会人际的信任边界才具有如此强大的延伸性，信任模式才会如此多样和灵活。
三、可“推”的信任特质之所以说杨国枢和黄光国把中国人际交往中的对象划为“家人、熟人、 生人”的方法不够合理，是因为这种划分方式同样把中国人的信任边界固定化了， 抹煞了中国文化中的另一重要特征一“推”。
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独 到而精辟。
其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我们的格局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 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 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
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基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 过去的、现在的和 未来的人物。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 “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
很多人都引述过这一段话， 但他们往往忘了费孝通接下来的话：“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 字。
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
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
”“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 是一条通路。
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
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 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任何国家的社会人际信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差序”“推”的意识尤为强大。
儒家构建社会的概念和命题具有微观和宏观、个别与一般相贯通或相统一的特点，即儒家不是通过对立面来建构社会， 过社会的融合面来建构社会。
可以说，正是“推”的文化理念及其运用， 的政治、社会、家庭及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不同于其他社会， 具有连续性和统一 性的特点。
如“家国天下”、“修齐治平”、“以德配天”等概念就是这样来的； 其次，这种“推”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没有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 的明确界限，只有复制与缩放的关系。
因此，中国社会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信 任有差别，但不是绝对的；中国社会的特殊主义信任与普遍主义信任有矛盾，但 两者是可以转化和互容的。
“推”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之一， 其与差序格局的关系可以说 互为因果。
如果我们放弃这一概念仅谈差序结构，忽略文化对社会的反作用力， 必将给人以无源之水的感觉。
笔者认为，正是两者的共同作用，影响了中国的信 任边界，使中国的信任模式具有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四、整体性或混合性的信任形式 际上，只要加以理性思考, 的，但在中国文化中，具体与抽象、理论与实践、 而是通 使中国很多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都发现，中西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质及 发展路向。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文化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 讲究天人 合一、阴阳和谐；西方文化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通过人与自然、人与天、 思维与身体的种种对立造就人对外界的探索。
逗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现，如 我国传统的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个基本元素，可以对应为人 体内脏中的“肺、肝、肾、心、脾”，人的情感中的“忧、怒、惧、喜、思”乃 至道德行为的“仁、义、礼、智、信”，五行不仅反映了自然之理，同时也反映 社会、人事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